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苗硕,章颖薇

(集美大学 财经学院，福建 厦门 361021)

近年来，管理层进行盈余操纵的现象在国内外都较为普遍，例如美国惠普、日本东芝的财务丑闻，我国南纺股份、太化股份等欺诈案。企业盈余信息直接影响利益相关者的决策，也关系着资本市场的有序发展。因此，盈余管理在近些年一直是学者们研究的热点。随着会计政策及相关法律法规的逐渐完善、监管程度的日渐加强，企业利用会计政策的自由选择权来调节盈利这种传统的应计盈余管理方法会被市场监管者较快识破，因此，企业高管们更偏向于选择较为隐蔽的真实活动盈余操纵方式，这也是本文的关注点之一。

根据人力资本理论，能力强的管理层会更加了解公司自身经营状况、所在行业的发展情况以及国家政策发展与变化等，因此，他们能更好地利用这些信息，对公司的经营决策做出判断，从而作用到企业的盈余信息。企业的真实活动盈余操纵是一种短视行为，对企业未来业绩不利，有碍于企业的长远发展。管理层人力资本的异质性使得不同能力的管理层在相关会计信息的解读和经营决策的选择上都有所不同，因此，有能力的管理层会基于自利动机还是全局观，即为追求自身最大的利益而进行真实活动盈余操纵，还是为企业的长远发展而选择抑制真实盈余操纵，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

另外，企业也有自己的生命周期，面临的问题会因所处不同生命周期阶段而不同，那么管理层考虑问题的角度以及处理问题的能力与方式不同，进行真实盈余操纵的程度也可能不同。以往关于管理层能力和盈余管理的研究都忽视了企业所处生命周期阶段这一动态属性，这样可能使得研究结论的准确性降低。因此，本文以企业生命周期这一动态视角作为切入点，对比企业生命周期的不同阶段管理层能力与真实活动盈余管理的相关程度，发现问题并提出相关建议。

一、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1.管理层能力与真实盈余管理

基于委托代理理论，公司的所有人会选择职业经理人代替自己参与经营管理，而选拔职业经理人最重要的衡量指标是其能力，能力强的人被聘为公司的管理层，公司所有者根据管理层人员为公司创造的业绩给予报酬。由于信息的不对称，管理层存在自利动机，为了获得更高的薪酬进行盈余操纵以使企业的经营业绩看起来更好，而能力越高的管理层越具备为自身谋取利益的有利条件。管理层能力越强，就更了解国家相关法律法规，更了解企业的周转经营情况，实施盈余操纵的手段更加多样化且更加隐蔽，更可能为其实施真实盈余管理创造良好的寻租环境。当公司的真实业绩较差时，能力强的管理层能更快更准确地预测到公司的经营风险，为维持公司业绩的稳定，管理层会进行盈余操纵来调节利润。[1]在应计盈余操纵随着监管的加强被暴露的概率提升时，企业管理层更偏向于选择较为隐蔽的真实活动盈余操纵方式。[2]

根据行为金融理论可知，企业的管理层掌握着一定的企业资源，比普通员工更具有声望与影响力，则会比普通员工更容易产生过度自信的心理。[3]能力强的管理层通过提升公司业绩会得到公司乃至社会更多的认可，且他们对企业自身经营状况，所在行业的发展情况以及国家政策变化等更加了解，那么他们过度自信的程度可能更深，可能更加相信自己进行隐蔽的真实盈余管理行为不会被发现。能力越强的管理层可能更会产生过度自信的非理性心理，[4]为了达到预期的盈利目标或者是避免亏损，过度自信的管理层更容易进行较为隐蔽的真实盈余操纵，[5]因此，能力越强的管理层更可能进行更多的真实活动盈余管理。

虽然声誉理论认为管理层进行盈余操纵会对其声誉产生负面影响，[6]但是管理层能力越强，进行寻租，获取收益超过潜在声誉受损成本的可能性更大，就越可能进行盈余操纵。[7]真实盈余操纵手段具有隐蔽性，能减弱声誉受损的风险，因此，管理层能力越强，越会选择相对安全的真实活动进行盈余操纵。基于以上分析，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1：管理层能力与真实活动盈余管理正相关。

