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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荀子的“先王观”

2020-07-20王晓真

人文天下 2020年11期
关键词:先王荀子

王晓真

荀子是“中国古代思想的综合者”,荀子的“先王”思想是中国传统思想文化所独有的思维模式,其特色在于对历史的朴素性还原。“先王”意识根植于中国独特的古代社会史,起源于殷周时期,尤其与周代先王观念的改革存在特殊关系。荀子把先王观的根本内核归结为“礼义”,以“先王制礼”分析了礼的起源问题,以“明分使群”揭示了礼“定分止争”的特质和功用。荀子持先王观,“法后王”实则荀子效法先王的一种途径和方式。荀子的先王观革新了孔孟“法先王”思想的道德属性,深化了儒学的政治性与可操作性。

荀学是对“百家之学”作出综合性、全面性反思而形成的,荀子的先王观更是对孔孟“法先王”思想的扬弃与创新。“先王”观念是中国古代社会史中十分特殊的问题,荀子以“先王”“后王”并重的方式践行他的“复古”宗旨,并“与时迁徙”地注入了新内容,表现出既“尊古”又“重今”的理论态度,适应了大一统中央集权时代的发展需要。

一、“先王”观念溯源

“先王”观念有浓厚的社会历史根源。殷周时期的先王观是先秦诸子百家先王意识的发端与来源,但殷周两代的先王观显著不同。殷代的先王觀是一元的,周代的先王观是二元的。侯外庐认为,这种分裂的先王观有社会层面的因素:周朝的“维新”之处体现在周文王的“作邦”和“肇国”,首次打破了城市与农村的混沌关系,建立了城市国家,而旧俗传统“实在是指没有破除氏族遗制,因袭了氏族同盟的古旧社会关系,束缚着古代社会的命脉”。因此,土地依然归氏族贵族所有,国民没有登上历史舞台,思想意识的生产始终是“国有”的,未走向民间。殷周两代皆重视对先王的信仰和追念,周代效法的先王有尧、禹、伯夷等,它对上古史诸多先王的效法是对殷代单一“法祖”意识的突破。周代对夏商周三朝更替的历史作出反思,引入了“德”的原则,周初的“德”蕴含较大的政治性,“德”的主要内容是敬天、尊祖、保民。可见,周代重视民意的诉求,认为敬天修德才是维护统治的关键。“德”的引入标志着周人理性思维的觉醒,表现出浓烈的人文精神,先王观也在周代得到了空前发展。

荀子对儒家传统学说的继承就在于他对先王思想的还原,这是一个曲折前进的演化过程,荀子对以往赋予先王的神秘性、情感性加以改造,将先王朴素化、真实化。荀子的先王观与周代存在特殊关系。首先,荀子提倡的“法后王”是法文王、周公,这是存在于周代铭文里的现实先王,在一些卜辞和青铜器中可考,而非存在争议性的上古神话传说中的先王。相比之下,周代先王真实地存在于历史中。其次,荀子所言之先王顺应历史环境的变迁既乘势又懂得分裂,这也符合周制的现实性。最后,荀子注重把握先王之道的“统”,并揭示了贯通古今的“统”为“礼义”,先王后王的一贯之处皆是“礼义”,由此确定的名分等级制度也与周制相合。荀子对儒学传统的理论模式作出修正,还原了历史先王,指引了通向政治实践的方向。

春秋战国时期的诸子百家把先王观抽象化、哲理化,赋予“先王之道”丰富的内涵,使其成为治理国家的政治范式和社会形态的最高理想。追溯殷周两代先王观念的演化发展,有助于理解荀子“法王说”立足时代现实、探索政治实践的价值旨归。

二、荀子先王观本质之阐发

荀子先王观的本质是“礼”,“礼”是上古先王和现实君王治理国家的根本原则和价值标准。荀子借托先王的名义,以论辩的方式探讨了“礼”的起源,并依附先王神圣合法性的特质,确立了“礼”作为最高政治、伦理道德纲领的无上地位。“礼”的主要作用显现于“群分”说,“群”指向社会组织,“分”指向阶级等级,以此建立相对稳定的社会关系来维护国家统治秩序。

