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佳琛，赵鑫磊，翁倩倩，3，金艳，张卫，彭华胜，李兵，蔡秋杰，陈周全，张翅，杨洪军0，张华敏，詹志来*

1.中国中医科学院 中药资源中心，北京 100700；2.中国医学科学院 药用植物研究所，北京 100193；3.江西中医药大学 院士工作站，江西 南昌 330004；4.中国中医科学院 中药研究所，北京 100700；5.安徽中医药大学，安徽 合肥 230012；6.中国中医科学院 中医药信息研究所，北京 100700；7.中国中医科学院 中医药发展研究中心，北京 100700；8.华润三九医药股份有限公司，广东 深圳 518029；9.华润三九(雅安)药业有限公司，四川 雅安 625000；10.中国中医科学院，北京 100700

附子自古为临床要药。明代医家张景岳将附子与人参、大黄、熟地列为“药中四维”，为历代医家所重用。附子具有回阳救逆、补火助阳、散寒止痛的功效，用于治疗亡阳虚脱、肢冷脉微、心阳不足、胸痹心痛、虚寒吐泻、脘腹冷痛、肾阳虚衰、阳痿宫冷、阴寒水肿、阳虚外感、寒湿痹痛等症。2018年，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会同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制定并公布的《古代经典名方目录(第一批)》(以下简称《目录》)中，包含附子的名方有7首(见表1)，跨越汉、唐、宋、金、元多个历史时期，且不同处方中炮制要求不一。现代附子的生产模式、基原、炮制方法等与早期相比均存在较大变迁，且附子为毒性中药，因此对涉及该药的经典名方进行开发，需开展深入细致的本草考证，明晰不同历史时期的用药情况，梳理历代演变脉络。在“尊古不泥古”的原则下，探讨并得出处方所含该类药材的基原、产地、采收加工炮制等关键信息，对保证这类经典名方安全有效开发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表1 《目录》中含有附子的经典名方信息

《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以下简称《中国药典》)中规定附子的来源为毛茛科植物乌头AconitumcarmichaeliiDebx.的子根的加工品[1]191。现代文献对附子的基原考证结果较为一致，如《中药材品种论述》《新编中药志》等文献中均记载历代所用附子主流来源为毛茛科乌头A.carmichaelii的子根[2-5]。然而，附子加工炮制的历史变迁较复杂，汉代附子炮制多采取火制法，如“真武汤”“附子汤”中附子加工方式为“炮，去皮，破八片”，“桂枝芍药知母汤”中记载为“炮”；南北朝以来，逐步采取水火共制的方法；唐代孙思邈“温脾汤”与“小续命汤”处方中未记载附子的相关炮制方法，而自古生品极少入煎剂；宋金时期名方“实脾散”中附子加工方式为“炮，去皮脐”，“地黄饮子”中附子炮制方式为“炮”。由此可见，历代附子的炮制方式存在差异，且部分处方中炮制方法未明确，给经典名方的开发带来了困难。明确附子的炮制加工方式是经典名方开发中需要解决的关键问题之一。已有学者[6-9]对附子的炮制进行了相关考证，并对川乌及附子加工炮制方式的演变历史进行了整理，但未从古今联系的角度为现代开发经典名方时附子的炮制方式提出建议。此外，现有附子考证类文献的系统性也相对不足。本研究从解决经典名方开发中遇到的关键问题的角度出发，对历代附子药材的名称、基原、药用部位、产地及品质、采收加工、炮制方法进行了系统的本草考证，尤其对附子的炮制历史进行详细梳理，探讨其加工方式变迁背后的内涵，对经典名方中附子药材的炮制方法提出合理的建议。

1 药用部位及名称考证

1.1 药材划分方式

附子为乌头类植物的子根。附子、乌头等药材的相关记载最早可追溯至春秋时期，《国语》有“置堇于肉”的记载，韦昭注：“堇，乌头也。”汉代《淮南子》《武威汉代医简》等文献中收有乌喙、附子、天雄等药材，可见当时已有划分。关于乌头根部主根及侧生根的名称历代说法较多，其划分方式有以下几种。

1.1.1以生长年限划分 三国时期《广雅》云：“一岁为萴子，二岁为乌喙。三岁为附子，四岁为乌头，五岁为天雄。”

1.1.2以采收时间划分 魏晋《名医别录》：“冬月采为附子，春采为乌头。”[10]235

1.1.3以不同部位及形态划分 南北朝雷敩[11]55《雷公炮炙论》：“凡使(附子)，先须细认，勿误用。有乌头、乌喙、天雄、侧子、木鳖子。乌头少有茎苗，长身乌黑，少有旁尖。乌喙皮上苍，有大豆许者，孕八九个，周围底陷，黑如乌铁……天雄身全矮，无尖，周匝四面有附孕十一个，皮苍色即是天雄……侧子只是附子傍，有小颗附子，如枣核者是……木鳖子，只是诸喙、附、雄、乌、侧中毗槵者，号曰木鳖子，不入药中用。”雷敩提出“乌头少有茎苗”，对应乌头采收期为春季，地上部分还未生长茂盛。乌喙则“有大豆许者，孕八九个”，推测随着生长年限延长，主根周围生出8～9个侧根，大小如大豆，将侧根除去后则为“乌喙”；天雄则生长年限更长，侧根数量进一步增加，“附孕十一个”。雷敩从颜色、形状和生长年限内涵方面对乌头、乌喙、天雄作出区分，并认为这三者周围旁生为附子，而附子又旁生有枣核状的侧子。木鳖子又名“漏篮子”，是乌头子根的琐细者。“毗”者毗邻也，“槵”者无患木也，“毗槵”则指侧根上连接的像无患子一样的球状小子根。

唐代《新修本草》侧子条下：“侧子，只是乌头下共附子、天雄同生，小者侧子，与附子皆非正生，谓从乌头旁出也。以小者为侧子，大者为附子，今称附子角为侧子，理必不然。若当阳以下，江左及山南嵩高、齐、鲁间，附子时复有角如大豆许。夔州以上剑南所出者，附子之角，曾微黍粟，持此为用，诚亦难充。比来京下，皆用细附子有效，未尝取角，若然，方须八角附子，应言八角侧子，言取角用，不近人情也。”[12]260《新修本草》否认了前者所说侧子为附子之角的观点。其理由为，不同产地附子的“角”大小不同，大小如大豆者尚可用，如黍米者则完全不可药用，说明取附子角作为侧子药材是不合理的。而京下则不对附子的角进行加工，只以形态较细的附子作为侧子入药。故《新修本草》认为附子与侧子皆为乌头旁生子根，只因大小不同而作区别。

《蜀本草》记载：“按陶云：侧子即附子边角之大者，削取之。苏云只是乌头不共附子同生。小者为侧子，大者为附子。殊无证据。但云附子角小如黍粟，难充于用，故有此说。今据附子边，果有角大如枣核及槟榔已来者，形状亦自是一颗，仍不小。则乌头旁出附子，附子旁出侧子，明矣。陶云初生形似乌鸟头，故谓之乌头；两歧者如乌鸟口，故名乌喙，细长乃至三四寸者为天雄，根傍如芋散生者，名附子，旁连生者名侧子，五物同出而异名。”《蜀本草》又否定了《新修本草》的观点，认为当时附子旁生的“角”已经大如枣核及槟榔，自成一颗，可以作为单独的药材入药，即又认为侧子为附子旁生子根。

宋代《彰明附子记》记载附子之品有七：“其种之化为乌头，附乌头而傍生者为附子，又左右附而偶生者为鬲子，又附而长者为天雄，又附而尖者为天锥，又附而上者为侧子，又附而散者为漏蓝。出皆脉络连贯，如子附母。而附子以贵，故独专附名。”[13]《彰明附子记》中对不同药材的部位划分又有新的观点，认为同一植物来源加工可得到7种商品规格，母根为乌头，其余6种皆为其傍生产物。依附母根而傍生者为附子，在母根左右成双附生者为鬲子，母根旁生而形体长者为天雄，形体尖者为天锥，附生在乌头上部的称为侧子，附而散生的称为漏篮，这6种都与母根脉络相连，如子附母。而又以附子药材最贵，故专冠以“附”名，其余几种不然。

《本草图经》记载：“其长三、二寸者，为天雄。割削附子傍尖芽角为侧子，附子之绝小者亦名为侧子。元种者，母为乌头。其余大小者皆为附子。”[14]256宋代时，附子已转为栽培品。《本草图经》认为母根旁生的皆为附子，而附子旁生的凸起芽角或极小的附子都可以当做侧子药材，这又与前代的区分方式不同。此外《本草图经》还对前代所载乌附类药材的划分方法进行了对比讨论：“然收采时月与《本经》所说不同。盖今时所种如此。其内地所出者，与此殊别，今亦稀用。谨按《本经》冬采为附子，春采为乌头。而《广雅》云：奚毒，附子也。一岁为萴(与侧同)子，二岁为乌喙，三岁为附子，四岁为乌头，五岁为天雄。今一年种之，便有此五物，岂今人种莳之法，用力倍至，故尔繁盛也。虽然药力当缓，于岁久者耳。”乌头虽为多年生草本植物，但并非宿根性植物，当年生根部到了次年腐烂并被新生根所取代；因此，按生长年限划分的方法恐不符合实际，而根据不同部位的形态特征划分的方法更为合理。推测其可能为产地分级加工处理时得名，这也与今商品学名称内涵接近，李时珍《本草纲目》附图亦根据主根、侧生根不同的形态特点加以绘图。

