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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转型升级背景下高校毕业生就业的供需匹配研究

2020-10-20张明广茹宁

高教探索 2020年9期
关键词:大学生就业产业结构

张明广 茹宁

摘 要:2019-2020年,我国高等教育迎来了普及化发展的关键节点。与此同时,经济下行压力增大,高校毕业生也迎来了就业的最艰难一年。保障高校毕业生就业,将会是普及化阶段高等教育重点关注的问题。鉴于此,我们以产业结构转型为背景,从需求侧分析产业结构升级对大学生就业需求的影响,从供给侧分析我国高等教育各个子结构的调整与变化,对产业结构与高等教育结构的供需匹配矛盾进行归纳分析,以期通过高等教育结构调整,适应产业结构发展变化,实现高校毕业生就业结构的优化。

关键词:产业结构;大学生就业;供需匹配

2020年,我国高等教育已进入普及化发展阶段。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不断提高带来了高校毕业生数量的逐年攀升,预计2020年我国高校毕业生的数量将达到874万。但是,近年来我国经济增长速度放缓,行业发展不均衡,产业结构变动,使得劳动力市场需求不足与结构性失衡并存,大学生就业形势非常严峻。保障大学生就业,优化毕业生就业结构,将会是普及化阶段高等教育重点关注的问题。[1]鉴于此,我们通过结构偏离度、求人倍率分析产业结构转型对高校毕业生就业需求的影响,对产业结构与高等教育结构的供需匹配矛盾进行归纳分析,并提出相应的对策与建议,以期通过高校结构调整,实现毕业生就业结构的优化。

一、产业结构转型对高校毕业生就业需求的影响

(一)新的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基本形成

1999-2018年期间,我国就业人口规模从6.98亿人持续增长到2010年的峰值,突破7.60亿人,随后8年稳定在7.6亿-7.7亿人左右。与此同时,就业人口的产业分布发生了明显的变化,这些变化深刻地反映了中国近二十年来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特征。[2]从我国就业人口产业分布的历史变迁看,2002-2018年,这一期间就业人口产业分布表现出清晰明确的变化趋势,即在第一产业中的比例快速下降,而在第二、三产业中的比例快速上升,尤其是在第三产业中的比例上升最快。2018年,我国就业人口主要分布在第三产业,所占比例约为46%,其次是第二产业和第一产业,所占比例均为27%左右。

(二)结构偏离度显示产业结构需要持续优化

从整体上看,全国三次产业的产值构成呈现明显的“三二一”特征,就业结构总体上与三次产业结构保持一致。如何判定当前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匹配程度,需要对二者进行偏离度分析。①(如图1)

从图1反馈的信息来看,我们发现第一产业结构偏离度总体平稳,虽逐年走高,但变化幅度不大。第二、三产业结构偏离度则呈现逐年递减的态势,尤其是第二产业下降幅度明显高于第三产业。据此,我们可以判断,改革开放以来,第二、三产业吸纳了我国大部分劳动力,成为解决我国劳动力就业的主导产业。从近几年的产业结构偏离度的走势来看,由于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第二产业对劳动力的吸纳能力转弱,然而由于我国第三产业发展水平远低于发达国家的水平,第三产业吸纳劳动力就业的潜力还未得到充分释放。为了维持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的平衡,降低结构偏离度,需要产业结构不断进行升级,吸纳更多劳动力就业。厘清当前产业结构升级对高校毕业生就业需求的影响,不仅能够缓解当前大学生就业的结构性矛盾,实现精准就业,而且还有利于产业结构的再升级。对此,我们从产业分布、行业分布、区域分布三个方面分析产业结构升级对大学生就业需求的影响。

1.产业结构升级对高校毕业生就业的产业分布影响

从总体上看,2013-2018届高校毕业生在第一产业就业的比例较小,在1.3%上下徘徊;在第二产业,高校毕业生就业的比例下降明显,由2013年的41.5%下降到2018年的32.1%;在第三产业,高校毕业生就业的比例则呈现快速上升的趋势,2018年上升到66.6%。(见图2)进一步分教育程度看,2018届本科毕业生就业的产业分布比例为1∶29∶70,高职专科毕业生就业的产业分布比例为2∶35∶63。本科毕业生在第三产业就业的比例要略高于专科毕业生,在第一、二产业的就业比例略低于专科毕业生,这与本、专科在培养目标与特点以及专业设置上的差别有较大关系。[3]

