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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成立以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创新机制研究

2020-11-02孔巧晨

创新 2020年5期
关键词:理论创新动力机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孔巧晨

[摘 要]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创新的实现源自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实践,探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创新机制,对于新时代如何更好地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创新机制在遵循思想理论发展规律的基础上,主要包括动力机制、产生机制、普及机制和保障机制。

[关键词]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创新;动力机制;产生机制;普及机制;保障机制

[中图分类号] A8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8616(2020)05-0037-008

自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在中国落地生根、欣欣向荣,直至成为立党立国的根本指导思想,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取得了伟大胜利。马克思主义源生异国而指导中国实践,那么实现马克思主义的本土化即中国化,就是其发挥指导实践作用的必然要求。我国的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的发展实践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创新提供了丰富素材和创新契机,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形态的试验场,在传承与发展、守正与创新的过程中丰富着马克思主义的存在样态,推动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不断发展。“我们要坚持用马克思主义观察时代、解读时代、引领时代,用鲜活丰富的当代中国实践来推动马克思主义发展。”[1]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进入到新时代的今天,回头审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创新进程,探究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创新机制,对于新时代如何提升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创新的新境界具有重要意义。

所谓机制,指的是系统内相关要素的结构关系和作用方式,一旦形成便具有成熟性、稳定性、自觉性等特点。结合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展过程,依据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构成要素之间的结构和作用方式,清晰可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形成轨迹主要包括动力机制、产生机制、普及机制和保障机制。

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创新的动力机制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创新属于上层建筑范畴,既有真理认知的自发性,也有本土化的自觉性,其动力机制解决的就是“为什么”的问题。

(一)真理的发展需要是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创新的内生动力

马克思主义哲学认识论认为,人类的两大基本活动是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认识世界的目的是追求真理,这是人类活动的基本原则之一。真理是对客观事物发展规律的正确反映,但由于客观历史条件的限制,无论是在广度还是在深度上,认知不可能穷尽客观世界的全方面、全过程和全层次,所以真理具有近似的、不完善的性质,有待于发展和深化。正如恩格斯所说:“认识就其本性而言,或者对漫长的世代系列来说是相对的而且必然是逐步趋于完善的。”[2]这是真理发展的内部规律,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创新的内生动力。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创新是对中国革命和建设的经验总结,是对中国共产党执政规律的探寻,是对社会主义发展规律的探索,是对发展中国家如何成为现代化国家发展道路的试炼,这种探索本就内含理论创新的意蕴。苏联模式不是社会主义国家建设的唯一模式;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是可以耦合的;党的建设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大局中起决定性作用;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些都是根据我国的发展实际,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原理所总结出的对国家发展和中国共产党执政规律的真理性认知。在对规律的真理性认识的过程中,虽然这种认知并不是完整的,是尚待被深入和完善的,但是总会有一些认知被实践证明是正确的因此继承保留下来,使得我们对绝对真理的认识又前进了一步。这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创新的内生动力机制。

(二)指导实践的需要是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创新的外部推力

理论创新的目的不在于理论本身,而在于指导实践。“实践高于(理论的)认识,因为它不仅具有普遍性的品格,而且还具有直接现实性的品格。”[3]实践不是盲目的,是需要一种理论来指导的,就像大海航行的轮船需要指南针一样。实践的主体是人,而人是有思想、信念和信仰的,抱有怎样的思想、信念和信仰就会实施相应的行为和活动。作为更大的群体,对于组织、社会、政府和国家来说,更需要一种集体认同的共同思想来凝聚、引领,这就是国家的指导思想。而这种思想并不是将个人思想简单相加,而是遵循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发展规律,经过复杂的思维活动提炼而成。因此,无论是作为指导个人的实践,还是作为指导国家整体的实践,都需要一种以理论作为前提的规定性,保证个人和国家朝着正确的方向前进。正所谓“新的社会思想和理论所以产生,正是因为它们是社会所必需的,因为没有它们那种组织工作、动员工作和改造工作,就不可能解决社会物质生活发展中的已经成熟的任务”[4]。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在很多领域我们不断进行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创新,这是新中国的伟大实践所需要的。作为一个具有超长历史发展纵深、超大幅员国土面积、超大数量人口规模、超常复杂民族结构、超大规模经济体量的社会主义国家,我们要顺利实现每一阶段的发展目标都没有现成的成功经验可循。无论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的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和探索,抑或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确立和发展,还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在不同的发展阶段都需要确立与时代同步、与国情适应的发展目标,树立发展理念,明晰发展战略,规划发展步骤,做好发展保障,这些理论的系统集成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创新的持续体现。伟大的目标需要伟大的实践去实现,伟大的实践需要伟大的理论为指引,实践的需要、发展的需要始终是推动理论创新的根本动力。

