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转转 程铭

摘 要：在高等教育市场化机制的作用下，英国高等教育机构之间的经费来源结构差异越来越显著。以英国164所高等教育机构2017-2018年度财务报表为数据来源，以罗素集团和非罗素集团为分组类别，对英国高等教育机构经费来源进行总体结构分析、数值比较分析和结构比较分析。研究发现，英国高等教育机构中罗素集团大学和非罗素集团大学的经费来源数值方面存在统计学意义上的显著差异，其中罗素集团大学经费来源结构比非罗素集团大学更加均衡，罗素集团大学存在经费资源的“虹吸现象”。英国经验对我国的启示是：政府层面，应构建完善“张弓效应”机制;高校层面，应发掘自身竞争优势，组建优化高校联盟制度。

关键词：英国高等教育机构;罗素集团;经费来源;比较研究

高等教育的准公共产品属性决定了高等教育机构经费来源的多元性和竞争性。20世纪80年代起，在新自由主义和新公共管理思潮的影响下，英国政府削减公共开支，将私有产品中的市场竞争机制引入高等教育领域，主张政府的资源分配与高校的绩效挂钩，以提升高等教育的质量和资源使用的效率。[1]在高等教育经费分配市场化机制的作用下，资源的稀缺性和有限性使得英国高等教育机构的经费来源面临着激烈的竞争，经费来源结构性差异日益趋向显著。为降低运作成本，提升自身的竞争力，英国高校之间组建了多样化的高校联盟，发掘自身的市场定位，关注品牌战略的形成和利用。[2]其中，罗素集团（Russell Group）是英国较早成立的高校联盟，包括24个世界顶级研究型大学，对英国本土乃至全球具有巨大的社会、经济和文化影响。[3]有研究者认为，罗素集团成员是英国高等教育市场化经费制度的主要受益者，几乎占整个高等教育系统经费收入的一半。[4]根据英国高等教育统计局（Higher Education Statistics Agency）相关数据，罗素集团大学经费收入在英国经费总收入中所占的比例已从2001-2002年的44.7%升至2013-2014年的49.1%。[5]在罗素集团与非罗素集团差异化越来越明显的趋势下，有研究者将高等教育机构之间的垂直分层称为组织分割（organizational segmentation），认为处于高资源（high-resource）的组织机构在“信誉经济”（prestige economy）的影响下，比处于低资源（low-resource）的组织机构更容易获得持续稳定的资源。[6]可见，高等教育市场化下英国罗素集团大学和非罗素集团大学的经费资源分布存在严重不均衡的困境。纵观国内外已有相关文献，鲜有文献对英国罗素集团和非罗素集团的经费来源结构进行深入的比较与分析。

与英国境况相似，我国“双一流”高校和非“双一流”高校的经费来源结构亦面临着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具体表现为层次越高、国家集中投资和重点扶持的重点大学能够获得更多的教育发展资金，也有更多的经费来源渠道作为补充。相比较之下，层次较低的普通地方高校的发展却陷入极度的贫困。一方面，难以获得大量的政府拨款，教育事业的发展失去了政府强有力的资金后盾;另一方面，由于自身实力的限制，在高等教育市场并不具备强有力的竞争力，对社会企事业单位的吸引力也不强，无法有效的扩宽自身的资金来源渠道。[7]根据2007-2013年《中国教育统计年鉴》数据，我国地方本科高校其他收入在数量上基本是逐年递增的，最低值为2007年的187亿元，最高值为2013年的266亿元，增幅达到42.25%，但其占教育经费总收入的比重却是持续下跌的。[8]以我国某新建地方本科院校为例，2012年该校的财政收入占教育经费总额的53.25%，2013年下降为38.62%，呈现出明显的下降趋势，而从2008-2012该市财政性教育支出变化趋势来看，由24.81亿元增长至41.70亿元，呈现明显的上涨趋势。[9]可见，我国非“双一流”与“双一流”高校之间的经费投入亦面临着差异逐步扩大的困境。为缓解教育发展结构不平衡的问题，2018年8月國务院办公厅发布了《关于进一步调整优化结构提高教育经费使用效益的意见》，提出改革完善教育经费投入使用管理体制机制，以调整优化结构为主线，着力解决教育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切实提高教育资源配置效率和使用效益，促进公平而有质量的教育发展。[10]可见，我国教育经费来源结构亦面临着地域间差异和类属间差异的困境，而兼顾经费使用的效率和经费结构的公平亦是我国政府部门经费管理的政策导向与价值选择。因此，基于罗素集团和非罗素集团的比较视角，探究英国高等教育机构经费来源结构的现状和问题具有一定的必要性和借鉴作用。为深入探究高等教育市场化机制下高等教育机构之间的经费来源结构，笔者以英国164所高等教育机构2017-2018年度财务报表为数据来源，对罗素集团大学和非罗素集团大学的经费来源进行总体结构分析、数值比较分析和结构比较分析，并基于英国的实践经验与困境，为我国不同类型和层次的高等教育机构经费来源结构优化提供有益的借鉴和与参考。