2.产业结构优化对高校毕业生就业的行业分布影响

通过梳理2013-2018届高校毕业生就业的行业分布,产业结构优化对本、专科生就业的行业分布影响存在明显的差异。本科毕业生在艺术、娱乐和休闲业,教育业,媒体信息及通信产业,金融业,医疗和社会护理服务业等领域就业的比例明显增加,而在建筑业、制造业、运输业等行业就业比例下降明显,呈现出负增长的趋势。专科毕业生在金融、医疗和社会护理领域就业的比例有所增加,而在制造业相关领域就业的比例有所下降,另外在媒体、信息及通讯领域就业的比例有所回升。其中,以加工为主的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在过去几年内已持续面临下行的压力,对高校毕业生的吸纳规模逐渐缩水,制造业的转型升级对高校毕业生就业所产生的影响值得关注。另外,随着“人工智能”等戰略新兴产业的崛起,人工智能与各领域的交叉融合将不断加深,对于信息技术相关人才的需求也值得持续关注。(见图3、图4)

3.产业结构优化对高校毕业生就业的区域分布影响

从2013-2018届高校毕业生就业的区域分布看,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对毕业生就业的区域影响较为显著。高校毕业生在东部地区就业的比例呈现明显下降的趋势,而在中西部地区就业的比例逐渐升高。同2013年相比,2018年本科毕业生在中西部就业的比例增加了1.9%,高职专科毕业生在中西部就业的比例增加了4.6%。从高校毕业生就业的区域变化情况可以推知,产业向中西部转移升级带动了高校毕业生向中西部就业。同时,数据还显示,高职专科毕业生在中西部就业的比例增长速度明显高于本科毕业生,说明中西部产业转移对高职专科毕业生的就业拉动力度强于本科毕业生。(见表1)

(三)高等教育人才的求人倍率稳步提高

通过计算结构偏离度,得出当前产业与就业结构匹配度存在较大偏离。高等教育人才供给如何调整才能降低偏离,需要对高等教育人才的供需状况进行分析。对此我们采用较为常用的劳动力需求相对于供给的比率(又称求人倍率②)进行分析。(如图5)

1.高教育程度劳动力市场需求量大

从求人倍率随时间变化的趋势看,2005年以来大学及以上毕业生经历了先下降后上升的过程,尽管2010年之后求人倍率开始上升,但始终小于1,处于供过于求的状态。这其中的原因可能有两方面:一是从需求增长看,我国近年来产业逐步升级,对大学生需求有较高的增长,但与此同时,由于大学扩招等因素,对大学生需求的增加仍赶不上供给增长的速度;二是大学毕业生的技能水平和能力达不到用人单位的要求,企业职位空缺和大学生就业难同时存在。求人倍率增长最快的群体是高职专科,而且近年来已经供不应求,反映出这类群体的技能与我国企业需求有较高的匹配程度,但供给增长却低于本科及以上毕业生的增长速度。高中毕业生的供需情况与初中类似,并已经小于1,表明低教育程度的劳动力并不存在缺口。

2.高层次技术技能型人才存在大量缺口

从总量上看,我国劳动力需求近年来一直超过供给。从供需的结构匹配看,随着产业结构持续优化,劳动力市场对劳动者技能水平的要求会越来越高,对专业技能型人才,特别是高层次技术技能型人才的需求将会更加迫切,岗位需求与技能不匹配将会是劳动力市场面对的主要矛盾。[4]计算表明,高级技术技能人才在2019-2035年期间均为短缺,年均缺口超过700万人,且总体呈现缺口逐年增大趋势;中级技术技能人才在此期间同样短缺,年均缺口690万人,但缺口呈现明显的缩小态势;初级技术技能人才总体已呈现供大于需,年均过剩100万人左右。③可以看出,当前及未来一段时期,我国技术技能等级越高的劳动力缺口越大,中级技术技能的劳动力供需矛盾逐渐开始缓解,而初级劳动力市场已经饱和,并开始出现供大于求。这表明我国技术技能人才层次的需求在不断升级,对高层次技术技能人才的需求更加旺盛,这也对高等教育人才培养结构调整提出了新要求。