1.2 药材释名

“乌头”以状若乌鸦之头而得名，别名较多。东汉《说文解字》：“萴，乌头也”；《尔雅》曰：“芨，堇草”；郭璞注曰：“乌头苗也，江东呼为堇”；《神农本草经》：“一名奚毒，一名即子，一名乌喙”[15]204；《吴普本草》曰：“一名茛，一名千秋，一名毒公，一名果负，一名耿子”[16]46；《本草经集注》又记载了乌喙及射罔：“有脑形似乌鸟之头，故谓之乌头。有两歧，共蒂状如牛角，名乌喙。喙即乌之口也。亦以八月采，捣榨茎取汁，日煎为射罔”。“射罔”为乌喙捣茎取汁煎后而得，因具有毒性，涂抹于箭上用于打猎，射中即死，由此得名。《新修本草》则对两歧者名为乌喙的观点提出质疑，认为其仍当用乌头之名：“此物同苗或有三歧者，然两歧者少。纵天雄、附子有两歧者，仍依本名。如乌头有两歧，即名乌喙，天雄、附子若有两歧者，复云何名之？”《日华子本草》中则记载一种“土附子”为射罔：“生去皮，捣滤汁澄清，旋添，晒干取膏，名为射罔。猎人将作毒箭使用。”推测此处土附子为野生草乌，而南北朝所用亦为野生品。

“附子”一名在本草著作中始见于东汉《神农本草经》，因其为旁出侧根，附主根而生，如子之附母，故名。后历代本草典籍均以“附子”为正名[15]205。附子别名较少，《广雅》谓“奚毒”附子也；《吴普本草》中又记载其名“茛”[16]46；《康熙字典》中对茛的释义为：“《唐韵》古恨切，音艮。《博雅》钩吻也。《本草》毛茛。《注》茛乃草乌头之苗，此草形状及毒皆似之，故名。又《集韵》居万切，音建。水草。蟹有毒，食水茛所为。”

《本草经集注》：“天雄似附子，细而长便是。长者乃至三、四寸许。”《蜀本草》：“细长三、四寸者为天雄。”《本草纲目》：“天雄乃种附子而生出或变出，其形长而不生子，故曰天雄。其长而尖者，谓之天锥，象形也。”《神农本草经》记载天雄“一名白幕”[15]204，对此陈承对天雄的描述为：“始种乌头，而不生诸附子、侧子之类，经年独生长大者是也。蜀人种之忌生此。以为不利。如养蚕而为白殭之类也。”推测这可能是别名“白幕”的含义，如同蚕之白僵者。

侧子以其生于侧边角处而得名，《说文解字》及《广雅》作“萴”，同义也。《雷公炮炙论》中记载“木鳖子”与《彰明附子记》中记载的“漏篮子”同为一物，《本草纲目》云“此乃附子之琐细未成者，小而漏篮，故名。”

2 基原考证

我国现存最早的本草学专著，东汉时期《神农本草经》记载附子：“味辛、温。主风寒咳逆，邪气，温中，金疮，破症坚积聚血瘕，寒湿踒躄，拘挛，膝痛不能行步。”[15]205其功效与今之附子相近，但未对原植物及药材形态做出描述。《名医别录》：“生犍为山谷及广汉。冬月采为附子，春采为乌头。”[10]235提出按采收期不同划分附子与乌头，又记载其产地为“犍为”及“广汉”。“犍为”为今四川彭山县，“广汉”为今四川广汉市，与今附子的道地产区相近。

魏晋时期《吴普本草》记载附子“或生广汉。八月采。皮黑肌白。”[16]46其采收时间、“黑皮肌白”的特征与今附子相近；《吴普本草》在乌头条下对其原植物的形态做出描述：“正月始生，叶厚，茎方中空，叶四面相当，与蒿相似。”[16]46《中国植物志》记载蒿属ArtemisiaL.植物“叶互生，一至三回，稀四回羽状分裂，或不分裂，稀近掌状分裂，叶缘或裂片边缘有裂齿或锯齿，稀全缘”。《吴普本草》说明乌头与蒿属植物的叶片分裂方式相近，其叶革质，茎方，叶四面互生等特征亦与现代附子药材的原植物毛茛科乌头属乌头A.carmichaelii特征相符。

南北朝陶弘景[17]344在其所著《本草经集注》中记载：“附子以八月上旬采也，八角者良。凡用三建，皆热灰炮令折。”“三建”即当时“建平、宜都、钱塘”三地，在后文道地性考证部分详述。天雄条下记载：“今采用八月中旬，天雄似附子，细而长者便是，长者乃至三、四寸许。”[17]341在乌头条下记载：“今采用四月乌头与附子同根，春时茎初生有脑形似乌鸟之头，故谓之乌头，有两岐共蒂，状如牛角，名乌喙，喙即鸟之口也。亦以八月采，捣榨茎取汁，日煎为射罔。”[17]342书中对附子的采收时间、药材品质、炮制做出了记述。

唐代《本草拾遗》：“附子，无八角，陶强名之。古方多用八角附子，市人所货，亦八角为名。”[18]提出附子的药材形态并无“八角”。“八角”更多指的是附子表面瘤状突起的支根或支根痕。

《蜀本草》对附子原植物的形态进行了描述：“苗高二尺许，叶似石龙芮及艾，其花紫赤，其实紫黑。”其苗高、叶形、花及子实的颜色均与今乌头属植物相符。

北宋时期《本草图经》：“乌头、乌喙，生朗陵山谷。天雄生少室山谷。附子、侧子生犍为山谷及广汉，今并出蜀土。然四品都是一种所产，其种出于龙州。种之法：冬至前，先将肥腴陆田耕五、七遍，以猪粪粪之，然后布种，遂月耘耔，至次年八月后方成。其苗高三、四尺以来，茎作四棱，叶如艾，花紫碧色作穗，实小紫黑色如桑椹。本只种附子一物，至成熟后有此四物，收时仍一处造酿方成……然收采时月与《本经》所说不同。盖今时所种如此。其内地所出者，与此殊别，今亦稀用。谨按《本经》冬采为附子，春采为乌头。而《广雅》云：奚毒，附子也。一岁为荝子，二岁为乌喙，三岁为附子，四岁为乌头，五岁为天雄。今一年种之，便有此五物……岂今人种莳之法，用力倍至，故尔繁盛也。虽然药力当缓，于岁久者耳。”[14]256可见宋代乌头、附子等药材已转为栽培品，并明确道地产区在今四川江油一带。《本草图经》提出当时附子与乌头同年采收，与《神农本草经》《广雅》等前代文献所载采收时间不同，或因前代药材均为野生，而北宋时已转为栽培的缘故。而除蜀地外，其余地方如所谓“内地所出者”则仍为野生品，故采收时月与川种附子“殊别”，且在当时已较少应用。宋代川产栽培品已与其他地区所产的野生品有了明显区分，且当时药方中已常见“草乌”的记载。

《本草图经》中对原植物形态描述与今乌头属植物相符。观察其所附药图，梓州附子(见图1A)与梓州附子花(见图1B)为同一植物，其叶形及块根形状等特征与今乌头A.carmichaelii或同属近缘植物接近。但梓州附子花图中所画的花与今乌头A.carmichaelii及同属近缘植物“总状花序”“上萼片高盔形”的特征相去甚远。梓州作为附子的栽培产区历史悠久，梓州附子为其他属植物的可能性较小，推测绘制时不在花期，缺乏实物，故其附图真实性较低。梓州草乌头(见图1C)，推测其为梓州所产的野生乌头，其与梓州附子的根部有区别，明显梓州附子图中根部密集，推测为栽培品的缘故。而梓州草乌头图中根部离地面处画有毛须状的叶柄残基或者老茎枯萎后的残存部分，说明其为多年野生的状态。梓州草乌头叶形亦与乌头A.carmichaelii或同属近缘植物接近。

《本草图经》所附成州乌头(见图1D)与晋州乌头(见图1E)与今乌头属植物接近；江宁府乌头(见图1F)则与深裂乌头A.carmichaelivar.tripartitumW. T. Wang部分特征相似；邵州乌头(见图1G)显然非毛茛科植物，更像是委陵菜属PotentillaL.植物；而龙州乌头(见图1H)茎非直立，似有缠绕之意，结合该地区分布情况，与瓜叶乌头A.hemsleyanumPritz.(又名藤乌头)接近；天雄(见图1I)可见根部多个块根形态，与古代描述的独生而长者相去甚远，可见古代天雄的含义存在混乱；峡州侧子(见图1J)根部类锥形似附子，但叶型与乌头属植物不符。《中国植物志》中对几种乌头属植物形态特征描述见表2[19]。

注：A.梓州附子；B.梓州附子花；C.梓州草乌头；D.成州乌头；E.晋州乌头；F.江宁府乌头；G.邵州乌头；H.龙州乌头；I.天雄；J.峡州侧子。图1 《本草图经》所附乌头类药材原植物图

