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 翅 李瑞煜 蒋晓凤 侯新莲 吴建国 唐 莉

［1.华润三九（雅安）药业有限公司，四川 雅安 625000；2.成都中医药大学，四川 成都 611137］

附子是毛茛科乌头属植物乌头AconitumcarmichaeliiDebx.的子根的加工品，在中国分布于云南东部、四川、贵州、安徽、陕西、河南西部、山东东部、辽宁西部等地［1］。《神农本草经》最先开始以药材形式记载附子，有回阳救逆、补火助阳、散寒镇痛之功，为中国历代医家常用中草药之一。

为更好地推动经典名方发挥现代临床价值，2018年国家公布了《古代经典名方目录（第一批）》，该目录中的经典名方实行免临床的简化新药审批，该目录中附子用“枚”计量的方剂有4首，分别为真武汤、附子汤、温脾汤、小续命汤。在“尊古而不泥古”的原则下，探讨“附子一枚”具体质量这一关键信息，对传承精华，更好开展该类经典名方的研发，具有重要的意义。

1 “附子一枚”在经方中的应用

古代经典名方在我国具有丰富的应用经验，历代医家用实践证明了其临床诊疗的有效性。在博大精深的中医药学术领域，《伤寒杂病论》可谓是源头活水［2］。该书治法与方剂相结合，指导临床正确应用。张仲景使用附子的方剂共37首，对附子的用量主要以“枚”计算，占84%，其次以“分”“两”计算，占 16%［3］。

对于张仲景经方中“附子一枚”换算为现代的剂量是多少，很多学者都进行过研究，但观点并不统一。其中为代表的有以下几种：1枚附子25 g，大附子30 g［4］；1枚附子小者为10 g左右，大者为10～20 g［5］；1 枚附子小者10.59 g，中者14.29 g，大者20.19 g［6］；1枚附子中等大小约为6.9 g，大者为10 g左右［7］；1枚附子为15 g［8］，该结果得到了部分研究者的认同，在进行真武汤物质基准研究时［9］，1枚附子换算为饮片量15 g进行研究。

笔者认为，要考证经方中“附子一枚”，需要统一折算为干附子，考证当时的环境和古今的应用，进行古代文献和现代实测相结合研究。本文探究“附子一枚”的用量范围，以其为经典名方的开发提供指导意义。

2 附子产地历史沿革

当前发现的附子类药物记载最早见于春秋末期、战国初期《国语·晋语》，“骊姬受福，乃鸩于酒，堇于肉”，韦昭云“堇，乌头也”［10］。汉代《范子计然》认为附子产于蜀武都（今四川绵竹市）［11］，《神农本草经》认为附子生犍为（今四川彭山区）及广汉东（今四川广汉市）［12］。南北朝·陶弘景认为附子产于建平（今重庆巫山县）［13］。唐代《新修本草》认为附子以蜀道绵州（今四川绵阳市）、龙州（今四川平武县）出产者为佳，其余产地的药力劣弱［14］，初步表明了江油附子的道地性。《千金翼方》同《新修本草》一样，也认为附子产于绵州和龙州［15］。宋代《图经本草》认为附子以赤水（今江油河西地区）出产的品质最佳［16］。《彰明附子记》的记载亦明确指出四川江油地区为附子的道地主产区，附子人工种植规模，已初步形成［17］。明代《本草纲目》指出川乌产于彰明（今四川江油市）［18］。

由此可见，附子在汉代多为野生，唐代以后开始人工种植，到宋代已经开始颇具规模化。唐代之前，药物学家多认为附子生长在四川省彭山、广汉一带；自唐代开始，四川省江油地区形成附子道地产区，开始人工培育种植，距今已有1300多年历史，与现代基本吻合。目前国内附子的主产区主要分布于四川江油、凉山，陕西汉中、云南等地。

