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新

摘  要：中日济案发生于1928年南京国民政府的二次北伐过程中，是日本大规模侵华的前奏，在中日战间期外交史上占有重要地位，而美国为了维护在华“门户开放”政策，也参与了济案的调停。学者对于济案的研究层层深入，逐步丰富了两次世界大战间期中美日关系的学术成果。

关键词：济案;外交;研究综述

1928年，南京国民政府发动了针对奉系军阀的二次北伐战争，5月1日，北伐军顺利攻入山东。与此同时，日本以护侨为名也出兵鲁省，并于5月3日在济南与北伐军发生冲突，由此发生了济案。美国出于对济南美侨的保护，更为了维护华盛顿会议之后在远东形成的较为稳定的国际体系，保证其对华“门户开放”政策不受影响，向中日双方表达了调停之意。事件解决过程起起伏伏，最终于1929年3月28日，中日代表在“中日解决济案协议文件”上签字，宣告济案交涉的解决。

随着国内外相关史料的不断发掘、利用，学术界对济案的研究逐步深入，从单纯的政治事件研究向中外关系等方面拓展。鉴于近年来学界较少对于济案外交角度的研究之梳理，笔者撰此文以求较为清晰地介绍相关成果，从而为学者今后进一步的研究提供参考。

一、中日外交研究

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国内有关济案的民国史料汇编和专著相继整理和出版，济南市档案馆也一直重视对相关原始档案的收集，逐步丰富了济案的文字资料和图像资料，该馆还从日本及美国征集到一批具有重要价值的原始资料。在丰富的档案支撑下，众学者便于从中日外交的角度入手研究济案。

（一）中日关于济案的交涉研究

中日关于济案的交涉断断续续进行了将近一年的时间，其中多有曲折，引发了许多学者的关注，且学者的研究多围绕蒋介石与其外交官的活动展开。杨天石根据美国所藏黄郛档案，对事发后黄郛主持的前期交涉进行了深入研究，认为尽管济案的对日交涉由黄郛主持，并且蒋介石在关键时刻撤换了黄郛，但交涉中真正的主角实为蒋介石，基本方针都由他确立，由谈判官员执行。济案的交涉使蒋介石对日、对外妥协的性格已经须眉毕现，后面南京国民政府所实行的外交政策是由此继续发展的。1王志国、陈贵洲认为蒋介石在交涉中奉行了对日本温和妥协的外交方针，因其南京政府在建立之初根基尚不稳固，需要来自日本及西方列强的支持。2鹿锡俊、吴景平亦持类似观点，认为蒋介石的“不抵抗主义”纵容了日本军国主义者在华扩大侵略的恶行。3

也有学者与上述观点略有不同，认为蒋介石在交涉中并非毫无作为，而且是时而持对日强硬态度的。刘世龙在参照事件期间蒋介石在其日记中关于“决取不抵抗主义”的记载，以及当时的相关资料来考察其所谓“不抵抗主义”产生的背景，可以看到它是基于蒋介石与当时国民党中央、南京国民政府高层对第二次北伐和对日本政策的共识，而非他一人独自所为。既有先内后外这一政治理路的惯性推力，也有外交、军事及对日舆论诸方面的需要。但在五三惨案后至兖州会议“决取不抵抗主义”之前，蒋介石经历了激烈的内心矛盾与冲突，他一边下令对日退让，一边也下令对日实行有限抵抗。4

臧运祜利用日本出版的外交文书等资料，对黄郛、王正廷两任外交部长，尤其是后者主持的马拉松式外交谈判进行了深入分析。他认为任何外交交涉都是双方妥协、让步的过程，其结局也因此而不同。中国在一再妥协之后，最终使济案得到了屈辱的“解决”。作为济案交涉的重要人物，黄郛在交涉中的责任问题引起了研究者的争议。5台湾学者谢国兴对黄郛主持的外交交涉进行研究后认为，济案交涉的失败不应由黄郛一人来承担，是时代环境限制了交涉的成果。6祁冰则认为黄郛秉承了蒋介石亲敌、妥协的外交方针，对交涉的失败负有很大责任。7