表2 《中国植物志》记载乌头类药材原植物形态、产地及变种

从《本草图经》所述产地分布来看，“梓州”为隋开皇十八年 (公元598年) 改新州置，治所在昌城县，即今四川三台县；“成州”为西魏废帝二年 (公元553年) 改南秦州置，治所在仇池郡洛谷城，即今甘肃西和县西南洛峪乡，辖境相当今甘肃省陇南市西和县、礼县、武都县、文县、康县等地；“江宁府”为五代南唐昇元元年 (公元937年) 改金陵府置，治上元、江宁二县，即今江苏南京市；“邵州”为唐贞观十年 (公元636年) 改南梁州置，治所在邵阳县，即今湖南邵阳市，辖境相当今湖南冷水江市以南资水流域；“龙州”为西魏废帝二年 (公元553年) 置，治所在江油郡江油县，即今四川平武县东南南坝镇旧州；“峡州”为北宋改硖州置，治所在夷陵县，即今湖北宜昌市，辖境相当今湖北宜昌、枝城、长阳、远安等市县地；“晋州”为北周置，治所在绛县，即今山西省运城、临汾、晋城三市交界地带。乌头A.carmichaelii为广布种，分布于我国南方及东部地区；其变种毛叶乌头A.carmichaelivar.pubescensW. T. Wang et Hsiao分布在陕西、甘肃等西部地区，与成州乌头的产区相近。可见古代主流的当为乌头A.carmichaelii，而不同地区就地取材，同属近缘物种亦在各地区使用，甚至部分地区存在将其他植物混入的情况。

宋代杨天惠[13]《彰明附子记》中详细记载了附子的产区、栽培方式、采收时期、植物形态、加工方式以及与乌头等一类药材的区分方式、品质评价、出售地区等信息：“绵州故广汉地，领县八，惟彰明出附子。彰明领乡二十，惟赤廉水、会昌、昌明宜附子。总四乡之地，为田五百二十顷有奇……然赤水为多，廉水次之，而会昌、昌明所出微甚。凡上农夫，岁以善田伐处……出龙安及龙州、齐归、木门、青塠、小坪者良。其播种以冬尽十一月止，采撷以秋尽九月止。其茎类野艾而泽，其叶类地麻而厚，其花紫，叶黄蕤长苞而圆其盖。其实之美恶，视功之勤寙……又有七月采者，谓之早水，拳缩而小，盖附子之未成者……盖附子之品有七，实本同而末异……附子之形，以蹲坐、正节、角少为上，有节气多鼠乳香者次之，形不正而伤缺风皱者为下。附子之色，以花白为上，铁色次之，青绿为下。天雄、乌头、天锥以丰实过握为胜。而漏蓝、侧子，园人以乞弃役夫，不足数也。大率蜀人，人饵附子者少，惟陕辅闽浙宜之。”“彰明”为今四川省江油市。杨天惠否定了前代文献中对附子类药材根据采收期与形态分类的方法：“又曰：春采为乌头，冬采为附子。大谬。又云：附子八角者良，其角为侧子。愈大谬。”

明代《本草品汇精要》沿用《本草图经》对附子的记载，其所附乌头类植物图基本为《本草图经》所附图的摹绘(见图2)，并将花萼片上色为蓝紫色，与现代乌头A.carmichaelii及变种植物形态更加接近，然而转绘过程中，宫廷画师因未能实际观察原植物，致使部分植物失真情况严重[20]。

明代李时珍[21]794在其所著《本草纲目》中首次将川乌与草乌分开：“初种为乌头，像乌之头也，附乌头而生者为附子，如子附母也。乌头如芋魁，附子如芋子，盖一物也。别有草乌头、白附子，故俗呼此为黑附子、川乌头以别之。诸家不分乌头有川、草两种，皆混杂注解，今悉正之”。“草乌”之名始见于唐代《千金翼方》，有“大草乌头丸”“草乌头丸”等方名，但方中所载为“乌头”而非“草乌”；《药谱》中首载“草乌头”之药名。五代《日华子本草》中载一种“土附子”，南宋《履巉岩本草》中载一种“山草乌”，《宝庆本草折衷》：“新增草乌头，一名草乌，见众方。一名土附子见续说。”[22]802宋代《太平惠民和剂局方》等方书中也常见草乌的相关记载，但因缺少植物形态描述，均只能推测其为乌头属植物，而难以判定其种[23]。至明代，《本草纲目》始对川乌与草乌做出明确的区分：“其产江左、山南等处者，乃《本经》所列乌头，今人谓之草乌头者是也。故曰其汁煎为射罔。陶弘景不知乌头有二，以附子之乌头、注射罔之乌头，遂致诸家疑贰，而雷敩之说尤不近理。宋人杨天惠著附子记甚悉……处处有之，根苗花实并与川乌头相同，但此系野生，又无酿造之法。其根外黑内白，皱而枯燥俄为异尔，然毒则甚焉。”[21]795李时珍提出，《神农本草经》所载乌头即为后来的草乌头；乌头有川乌与草乌2种，四川栽培者为川乌，而野生者为草乌，前代用作射罔者为草乌头，而陶弘景未分明，以致后世受其影响对此2种药材认识混乱；则可推测汉代至南北朝所用附子为野生。李时珍后如《本草汇言》《本草洞诠》《本草备要》《本草求原》《本草从新》等诸本草延续《本草纲目》中对川乌及草乌的划分。《本草纲目》沿用《彰明附子记》中对附子原植物形态的描述，结合其所附图(见图3)，可以得出其所载附子原植物为乌头A.carmichaelii。近现代文献考证基本认为草乌来源为北乌头A.kusnezoffiiReichb. 等多种同属植物的块根[3-4]。

注：A.梓州附子；B.梓州附子花；C.成州乌头；D.晋州乌头；E.江宁府乌头；F.邵州乌头；G.龙州乌头；H.梓州草乌头；I.天雄；J.峡州侧子。图2 《本草品汇精要》所附乌头类药材原植物图

图3 《本草纲目》所附乌头及附子原植物图

《本草原始》对附子药材的描述为：“其根仿佛山芋，皮黑体圆底平”[24]，同样提出“別有一种白附子而小，故俗呼此为黑附子，亦呼大附子”。本草典籍中记载的白附子基原至今仍存在较大争议，此处推测为天南星科植物独角莲TyphoniumgiganteumEngl.。《本草原始》所附图中可见附子药材为形状圆锥形，皮黑，周围生有凸起，与今之附子药材相似。其附图旁注：“鲜皮黑，干色白。古人多用八角者，今人多用九角者。”其中八角、九角等非指形状，而是表面瘤状突起的支根或支根痕。乌头药材形状与附子相近，均为圆锥形。当前市场上存在将附子充作乌头的情况。天雄同样具有圆锥形底座，其根形独而长，周围无突起，如李时珍《本草纲目》所言：“其形长而不生子，故曰天雄。”可看出侧子为商品中较小的侧生根；乌喙符合历代文献中记载“有两歧，形如乌鸟之口”的特征；草乌头则与今北乌头野生根形态十分相似(见图4)。

注：A.乌头；B.天雄；C.附子；D.侧子；E.乌喙；F.草乌头。图4 《本草原始》所附乌头类药材图

清代吴其濬[25]600《植物名实图考》：“今时所用，皆种生者，南人制为温补要药；其野生者为射罔……其花色碧，殊娇纤，名鸳鸯菊。《花镜》谓之双鸾菊，朵头如比邱帽，帽拆，内露双鸾并首，形似无二。外分二翼一尾。”其描述中“花色碧”“朵头如比邱帽”“外分二翼，一尾”与《中国植物志》所描述的“萼片蓝紫色”“上萼片高盔形”等特征一致，观察其所附图(见图5)叶片特征与今之附子的原植物乌头A.carmichaelii及其变种相同。吴其濬又曰：“但古人所用皆野生，川中所产皆种生。野生者得天全，种生者假人力，栽培滋灌久之，与果蔬同，性移而形亦变矣……其毒箭以射禽者，则取野生射罔用之，大者无毒，而小者毒烈，是岂物之本性哉……附子一物，而有天雄、乌头、侧子、漏篮诸形，则肥硗、雨露、人事不同所致欤？彼一岁、二岁、三岁之说，其亦未可尽废也。”他提出野生品与栽培品在毒性、形态上的差别，并认为造成这一差别的因素除了野生与栽培在养分、人事方面的不同，生长年限也对两者的差别造成了影响。

图5 《植物名实图考》所附附子原植物图

《中国药物标本图影》所附乌头及附子图(见图6)中，原植物“萼片蓝紫色”“上萼片高盔形”；叶片“五角星形”“中部叶柄较长”“开花时基部叶片枯萎”等特征与当代乌头A.carmichaelii及其变种的特征相符[26]。

图6 《中国药物标本图影》所附附子图

近现代以来本草学家对附子的品种考证结果基本一致，《新编中药志》记载附子：“商品为毛茛科植物乌头栽培品的侧根(子根)经加工炮制后而成……原植物：乌头Aconitumcarmichaelii。”[3]谢宗万[2]在《中药材品种论述》中记载：“综合以上诸家本草之说，再参照目前情况，可知乌头为附子之母，初栽时，当地名‘乌药’，取附子后名‘乌头’。乌头又有川乌、草乌之分，而侧子、漏篮子等等则现时已无此等规格，故仅就前三者叙述如次：一、川乌、附子Aconitumcarmichaelii(毛茛科)……据《四川中药志》报导，四川另有一种‘红川乌’，为菊科植物‘大卫蟹甲草’CacaliadavidiiFr.的根……二、草乌 市售草乌的品种及其复杂，凡野生的乌头属植物，而其块根(母根)呈倒圆锥形略似乌鸦头者，均统作草乌入药……在我国北部地区常用的草乌为北草乌(五毒根)AconitumkusnezoffiiMaxim.，东北乌头A.mandshuricumNakai.，大叶乌头A.raddeanumRegel，大花乌头A.arcuatumMaxim.，细叶乌头A.macrorhynchumTurcz.，和鸭绿乌头A.jaluenseKom.。四川的草乌多为野生的‘川乌’A.carmichaelii。”