3 “附子一枚”文献考证

经查阅史料，汉代之后，最早关于“附子一枚”质量描述的为东晋·葛洪著《肘后备急方》［19］“孙用和治大霍乱不止，附子一枚重七钱，炮、去皮脐，为末”。按东汉时期1斤约为220 g，1两折合为13.8 g，1钱折合为1.38 g［20］来计算，7钱应为9.7 g。因干附子不易炮和去皮脐，此处描述应为鲜附子，根据鲜附子加工成干附子的比率约为 3∶1［21］，折算为干附子质量为 3.2 g。这是目前查阅到与张仲景时代比较接近的关于“附子一枚”质量的描述。

南北朝刘宋·雷斅［22］《雷公炮炙论》提出“是若附子，底平、有九角、如铁色，一个个重一两，即是气全，堪用”的评价标准为后世历代医家所认可并沿用，如《本草元名苞》《医学统旨》《药性粗评》《药性会元》《本草原始》等均沿用《雷公炮炙论》，认为“重一两”为上［23］。南北朝时期度量衡采用汉制，即一两为13.8 g，根据鲜附子加工成干附子的比率约为3∶1，此处为鲜附子质量比较符合实际，即一枚鲜附子质量约为13.8 g，折算为干附子质量为4.6 g。

梁代陶弘景《本草经集注》序录里明确提出“附子、乌头如干枚者，去皮竟，以半两准一枚……枣有大小，以三枚准一两”［24］。100多年后，唐代·孙思邈《千金要方》也有相同的描述［25］“附子、乌头若干枚者，去皮毕，以半两准一枚”。此处应是引用《本草经集注》序录里描述。根据枣的质量反推附子的质量，枣实测值3.0～3.5 g［26］，“一两”为 10 g更符合实际情况［27］（若此处按照东汉1两折合为13.8 g计算的话，1枚枣4.6 g，不符合实际情况），即干附子的质量为5 g。《唐本草注》认为四川省江油产者最佳［28］。北宋时期，《彰明附子记》记载，附子以“半两以上皆良，不必及两乃可”［29］。同时期的著名医学家庞安时在其著作《伤寒总病论》里提到“半两以上大附子可当一枚半［30］，李时珍亦云“及一两者极难得”［31］。两宋时期，“一两”为 41.3 g，推算出一般附子大小为13.8 g，折算干附子为4.6 g。由此可知，自唐代始，附子开始进行人工栽培记载，大附子通常为半两以上，一般大小的附子则不及半两，即一般大小的附子不到5 g，延续了陶弘景的观点。

宋·唐慎微撰《证类本草》“千金翼治大风冷痰瘀胀满诸等病，用大附子一枚，重半两者二枚亦得炮之酒渍”“孙用和治大霍乱不止，附子一枚重七钱炮去皮脐为末”。该处引用了东晋·葛洪著《肘后备急方》的描述，南朝梁代与宋代相差500年，剂量换算差异较大，一两分别相当于13.8 g和41.3 g［32］，不能按照宋代换算。宋《小儿卫生总微论方》“辰砂膏，治阴痫搐掣昏困，传为脾风，右以大附子一枚重六七钱上微炮去皮脐”，又云“附子散治胃寒泄不止右以半两附子一枚炮烈去皮脐为细末”。宋·程迥撰《医经正本书》“附子乌头半两准一枚复是大秤，盖所差三倍也，故庞安常曰附子一枚准半两是一钱，三字使人疑混，盖后人妄增古书”。此时干附子1枚折算为宋代一钱为4.13 g。元代朱震亨《丹溪先生心法》“霹雳散，附子一枚，及半两者，炮熟取出用冷灰培之细”。此处即为描述的大附子。

明代《颐生微论》提出“重一两五钱者佳”。清代《本草崇原》［33］对此做出解释为重一两的附子最好，但由于市场上不良商人为了增加附子的重量，经常将附子的侧子敲平添加其中，故曰总共应按一两五六钱者为好。《本经逢原》提出“古方以一两一枚者为力全，近时专取大者为胜”［34］。根据明清时期一两为37.3 g，经过折算明清时期用量干附子1枚为12.4 g。可以看出明清时期使用“附子一枚”的质量和经方原剂量相比，明显增加。