（二）济案对中日关系的影响研究

济案是中日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后期一次严重的武力冲突，对于三十年代中日关系的走向有着深远影响，对此研究者也进行了分析。刘培平认为从“济南惨案”到“九·一八”事变，都是源于日本军国主义的“大陆政策”，都是日本对中国进行军事侵略的具体步骤。二者有着密切的联系，是一个过程的两个阶段。“济南惨案”是日本大规模侵华战争的前奏和开始。8吴兴河认为中方不仅在“济南惨案”上的交涉处于下风，除此之外，还答应日本提出的一些无理要求，继续履行不平等条约，这种丧权辱国的态度为后来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埋下了祸端，也是南京国民政府以后所推行对外妥协的外交政策的开端。9

二、中美、中欧外交研究

（一）美国与中日关于济案的交涉

国内从美国对中国外交角度研究济案的学者目前尚仅台湾学者黄文德，他利用“美国国务院有关中国内政档案”，从第三国的角度对济案的真相及美国在中日之间的调停过程进行分析研究，认为美国在济案发生之初由于信息不畅，对调停持保留态度。由于美国情报搜集工作的不足，加上南京政府宣传力度不够，导致美国在调查济案责任归属过程中逐渐站到了日本一方。10

（二）济案对中美、中欧关系的影响研究

济案使中国外交重点逐渐由日本转向欧美，是战间期中外关系史上的重要一环，但是学者多关注濟案对中日关系的影响，研究重点放在其与中欧、中美关系上的成果则较少。罗志田认为济案是国民党对外政策的转折点，事件之前，国民党基本是重内争轻外事;在此事件后，消除外患、联合美国以抵制日本成为当务之急。罗纠正了过去将张作霖控制的北京政府视为亲日的传统观点，指出实际上北京政府此时的外交是力图向美国倾斜。11洪岚也认为，南京政府成立后国民党一直以维护中日关系的稳定为重要外交策略方针。日本有意扩大事态迫使南京政府转而求助西方，选派王宠惠、伍朝枢、胡汉民赴欧美争取国联和英、美、法国的支持，南京政府的外交格局亦由此发生重大改变，即外交策略重心由日本转向欧美。12

三、总结归纳

纵观学界对于济案中国外交角度的研究成果，不难发现学者多偏重于分析中日双方为了解决事件而进行的曲折交涉，以及事件对于中日关系走向的影响，对于中日以外国家与济案关系的研究并不太多。研究者应拓宽横向研究，因济案影响之大不仅涉及到当事中日两国，使其他许多国家都对此事件给予了关注，美国参与了居中调停，另英、德、韩等国、苏联及共产国际都无法忽视济案在国际上的影响。

当今国际局势动荡多变，中国外交发展迎来巨大挑战，学者更应当注重弥补研究之空白，提高研究之严谨度，得出历史教训，以史为鉴。

参考文献

[1]  杨天石.济案交涉与蒋介石对日妥协的开端[J].近代史研究，1993（1）.

[2]  王志国，陈贵州.济南惨案与蒋介石对日妥协政策[J].历史教学，1994（11）.

[3]  鹿锡俊.济南惨案前后蒋介石的对日交涉[J].史学月刊，1988（2）.

[4]  吴景平.围绕”济南惨案”的”不抵抗主义”——蒋介石的对日和战抉择系列之一[J].世纪，2015（5）.

[5]  刘世龙.济南事件期间的蒋介石与对日“不抵抗主义”[J].史林，2010（1）.

[6]  臧运祜.中日关于济案的交涉及其“解决”[J].历史研究，2004（1）.

[7]  谢国兴.黄郛与济案交涉[A].中国现代史论集（第7辑）[C].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2.

[8]  祁冰.委曲而不能求全的外交官黄郛[J].民国春秋，1999（3）.

[9]  刘培平.“济南惨案”与日本帝国主义的侵华战争[J].山东大学学报，1999（4）.

[10]  吴兴河.“济南惨案”前后的中日关系[J].党史文苑，2006（14）.

[11]  黄文德.美国与中日济南事件交涉[J].近代中国，（138）.

[12]  罗志田.济南事件与中美关系的转折[J].历史研究，1996（2）.

[13]  洪岚.“济南惨案”与南京国民政府的欧美外交[J].华南师范大学学报，2007（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