综上所述，古今本草文献中记载附子的主流来源为广布种毛茛科乌头A.carmichaelii的子根。最初《神农本草经》所载的乌头为野生品，后被称为草乌头。宋代乌头栽培盛行，以四川为道地，称为川乌，入药均为栽培品。

3 道地性及品质评价考证

3.1 道地性考证

早在秦汉时期《范子计然》中即提到“附子，出蜀武都中。白色者善”。据《中国古今地名大辞典》，此“蜀武都”应为四川绵竹县北武都山，而非甘肃之武都郡。汉魏时期《名医别录》记载附子“生犍为山谷及广汉”，又载乌头“生朗陵川谷”，载天雄“生少室山谷”[10]232。“犍为”为今四川省彭山县东，“广汉”为今四川省广汉市，“朗陵”为今河南省确山县南，“少室”为今河南省登封县西。可见附子最早集中分布在四川一带，乌头等分布在河南一带，前文考证已知当时的乌头可能为野生品。

南北朝时期陶弘景《本草经集注》中提出附子“凡用三建”，又在天雄条下记载：“此与乌头、附子三种，本并出建平，谓为三建。今宜都佷山最好，谓为西建。钱塘间者，谓为东建，气力劣弱，不相似，故曰西水犹胜东白也”[17]341。“建平”为今重庆巫山县一带，“宜都佷山”位于湖北省宜昌市境内，“钱塘”今属浙江省杭州市，且明确浙江一带的“不相似”。唐代《新修本草》则在天雄条下记载：“天雄、附子、乌头等，并以蜀道绵州、龙州出者佳。余处纵有造得者，气力劣弱，都不相似。江南来者，全不堪用。陶以三物俱出建平故名之，非也。按《国语》置堇于肉，注云：乌头也。《尔雅》云：芨，堇草。郭注云：乌头苗也。此物本出蜀汉，其本名堇，今讹为建，遂以建平释之。又石龙芮叶似堇草，故名水堇。今复说为水茛，亦作建音，此岂复生建平耶？”[12]258书中认为“建”是“堇”的谐音误读，而否定陶弘景记载三者均出自建平的说法，又记载附子、天雄、乌头等俱以绵州(今四川绵阳地区)、龙州(今四川平武、江油地区)所出为佳，其余地方质劣而不堪用，提出“此物本出蜀汉”，说明川蜀自古便是附子类药材的产区。《新修本草》首次指出了江油附子的道地性。

宋代附子的种植技术发展成熟，药材来源转为栽培品，同时更加肯定了四川江油为附子道地产区。《本草图经》记载：“今并出蜀土。然四品都是一种所产，其种出于龙州。种之法：冬至前，先将肥腴陆田耕五、七遍，以猪粪粪之，然后布种，遂月耘耔，至次年八月后方成……绵州彰明县多种之，惟赤水一乡者最佳。”[14]256“彰明县”为晋代设置，宋代改名为彰明县，其治所现代地属江油市，在市境南部。其所附药图为梓州附子，梓州为今四川省绵阳市一带。《彰明附子记》中的记载更为详尽：“绵州故广汉地，领县八，惟彰明出附子。彰明领乡二十，惟赤廉水、会昌、昌明宜附子。总四乡之地，为田五百二十顷有奇……合四乡之产，得附子一十六万斤已上。然赤水为多，廉水次之，而会昌昌明所出微甚。凡上农夫，岁以善田伐处，前期辄空田，一再耕之……其用工力，比它田十倍，然其岁获亦倍，称成之。凡四乡度用种千斛以上，出龙安及龙州、齐归、木门、青塠、小坪者良。”[13]可见当时彰明的附子栽培规模与投入工力巨大，栽培技术成熟，且有绝对的道地优势。南宋《宝庆本草折衷》记载当时附子产区进一步扩展：“生犍为属嘉州山谷及蜀土《图经》及广汉。又云：生龙、绵、梓州。又云：生江左、山南、嵩高、齐鲁间。剑南、夔州，亦陆田种之。”[22]802“江左、山南”为今长江以东一带，“嵩高”今属河南，“齐鲁”今指山东，“剑南”为今四川省大部及周边地区，“夔州”为今重庆。明代李时珍[21]795则认为川产以外的乌头均为草乌头：“其产江左、山南等处者，乃《本经》所列乌头，今人谓之草乌头者是也。”李时珍在其著作《本草纲目》中首次明确对川乌与草乌进行了区分，认为附子及川乌产于彰明(今四川江油一带)，而草乌“处处有之，根苗花实并与川乌头相同，但此系野生，又无酿造之法。”他认为各地分布的野生品种均为草乌，而与川产栽培品进行了明确的划分。《本草汇言》等后代本草文献均认可该观点：“近以蜀道绵州、龙州者良。他处虽有，力薄不堪用也……然乌头有两种，出彰明者即附子之母，今人谓之川乌头是也。”

清代起，陕西成为附子的另一大产区，所产称为“西附”，但品质不及川产者佳。又因川附价高，市肆中所卖的熟制品多为西附。如《本经逢原》：“近时乌、附多产陕西，其质粗、其皮厚、其色白、其肉松、其味易行易过，非若川附之色黑、皮薄、肉理紧细，性味之辛而不烈，久而愈辣，峻补命门真火也。”[27]95《本草崇原》：“今陕西亦莳植附子，谓之西附，性辛温，而力稍薄，不如生于川中，土厚而力雄也。又，今药肆中零卖制熟附子，皆西附之类。”[28]185《本草从新》：“陕西出者名西附，四川出者名川附，川附为胜。川附体松而外皮多细块，西附体坚而外皮光洁。”[29]《本草求原》：“川产者佳。今市者皆陕西附子，其力薄。”[22]846

至近现代，四川与陕西仍为乌、附之品的产区。按本草文献所载，川产者为道地药材，品质优良，陕西所产者则品质较次。《药物出产辨》：“产四川龙安府江油县。”[30]《增订伪药条辨》：“今陕西亦莳植附子，谓之西附，性虽辛温，而力稍薄，不如生于川中者土厚而力雄也。闻肆中有一种洋附混售，性味既劣，力量更逊。一经炮制，难以辨识，不免害人。更有一种臭附，尤不可用，慎之，慎之。”[31]63《中华本草》：“主产于四川江油、平武、绵阳，陕西城固、户县、南郑。”[4]107

目前，附子的产区除传统以四川江油为中心的绵阳产区外，还有凉山州布拖县，陕西汉中的产量亦占据较大比例。江油虽为道地产区，但因种植过程中需要2次修根，人力成本较高，市场占有量反而不大。历代附子药材的道地性变迁情况见表3。

表3 不同历史时期本草典籍所载附子道地性变迁

续表3

3.2 品质评价考证

3.2.1肉色 秦汉时期《范子计然》记载附子“白色者善”[22]800，指附子肉以白色为好。后历代本草亦有提及，如宋代《彰明附子记》：“附子之色，以花白为上，铁色次之，青绿为下”[13]，明清本草多引用之；清代《本草求原》：“色花白者为有力”[22]846；《增订伪药条辨》：“内肉色白”[31]63。

3.2.2皮色 南北朝《雷公炮炙论》：“如铁色”；明代《药品化义》：“黑色”；清代《冯氏锦囊秘录》：“皮黑”；《本经逢原》：“色黑”；《本草从新》：“皮黑”；《增订伪药条辨》：“皮如铁”。

3.2.3形状 南北朝《雷公炮炙论》：“底平，有九角”；宋代《彰明附子记》：“附子之形，以蹲坐、正节、角少为上，有节气多鼠乳香者次之，形不正而伤缺风皱者为下。”[13]明清时期诸多本草如《本草纲目》《本草乘雅半偈》《本草述》《本草崇原》等对附子品质的评价多引自《彰明附子记》；除该描述外，还有“端平圆大”“脐正底平”“顶全圆正”“体圆底平”“底平有角”等相似描述。

3.2.4“角” 南北朝陶弘景《本草经集注》记载附子“八角者良”，其所谓“八角”非指形状，而是指附子表面瘤状突起的支根或支根痕。《雷公炮炙论》提出附子“有九角”；唐代《本草拾遗》：“附子，无八角，陶强名之。古方多用八角附子，市人所货，亦八角为名。”[18]其否定了陶弘景八角者良的观点，但市人所用仍以八角附子为名。宋代《彰明附子记》中则提出以“角少为上”，明清时期的本草典籍多遵从之，均以“孔节稀”“乳稀”“节少”“角少”者为佳。

3.2.5重量 雷敩[11]55《雷公炮炙论》提出“一个重一两，即是气全，堪用”的评价标准为后世历代医家所认可并沿用，如《本草元名苞》《医学统旨》《药性粗评》《药性会元》《本草原始》等均沿用《雷公炮炙论》，认为“重一两”为上。明代《颐生微论》提出“重一两五钱者佳”，清代《本草崇原》对此作出解释：“如用附子，本身有一两余者，方为有力。侧子分两须除去之，土人欲增分两，用木柸将侧子敲平于上，故连侧子重一两五六钱者，方好。”[28]185其认为附子本身用一两为好，但市卖者常将旁生侧子敲平添加附子的重量，故总共应按一两五六钱者为好。《本经逢原》提出“古方以一两一枚者为力全，近时专取大者为胜”[27]95；《本草求真》进一步提出“重三两者良”[32]；现代评价附子则以“个大”为优。