2.企业生命周期、管理层能力与真实盈余管理

不同生命周期企业的资源、市场占有率、经营风险、融资渠道、资本市场声誉、管理层声誉、管理层过度自信等情况均不相同，而这些因素均会对管理层为企业发展所做的决策产生重要影响。[8]当企业所处生命周期不同，管理层考虑问题的角度以及处理问题的能力与方式不同，则进行真实盈余操纵的程度也不尽相同。

成长期的企业目标是扩大市场份额。在此阶段，企业的声誉机制尚未形成，企业的内部现金流无以支持企业的发展需求，即企业的融资需求强烈。由于成长期企业存在较高程度的融资约束，债权人和投资者会十分关注企业的经营业绩，但是该阶段企业的经营业绩情况不好，为了维持经营业绩以寻求外部资金的支持，管理层进行盈余操纵的动机会十分强烈。应计盈余操纵方式在监管加强的情况下，被识破的概率提升，则真实活动盈余管理的操纵方式会被管理层更多地采用。虽然真实盈余操纵会对企业的未来业绩产生不利影响，但是为了企业获得外部资金的支持以及生产经营的需要，管理层仍然会选择真实活动盈余操纵方式来左右公司的盈余。[9]为迅速扩大市场份额，成长期企业很大可能会通过放宽信用条件或增大销售折扣、扩大生产规模等操纵方式来提升销售额。管理层的能力越强，对国家法律法规和行业内各种相关政策的解读与运用更加得心应手，对企业的生产经营更加了解，越可能通过生产操纵、销售操纵等方式改变公司的盈余。成长期企业的内部监管机制不健全，并且，此阶段管理层的声誉影响力也较低，管理层通过实施真实盈余管理为自己寻租带来的收益大于潜在的声誉受损成本。[7]

成熟期企业经营情况较稳定，相对于成长期企业而言，管理层为维持经营业绩而进行真实盈余操纵的可能性会大大降低。但是成熟期企业利润高，存在为避税而实施的真实盈余管理行为。成熟期企业市场份额较大，呈现接近饱和的状态。该阶段企业的声誉在资本市场已经建立，随之而来的是企业受到相关利益者的关注及监管也会越来越多，企业的内部监管机制在此阶段也逐渐健全，且成熟期企业的管理层已经建立了职业经理人的声誉，为寻租而进行真实盈余管理所带来的潜在声誉受损的成本较高，因此管理层会减少实施真实盈余管理。且在该阶段企业追求的是维持当前的市场份额，当真实盈余管理有损于企业的未来发展时，管理层会更加慎重地选择真实盈余管理。

衰退期企业的目标是维持生存，该阶段企业的经营业绩较差，虽然真实活动盈余操纵有损于未来的业绩，但是为了企业生存及自身利益，仍然存在操纵真实活动盈余的动机。另一方面，衰退期企业资金比较紧张，而真实盈余操纵成本较高，企业可能会更多地考虑应计项目盈余操纵，从而无法将衰退期的真实活动盈余操纵程度与成熟期做比较。[10]在衰退期企业业绩恶化、经营风险加剧时，企业会受到外部监管及内部董事、股东的高度关注。虽然企业走向衰退，但是企业是从成熟期过渡而来，管理层的声誉机制依然存在，在监管环境更加严峻的情况下，管理层为进行真实盈余管理而使潜在声誉受损的成本更大。因此，管理层会更加重视已经建立起来的声誉，进行真实盈余操纵的程度也会降低。另外，由于衰退期企业业绩较差，该阶段高管过度自信水平最低，也更少的进行真实活动盈余操纵。[11]所以相比于成熟期，衰退期企业的管理层能力与企业真实活动盈余操纵行为的正相关性更弱。基于以上分析，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2：管理层能力与真实活动盈余管理的正相关程度随着企业生命周期的推进呈递减状态。