(一)先王制礼

荀子认为“先王之道”的本质是“礼义”,“礼义”贯穿古今,效法先王就是效法礼制,且礼是先王所作,故应首先明确礼的起源问题。荀子认为,礼起源于人无尽的欲望,人们为了满足欲望而激烈争夺,必然导致社会秩序混乱,阻碍社会发展。“先王恶其乱也,故制礼义以分之,以养人之欲,给人之求。”(《荀子·礼论》,以下凡引《荀子》均只注篇名)礼起源于性恶,由性恶引出的争夺祸乱需要用礼来教化和规约。礼产生于对人性的改造,即“化性起伪”。这种对礼的见解是空前的,其落脚点是圣人制礼,先王始终代表着理想的最高权威,那么礼也就有了无上的神圣性与合理性。

先王在没有礼义辅助的情况下是如何制礼的呢?“天地者,生之本也;先祖者,类之本也;君师者,治之本也。”(《礼论》)天地“本”的意义不在于已经通晓了礼的价值性内涵,而是天地生化万物,人亦在其中。“君师”与“先王”同类,其作为礼之本的关键在于他们是治之本,实然还是圣人。先祖是祖类的本源,礼不能脱离天地、社会、人类而存在。先王超脱了对情欲、物欲的追求,并努力制定出一套治国安民的原则规范。荀子从“为”的角度指出礼是先王经过长期精心研究“积善”而成,此非一时之功。虽然先王和常人在本性上没有不同,他们都能“伪”,但由可能性转化为现实性的关键在于“愿不愿为”“肯不肯为”,先王能制礼成圣是自身主动所“积”的结果,也表明了奋发实践的重要性。

荀子对“先王制礼”的分析推演不是对礼法起源的一般论证,而是从理论上强调礼法存在的必然性和必要性。他以人性本恶为基点,倡导人们“化性起伪”,而改造人性需要礼法制度的规约指导,这样就必须制作一套完备的礼法标准,因此,看似逻辑化的理论程序也不过是为了诱导人民屈服于专制统治。社会生活需要一定的物质资料,可有限的物资并不能满足人们日益膨胀的欲求,所以要依照礼义规范施加限制。与此同时也要“养”,即在合理的范围内保证人们的生存所需。公正的“度量分界”既要满足又要限制欲望,故礼法对个体生命价值和社会稳固发展有绝对性效力。在荀子那里,礼起源于社会生活和天地之象的双重需要,成为调节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之间矛盾的媒介,象征着中国传统文化的雏形。

总之,礼义是圣人“化性起伪”而制的,此为荀子思想体系的理论基础。圣人比常人思考问题深入,由人性“可化”而改造恶的方面,故礼义产生、法度可制。普通民众通过后天的学习积累,遵守礼法的规范要求也可以改造恶性、克制欲望而“合于善”“归于治”。总之,荀子从调节“欲多物寡”矛盾的层面论证了礼法存在的必要性,又依附先王的神圣性、权威性为改造人性的过程提供了理想环境,归根到底是为了明确和宣扬社会等级制度的重要价值。

(二)明分使群

荀子据其人性论和天人观提出了一种关于人类文明和阶级制度起源的学说——明分使群。

礼的重要作用之一就是“分”。通过“分”,可以形成一套有序的等级系统,使得全体人民依据身份等级取用相应的政治权利和财富,以保证社会的和平安稳。“分”也就是“别”。荀子认为,人区别于动物最根本的特质在于人能“群”,“群”代表了社会性、组织性。人的力量并非大于所有动物,但却能驾驭万物,使之为我所用,原因是人能够聚集成一定的社会组织并依靠群体力量战胜自然、生存发展。同时,人之力量的施展发挥有赖于社会团体才得以实现,即“人之生,不能无群”(《富国》)。而人能群的基本条件就是“分”,“分”是礼的主要功能和本质属性,实质指代名分等级。根据人的身份来定“分”,身份又为宗法血缘关系所决定,以此来明确权利和财产的分配,也规定了政治经济上必须履行的义务。马克思对古代社会法的分析有助于进一步理解礼定“分”的意义:“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那部分人的利益,总是要把现状作为法律加以神圣化,并且要把习惯和传统对现状造成的各种限制,用法律固定下来。”礼就指代这种习惯和传统,并依托宗法血缘关系确立的身份制度对现状作出限制。