4 “附子一枚”现代研究

收集5个产地的泥附子药材［35］，随机抽取100个样本，测定泥附子样品洗净后的质量。从平均质量看，5个产地结果依次是江油附子21～24 g，巍山附子19～21 g，布拖附子17～19 g，汉中附子13～16 g，安县附子10～11 g。不同产地的泥附子质量存在一定差异。根据鲜附子加工成干附子的比率约为3∶1，折算为干附子质量以此为江油附子7～8 g，巍山附子6～7 g，布拖附子5～6 g，汉中附子4～5 g，安县附子3～4 g。仝小林等［36］实测了3枚附子（未说明产地），重63 g，折合1枚附子21 g。因原文献未说明是新鲜还是已经干燥，鲜附子加工成干附子的比率约为3∶1，推测原文采用的是鲜附子比较合理，折算为干附子约为7 g。刘敏等［37］选取四川江油产生附子进行实测得出仲景方中1枚附子为15.03 g，大者1枚为30.89 g。经考证原文，该试验使用的是鲜附子，根据比率约为3∶1计算，实际1枚附子约为5 g。畅达等［38］也对《伤寒论》中非衡量器计量的药物进行了直接测试，实测1枚附子为3.4 g。也有学者认为，张仲景生活的年代大约为公元150～219年，具体出生地点在今河南省南阳市邓州市穰东镇张寨村，考证南阳附近的野生附子才更接近当时“附子一枚”的剂量［39］。通过实地采集和研究发现，南阳地区的1枚新鲜附子质量约为7 g，折算干品为2.3 g。

为此，笔者也收集了四川江油、凉山布拖、云南、陕西汉中等4个主产区附子样品39份。通过直径指标将附子分为3级（见表1），并对其各等级占比情况进行研究（见图2），发现直径大于4 cm，1枚干重≥16 g，除了江油附子占比约20%外，其他均不超过5%；直径3～4 cm，1枚干重6.5～16 g，云南、江油、凉山布拖均占比50%以上；直径小于2 cm，1枚干重≤6.5 g，陕西汉中约占55%。江油附子采用2次修根、1次打尖和多次除掉侧芽的栽培技术，所以个头较大［40］。汉中的附子不打尖、掰芽、修根等，种植较粗放，所产附子个头较小［41］，接近野生生长状态，收集样品的平均干附子质量约为6.5 g。

图1 不同产区泥附子（洗净）

图2 各产区泥附子大小（直径）情况

表1 泥附子外观分级

附子为植物子根类药材，个头有大小。不同产地附子大小并不一致，即便同一产区，不同研究者测得结果也不相同，不可能通过实测获得精确数值。汉代附子为野生，1枚附子的大小应该小于现代主产区附子平均重量，根据上述现代研究情况，“附子一枚”质量范围在2.3～6.5 g之间。

图3 附子大小（直径）测定

图4 附子大小分级情况

5 讨 论

张仲景系东汉南阳郡人，今无异议。经考证，《湖广旧志》及《古今图书集成》引《襄阳府志》所言张仲景是南阳棘阳人，已得到较多学者共识［43-44］。约生于公元150年，卒于公元219年［45］，少年时曾拜请过同郡何颙品鉴指教，学医于同郡张伯祖尽得其术，灵帝时举孝廉，建安中任长沙太守，因时局混乱及其思想情操未能久任，遂专事医业，约于公元210年前后写成《伤寒杂病论》十六卷，奠定了我国临床医学的基础，为中医学的发展起到承前启后的作用［46］。