本草中与附子质地评价相关的记载相对较少，明代《本草原始》记载“体干坚实”者为良；清代《本经逢原》记载“近时乌、附多产陕西，其质粗、其皮厚、其色白、其肉松、其味易行易过，非若川附之色黑、皮薄、肉理紧细，性味之辛而不烈，久而愈辣，峻补命门真火也”[27]95；近时以质地坚实为良。

综上可知，历代附子均以四川为道地，清代以来陕西成为另一产区，但品质、产量均不及四川。目前，附子主产区为四川绵阳地区，尤以江油产量最大、质量最佳。品质以皮黑肉白、体干坚实、顶圆正、少节、底平者为佳。

4 采收时期考证

关于附子的采收期，总结历代本草文献有几种不同的说法：1)三国时期《广雅》记载：“一岁为萴子，二岁为乌喙。三岁为附子，四岁为乌头，五岁为天雄。”[22]800书中认为同一植物采收年限不同则药材不同，附子为植物生长3年时采收得块根。2)魏晋《名医别录》记载：“冬月(公历12月)采为附子，春采为乌头”，这一说法多为历代本草典籍所认可并引用，如元代《汤液本草》，明代《本草集要》《神农本经会通》《药性会元》《本草便》《本草经疏》《仁寿堂药镜》，清代《本草汇》等均引用之。3)还有一种说法，认为“八月(公历9月)采”适宜。魏《吴普本草》记载附子“八月采”。南北朝《本草经集注》：“附子，以八月上旬采，八角者良。”唐代《新修本草》：“天雄、附子、侧子并同用八月采造，其乌头四月上旬，今云二月(公历3月)采，恐非时也。”[12]258《新修本草》对乌头在春月采收的观点提出质疑，认为应在阴历四月(公历5月)采收，《本草元名苞》中同样认为“夏采为乌头”。《彰明附子记》记载：“采撷以秋尽九月(公历10月)止”，同时否定《名医别录》记载的采收期：“春采为乌头，冬采为附子。大谬。”民国《增订伪药条辨》：“附子八九月出新。”4)部分本草文献认为“八月”“冬月”均可采收。如《宝庆本草折衷》记载：“八月、冬月采根”；《握灵本草》：“一云：春采者为乌头，冬采者为附子。一云：俱八月采造。”[22]8315)《本草图经》对附子的采收期进行了分析：“至次年八月后方成……然收采时月与《本经》所说不同。盖今时所种如此。其内地所出者，与此殊别，今亦稀用。谨按《本经》冬采为附子，春采为乌头。而《广雅》云：奚毒，附子也。一岁为侧子，二岁为乌喙，三岁为附子，四岁为乌头，五岁为天雄。今一年种之，便有此五物，岂今人种莳之法，用力倍至，故尔繁盛也。虽然药力当缓，于岁久者耳。”[14]256《本草图经》提出当时的采收期与《神农本草经》《广雅》的记载均不同，认为这是由野生转为栽培，人力、环境等因素影响下的结果。野生乌头由于环境恶劣，生长较为缓慢，故按照生长年限区分为不同药材。而栽培品由于人力作用下“用力倍至”，营养充分环境适宜，故1年即可得到5种商品规格，此时不同药材的区分要素不再是生长年限，而是以形态与部位区别为主。并认为栽培品比生长年限较长的野生品药力缓和。《植物名实图考》中同样认为栽培品由于水肥人力的原因不同导致了不同部位的不同形态，但生长年限对药材形成的影响仍不能忽视：“附子一物，而有天雄、乌头、侧子、漏篮诸形，则肥硗、雨露、人事不同所致欤？彼一岁、二岁、三岁之说，其亦未可尽废也。”[25]600

近现代附子的采收期与古代本草记载的“八月采”接近，或因栽培技术成熟而略有提前。《药物出产辨》：“六月新”；《中华本草》：“6月下旬至月上旬挖出全株，抖去泥沙，摘取子根(附子)，去掉须根，即是泥附子，需立即加工”[4]106；《中国药典》：“6月下旬至8月上旬采挖，除去母根、须根及泥沙，习称‘泥附子’。”[1]191现代学者对不同采收期的附子的生物碱、多糖等有效成分含量进行研究，得出附子以多糖含量为指标的最佳采收期为 6月下旬— 7月上旬，以生物碱为指标的最佳采收期在8月15日前后[33-34]。

5 炮制加工方式考证

《医学入门》云：“凡药用，火炮、汤泡、煨炒者，制其毒也。”有毒药材必要经过炮制加工方可使用。附子的炮制历史十分久远，且变迁复杂，炮制目的有减毒、增效、引经、便于保存等。乌头碱、新乌头碱、次乌头碱等二萜双酯类生物碱是附子中的主要毒性成分，炮制解毒的内涵即减少双酯型生物碱的含量。现代研究表明，附子炮制减毒的机制主要有：双酯型生物碱在加工过程中水解成微毒或无毒的醇胺类乌头原碱类生物碱；乌头碱类成分结构上8位乙酰基被脂肪酰基置换，而生成毒性较小的脂生物碱；去皮、浸漂等方式减少附子药材中生物碱总含量[35]。历代文献记载附子的炮制原理与上述机制相近，主要有净制及切制、火制、水制、水火共制几种类型以及生姜、甘草、黑豆等几种辅料。

5.1 净制及切制

对附子进行净制最早见载于仲景方中，《伤寒论》《金匮要略》有“去皮，生破八片”“炮去皮，破八片”“皆破解，不咀，或炮或生，皆去黑皮，刀刮，取里白者，故曰中白”等记载，可见当时附子生用或炮用均须去皮，可整枚或劈开入药[36-37]，脐为附子与母根相连的根状茎部分。南北朝《雷公炮炙论》中“用刀刮上孕子，并去底尖”“生去尖皮底”。宋代《本草图经》中“去须根”的加工方式均为净制。去皮脐的加工方式在历代本草医书中均有记载，一直延续至清代。现代附子的净制加工，除白附片、熟附片、黄附片、卦附片外，其余炮制品均省去了去皮的步骤，仅除去须根及泥沙。对于去皮加工的内涵，刘鹏等[38]研究发现江油附子去皮前的双酯型生物碱含量明显高于去皮后。龚又明等[39]研究得出附子不同部位及炮制品双酯型生物碱含量大小为：附子皮>生附子>制附子皮>黑顺片>白附片。以上研究说明，附子皮部含有的双酯型生物碱含量较高，且附子皮所含的甾醇类物质会抑制毒性成分的转化，故古代去皮加工有其科学内涵。现代部分炮制品省去去皮的加工步骤，推测其原因可能为当代栽培模式的变化使附子栽培品水分、淀粉等含量提高，毒性成分含量降低；现代附子的炮制加工普遍采取“浸泡数日”“煮至透心”“水漂”“蒸透”等反复操作，可保证附子中双酯型生物碱含量降低到安全范围，故去皮加工的必要性降低。从工业化生产的角度出发，去皮操作增加成本，延长加工时间。

切制相关的加工方式同样最早见载于东汉仲景方，“破”为剖开、劈开的意思，该加工方式在历代医方中均有记载，如“破作八片”“四破”等。“切”的记录则见于东晋《肘后备急方》：“莽草一斤，乌头，附子，踯躅各三两，四物切。”[40]古代多数本草典籍中记载附子劈破后仍需进一步切制，而切的形状又有多种，如南北朝《雷公炮炙论》：“薄切”；唐代《外台秘要》：“切如豆”；《千金翼方》：“削附子令如棋子”；宋代《太平惠民和剂局方》：“薄切片”“细切”；《太平圣惠方》：“切四片”“切附子如豆许大”；元代《丹溪心法》：“以竹刀每个切作四片”；明代《本草纲目》《本草原始》“切片”，《医宗粹言》：“切顺片”；清代《本草纲目易知录》：“薄切，名附片……切厚片，名附块”。切片的加工方式一致延续至现代，有黑顺片、白附片分别为泥附子纵切成厚约0.3、0.5 cm的片后加工而得，又有淡附片为盐附子“切薄片”而得。切制有利于附子炮制过程中受热均匀以及进一步制剂与调剂。

5.2 火制

“炮”法为历代文献中最常见的附子加工方式，最早见于汉代仲景方中，《广韵》中对“炮”的解释为“裹物烧也”；东晋《肘后备急方》：“炮，去皮脐”；南北朝《本草经集注》：“皆热灰炮令折”；《雷公炮炙论》：“于文武火中炮令皴坼者去之”；唐代《千金翼方》：“以大附子二两炮。又一法取惟大者，去皮细切，炙令黄，胜炮”[41]；《外台秘要》：“皆煻灰炮令微拆”；宋代《太平惠民和剂局方》《太平圣惠方》中多处记载附子“炮”“炮裂”等[23，42]；明清时期本草方书中在延续前代火炮的基础上演变为以加入反制解毒药物与液体浸煮法为主。炮法自汉代张仲景提出后为历代医家所沿用，对于其合理性亦出现不同的观点。唐代孙思邈指出“常用乌头，止言炮裂，此物大毒，难循旧制”；元代王好古[43]同样认为仅以火炮无法保证用药安全：“皆水浸炮裂，去皮脐用之，多有外黄里白，劣性尚存。”火炮难以控制其内外均匀受热，外部适宜则内部加热不足而有毒，内部适宜则外部加热太过而失效。现代实验表明，附子中毒性物质双酯型乌头碱遇高热易被破坏，故炮法可降低附子毒性，且能避免有效成分流失，进而保存药效[44]；但火炮可控性较差，从用药安全的角度考虑，当与其他炮制方法合用。

