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 辉

(盐城工学院 外国语学院， 江苏 盐城 224051)

隐喻是一种修辞手段，用甲事物间接描述乙事物，通常情况下，甲事物被人所熟知，而乙事物则陌生且难以描述，将甲事物称为喻体，乙事物称为本体，即在甲事物的暗示之下感知、体验、想象、理解、谈论乙事物的心理行为、语言行为及文化行为。隐喻翻译作为当前的翻译研究热点之一，具有浓厚的传统文化色彩，对译者的文化水平要求较高，隐喻翻译不仅仅是两种语言的转换，更需要在保留源语文化风格的前提下，使读者能够充分理解文中思想。[1]译者所做的工作不仅仅是翻译，在翻译过程中，需要选择合适的词汇或语句，帮助读者更好地理解源文作者想要传达的观点，出于对目的语读者阅读省力的目的，译者通常需要将源文中本来处于隐性含义的语句，采用显性形式表达出来，抑或是源语中处于显性状态的语句，转化成目的语中的隐性方式表达出来。[2-4]

隐性信息的形成与传递是一个正在开发的领域，越来越受到语言学家和翻译学家们的关注。隐性翻译这一概念，在德国学者朱莉安·豪斯发表的《翻译质量评估模式》当中被首次提出。[5]在隐性翻译中，译者对于语言运用的掌控相对自由，在不违背源文所传达的主要思想的前提下，译者更倾向于运用易于理解的词汇或语句将其翻译出来，而显性翻译是隐喻的出发点，在解决隐喻翻译中的难点时，都需要保留隐喻喻体。隐性翻译与显性翻译是一组相对的翻译策略概念，显性翻译与异化翻译相似，在翻译时大多会将翻译内容与源文保持某种联系，为译者所留有的灵活发挥空间较小，需尽最大可能忠实于源文，尽量保留源文中所想要传达的信息与思想，与此同时，其受众面较小，目标受众主要为源语读者。受到结构主义语言学的影响，隐喻被人们当作语言表达方式的异体，纳入修辞学的范围当中，传统汉语翻译理论将隐喻视为一种语际转换方式。[6-8]这一观点忽视了隐喻自身的认知性质，且对翻译工作的实质认知不足，隐喻并非基于词语与主客观事物之间的系统对应，而是一种语言及文化模式的反映，东西方国家之间所存在的文化差异及思维差异，增加了隐喻翻译的难度，本文针对这一问题，展开下述研究。

一、隐喻差异的文化对比

隐喻构成所需的三个基本因素包括所想表现的事物、另外的事物以及两者间的相似点。英语中隐喻的构成结构与汉语中的基本相似，the tenor相当于汉语中的“本体”，the vehicle相当于汉语中的“喻体”。

1.认知手段差异分析

由于地理位置的不同，不同地域的国家有着不同的地域文化，其隐喻受到地域文化的影响，形成其民族特有的认知方式，使不同地域的人们对于相同的事物，存在不同的理解，导致信息整合的具体过程中，源语信息的某些信息要素和译者信息空间中的要素并非完全对等，需要在翻译过程中对信息展开置换：

图1 语用顺应过程图

以气候为例，我国处于太平洋西岸，欧亚大陆东部，春夏两季会由海洋吹来东风或东南风，温暖而湿润，有利于农作物的生长，为此在汉语著作中，多将东风用于美好的事物上。[9-11]例如“万事俱备只欠东风”中，利用“东风”一词，形容能够使战争走向胜利的最终条件；在“东风压倒西风”中，将正义比喻成东风，将邪恶比喻成西风，表达了正义终将战胜邪恶的美好憧憬等等。而秋冬两季，我国所在的地区干燥寒冷，由海洋吹来西风或西北风，由此在汉语著作中，经常会利用西风隐喻悲凉的意境。例如《天净沙·秋思》中的“古道西风瘦马”,利用西风一词，表达出断肠人触景生情的思想，描绘了一幅秋风萧瑟苍凉凄苦的意境，“西风”一词的运用，为僻静的村野图又增加一层荒凉感，更加深了悲凉的气氛。而西方国家由于地理位置的差异，与我国的感受则有所不同，例如英国西邻大西洋，地处亚欧大陆西部，对于英国人而言，春天多西风，且温暖湿润，西风在英国人的认知中，是一种美好的事物。浪漫主义诗人雪莱的诗作《西风颂》中，将西风作为革命力量的象征，用云、雨、冰雹、闪电来衬托描写西风的威力，请求西风帮助他扫去暮气，把他的诗句传播到四方，唤醒沉睡的大地，祈祷着西风能够给生活在黑夜及困境中的人们带来鼓舞和希望，借助对西风的歌颂，表达了对革命终将胜利，以及光明未来的热切希望和坚定信念。从《西风颂》中能够体会到雪莱的构思巧妙之处，译者借助隐喻的方式，能够更好地表达出作者的写作意图，将原著中所想要表达的中心思想，原封不动地传达给读者。