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创新的产生机制

一种理论是如何产生的,我们要讲清楚理论的产生根源、理论的现实形成方式和理论的价值维度。

(一)坚持理论与实践相结合

任何理论创新都是实践基础上的创新,理论自身固有的品质和现实的实践基础是理论创新实现的基本条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创新是在马克思主义和中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过程中实现的。

坚持是发展的基础和前提,发展是坚持的条件和体现,只有在实践基础上的发展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坚持,只有在坚持前提下的发展才是正确的发展。坚持马克思主义就是用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原理和方法论原则去指导中国的发展实践,在发展实践中不断验证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和准确性,从而实现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具体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创新不是对马克思主义的背离和否定,而是将马克思主义融合进中国特色的独特实践。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创新通过对时代主题和中国问题的洞悉来表现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价值,这是统摄理论维度和实践维度来佐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创新的深刻意蕴,也体现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问题精度和时空厚度。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创新内含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真理元素和科学精神,拓展了马克思主义具体时间、具体空间、具体民族和具体问题上的生长空间,实现了对马克思主义的守正与创新。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创新皆是立足于中国具体实践,包括我们历史传承下来的,例如我们的文化;也包括当下正在发生着的,例如我们的生活方式和生产方式;还包括对未来发展所预期的,例如我们要实现的现代化目标。因此,我们的理论创新一直在路上。实践不停,创新不止。“可以说,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发展历史,就是我们党基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创新史,创新使马克思主义容纳了‘中国基因,因而获得了愈加强大的真理力量;创新使马克思主义注入了‘时代特质,因而历久弥新。”[5]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对于发展、建设和改革,我们一直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用马克思主义的原理和方法去寻找解决问题的途径和答案,这种自觉应用反映了国家发展目标、改革现实诉求和马克思主义原则的高度吻合,从而最终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创新从顶层理念到微观实践的现实性推进。

(二)坚持领袖智慧与人民群众智慧相结合

“每一个社会时代都需要有自己的伟大人物,如果没有这样的人物,它就要把他们创造出来。”[6]马克思主义从来不否认历史人物的巨大贡献,尤其是在一些社会历史条件的创造和个别社会历史面貌的改造上,他们确实发挥着无可替代的作用,但归根究底还是全民族人民智慧创造的结晶。从形式上来看,理论创新是由知识精英,特别是政治领袖来完成的。这是因为理论创新是艰辛的、复杂的思想创造活动,以政治领袖为代表的知识精英具备高度的历史责任感、丰富的实践经验、开阔的视野、深厚的理论素养,因而他们较普通理论工作者有着更强的理论创新能力。回顾历史我们发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创新离不开无产阶级革命领袖的思想探索、实践总结和理论创造,他们的理论创造能力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创新能够实现的重要前提,离开了这一条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时代进程会变慢,甚至发生重要转变。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创新的很多成果,例如“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都是以领导人的名字来命名,这就是对其做出的巨大理论贡献的明确肯定。

理论创新的源泉是人民群众的创造实践。在我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过程中,许多做法都是由人民群众首先创造的,再由知识精英加以提炼改造,上升为文件条文甚至国家决策,这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创新的主要来源。这些萌芽式的实践创新为理论创新提供载体和样本,在从具体上升到抽象的过程中明确其方向和意义,最终形成理论创新的标准文本而放之四海。理论创新始终来源于广大人民群众的实践,再回到实践中去检验和论证,“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7]11人民群众丰富的创新实践不断为领袖提供理论创新的内容和素材,在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过程中实现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创新,这种互动机制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创新的典型产生机制。

(三)坚持民族性与国际性相结合

《共产党宣言》最后写道:“无产者在这个革命中失去的只是锁链。他们获得的将是整个世界。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7]435马克思主义在诞生之初就是为全世界所有无产者而代言,代表了全世界无产者的利益,具有国际性特点。同时,在各个民族和地区,马克思主义通过与具体国情相结合,形成了不同民族的马克思主义。可以说马克思主义的继承和发展本身就内含了民族性和国际性的统一,这不仅拓宽了马克思主义的生存发展空间,更为其注入了新的生机活力,使得马克思主义始终生机勃勃。