经方中记载的附子的炮制方法有“炮，去皮，破八片”“生用，去皮，破八片”。该方法既详述了炮制方法，又阐明了炮制的顺序。“炮”前的附子为干附子还是鲜附子（或未干燥的）？笔者试验验证，鲜附子直接“炮”后，去皮和破片非常容易；若鲜附子晒干后，则质地非常硬，皮非常薄，很难“去皮”和“破八片”。如果当时使用的是鲜附子（或未干燥的），那么储存是非常大的问题。因附子掘出后，2～3 d内如不及时烈日晒干，会迅速烂掉，是有名的“过夜烂”［47］。笔者在进行附子种子繁殖的研究中发现，种子繁殖植株生长缓慢，植株较羸弱，抗高温抗旱能力差，抵抗不了高温天气及阳光的直射，导致植株的死亡。这也与文献中附子种子繁殖发芽率低，发芽缓慢一致［50］。附子的主要繁殖方式为块根繁殖，需要在高海拔地区种根（附子）繁育，此时附子不会腐烂。魏晋《名医别录》记载“冬月采为附子，春采为乌头”，这一说法多为历代本草典籍所认可并引用，如元代《汤液本草》、明代《本草集要》等均引用之。《彰明附子记》记载“采撷以秋尽九月（公历10～11月）止”。可知当时野生附子采收期应为10～11月份，生长于高海拔地区。高海拔地区附子的采收季节在10～11月份左右，如果不进行采收，附子第2年将作为种根发芽生长。推演至汉代，也应是以块根繁育为主，当时附子还没有进行人工种植，主要是高山上野生，需上山采新鲜药材，回家进行炮制，然后诊病抓药。采药量较少，用完后然后再采。所以当时张仲景使用的野生附子应为鲜附子（或未干燥的），更切合当时使用环境。鲜品选合适大小，以枚为单位直接“炮”，受热处理，重量变化较大，炮制后多为切八片，若以两等重量计算，会因水分不同造成差异较大，也会因重量与“一枚”不等造成药材浪费。这也可能为当时附子药味写“一枚”而不写具体质量的原因。现在附子多为种植，工业生产均为干燥的饮片投料，所以本文考证时，便于比较，忽略皮的重量，均折算为带皮干燥品。

附子为植物药材，个头有大小之分，导致“附子一枚”具体的质量比较模糊，因此经方中“附子一枚”无法换算成确切的质量，只能是一个比较接近的范围。文献考证时发现，后代一些资料引用前人的描述后，而未有说明和换算为当时的剂量的批注，也是导致考证剂量前后差异较大的另一个原因。本次对经方中“附子一枚”文献考证，东晋以后越来越多的著作在“附子一枚”后面标注了具体的质量，说明已经意识到“一枚”很难在临床使用中把控剂量的问题。唐代以前“附子一枚”考证为3～5 g之间，唐代以后，用量增加，评价附子则以“个大”为优，可能与出现人工种植有关。通过对“附子一枚”实际称量数据文献资料和笔者实测研究，发现不同产地、不同批次附子大小并不一致，即便同一产区也有大小不同的质量。实际称量数据，以干附子计，范围在2.3～6.5 g之间。综合文献考证范围交集，我们认为经方中选用附子一枚，换算成干附子剂量范围约为3～5 g之间。

从东汉至今约1700多年，由于多种因素的改变，现代临床使用处方剂量与经方剂量有着显著差异。首先人工种植代替野生，汉代使用附子均为野生，现在均为人工种植，药材的个头、质量发生显著变化。其次是炮制工艺发生显著变化，附子是一种有毒的药材，历代附子的应用都经过严格的炮制处理。纵观张仲景的经典药方，多为炮附子。随着加工工艺的不断改进和临床应用经验的积累，水制、水火共制炮制加工逐渐出现，也衍生出许多与辅料的协同加工或复合加工方法。现代附子的加工通常旨在确保安全，反复用水浸泡、漂洗、高温煮沸、高温翻炒或微波加热等，这样的结果确实可以降低毒性，但药效也会减弱。这可能是后世附子用量增加的重要原因之一。再次是煎煮工艺，根据记载，经方汤剂一般只煮1次，现今煎煮多为2次或3次，更加充分提取出了药效成分。这也是导致剂量差异的原因之一［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