二、高等教育结构调整分析

(一)高等教育层次结构调整分析

为更好地分析高等教育各层次规模发展变化的趋势,我们以招生数为依据,分析各层次总体规模、比例关系的变化及其趋势,剖析高等教育人才供给的学历结构变化。

1.各层次总体规模、比例关系的变化及其趋势

1999-2018年,我国普通高等教育专、本、硕、博招生规模呈逐年增长的态势。从二十年来的增长率来看,研究生层次成为了我国高等教育层次规模扩张的最快增长点。从人数来看,2012年之前专科的招生数量一直大于本科,2012年以后,我国本科层次招生数量实现了对专科人数的超越。从各层次比例关系上看,1999-2018年,我国高等教育各层次之间的比例一直在动态变化。(如图6)1999年,专、本、研比例关系为57∶40∶3,2018年,专、本、研比例关系调整为43∶49∶8,中国高等教育结构的重心呈现上移的趋势。[5]

2.高等教育层次结构调整的发展趋势及其特征

以2012年为分界点,我国高等教育呈现出两个不同的发展阶段。1999-2012年,高等教育层次结构调整的重点主要集中在专科、本科层面上,研究生层面虽增长迅速,但其规模总量整体偏小。2012年以后,本科层次教育的招生人数,在规模上超过了专科人数的招生规模。随后在各层次结构调整上,出现了本科、研究生层次招生比重一直在增加,专科比例不断下降的态势。

(二)高等教育学科结构变化分析

为更好地分析学科结构发展变化,我们将不同的学科进行分类比较。文、史、哲等归为理论型学科,工、农、医等划分为应用型学科。由于高职专科按照产业大类进行招生,其人才培养主要是应用技术人才,所以在研究应用型与理论型学科年度发展规模和趋势中,我们主要分析本科、研究生层次的学科发展变化。对于专科层次的学科变化,主要将其按照文科、理工科进行分析。

1.应用型与理论型学科发展规模及其趋势

1999-2018年,应用型学科增长幅度最大的是教育学,增长率达到247%;其次是医学,增长率为228%;增速排在最后的是农学,增长率为104%。应用型学科的平均增长率为186%,年均增长率为9.33%。1999-2018年,理论型学科增长幅度最大的为经济学,增幅达到351%(为统一口径,2018年的经济学统计数据将管理学纳入);其次是哲学,增长率为142%;排在后两位的分别是文学和历史学,增长率为96%和31%。理论型学科平均增长率为144%,年均增长率为7.24%。(如图7)

2.文科、理工科学历层次分布比例及其变化趋势

从文、理科所占比例来看,大学毕业生的学科结构基本上是动态调整的。以文科为例,2001-2018年文科博士、硕士保持了小幅度的增长。2001年文科博士占比为20.69%,2018年上升到22.07%。文科硕士由2001年的39.09%上升到2018年的42.93%。本科层次上的文科比例变化最大,由最初的不到40%,上升到2018年的52.05%,超过理工科占据了本科教育的半壁江山。在專科层面,文科比例总体上呈下降趋势,由最初的54.63%下降到43.60%。(如表2)

3.高等教育学科门类结构调整的特点分析

通过上述资料的汇总和分析,我们发现学科门类调整表现为以下三个特点:(1)应用型学科与理论型学科在本、硕、博比例上,变化幅度最大的是应用型学科。我们认为应用型人才更加强调实践性、应用性、灵活性,因此其调整速度要先于理论型学科的调整速度。(2)在本科及以上层次,我们看到无论是应用型学科还是理论型学科,发展速度比较快的基本上是文科类专业。我们认为原因有两点,一是文科类专业开设成本较低,一大批新建本科高校开设了大批此类专业;二是文科类专业毕业生就业主要集中在第三产业(服务业),是适应产业结构调整的需要。(3)在本科、研究生层次,文科类毕业生比例在不断增高,本科层次文科毕业生比例在2009年首次超过了理工科毕业生。文科类毕业生的比例总体上持续升高,正好与社会普遍关注的文科生就业难相吻合。

(三)院校类型层次结构分析

为更好地分析我国高校类型层次结构,我们参照教育部相关数据,将高校层次分为本科院校和专科院校;将高校类型按办学形式分为公办与民办学校;按学科门类分为综合类、理工类、农业类、林业类、医药类、师范类、语文类、财经类、政法类、体育类、艺术类、民族类院校。