马克思主义是国际性的学说,揭示了自然、社会和人类思维发展的普遍规律,是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历史的发展一再证明其科学性和准确性,使得其能够超越并领先于历史时代的发展,真正作为一种国际性学说积极影响并改变着整个世界的发展进程。但同时,马克思主义的真正实现又是具体的和实践的。马克思主义只有带着鲜明的民族特征、民族风格和民族气派,依托于本民族的历史文化积淀和民族实践发展,才能真正实现马克思主义的民族化[8]。因此,一方面,马克思主义的世界性必须在民族性中得到实现和发展;另一方面,只有实现马克思主义的民族化才是真正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创新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实践的理论结晶。以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为典范的理论创新正是将马克思主义的世界性与本民族历史的、具体的、实际的相结合而产生的本土化结果,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始源性意义的同时,在开拓创新中不断验证着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和真理性,不断指导实践并获得新的胜利。

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创新的普及机制

理论普及是理论创新的前提和条件,只有在理论普及中才能更好地促进理论创新。通常来说,理论的普及是自上而下的过程,在普及过程中的反馈反过来也会不断地促进新的理论创新。

(一)理论研究工作者的学术研究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创新的主要形式

理论创新是复杂的思维活动。一般来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创新的成熟样态首先是由政治领袖提出理论文本,再由广大的理论工作者从学理上给予注解和论证,为理论的科学性和真理性提供有说服力的论证。在这個理论普及的过程中,广大的理论工作者承担的是双重责任。在理论界学术圈,他们从专业的不同角度出发,遵循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规律进行理论研究,吸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创新对他们来说是自发自觉,而对普通大众来说,他们是最新理论成果大众化的宣讲团。这种理论普及相比较理论研究来说,并不见得轻松。面对普通大众的专业化水平不够高,文化素质参差不齐的现状,如何把深奥的理论和生活中鲜活的案例相结合,再用喜闻乐见的语言方式表达出来,同样需要理论普及方式方法的创新。正所谓在创新中普及,在普及中创新。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就提出:“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应该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从我国改革发展的实践中挖掘新材料、发现新问题、提出新观点、构建新理论,提炼出有学理性的新理论,概括出有规律性的新实践。”[9]

我国的理论工作者数量众多,包括党政军科研机构工作人员、社科院科研人员、高校教师和党校教师等几大群体,他们在哲学社会科学领域进行学术研究和理论探讨,通过课题研究、举办研讨会、征文活动和理论宣讲活动等方式进行完善性、发展性、阐释性、开创性、推进性和整合性的理论创新,其中许多观点还被直接或间接吸纳进理论体系。这些研究不仅为党的理论创新提供了强有力的学术支撑,同时也对构建新时代的中国话语体系夯基垒台。据中国知网数据统计,截至2020年2月1日,研究“毛泽东思想”的文章为6724篇,研究“邓小平理论”的文章为10240篇,研究“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文章为10321篇,研究“科学发展观”的文章为46281篇,以“习近平”为关键词的文章为35635篇。尤其是在党代会召开等重要年份,更是掀起理论成果研究的高潮。理论工作者从各自专业的角度出发,阐释理论创新的来源、发展过程和未来愿景;阐释理论创新的内涵、逻辑架构和实现方式;阐释理论创新的必然性、可能性、科学性和真理性;阐释理论创新同其他理论成果的继承和发展。广大的理论研究工作者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现理论创新的主力军。

(二)重大事件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创新的机会飞跃

所谓重大事件,是指那些在一定社会历史条件下,某一社会实践领域所发生的具有重要历史意义和重大影响力的事件。这种事件分为正面事件和负面事件两类,如果应对及时、处理得当,都会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现理论创新的有利契机。重大事件往往能够把最重要、最尖锐、最迫切的问题以最直接的方式摆在人们面前,或有重大历史意义,或发生重大群体性事件,从而引发广大影响关注。此类事件往往会使多领域、长时间存在的问题和矛盾集中爆发,在处理应对的过程中,往往会催生出新的解决路径,会为以前想解决而没有解决的问题创造历史条件,从而开拓出新的历史局面,为制度的改革、实践的探索和理论的创新提供新的发展空间。

一方面,重大性事件的显化效应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创新提供了创新生长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创新始终围绕着解决各种社会矛盾和社会问题展开,尤其是重大负面问题的暴露,不仅会引起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而且还会引发党和政府的高度重视,如何解决问题就成为一段时期内理论创新的主要任务。例如,党和政府在应对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这场重大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过程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中流砥柱作用。这场战役不仅检验着国家治理体系效能和治理能力,也考验着已有的理论能否有效解决这个问题,对解决问题的新办法、总结出的新规律就是理论创新。