概念隐喻的运用，是基于不同地区的风土人情与不同的人生体验，因此在英汉翻译的差异中，也能够看出潜藏在人们的行为规范与价值判断中的各民族文化特点。

2.英汉隐喻修辞格对比

英汉两个民族的传统文化影响着借代修辞格代体的选择，在英国君主立宪制之前，君主的权利是通过世袭得来的，君主拥有着至高无上的权利，而王权的象征通常用王冠来体现，王冠一词在英语中是“crown”，它被看作是王室的象征，权利的体现。而这一词汇在中国传统文化的翻译中，多被“乌纱帽”所代替，在东方国家，官本位思想早已经根深蒂固，以官为本、以官为贵、以官为尊，各朝各代都有多种形式的官员选拔制度，而乌纱帽作为朝廷官员的一大标志性特征，人人都希望能够头戴乌纱帽，乌纱帽自然而然成为权利的象征。[12]权利的象征也多用颜色区分，而英汉翻译中对于权利的隐喻也是有所不同的，东方国家在古代以金色、红色为尊，由于古代王侯贵族的官邸都漆成朱红色，以示尊贵，例如在唐代诗人杜甫所著的《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当中的：“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用“朱门”一词代指名门大户富贵人家。而在西方国家中，则多用紫色表示尊贵与权力，例如“in the purple”即为出身皇室。由于古罗马皇帝身穿紫袍，而中国皇帝身穿黄袍，在英文著作中的紫袍加身，与汉语言中的黄袍加身意义大体一致，紫色即为西方国家的帝王之色，在英文著作的翻译工作中需要多加注意。在翻译过程中，译者必须通过不断顺应翻译语境，以及翻译结构客体这一动态过程，在多种翻译形式中选择最佳结果。

图2 语用顺应过程图

虽然英汉翻译中对于隐喻用词存在一定的差异，但都是借助于人类心理联想的运用，基于心理视点所涉及的相关关系，将心理世界的焦点反映在客观物理世界中。但这种关系的建立必须满足文化心理与个体心理之间的相互需求及认同，否则将无法构成借代关系。[13]在借代修辞格中，同样也反映出英汉文学著作中，各自民族不同的物质文化。例如东西方在乐器描写上的差异，受到其材质的影响，同样作为乐器，但代体却大不相同。其原因在于中国传统乐器多为竹木、丝弦材料制成，而西洋乐器多采用铜器制成，由此，汉语著作中常以“丝竹”一词代指乐器，例如白居易所著的《琵琶行》中所写的“浔阳地僻无音乐，终岁不闻丝竹声”，而英文著作中则以“brass”代指乐器。东方国家在古代所用的笔多采用羊毫、狼毫等材料制作而成，因此在汉语著作中，经常将写字这一动作称为“挥毫”，而古代西方则采用禽类羽毛制作，因此在英文著作中，多用“to drive the quill”一词。东西方饮食文化的差异也提供了不同的代体，汉语著作中多用“饭碗”一词代指“生计”，将“谋生之路”称为“饭辙”；而英文著作中对于“生计”一词，则借用“刀叉”代指，例如莫里斯的《我是怎样变成社会主义者的》中：任何人只要声称认为艺术和修养必须先于刀叉，就不理解何为艺术。由于隐喻本身是一种较为笼统的属层映射，其下有若干层映射，隐喻中本体与喻体本就是笼统的、非具体的，则使源语与目的语间的映射实体并不固定。由上述分析能够得知，隐喻这一表达方法，并非是对正常语言的偏离，而是一种以人们经验中的跨域相关为基础的、对于事物的映射。将概念甲与概念乙相对应，即在源语概念与目的语概念之间，建立某种联系，使两者相对应。映射关系的建立跨域映射必须依据现实基础，创造出类比关联，而不能凭空产生，其主要来源于人们的日常生活，生存环境以及社会经验等。由人们所熟知的概念，去比喻抽象复杂的新鲜事物，从比较熟悉的隐喻载体出发，逐步接近新概念，使人们在原有事物的基础上，理解作者所提出的新概念。