除“炮”之外，附子还有“烧”“煨”“炒”“焙”等火制的记载。战国时期《五十二病方》：“燔，冶乌(喙)……”，“燔”有烧及烘烤之意；东晋《肘后备急方》记载附子“烧为灰，存性为末”；唐代《外台秘要》记载“烧”；宋代《太平圣惠方》记载“入急火内烧，唯存心少，多在临出火时便用瓷器合盖，不令去却烟焰”“烧令半黑”“火内烧令黑色，勿令药过，取出用盆子盖之，候冷细研”“烧灰”等。烧“存性”与今制炭法的作用相近，明清时期本草中已少见，近代已不再应用。

“煨”法则首见于唐代，《仙授理伤续断秘方》中记载：“煨去皮”[45]；宋代《苏沈良方》：“纸裹煨”；《太平惠民和剂局方》：“附子末和面作饼子，裹附子，用文武火煨令黄”“湿纸裹令煨”；明清时期本草典籍中有“面裹煨”“湿纸裹煨”“甘草汤沃后煨”“童便浸后煨”等。煨法延续至今，在地方炮制规范中仍有沿用，如《全国中药炮制经验与规范集成》中收录江西建昌帮仍有“煨附子”的炮制规格[46]。

“炒”法最早可见著于隋朝的《梅师方》：“二虎丸：用乌头、附子各四两，酽醋浸三宿，切作片子。掘一小坑，炭火烧赤，以醋三升，同药倾入坑内，用盆合之。一宿取出，去沙土，入青盐四两，同炒赤黄色，为末，醋打麪糊丸如梧子大。”唐代《千金翼方》中记载川乌头合黑豆“炒半黑”，《外台秘要》记载乌头“炒令黄”。宋代《太平圣惠方》中记载附子“炒”“微炒”“锉碎微炒”“与大豆同炒”“炒熟”等。元代王好古在其著作《汤液本草》中提出：“乌、附、天雄、侧子之属，皆水浸炮裂，去皮脐用之，多有外黄里白，劣性尚存，莫若趁热切做片子，再炒，令表里皆黄，内外一色，劣性尽去，却为良也。”王好古认为，仅以炮法不能完全去除附子劣性，故应趁热切片后再炒，令内外皆黄。该观点被明清时期诸本草如《本草纲目》《本草汇笺》等所认同并沿用，炒法延续至今，《中国药典》中已不再收录，但地方炮制规范仍有应用，如《全国中药炮制经验与规范集成》记载镇江有“单炒”，辽宁有“麸炒”，江西有“砂炒”。

“炙”法加工附子在历代文献中也均见记载。《五十二病方》：“冶乌(喙)，炙脂弁，热敷之”，推测其为油炙法。唐代《千金方》《千金翼方》中多见“蜜炙”法，又有不加辅料炙，如：“取惟大者，去皮细切，炙令黄，胜炮”；宋代《太平圣惠方》中则有“炙令香”“炙令黄色”“涂蜜炙令微黄”等记载。炙附子多加液体辅料，宋代《三因极一病证方论》载有蜜制、姜制浸制，《小儿痘疹方论》载有童便浸后再瓦上炙熟。明代《景岳全书》载有甘草汤沃后炙熟等炮制方式。炙法在现代附子的加工中已不常见。

“焙”法主要起干燥作用。南北朝《雷公炮炙论》中记载附子于土坑内埋一宿后挖出“焙干”。宋代《圣济总录》《太平惠民和剂局方》中均载有附子“焙干”的加工方式。自唐代起，历代文献中关于附子“焙干”的操作多在加其他辅料煮制或浸制之后，出于干燥的目的。焙干操作在现代文献中仍有记载，如《中华本草》：“用姜汤浸1～3天，然后蒸熟，再焙至七成干”，但大多已被烘干所取代。《中国药典》中记载黑顺片的加工过程包括烘干的程序。

5.3 水制

以浸漂法处理附子的方式历史悠久。《五十二病方》即有“渍以淳酒”“以美醯(醋)半升……泽”等类似液体辅料浸润的炮制方式。附子多以水、醋、酒、盐水等液体辅料浸制，或在浸制过程中添加其他辅料，如南北朝《雷公炮炙论》记载“用东流水并黑豆浸五日夜”等。单一水浸的记载可见于五代时期《蜀本草》中：“以生熟汤浸半日”；宋代单一水浸的加工方式较常用，并开始强调水浸的次数与时间，如《太平惠民和剂局方》：“附子(水浸后，炮，去皮、脐)”；《太平圣惠方》：“附子(三切水浸去赤汁)”，“以新汲水浸附子。七复时。每一复时。换水一遍。并不令见日气”。《宝庆本草折衷》：“今之炮附者，先以沸汤浸令和软，拭干，入微火中……取出刷净，入冷水中浸洗，去皮脐用。”明清时期，部分本草中也记载水浸为附子加工的程序之一，但后续仍需炮、煨、炒等进一步加工。《本草纲目》：“以水浸过，炮令发拆”；《本草求原》：“水浸、火炒用”；《本草纲目易知录》：“今市中制附子，水浸七日，日换水。”浸漂法延续至现代仍有应用。《中国药典》中记载泥附子浸入胆巴水中，再加食盐继续浸泡可成为盐附子，进一步加工成黑顺片、白附片或淡附片都需要清水浸漂。现代研究表明，浸漂过程中总生物碱损失达80%以上，且无法保证其减毒效果[47]。胆巴也俗称卤水，其中含有大量的氯化镁、氯化钠和金属离子。因为对胃有强烈的腐蚀作用，使人体器官的蛋白质凝固，而且镁离子被吸收后能影响心血管和神经系统正常运行，所以对人体具有毒性。现代附子加工过程中浸漂的主要目的是除去胆巴、盐等物质。

5.4 水火共制

蒸法在古代文献中记载较少，主要见于宋代，《十便良方》中记载：“用大附子或大川乌头二枚，去皮蒸过。”蒸制可在破坏毒性成分结构的同时保存水解产物，现代加工黑顺片、白附片等炮制品时蒸制仍是必要环节，如《全国中药炮制经验与规范集成》中记载江西樟树蒸附子的炮制工艺。

《五十二病方》记载“……以乌 (喙)五果(颗)，大如李，并以□斗煮之，汽，以敷之”(□表示文物出土时无法辨识的文字，下同)，此为乌附类煮制加工的最早记载。历代文献记载附子多加黑豆、甘草、童便、生姜等辅料共煮，或与其他药材煮为合剂，如汉代《伤寒论》：“干姜一两(炮)，附子一枚(破八片炮)，上二味，以水三升，煮取一升，去滓，顿服。”唐代《千金翼方》中记载：“取附子一枚，炮去皮，四破，以水二升，煮一升和一丸服。”《修真密旨》：“用绿豆一合，同入铫子内，煮豆熟为度。”宋代《十便良方》：“用大附子十两连皮，同大枣二升，于石器内，以水煮一日，常令水过两指。取出，每个切作三片，再同煮半日，削去皮，切焙为末。”明清时期医药家对清水煮制的加工工艺提出质疑，如《景岳全书》：“又若煮法，若不浸胀而煮，则其心必不能熟；即浸胀而煮，及其心熟，则边皮已太熟而失其性矣。虽破而为四，煮亦不匀。且煮者必有汁，而汁中所去之性亦已多矣，皆非制之得法者。”[48]认为煮制难以控制火候，且会使附子的药性流失。书中还提出不应煮至极熟：“故制附之法，但用白水煮之极熟，则亦全失辣味，并其热性俱失，形如萝卜可食矣，尚何毒之足虑哉？”清代《本草纲目易知录》同样提出：“长流水漂数日，煮过，切厚片，名附块。但此制，毒虽去而性力不足，未若市制附片功效也。”[22]847煮法可使有毒成分双酯型乌头碱加热水解，同时造成有效成分大量流失，使附子药性减弱；然而从控制安全性及工业生产的角度考虑，煮制在现代附子类药材的加工过程中仍是必不可少的环节。

5.5 加辅料制

5.5.1盐制、童便制、黄连制 盐作为附子炮制的辅料历史悠久。隋唐时期《梅师方》中即有“入青盐四两，同炒赤黄色”的记载，宋代《太平惠民和剂局方》：“大附子(炮，去皮、脐，用青盐半斤，浆水一斗五升煮，候水尽，切)”；《圣济总录》：“盐汤浸暴干炒”；《普济本事方》：“附子一个，炮去皮脐，盐水浸良久”；《严氏济生方》：“用附子一枚，炮七次，盐汤浸七次，去皮脐”等。

《五十二病方》中已有乌、附类药材与童便合制的相关记载：“冶乌(喙)四果(颗)……以南(男)潼(童)弱(溺)一斗半并……”宋代《普济本事方》：“大附子，童便浸三日夜，逐日换尿。”《小儿痘疹方论》：“先备童便五六碗，将附子先放在灶上烟柜中间，良久，乘热投入童便。浸五七日，候润透揭皮，切四块，仍浸二三日……如急用，即切大片，用童便煮二三沸，新瓦炙熟用之。”

元代朱震亨在其著作《丹溪心法》《本草衍义补遗》中均记载了附子以童便浸透煮制，首次分析了童便制附子的原理为“以杀其毒，并助下行之力”，并且提出“入盐尤捷”“盐炒”等，说明盐作为辅料同样有制毒引经的效果。该观点被明清时期诸本草所认同并引用，大都载有“童便煮”“盐水煮”等炮制方法。