另一方面,重大性事件的影响效应还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创新提供创新素材。重大事件不仅指的是灾难性的负面社会事件,也包括重要历史节点的纪念事实。例如,2018年是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2019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在类似的重要时间节点上,党和国家政府举行隆重纪念活动,习近平总书记发表重要讲话,从中央到地方,从政府人员到普通民众,全社会各阶层开展丰富多彩的活动积极响应。大家梳理历史进程,总结经验教训,展望美好愿景,涌现出一批新的理论创新点,在普遍关注的普及过程中进一步推动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创新。

综上所述,广大理论工作者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普及的过程中进行着理论创新,无论是在专业的学术领域还是面对普通的人民群众,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普及需要理论创新作为支撑,这是理论的生命力所在。同样,也只有通过更有效的理论普及,才能提高广大人民群众的理论素养,增强凝聚力,从而进行更具创造性的实践活动,为更高层次、更丰富阶段的理论创新提供新的生长点。

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创新的保障机制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创新作为一种实践活动,必须有创新主体和创新对象的存在,这是保障理论创新能够实现的基本前提。中国共产党是马克思主义的忠诚信奉者与坚定实践者,能够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原理和方法去指导实践和理论创新,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创新的主体。“马克思主义始终是我们党和国家的指导思想,是我们认识世界、把握规律、追求真理、改造世界的强大思想武器。”[1]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和作用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创新客体,只有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思想地位,才能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创新。

(一)中国共产党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创新的主体

“东西南北中,党政军民学,党是领导一切的。”[10]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中国共产党是国家最高政治领导力量,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根本保证。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契合了大国治理的需要,在国家治理和社会管理的诸多方面发挥着典型示范效应。中国共产党作为国家执政党,治理效能始终能够维持在较高水平,与其善于学习密切相关。集体学习是中国共产党长期坚持的一项制度,并作为一项关系党和国家事业兴旺发达的战略任务来对待,通过学习迅速适应环境变化,持续寻求、获取和保持竞争优势,维持政党长久旺盛的生命力。

主动学习、善于学习一直是我党的优良传统。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政治局以学习开局,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延续集体学习制度,多次邀请专家学者就关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大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进行讲解,并主持学习座谈会。中央政治局不斷开展集中学习,内容涵盖多个方面,有关乎国家发展的宏观战略,也有聚焦住房体制改革的微观领域;有国家军事外交的纵横捭阖,也有党的建设的久久为功;有全面深化改革的顶层设计,也有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的理论学习;有聚焦城市社会治理的发展难题,也有农村发展、脱贫攻坚的坚定不移;有对历史的借鉴和感悟,也有对未来科技发展的规划和展望。正是通过这种制度化、规范化的学习,在解放思想中统一思想,在实事求是中与时俱进,身体力行、率先垂范,从而推动全党的学习建设,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创新起到了示范、预告和深化的弘扬与宣传效应。

(二)马克思主义理论具有的指导思想地位和作用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创新的客体

马克思主义理论具有的指导思想地位和作用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现理论创新的前提之一,否则就成了无水之源、无本之木。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明确指出,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根本制度。将一种思想用制度的形式去坚持、去遵守、去发展,足以凸显马克思主义在思想领域的指导地位。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思想地位实际上暗含了两重意指。一方面,我国的指导思想只能是一元化。一元化的排他性意味着集中、核心和唯一,指导思想的一元化符合大国治理之需,满足人民思想之要,为维护国家统一、社会稳定、经济发展、改革深入提供强大思想动力源。指导思想的一元化不等于社会思想的一元化,社会思想的多样化和指导思想的一元化是不同层级的两个问题,不能一概而论。要运用辩证法的思维,正确看待“一”和“多”的关系,做到多样并存,一元指导。另一方面,一元化的指导思想只能是马克思主义。这不仅是马克思主义本身的真理性所决定的,更是我国在不同发展时期的理论需要所决定的。马克思主义已经被持续证明是能够解决我国在革命、建设和改革中所遇到的问题,能够最广泛地代表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能够引领社会发展进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思想武器。只有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思想地位,才能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创新;也只有坚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创新,才能更好地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思想地位。

参考文献:

[1] 习近平.习近平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EB/OL].(2018-05-05)[2020-01-12]. http://cpc.people.com.cn/n1/2018/0505/c64094-29966415.html.

[2] 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96.

[3] 列宁.列宁专题文集: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139.

[4] 斯大林.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214.

[5] 崔建霞.实现实践创新与理论创新的良性互动 [J].思想教育研究,2018(6):71-74.

[6]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137.

[7]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8] 张学昌.主体自觉与传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民族性[J].世界民族,2017(2):11-15.

[9] 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14.

[10]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16.

[责任编辑:丁浩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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