一、总体结构分析

英国高等教育机构财务报表中将经费来源分为六个维度：一是学费和教育合同，包括来自学生贷款公司（Student Loans Company）、地方教育当局（Local Education Authorities）、苏格兰助学金机构（Student Awards Agency for Scotland）、北爱尔兰教育部（Department for Education Northern Ireland）、卫生部（Department of Health）、地方教育培训委员会（Local Education and Training Boards）、苏格兰卫生理事会（Scottish Health Directorate）以及学生等收入。二是资助机构拨款，包括来自英格兰高等教育基金委员会①、威尔士高等教育基金委员会、苏格兰高等教育及继续教育基金委员会（Scottish Further and Higher Education Funding Council）、国家教学管理学院（National College for Teaching and Leadership）以及北爱尔兰教育部（Department for Education Northern Ireland）的财政拨款，一般包括常规拨款和专项拨款。三是科研拨款和合同，包括英国七个科研委员会科研拨款、英国慈善机构科研拨款和合同、英国中央和地方政府科研合同、卫生部门科研合同、欧盟委员会研究资助和科研合同、欧盟商业组织和公共组织机构科研合同以及其他非欧盟科研合同。四是捐款和捐赠，一般包括受限制的捐赠、不受限制的永久捐赠、受限制的消耗性捐赠和受限制的永久捐赠四种类型。五是投资收益，包括来自捐赠基金的投资收益、其他投资收益和其他应收款项的利息。六是其他收入，包括向外部机构提供服务所产生的所有收入，具体可分为：（1）住宿、餐饮及会议经营的收入;（2）为商业公司和公共组织提供服务的所得的非科研收入，如教育培训课程费用。地方政府的拨款包括地方政府为申请拨款的目的提供资金或收入的收入;（3）知识产权、专利或技术转让收入;（4）其他运营收入，如跨欧洲大学学习交流计划（Trans-European Mobility Scheme for University Studies）、欧洲共同体大学生交流行动计划（European Community Action Scheme for the Mobility of University Students）除科研资助以外的拨款;（5）其他，包括递延资本拨款及其他未涵盖的营运收入。[11]

为探究英国高等教育机构经费来源的总体结构，对2017-2018年度164所高等教育机构各维度经费来源收入占总经费收入的比例进行了统计与分析。研究发现学费和教育合同占经费总来源的比例为49.35%，资助机构拨款比例为13.37%，科研拨款和合同占总经费来源的比例为16.27，捐赠和捐赠收入仅占1.53%，投资收入则占0.65%，其他收入占比为18.82（见图1）。可见，英国高等教育机构经费来源结构总体呈现以学费和教育合同为主，以科研拨款、资助机构拨款和其他收入为辅，捐款和捐赠以及投资收入为补充经费来源的多元化结构特征。