黄连制则最早见于宋代《圣济总录》：“附子(去皮脐，用黄连各半两锉碎，同铫子内炒微黄，不用黄连)”；明代陶华《伤寒六书》中提到一种包括黄连在内多辅料共制的附子炮制方法：“用附子去皮脐，先将盐水、姜汁各半盏用砂锅煮七沸，后入黄连、甘草各半两，再加童便半盏再煮七沸。住火，良久捞起，入瓷器盛贮，伏地气一昼夜，取出晒干以备后用，庶无毒害。”该方法被明清时期《本草蒙筌》《太乙仙制本草药性大全》《医宗粹言》《药性解》《本草详节》等引用。

明清时期，医学家注重研究附子炮制背后的原理。明代张景岳在其著作《景岳全书》中记载：“夫附子之性热而刚急，走而不守，土人腌以重盐，故其味咸而性则降。今之所以用之者，正欲用其热性以回元阳，以补脾肾，以行参、芪、熟地等功，若制以黄连，则何以藉其回阳？若制以盐水，则反以助其降性。若制以童便，则必不免于尿气，非惟更助其降，而凡脾气大虚者，极易呕哕，一闻其臭，便动恶心，是药未入口，而先受其害，且其沉降尤速，何以达脾？”张景岳认为，古人用盐腌制附子的目的是制其热性，但附子用于回阳补脾时正利用其热性，盐味咸性降，黄连苦寒沉降，均会降低附子的疗效；而小便味秽，易致恶心，且性下行不达脾胃，反降附子补脾之功。清代《冯氏锦囊秘录》：“亦可不必用童便浸煨也。盖过制则性太缓耳。”《本草从新》：“土人以盐腌之，愈减其力……且制不过欲去其毒性尔，若用童便，是反抑其阳刚之性矣，尤非法之善者。”《本草崇原》：“近世皆以童便煮之，乃因讹传讹。”

清代文献中对盐制附子的目的又有了新的观点。《本经逢原》记载附子“用盐过多，虽一两五六钱，制熟不及七八钱，且容易腐烂。若欲久藏，须同灶灰入礶中，置近火处，庶可经久。”提出盐制增加了附子重量，且去盐熟制后更易腐烂。《本草崇原》中记载“土人又恐南方得种，生时以戎盐淹之，然后入柸敲平”，认为盐腌是为了消灭其活性防止异地引重，并记载“用滚水连泡二次，去盐味。”《神农本草经读》同样记载“用滚水微温泡三日，一日一换，去盐味”，说明当时已不认同盐制对附子的增效作用。《增订伪药条辨》中则记载附子盐制的目的为防腐：“附子性潮，鲜时用盐渍腌，盖不腌易烂。”

童便制与黄连制自明清时期已逐步淘汰，但盐制附子的方法仍在《中国药典》及各地方炮制规范中普遍应用。附子含水量多，采收季节在夏季，气温较高，药材不易保存，必须在产地进行防腐加工。五代时期以灰裹以干燥防腐；宋代以醯醅腌制法防腐；明清时期转变为盐腌制防腐；现代附子多以胆巴与盐浸制防腐。胆巴价廉，主要成分为氯化镁及氯化钙，浸泡后可使附子重量增加，表面光亮。目前，附子加工方法存在胆巴过量的问题。商贩为使药材增重牟利而故意不作退胆处理，过量胆巴对人体造成危害，引入新的安全问题。赵纳等[49]实验得出附子以胆巴水和盐水混合浸泡后再经过炮制可使生物碱质量分数减少50%以上。又有实验研究表明，发现无胆(胆巴)蒸制或炒制工艺与《中国药典》规定的传统胆制工艺相比，乌头碱等含量无显著性差异，即“去毒”能力相近；但有效成分苯甲酰乌头原碱及单酯型生物碱含量较传统胆制炮制品增加5.3～8.7倍，提示无胆蒸制或炒制工艺的“存性效果”效果更好，且流程简单，不引入无机杂质[50]。现代烘干贮藏技术进一步发展，是否仍应延续传统的胆、盐浸泡工艺有待进一步讨论。

5.5.2甘草制、生姜制 南北朝《本草经集注》：“世方动用附子，皆须甘草、或人参、干姜相配者，正以制其毒故也。”记载干姜可降低附子毒性。《斗门方》中记载：“附子一枚，坐于砖上，以火四面逼之，使裂，入生姜自然汁中浸少顷，又依前入火逼之，又入姜汁再浸，如此三四次。”宋代药方中姜制浸制的记载较多，如《博济方》：“用生姜半斤，以水一碗同煮附子，汁尽为度”；《圣济总录》：“用生姜半斤取汁，以慢火煮附子令汁尽”；《三因极一病证方论》“用大附子一个，生切四片，以姜汁一盏浸炙，再浸再炙，汁尽乃止”等。明清时期则多使生姜与其他辅料共制，如加姜汁及其他辅料煮，以生姜片夹裹煨等。《景岳全书》分析了姜制附子的原理为助其辛热之性：“惟是姜汁一制颇通，第其以辛助辛，似欠和平，若果直中阴寒等证，欲用其热，此法为良。”该书又记载了“欲得其补性者，不必用此”。现代《中国药典》中已取消附子的姜制法，但地方炮制规范中仍延续生姜蒸、煮、加糠灰烧等工艺。

《五十二病方》中有甘草与乌喙合制的记载。魏晋《名医别录》记载附子畏甘草，《本草经集注》中亦记载用附子须以甘草等相配制约毒性，该观点为后世历代医家所延续。明代起本草方书中多见附子以甘草煮、浸的方法，并多与童便共制。《景岳全书》中详细记载了甘草制附子的炮制方式、程度以及原理：“用甘草不拘，大约酌附子之多寡而用。甘草煎极浓甜汤，先浸数日，剥去皮脐，切为四块，又添浓甘草汤再浸二三日，捻之软透，乃咀为片，入锅文火炒至将干，庶得生熟匀等，口嚼尚有辣味，是其度也。若炒太干，则太熟，而全无辣味，并其热性全失矣。故制之太过，则但用附子之名耳，效与不效无从验也。其所以必用甘草者，盖以附子之性急，得甘草而后缓。附子之性毒，得甘草而后解。附子之性走，得甘草而后益心脾。附子之性散，得甘草而后调营卫。此无他，亦不过济之以仁，而后成其勇耳。若欲急用，以厚纸包裹，沃甘草汤，或煨或炙，待其柔软，切开，再用纸包频沃，又炙，以熟为度。亦有用面裹而煨者亦通。若果真中阴寒，厥逆将危者，缓不及制，则单用炮附，不必更用他制也。”这种以甘草为单一辅料的制法后世部分著作引用，如《本草从新》《伤寒温疫条辨》《新编六书》《药性诗解》等。甘草制延续至今仍有应用。《中国药典》规定淡附片的加工过程中加入甘草、黑豆煮为必要环节，地方炮规中也常见甘草制附子的方法。

早在汉代药方中附子便常与甘草与生姜配伍使用，《名医别录》《本草经集注》中均提到甘草、姜可以制约与附子毒性，这是甘草与生姜作为辅料炮制附子的理论基础。甘草、生姜作为辅料炮制附子的方式历代沿用，明代医家对其增效减毒的原理已有探究。现代实验证明，甘草、生姜中的有效成分如皂苷、黄酮、挥发油、姜辣素等可有效抑制附子的毒性[51-57]。

5.5.3豆谷类辅料 黑豆为古代炮制附子的常用辅料。魏晋《名医别录》中记载附子畏黑豆，《雷公炮炙论》中记载了附子同黑豆用东流水浸制的方法。宋代药方中常见附子与黑豆同煮或炒的记载，如《太平圣惠方》：“大附子一枚，炮去皮为末。以生姜一两，大黑豆一合，炒熟”，“熟附子一枚去皮，生姜三钱半，水煎服。或加黑豆一百粒。”明清时期《本草乘雅半偈》《本草备要》《本草则要纲目》等记载黑豆为单一辅料与附子共水煮或水浸。黑豆作为辅料的炮制工艺在现代仍有应用，如：《中国药典》中记载淡附片的炮制中有加甘草、黑豆共水煮透心的步骤；《全国中药炮制经验与规范集成》中记载各地有黑豆煮、黑豆蒸、黑豆煮蒸、黑豆煮焙等附子炮制工艺。

除黑豆外，少数本草如《朱氏集验方》中记载附子以赤小豆煮熟；《神农本草汇通》中记载与绿豆同煮；《蜀本草》中记载附子“以米粥及糟麹等淹之”；《本草品汇精要》记载附子同生姜、糯米共煮；《罗氏会约医镜》中载有米泔浸等。这些工艺现代都已不再应用。

5.5.4蜜、醋、酒、油等辅料 汉代《金匮玉函经》中川乌的炮制方式有“内蜜再煎”[58]。附子的蜜制则首见于唐代《千金要方》：“附子一枚，剖作大片，蜜涂，炙令黄，含咽汁，甘尽更涂，炙如前法”；《千金翼方》：“取附子一枚，去皮，蜜涂火炙令干，复涂蜜炙”；宋代药方延续蜜炙法，如《太平圣惠方》：“裂去皮脐，切四片，涂蜜炙令微黄”；明清时期，本草中蜜制附子的记载减少，仅清代《得配本草》可见“或蜜炙用，或蜜煎用”的相关记载，近代已不再使用。