二、调查与分析

1.隐喻密度相关值调研

由于隐喻义项的规约化程度，受人们生活环境与隐喻意象使用频率的影响，在研究过程中，难免会介入主观思想，从而使研究结果受到影响。为保证研究内容的严谨，借鉴参考文献[14]中的Pragglejaz Group小组讨论的方式，确定了隐喻义项的识别方式及其提取操作规则。为保障讨论协商结果的权威性，协商结果已通过某知名外国语言文学类教授的协助，完成二次修正。并在某知名大学翻译专业展开调研，随机选取十二个语料索引片段逐一进行研究讨论，以Wmatrix检索结果为参照组，设立研究生组与本科高年级组，每组由一名导师与一名学生两两组合，处理语料索引片段，识别并提取其中的隐喻部分，将整理出的结果在组内讨论，若组内无法达成共识，在两组间共同讨论，并加以判别。

利用隐喻密度值对语料中的隐喻部分加以整理对比，隐喻密度值即剔除语料中的非话语特征后，词语总数的值。为了表征语料当中相对的凸显性，隐喻密度相当于每一千词中隐喻载体的数量。在不同研究组的语料样本中，计算隐喻义项对主题语义的贡献频率，统计直接隐喻、广义隐喻与转拟表达的隐喻密度相关值，分析涵盖节点词和紧邻项位置关系，获取隐喻义项总频数在所有语义域索引项总频数中的比率，并对比分析所得结果见表1。

表1 所有主题隐喻密度相关值比较

由统计结果可知，在参与调研的组别中，直接隐喻义项占语义域索引项总频数较低，由此可见，除普遍的隐喻表达是英语高级熟练使用者的语言典型特征之外，对母语并非英语的人们而言，使用与主题方向或话题内容相关联的直接隐喻是其更为凸显的语言特征。它们的可识别度与间接隐喻表达相比更高。在识别过程中能够发现，直接隐喻并非单纯的事物甲等于事物乙的表达形式，而是在传统的修辞学视域下，利用更丰富的词汇单元，采用创造性的类比方式，将隐喻自然而然地融入语句当中。通过对比数据能够得知，各组对转拟表达的应用较为频繁，在对比中，本科高年级组对于转拟表达的应用高于研究生组，但两组间各自的频率相关值保持在恒定状态，并未产生显著的特征变化，由此能够说明，转拟表达是一种较为常见的语言现象。

按照相同的调研程序，对各组基于不同主题方向的话语样本的隐喻义项语义贡献相对频率展开计算，并针对所得结果对比分析，总体的隐喻密度值与所统计结果的异同变化趋势大体相似，由此，隐喻密度值的相关调研结果的信度与效度得以证实。

2.问卷调查统计

在上述分析结果的支持下，随机选取某知名高校的40名学生展开问卷调查，在调查结束后共收回了36份有效试卷，非英汉翻译专业的学生共19名，其中大一学生8名，大二学生10名，大三学生1名；英汉翻译专业的学生共17名，其中大一学生5名，大二学生8名，大三学生4名，具体情况如下：

参照文献[15]的研究方法，对学生所写的隐喻理解原因展开分析，并按照隐喻概念分为字面意义、句子语境、英语知识、汉语知识、句法分析、心理意向以及随意猜测七种。在结果统计时，按照每条策略为一分计算，得到如下所示的隐喻理解总策略频率分布图：

图3中句子语境占比最多，为27.61%，字面意义次之，占比23.23%，汉语知识与英语知识分别占比19.59%与20.29%，随意猜测的内容为7.98%，心理意象为1.21%，句法分析部分占比最少，仅为0.09%。其中字面意义及句子语境两项就占据了全部策略的一半，能够证实在英汉翻译隐喻的理解与应用中，主要依靠语言知识，并利用背景知识，同时借助自身的主观猜测与理解。利用语境知识是读者在隐喻理解中使用最多的方式，从而弥补读者因文化差异或语言能力所造成的不足。

图3 隐喻理解总策略频率分布图

三、结束语

上述研究分析了在跨文化视域下的英汉翻译隐喻差异，对隐喻的本质意义有了新的认知，随着隐喻理论研究的深入，能够通过修辞格体现出东西方国家的民族语言个性，针对民族文化差异因素，深度探析英汉翻译隐喻特点及运用形式。由于研究时间较短，仍有部分内容需要在后续研究中加以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