二、数值比较分析

为进一步了解英国高等教育机构经费来源的数值差异，利用SPSS统计软件对164所高等教育机构按照罗素集团大学和非罗素集团大学进行分组统计与分析。根据组统计量结果（见表1），罗素集团大学在学费和教育合同、资助机构拨款、科研拨款和合同、捐款和捐赠、投资收入、其他收入六个维度的均值均高于非罗素集团大学。从组统计量均值的具体数值来看，罗素集团大学的学费和教育合同维度的均值是非罗素集团大学的约3倍，资助机构拨款维度是非罗素集团大学的约5倍，科研拨款和合同维度的均值是非罗素集团大学的近16倍，投资收入维度的均值是非罗素集团大学的约8倍，捐款和捐赠维度的均值是非罗素集团大学的近10倍，其他收入维度的均值是非罗素集团大学的约8倍。由此可见，罗素集团大学的六个维度的校均经费收入显著高于非罗素集团大学，其中科研拨款和合同、捐款和捐赠、投资收入、其他收入四个维度最为显著。英国科研拨款和合同属于竞争性经费来源，捐款和捐赠、投资收入、其他收入属于社会性经费收入来源。不难看出，罗素集团大学在社会性经费筹措和竞争性经费来源方面较非罗素集团大学具有明显的资源聚积优势。

独立样本T检验用于检验分析分组数据是否存在显著性差异。为进一步检验罗素集团大学和非罗素集团大学在六个维度上的均值差异是否具有统计学意义，本研究以是否属于罗素集团为分组变量，以学费和教育合同、资助机构拨款、科研拨款和合同、捐款和捐赠、投资收入、其他收入六个维度数据为检验变量，在0.05的置信水平上对两组数据进行独立样本T检验分析。根据独立样本T检验结果（见表2），无论是方差相等或是方差不相等的情况，罗素集团大学和非罗素集团大学在学费和教育合同、资助机构拨款、科研拨款和合同、捐款和捐赠、投资收入、其他收入六个维度的经费收入数值均存在统计学意义上的显著性差异（P=0.000<0.05）。因此，在经费来源数值比较方面，英国罗素集团大学与非罗素集团大学在六个维度上的经费收入均存在统计学意义的显著性差异，罗素集团大学在六个维度上的经费收入明显高于非罗素集团大学。

三、结构比较分析

经费来源结构一般是指经费收入的各个部分所占其经费收入总额的比例。为进一步探究罗素集团大学和非罗素集团大学在经费来源各维度方面的差异，对罗素集团大学和非罗素集团大学六个维度经费收入占其总经费收入的比例进行了统计与分析。计算方法为：首先，分别计算出罗素集团大学和非罗素集团大学的经费总收入;其次，计算出罗素集团大学和非罗素集团大学在六个维度的经费收入;最后，计算出各维度占该集团经费收入的比例，从而得到罗素集团大学和非罗素集团大学的经费来源结构。

根據比较分析结果（见图2），在学费和教育合同维度，罗素集团大学占该集团经费总收入的比例为36.87%，而非罗素集团大学为60.93%;资助机构拨款维度，罗素集团大学比例略低于非罗素集团大学，两者分别为12.71%和13.98%;在科研拨款和合同维度，罗素集团大学比例为24.74%，而非罗斯集团大学比例为8.43%;在投资收入维度，罗素集团大学和非罗素集团大学分为为0.8%和0.51%;在捐款和捐赠维度，罗素集团大学是非罗素集团大学的近二倍，分别为2.03%和1.07%;在其他收入维度，罗素集团大学以22.86%的比例高于非罗素集团大学的15.08%）。为更加直观清晰的比较罗素集团大学和非罗素集团大学的经费来源结构情况，对两组数据进行雷达图比较与分析，研究发现罗素集团大学经费来源结构比非罗素集团大学更加均衡。根据资源依赖理论，一个组织最重要的存活目标，就是要想办法降低对外部关键资源供应组织的依赖程度，并且寻求一个可以影响这些供应组织，以使关键资源能够稳定掌握的方法。由雷达图可以看出，罗素集团大学对于学费和教育合同、科研拨款和合同以及其他收入三个维度的资源依赖程度较大，总体表征为均衡的三角模式，因而在组织的治理中可以有较大的能动性，而非罗素集团大学则对学费和教育合同经费来源单一渠道的资源依赖度较高。