《五十二病方》中有“……乌(喙)十四果(颗)，以美醯半升□□□□□□泽……”的记载，醯有醋的含义，或为醋制乌附类药材的最早记载。隋唐时期《梅师方》中有乌附类药材以醋浸的记载：“用乌头、附子各四两，酽醋浸三宿，切作片子”；《千金翼方》中记载附子末和醋调后涂抹可治疮痈；《本草拾遗》记载附子醋浸后放入耳中治耳聋。宋代《本草图经》记载了醋腌附子的方法为明清时期部分本草所引用。推测醋制有防腐以及使毒性成分生物碱分解的作用，但现代已不再应用。

《五十二病方》：“……乌(喙)、桂皆等，渍以淳酒而垸之”提出酒浸渍的加工方法。唐代药方中多记载附子酒浸法，如《千金翼方》：“用大附子一枚重半两者，二枚亦得，炮之酒渍。”《外台秘要》：“附子纳酒中，经一七日。”宋代《太平圣惠方》记载附子“同酒一盏，煎七分”。明清时期，酒制法几乎不再应用，清代《串雅外编》记载附子切薄片，与甘草、甘遂3味药以布裹后锤碎，“右以烧酒二斤共浸半日，文武火煮，酒干为度”，现已不用。

油炙法或加油混调常外用治疗外伤痈肿等。《五十二病方》中记载“以方(肪)膏、乌(喙)□□，皆相□煎”“冶乌(喙)，炙脂弁，热敷之”仲景方中有“用大附子一个炮、食盐等分，为末。以方寸匕摩囟上，令药力行。或以油调稀亦可。”油制法古代文献中并不多见，今已不用。

5.5.5朱砂、硇砂、白矾、豆腐、土等辅料 东晋《肘后方》中记载附子与人参丹砂制丸；《妇人大全良方》中记载附子“脐心作一窍如皂子大，入朱砂一钱重，湿面裹煨”；《太平圣惠方》中记载附子剜去心后加朱砂、硇砂、阿魏填入其中；《太平惠民和剂局方》：“去皮、脐，以尖刀子剜去心子，约容硇砂半钱实之”，现已不用。

《普济方》记载：“用附子一两烧灰、枯矾一分，为末，揩之”治牙痛；《太平圣惠方》记载：“熟附子去皮、枯白矾一两，为末”治日久肠冷；清代《本草纲目易知录》中记载：“今市中制附子，水浸七日，日换水，刮去皮脐，甘草、生姜、白矾仝煮，取起，微曝，瓶盛，阴干，薄切，名附片。”现代辽宁、旅大(今大连)等地仍有白矾煮、白矾煮焙等附子炮制工艺，其他地区不用。

古代文献中未见豆腐做辅料炮制附子的记载，明清时期部分本草文献中记载草乌头用豆腐煮制以减毒。现代苏州等有豆腐煮附子的炮制工艺，其他地区已不用。

元代《丹溪心法》中记载：“川乌代附子，以水调陈壁土为糊，浸七次”，他处未见，今已不用。

5.6 当代加工炮制方式

汉代文献中记载附子最常见的炮制方式为“炮”，该法贯穿历代延续至今。魏晋至唐代增加了烧、煨、炒等火制及共辅料浸、煮、蒸等水火共制的炮制工艺，辅料范围也进一步扩大，增加了黑豆、盐、醋、姜等辅料。宋代对炮制工艺的要求进一步发展，如浸漂法有了次数与时间的要求；发明了制曲、醋酿的方法；辅料也进一步增加，药方中出现酒、白矾、朱砂等辅料。明清时期炮制工艺趋于一致，以浸煮法为主，直火加热的方法减少，多为浸泡后煨或炮；辅料也趋于简化，主要为童便、甘草、姜汁、黄连、盐水几种。清代进一步简化，认为童便、黄连、盐制约附子的药性而逐渐不再用作辅料，多加入甘草、黑豆等辅料以制约毒性，并沿用至今。

《中国药典》[1]191规定附子的加工及炮制方法有以下几种：1)选择个大、均匀的泥附子，洗净，浸人胆巴的水溶液中过夜，再加食盐，继续浸泡，每日取出晒晾，并逐渐延长晒晾时间，直至附子表面出现大量结晶盐粒(盐霜)、体质变硬为止，习称“盐附子”。2)取泥附子，按大小分别洗净，浸入胆巴的水溶液中数日，连同浸液煮至透心，捞出，水漂，纵切成厚约0.5 cm的片，再用水浸漂，用调色液使附片染成浓茶色，取出，蒸至出现油面、光泽后，烘至半干，再晒干或继续烘干，习称“黑顺片”。3)选择大小均匀的泥附子，洗净，浸人胆巴的水溶液中数日，连同浸液煮至透心，捞出，剥去外皮，纵切成厚约0.3 cm的片，用水浸漂，取出，蒸透，晒干，习称“白附片”。4)附片(黑顺片、白附片)直接人药。淡附片：取盐附子，用清水浸漂，每日换水2～3次，至盐分漂尽，与甘草、黑豆加水共煮透心，至切开后口尝无麻舌感时，取出，除去甘草，黑豆，切薄片，晒干。炮附片：取附片(黑顺片白附片)，照烫法用砂烫至鼓起并微变色。

除上述外，《全国中药炮制经验与规范集成》中收录其他地方还保留有烘烤、炒制、煮制、蒸制、姜制、甘草制、矾制、豆腐制、黑豆制、药汁制等炮制经验以及附片、熟附片、制黑顺片、黄附块、煨附子、胆炙、砂炒等地方炮制规范。

目前，在附子道地产区四川江油，形成了一套“胆巴浸泡-浸漂-煮制-剥皮(仅白附片)-切片-漂洗-蒸制-干燥”的加工流程。

5.7 讨论

综上可见，附子的炮制历史漫长且复杂，历代医家在应用中不断探索出新的炮制方式，对炮制原理的探究也在不断发展。早在秦汉时期，古人就发现乌附类药材的毒性，《五十二病方》中记载乌喙的处方9首，有加脂膏类煎、酒渍、醋泡、煮、燔、加童便、油炙等加工方式。附子加工的最早记载源于汉代仲景方，此时附子有炮制或生用、整枚或破开用，但都去皮脐。现对以下几个主要问题展开讨论。

5.7.1能否生用入方剂问题 《伤寒论》《肘后方》《千金方》《太平圣惠方》等方书中均有附子生用入方的记载，生附子多外用，内服则需要充分加工以控制其毒性保证临床安全。《本草经集注》：“唯姜附汤生用之。世方动用附子，皆须甘草、或人参、干姜相配者，正以制其毒故也。”后代本草文献虽有记载“生用”者，仍需进行水浸等阴制法加工方可入药使用。从临床安全、工业生产及质量检查的可控性考虑，建议附子不可生用直接入药。

5.7.2是否去皮问题 去皮脐的加工方式贯穿整个附子炮制发展史。附子皮中剧毒成分双酯型生物碱含量高于其他部位，不去皮炮制品黑顺片中双酯型生物碱含量仍高于去皮炮制品白附片，但已达到安全标准，说明在当代炮制加工技术下，考虑工业化成本，去皮的必要性已大大降低。此外早期所用为野生品，毒性较人工栽培大，需要去皮以保证临床用药安全；随着栽培化进程，单位剂量下附子的毒性成分占比降低，再去皮恐临床疗效难以保证；因此，近代以来临床多以黑顺片为主，白附片临床使用较少，加之去皮过程工艺繁琐且造成成分流失，故从临床疗效的角度考虑可省去去皮步骤。

5.7.3炮制方法问题 从炮制手段来看，单纯的直火加热存在受热不均、安全可控性差等缺点，被蒸煮等水火共制法代替已有很长历史。从辅料来看，盐制自明代起开始被部分医家否定而逐渐淘汰，现代几种法定的附子炮制品中，仅有盐附子及以其为基础的淡附片加工过程中存在盐浸步骤。附子盐腌后续水漂时间延长，进一步加重有效成分的流失，故建议去掉该步骤。胆巴浸泡存在于各炮制品的生产过程中，其目的为防腐，但存在增重、胆巴过量危害人体、后续浸漂除胆增加成本并使有效成分进一步流失等问题。已有学者[59]对附子无胆蒸制或炒制的可行性进行了验证，其去毒存性的效果更佳，且不引入杂质。现代研究已发展出高温烘制、高压蒸制、微波炮制3种新型炮制手段，可在保存有效成分的同时有效减毒，使其毒性成分限量符合《中国药典》规定，且适合工业化生产[60-64]，故建议应舍去胆巴浸泡的步骤。

综上所述，建议经典名方中附子药材不可生用直接入方剂，省去“去皮脐”的加工步骤，采用水火共制的方法进行炮制，并淘汰盐类辅料。可遵循《中国药典》黑顺片的炮制规范，但建议以现代先进的干燥技术取代胆巴浸泡步骤。

6 小结

古代附子药材入药的主流基原为毛茛科乌头A.carmichaeli的子根，以四川绵阳为道地产区；宋代起开始大规模种植，清代陕西成为另一产区，但品质及产量不及四川。品质以皮黑色、体干坚实、顶圆正底平者为佳。古代附子多于阴历八月份采挖，现提前至公历6—8月。附子炮制减毒后方可入药，经典名方中涉及的附子药材，建议遵循《中国药典》中黑顺片的制法进行加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