荀子对“分”的重视有现实的社会根源。战国时期,生产力迅猛发展,也进一步细化了社会分工,“士农工商”之间的界限越来越鲜明,各行业的人也具备了更专业化的职业技能,安守自己的本分,勤恳工作是社会和谐的关键。基于人类生存需求的多样化,也就必须有多元化、广泛性的行业方能满足。可是大多数人只能精通一技之长,从事一种职业,这就需要依据社会分工的原则将人们组织起来,实现互通与协作,以提高社会生活质量,即“离居不相待则穷,群而无分则争”(《富国》)。

但是,荀子社会分工的实质却是地缘政治里统治与被统治、剥削与被剥削的阶级关系。社会分工是人类社会生产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必然产物,带有明显的阶级性。在荀子看来,用“德”的君子和用“力”的小人之间从来不是平等的,小人需要辛勤劳作、发展农业生产以供君子享用,这就是假托分工的名义来粉饰剥削阶级的本真面目。可见,荀子通过社会组织、社会分工,试图确立一种新的政治伦常秩序。

春秋战国时期社会激烈动荡,宗法制血缘关系逐步解体,大一统地缘关系逐步建立,新兴统治阶级要把已经破坏了的宗法伦常秩序重构为巩固自身政权的新秩序。荀子便在继承孔子建构的“君臣、父子、兄弟、夫妇”系统中增添了新内容,并试图固定化、永恒化,认为它与天道相契合,是宇宙之常理。荀子对以往传统思想的继承和改造,彰显了儒家伦理学说发展的空前性,因此也就开启了此后两千余年的封建社会的所谓纲常名教。荀子对于社会等级秩序的重构,后经韩非子改造为“臣事君,子事父,妻事夫……此天下之常道也”,也影响了汉儒董仲舒的“三纲”思想,并一直束缚着下层人民的思想及生活,于一定程度上显现出儒法之间的贯通性。

三、荀子“法先王”与“法后王”思想解析

正如李泽厚所言:“荀子可说上承孔孟,下接易庸,旁收诸子,开启汉儒,是中国思想史从先秦到汉代的一个关键。”荀子继承了孔子“仁”的文化心理结构传统,只不过他更注重“由外而内”的群体秩序规范。战国末期,诸侯长期割据混战,生产力状况较前期有了明显进步,血缘管理逐步瓦解而地缘管理基本确立,统一为大势所趋,荀子结合时代环境,明确阐发了效法圣王的思想体系。

(一)“先王”“后王”并“法”

《荀子》一书中,称“先王”有14处,称“后王”有12处,荀子多用上古圣王的名号、事迹、政典等来论证其思想。可见,“先王”“后王”意识是荀子思维体系中难以割舍的情结。

荀子的历史观以“法后王”而为世人广泛流传,其实荀子既“法先王”又“法后王”,二者绝不矛盾,这不仅是对孔子思想的继承发展,也受战国末期时代环境变迁的影响。荀子的先王观正是在多种因素交杂的情境下产生的,以儒家为根本立场,试图统一各家,故侯外庐称荀学是“中国古代思想的综合者”。

对于荀子的“后王”所指,学术界长期存在争论,大体可分为三派:一是认为“后王,当今之王 ”“后王 ,近时之王也”,以唐代杨倞为代表;二是认为“后王”为三代圣王,又尤其推崇文武,代表人物如清代刘台拱、王念孙;三是认为荀子的“法后王”和孟子的“法先王”一致,“先王”“后王”因其具体划分标准的不同而表现出称谓上的差异,实则皆指尧、舜、禹、汤、文、武、周公等,此种看法以郭沫若为代表。笔者赞同第二种说法,认为荀子的“法后王”旨在效法三代之内的圣王,这从“道过三代谓之荡,法贰后王谓之不雅”(《王制》)中可明显看出。三代内的圣王相对五帝时期的尧、舜有先后之别,同时,周道又是荀子最赞赏的治国原则,荀子以审周道而知上世来贯通“先王”与“后王”,以此建立了二者之間的有效联系,也表明了荀子“先王”“后王”并重的历史态度。