为探究罗素集团大学和非罗素集团大学的经费资源占有情况，对罗素集团大学和非罗素集团大学占六个维度经费收入的比例进行统计与分析。由于罗素集团大学和非罗素集团大学包括的大学数量不相等，本研究采用均值进行统计与比较。计算方法为：首先将罗素集团大学和非罗素集团大学在六个维度的经费收入除以院校数量，得出罗素集团大学和非罗素集团大学在六个维度上的经费收入均值，其次将罗素集团大学和非罗素集团大学在六个维度计算得到的均值进行分别加和，最后分别计算出罗素集团大学和非罗素集团大学各维度的均值占两者之和的比例，从而得出罗素集团大学和非罗素集团大学在各维度的经费资源占有结构。

根据统计结果（见图4），在学费和教育合同方面，罗素集团大学均值占比为76.60%，而非罗素集团大学为23.40%，在资助机构拨款维度，罗素集团大学和非罗素集团大学均值占比分别为83.10%和16.90%;在科研拨款和合同维度，罗素集团大学均值占比达94.07%，而非罗素集团大学仅为5.93%;在投资收入维度，罗素集团大学为89.40%，而非罗素集团大学为10.60%;在捐款和捐赠方面，罗素集团大学占比为91.10%，而非罗素集团大学仅为8.90%，在其他收入维度，罗素集团大学和非罗素集团大学分别为89.13%和10.87%。经分析，罗素集团大学经费资源占比最高的是科研拨款和合同、捐款和捐赠两个维度，占比均超过90%以上，在其他收入、投资收入和资助机构拨款三个维度，罗斯集团大学的经费资源占比位于80%-90%之间，在学费和教育合同维度，罗素集团大学经费资源占有相对其他维度较低。总体来看，罗素集团大学在六个维度上的经费资源占有率均显著高于非罗素集团大学。

四、原因分析及启示

（一）原因分析

通过对英国罗素集团大学和非罗素集团大学经费来源结构的比较与分析，研究发现：一是罗素集团大学经费来源结构比非罗素集团大学更加均衡。根据罗素集团大学和非罗素集团大学的经费来源结构比较与分析，发现罗素集团大学因其社会化经费收入比例较高，其经费来源结构特征表现为多元化与均衡性，而非罗素集团大学由于竞争性经费和社会化经费来源有限，对学费和教育合同的经费来源渠道依赖度较高，其经费来源结构相对单一;二是罗素集团大学在经费来源结构中呈现“虹吸现象”。根据罗素集团大学和非罗素集团大学的经费来源数值比较和资源占有结构的比较，发现罗素集团大学和非罗素集团大学在经费资源占有方面存在统计学意义上的显著差异，且英国2017-2018年度70%以上的高等教育经费资源投入到了罗素集团大学。

从表层原因来看，罗素集团大学因其社会经费资源聚积能力较强，经费来源结构多元化和社会化特征更加明显，经费资源的“马太效应”也更加容易实现。有研究表明，在高等教育领域，高资源机构在各种方面优于低资源机构，高资源机构往往拥有更多的选择权，不仅拥有优质生源的选择权，而且拥有资源配置能力较高的高素质工作人员。[12]因此，高资源机构在经费来源的竞争中往往具有持续性优势，在积累优势的作用下，高资源机构与低资源机构逐渐形成严重的两级分化。尤其在捐赠和捐款、科研拨款和合同、其他收入等竞争性或社会化经费来源渠道，罗素集团大学因其广泛的声誉影响，可以获得更多的社会性经费资源，来平衡来自政府的财政性经费收入的比例，从而实现经费来源结构均衡化的特征。由于经费资源总量的有限性，罗素集团大学经费资源增加，非罗素集团便减少。以罗素集团成员之一牛津大学为例，其捐赠的来源由2011年的37218亿英镑增长至2017年的55922亿英镑，六年间却增长近一倍，而相比非罗素集团的代表之一的兰开斯特大学（Lancaster University），其捐赠收入由2011年的600万英镑降至2017年的590万英镑。[13]无论捐赠数值还是捐赠的增长率，罗素集团大学相比非罗素集团大学具有更强的经费资源吸附能力。因此，从表面来看，造成罗素集团大学和非罗素集团大学经费来源结构差异的原因为社会资源聚积能力的差异。