二、研究设计

1.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本文选取2013—2018年沪深A股的制造业上市公司为样本，由于部分数据需要滞后一期或两期，因此数据的实际期间为2011—2018年。为了研究更准确，本文的剔除处理如下：(1)被ST、ST*处理的公司；(2)存在A/B/H股交叉的公司；(3)在2011—2018年间退市的公司；(4)制造业中细分子行业公司数量不足20家的样本；(5)存在数据缺失的公司。进行1%的Winsorize处理以摒弃极端值的影响，得到7163个有效的样本。本文的数据来源主要是国泰君安数据库，关键指标“管理层能力”的度量采用的MaxDEA8软件，此外，本文用Stata14.0及Excel2010对数据进行处理和分析。

2.变量定义

(1)真实盈余管理。借鉴Roychowdhury[12]的方法，通过公式分离出正常的经营现金流、生产成本及酌量费用，残差即为所求的异常值，分别代表销售操纵、生产操纵和费用操纵。具体公式如下：

(1)

(2)

(3)

公式中的CFO为经营活动的现金流量；PROD为生产成本；DISEXP为管理费用和销售费用之和；Assets是期末总资产；Sales代表营业收入。真实盈余管理的计量就是将三个维度变量结合起来，公式为RM=unPROD-unCFO-unDISEXP。

(2)管理层能力。依据Demerjian等[13]的二阶段研究方法，本文先用DEA方法求得公司的效率值，如公式(4)所示。再用Tobit模型对公司效率值进行回归，如公式(5)所示。由于公司效率受公司层面因素和管理层能力的双重影响，将公司层面因素的影响剥除，剩下的残差为管理层能力的作用。

maxvθ=

(4)

其中，θ为公司效率；Sales为公司本年的营业收入；COGS为公司本年的营业成本；PP&E为公司上年末固定资产；Inta为公司上年末的无形资产；GW为公司上年末的商誉；R&D为公司的上年末开发支出；EXP为公司本年的管理及销售费用。

EF=α+β1Size+β2MS+β3FCFI+β4Age+

β5BSC+βi∑iYear+βj∑jIndustry+εi,t(5)

其中：EF为公司效率，同θ；Size为公司总资产的自然对数；MS为公司的市场份额，FCFI为公司的自由现金流量虚拟变量，非负为1，否则为0；Age为公司上市年限的自然对数；BSC为公司多元化程度，用海外销售收入衡量，公司有海外销售收入为1，否则为0。残差为公司管理者能力，用字母MA表示。

(3)企业生命周期。本文参考Dickinson[14]的研究，依据经营、投资、筹资活动现金流的符号，将企业划分为成长期、成熟期和衰退期3个阶段，具体情况如表1所示。

表1 企业生命周期阶段划分情况表

(4)控制变量。具体情况见变量定义表。

3.模型构建

本文构建如下回归模型用于检验，验证假设1的模型(1)如公式(6)所示：

表2 变量定义表

RM=θ0+θ1MA+θi∑Controlvar+εi,t

(6)

其中被解释变量RM代表真实盈余管理，θ1表明管理层能力对真实活动盈余操纵的影响，假设预期θ1系数的值为正。

检验假设2的模型(2)如公式(7)所示：

RMi,t=h0+h1MA+h2PS1+h3PS2+h4MA*

PS1+h5MA*PS2+hj∑Controlvar+μi,t

(7)

其中MA代表管理层能力，PS1为成长期企业，PS2为衰退期企业，MA*PSi衡量的是以成熟期为标准，比较生命周期其他阶段的管理层能力对企业真实盈余操纵的影响情况。

三、实证分析

1.描述性统计分析

真实盈余管理RM中位数为0.0358，表明一半以上的企业存在正向的真实盈余操纵行为，且RM极大值为0.5481，极小值为-0.8024，表明企业存在不同方向的真实盈余操纵行为，且差异较大。管理层能力MA的均值为-0.0029，中位数为-0.0094，中位数和均值都较小，表明我国制造业企业整体的管理层能力水平较低，MA的极大值为0.3488，极小值为-0.2981，表明管理层的能力参差不齐。