至于荀子为何又将圣王作出“先王”“后王”之分,表面原因是要建立与思孟学派“法先王”的差异性,实则因为上世过于久远。荀子认为,“文久而息,节族久而绝,守法数之有司极而褫”(《非相》),故而尧舜等先王的事迹已经无从所知了,文献资料的缺失使得先王难以效法,只能通过审查周道贯通古今,以了解历史、指导当今。荀子诉诸“古今一度”的历史观,认为“以道观尽,古今一也,类不悖,虽久同理”(《不苟》),且“百王之无变,足以为道贯”(《天论》)。荀子重视“道”在历史与现实世界中的重要作用,认为“道”贯通古今,也必然统一了先王和后王。“先王之道”的具体规范原则因不可得而难以法,但“道”却是古今皆不变的根本价值观,只要把握了“道”“贯”“统”,自然就领略了“先王之本”,也必然影响“后王之制”。

(二)“察今”以“审古”

基于古今同“类”的逻辑论证方法,荀子提出了“以近知远”的思想,以通晓“先王”“后王”的有效联系。荀子继承发展了墨子“类”的概念,认为把握精通了当今社会的本质及需求,就可以推想上古氏族的文明史、社会史。“欲观千岁,则数今日;欲知亿万,则审一二。”(《非相》)这是一种类比、归纳、演绎的推理思想,由道家首创,而为后世的各家各派探究理论所用。有别于孟子“向前看”的思维模式,荀子顺应社会发展变革的潮流,开启了“向后看”的治世局面,也赋予了后王以宝贵价值。但“察今”的目的终归是指向“审古”,“法后王”只是为了更好地“法先王”,二者存在方法与理论、策略与价值的相互关系。荀子虽“先王”“后王”并重,但也有本末之别,他旨在通过“法后王”来“法先王”,这是一种手段,故荀子根本上还是持先王观。

因此,荀子的“复古”态度和立场是很明确的。如果认为荀子的“先王”“后王”思想是个混乱矛盾的理论体系,那就是没有理清效法先王与后王的关系。荀子是极其推崇周道的,周代的文王、武王、周公、成王、康王皆属于三代之内,只是在相对的时间关系上较晚,故先王和后王在本质上是一样的。

荀子之前的各家各派皆法先王,并表现出两种特质:一是依托“先王之道”为自己的思想学说提供合理性依据;二是他们效法的先王越来越古远。孔子从周、墨子推禹、孟子举尧舜、农家法神农……效法不同先王的原因在于他们并不是真的要效法先王,只是打着先王的旗号,宣传自己的政治主张,颇有“托古改制”的意味。这种追溯更加古远先王的趋向,就在于越古的先王事迹越模糊,距离现实也越远,文献资料流传得越少,便能够任意捏造阐发来欺骗世人。同时,中国长久以来传统的崇古情结赋予了先王至高无上的地位,先王无所不能,且无论在道德上还是政治实践中都是完美的典范。人们的先王崇拜观念一直蕴藏着越古老越神圣的心理意识,这无疑会给先秦诸子一种思维暗示,即把自身的政治主张与先王建立联系,以此增加思想学说的权威性。

总之,荀子的“法先王”与“法后王”既传承历史又面向现实,甚至引导未来。荀子明确了“道”法先王、“法”法后王的理论实践模式。表面上,荀子不离先王之法,但实际上已经加入了大量适应新时代变革需要的新思想,是崇古与维新的统一。荀子以继承先王的事业为理想追求,深入探索“先王之道”的本质,唤醒了世人对历史传统的重视,并逐渐发展为一种浓烈的历史文化信仰,先王作为人生价值的终极信仰也就有了形而上的意蕴,从而为中国思想文明的发展注入了积极因素。

结语

荀子的先王观发端于殷周时期的先王思想,并对其加以改造,指出“先王之道”的本质是“礼”,“法先王”的主要内容即是效法“礼制”,通过“礼”划分的等级名分制度来确定权利和财产的分配,进而确立和巩固地缘大一统的社会图景。荀子既“法先王”又“法后王”,搭建了历史通向现实的桥梁。荀子以“先王”“后王”并重的方式重建了价值旨趣与具体措施合一的政治理论结构,看到了社会历史演进的共性与延续性,表现出浓重的崇古情结和强烈的现实主义入世精神,对当今社会发展具有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责任编辑:张  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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