1.分层次不同院校发展规模及其趋势

2000年以来,我国高校数量由1041所增加到2018年的2663所,其中新增本科院校为678所。2000年高校扩招之前,我国本科院校大部分集中在中心、省会城市。2000-2008年,新增本科院校的布点主要考虑非省会、非中心城市,新增本科院校数量在此期间迅速增加。2008年以后,我国本科院校占高校数量的比重一直保持稳定。除去新增本科院校,还有将近1000所新增高校来自职业(专科)院校。1999年至今,受国家政策和资金支持,职业院校数量保持了连续的增长态势。可以预测,未来几年职业院校仍将是我国高等教育院校调整的重点。

2.分类型不同高校发展规模及其趋势

通过分析不同类型高校的毕业生人数,我们发现不同类型高校在发展规模上都实现了大规模的扩张。(1)公办高等院校数量在2018年增加到2048所,年均增长率为5.02%。民办高等院校数量在2018年达到749所,年均增长率为6.21%。从年均增长率看,公办院校在发展速度方面明显落后于民办高等院校。(2)从规模上看,1999年,规模最大的学校类型是理工类院校,毕业生人数为29万人。2018年,理工类高校仍然保持着最大规模的毕业生数量,人数达到268万,年均增长率为41.05%;综合类院校发展规模排在第二位,其毕业生人数在2018年达到207万,年均增长率为74.4%;师范院校在所有类型院校中发展速度最慢,其年均14.95%的增长率排在所有学科的最后。(如图8)

3.院校类型层次结构调整的特点分析

通过分析我国院校类型层次结构调整,我们发现:(1)伴随着高等教育大众化,我国高等院校数量增长迅速,高职专科院校数量在2000年以后一直大于本科院校的数量。结合当前新建本科院校转型,我们认为本科院校的发展在数量上已趋向饱和,今后部分本科院校需要转型发展,本科院校的数量将会受到严格控制,高职专科院校数量还会继续增加,新建本科院校、高职院校将会是未来我国高等教育院校结构调整的重点。(2)不同类型的院校中,发展最快的是综合类院校。综合类院校数量过快增长,我们认为从侧面反映了我国特色行业院校发展不足的问题。此外,民办院校发展速度要大于公办院校,表明民办院校相较于公办院校,体制机制更加灵活,更加贴近市场,未来随着高等教育市场化,民办高校的优势将会更加明显。[6]

(四)高等教育区域结构调整分析

1.学生就业流动方向与趋势数据分析

从区域角度来看,部分地区高校毕业生流入/流出的现象较为明显,以2018年度为例,泛长三角、泛渤海湾经济区域本身高校毕业生规模已较大,但全国范围内高校毕业生选择在这些地区就业的比例更高,即仍有相当一部分毕业生从其他区域流入;泛珠三角地区的毕业生流入现象更为明显,从外部区域流入的毕业生较大程度地补充了该地区自身高校毕业生规模的相对不足;而中原、东北等地区的高校毕业生流出较多,本地区对人才的保留和吸引能力有限。由此可见,高等教育人才流动依然具有较为明显的“马太效应”。[7](如表3)

2.中部、东部、西部不同类型学校分布情况

总体上看,我国高校在地域上呈“阶梯状”分布。东部高校在数量上遥遥领先于其他两个地区,区域经济与高校布局结构总体上呈现出协调发展的态势。2013-2018年,东部的部属、省属高校呈现增长的趋势,而成人高校呈现数量下降的情况,但是总体上保持稳定。在中西部地区,部属高校基本保持稳定,本科和专科院校缓慢增长,在地方专科院校数量上,中西部地区增速要快于东部地区,成人教育学校数量则缓慢遞减。(如表4)

3.经济发达区域高校分布情况

从图9我们可以看到,江苏、广东、山东三省在高校数量上均排在全国前列。2018年,全国地区生产总值广东、江苏、山东分列一到三位,上述三省至少在高校数量上初步形成了相互协调的发展态势。浙江的经济规模位于全国前列,但从高校的数量分布来看与经济发展水平不匹配。北京、上海两地的高校数量虽然看似较少,但其部属高校有48所,在所有省区中实力最强,人才聚集效应明显,对经济发展的贡献率高。中西部地区,陕西、山西、黑龙江等高校数量相对较多,但经济发展较为滞后。[8](如图9)