2.相关性分析

由表4可以看出，各变量之间的相关系数均小于0.5，表明数据不存在多重共线性的问题。管理层能力对真实活动盈余操纵有正向的影响，本文的假设1得到了初步的验证。PS1和PS2的相关系数显著为正数，表明成长期企业与衰退期企业都会进行真实盈余操纵。从控制变量来看，企业规模、净资产收益率、高管薪酬、管理层持股、股权集中度都能起到抑制真实盈余操纵的作用，而较高的资产负债率和较多的应计盈余操纵都会促进管理层操纵真实活动盈余。另外，国有企业相较于非国有企业而言，进行真实盈余操纵的可操作性更强。

表3 描述性统计

表4 相关系数分析表

3.回归分析

前文的相关系数分析虽已对假设做出初步验证，但具体情况还需后续的实证分析予以论证，具体情况如下：

如表5所示，模型(1)的F值为259.25，调整的R2为0.511，表明模型(1)的拟合效果较好。管理层能力与真实活动盈余操纵呈正相关关系，相关系数为0.370，且置信水平为1%，表明管理层能力越强，越自信自己操纵真实盈余不会被发现，则越有可能实施真实盈余操纵，假设1得到验证。

表5 回归结果分析

在加入了企业生命周期的调节变量后，模型(2)调整的R2为0.524，较模型(1)有所增长，无疑模型(2)的拟合效果更佳。MA的系数为0.339，在1%的置信水平上显著为正，再一次验证了假设1。PS1的系数显著为正，表明较成熟期企业而言，成长期企业进行真实盈余操纵的程度更大。交乘项MA·PS1的系数为0.109，在1%的水平下呈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表明相对于成熟期企业而言，成长期企业的管理层能力与真实盈余管理的相关性更强。PS2的系数在1%的水平下显著为正，表明衰退期企业相比于成熟期企业实施的真实盈余操纵行为更多。交乘项MA·PS2的系数为-0.0867，在10%的置信水平下显著，表明衰退期企业管理层能力与真实活动盈余操纵的相关程度低于成熟期企业，验证了假设2。

4.稳健性检验

本文分组回归再次检验，回归结果基本与上文一致，具体情况如表6，充分说明本文研究结论的可靠性。

从表6可以看出，在企业生命周期的各阶段，管理层能力对真实活动盈余管理均是正向的影响，成长、成熟、衰退期系数分别为0.473、0.384、0.189，表明管理层能力对真实活动盈余操纵的正向影响随着企业生命周期的推进呈现递减趋势，与前文检验结果一致，从而验证了假设1、2。

表6 稳健性检验

四、结论与启示

本文以2013—2018年沪深A股制造业企业的数据为样本，研究了管理层能力对企业真实活动盈余操纵的影响，并考察生命周期不同阶段管理层能力与真实盈余管理相关程度的对比情况，研究发现：(1)管理层能力越强，越可能过度自信，越会诱发真实活动盈余的操纵。(2)管理层能力对真实盈余管理的正向影响随着企业生命周期的推进呈递减状态，即管理层能力与真实活动盈余操纵的正相关程度最高的是成长期企业，其次是成熟期企业，衰退期企业最低。

本文的主要启示是：第一，关注企业所处的生命周期阶段。随着企业生命周期的推进，管理层能力与真实盈余管理的正相关关系呈递减趋势，表明在生命周期后期阶段，管理层能力在一定程度上能抑制真实活动盈余管理，所以投资者关注企业所处生命周期阶段，能对企业的盈余信息有更准确的判断；第二，健全信息披露机制。监管部门应建立更加科学有效的信息披露管理机制。例如，建立电子信息披露平台并要求及时更新，建立更加细化的信息披露内容的准则等；第三，建立合理的薪酬激励机制。合理的且与生命周期发展相适应的薪酬机制有利于激发管理层的潜力，使他们真正为企业创造真实的业绩。如成长期和衰退期可以设置晋升激励、股权激励等，使得能力高的管理层即使未获得足以与能力相匹配的高额薪酬时，也能让管理层得到其他方面的补偿，减少自利动机的盈余操纵；第四，推动经理人市场的完善。完善选聘机制的考核标准，让声誉机制发挥效用，管理层会更加注重自身综合能力的提升，赢得更高的社会声誉，减少甚至避免进行有损声誉的真实盈余操纵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