三、供需匹配:大学生就业供需矛盾分析

通过上述分析,我们得出,在产业结构转型升级背景下,高等教育人才培养供需矛盾主要体现在人才层次矛盾、学科专业矛盾、院校类型层次矛盾三个方面。

(一)供给与需求的人才层次结构性矛盾

1.向上扩展与向下延伸不协调

当前我国“纺锤型”人才培养结构与发达的“金字塔型”人才层次结构不吻合,主要原因在于高等教育在本科层次调整过快,未能实现研究生层次与专科层次的协调并进。

2.高等教育劳动力市场内部挤压式就业困难

本科、研究生教育规模的大幅度调整,虽然满足了劳动力群体提升学历的要求,但是从现实情况来看,其调整的规模和速度超过了市场的容纳度,劳动力市场更加青睐学历更高的本科生、研究生,对高职专科学生的就业造成了一定程度的冲击。

3.多数地方本科院校定位不明确

受高层次就是高水平的逻辑影响,部分地方本科高校不适应应用型人才培养的办学定位,争上博士点、硕士点,脱离区域经济发展的实际,一定程度上造成了研究生供给的过剩,存在教育过度现象,浪费了教育资源,并由此引发了研究生毕业生的知识失业、学历工作不匹配等一系列问题。[9]

(四)在区域结构上:中西部地区与东部地区统筹兼顾

从应届本、专科毕业生就业的地区分布情況看,东部沿海地区毕业生就业竞争激烈,就业压力大,该地区学生相对于其他地区毕业生就业难度较大。应当鼓励部分东部地区毕业的大学生向中西部地区就业,缓解东部地区高学历人群的就业压力。考虑到产业转移的影响,中西部地区要大力发展高职专科院校和应用型本科院校,以承接东部产业转移的需要。从经济发展的程度上来看,东部地区对人才吸引力更强,对毕业生就业的素质要求更高,因此东部地区高校要提高人才培养的层次和规格,注重高技能人才培养,适当扩大研究生的招生规模,增强毕业生的岗位竞争力。

注释:

①产业结构偏离度指各产业增加值的比重与相应的劳动力比重的差异程度,是测度产业结构效益的一种指标,就业结构与产业结构越不对称,偏离度越高,产业结构效益越低。当结构偏离度为零时,该产业的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保持对称均衡状态,资源实现了最优配置。当结构偏离度为正值时,意味着该产业应该吸纳更多的劳动力,使产业的发展与就业吸纳能力保持一致;当结构偏离度为负值时,则意味着该产业劳动力已存在大量的隐性失业,应促使劳动力从该产业转移至其他产业。

②求人倍率=某一时期内某类劳动力需求人数/某一时期内某类劳动力求职人数。若求人倍率大于1,则说明某一时期某类劳动力供不应求,需求有缺口;反之,若求人倍率小于1,则说明劳动力存在过剩。

③2019-2035数据是预测数据,预测依据为《中国技能人才抽样调查数据(2005)》和《技能人才队伍建设工作实施方案(2018-2020)》。

参考文献:

[1]岳昌君.2017年全国高校毕业生就业状况实证研究[J].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18,36(5):166.

[2]清华大学社科学院.《中国劳动力市场技能缺口研究》报告[N]. 新清华,2016-11-18(4).

[3][7][8]莫荣.高校毕业生就业研究[M].北京: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122,123,124.

[4]闫广芬,张磊.高校专业结构地区治理需跨越“低水平发展陷阱”[J].教育发展研究,2016(21):9.

[5]张德祥.1998-2007年中国高等教育结构发展变化的制度分析[J].中国高教研究,2009(12):3.

[6]张明广,茹宁.美国高校“卓越评估”认定:动因、实施及其评价[J].高教探索,2019(8):88.

[9]马世洪.以供给侧改革破解大学生就业市场结构性矛盾[J].中国高等教育,2016(10):15.

[10]苏丽锋.产业结构调整背景下高等教育人才供给与配置状况研究[J].中国人口科学,2016(4):126.

[11]王俊,顾拓宇.新建本科师范院校组织转型探究[J].现代大学教育,2019(5):78.

[12]董泽芳.战后发达国家高等教育结构调整的特点及启示[J].中国地质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5):65.

[13]李均.中国高等教育研究史[M].广州: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176.

[14]潘懋元,董立平.关于高等学校分类、定位、特色发展的探讨[J].教育研究,2009(2):34.

[15]韩萌.从“合作”到“共生”:新中国70年大学战略联盟的嬗变与形塑[J].中国高教研究,2019(9):35-41.

(责任编辑 陈春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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