经进一步分析，英国罗素集团大学和非罗素集团大学之所以存在社会资源聚积能力的明显差异，存在更深层次的根本原因。英国罗素集团大学和非罗素集团大学社会资源聚积能力的差异源于竞争性经费投入机制的实施，英国市场化经费来源机制的局限性，使得罗素集团和非罗素集团的经费来源出现结构性失衡和资源分布严重不均现象。20世纪80年代，在新自由主义思想和新公共管理运动的影响下，英国政府将私有企业中的市场化竞争机制引入高等教育的管理中。基于此，英国高等教育市场由以高校为核心的供给方驱动型市场（Provider-driven markets）逐步转向以学生为核心的需求方驱动型市场（User-driven markets）。[14]供给方驱动型市场下，政府、高校与学生为直线型关系，即政府基于公式提供资金给高校，高校提供教育服务给学生（见图5），高校对政府的资源依赖程度较高，而需求方驱动型市场下，政府、高校与学生是三角型关系，即政府将部分权力让渡于学生，将消费主义引入高等教育管理中，通过竞争生源（消费者）倒逼高校提供更高质量的教育服务（见图6）。从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高等教育经费拨款制度来看，为应对资源利用效率偏低制约着教育教学质量提升的困境，将需求方驱动型市场机制引入高等教育经费改革是多数国家经费制度改革的普遍做法。[15]然而，市场机制在经费管理的实践结果却出现了诸多非预期效应，基于绩效的经费投入政策在实践中可能在不同类型机构中创造出“赢家”和“输家”，“赢家”在该经费政策中获益，而“输家”往往会承受财政负担，于是高等教育机构为保障充足的经费来源，在招生战略上更加倾向于富裕家庭的学生。[16]其本质原因在于高等教育作为准公共产品，资源配置的公平性和教育服务的高质量是其主要的价值取向，不同于私有物品的完全竞争市场，高等教育市场具有“准市场”（quasi-market）的性质，[17]这就要求高等教育经费管理在引入市场机制时需遵循一定的条件和限度。然而，英国高等教育在新自由主义思想的影响下，过于强调自由市场的机制，[18]因而未能形成完善的高等教育机构有效的竞争市场。此外，公平竞争是市场机制的核心内容，而英国高等教育经费分配市场往往只追求程序公正，而不关注结果公正，于是处于不同起点的市场竞争不仅复制了初次分配的不公平，而且加剧了再分配的不公平。英国非罗素集团大学中有34所大学是由多科技术学院于1992年升格而来，在1989-1992年间，英国高等教育拨款机构分为大学基金会（University Funding Council）和多科技术学院及其他学院基金会（Polytechnics and Colleges Funding Council ），根据1990-1991学年两个基金委员会经费支出数据，大学生均经费为6810英镑，而多科技术学院生均经费为4852英镑，[19]两者有着明显的差距，1992年英国政府将两个基金委合并为高等教育基金委员会，将升格后的新大学与传统学术型大学置于同一经费制度框架下进行基于绩效的经费竞争，对于起点处于劣势的新大学而言不符合公平竞争的原则，进一步造成罗素集团大学和非罗素集团大学的经费来源呈现结构性失衡和两级分化困境。

（二）启示

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我国高等教育经费来源结构由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国家的单一拨款渠道逐渐转为多元化经费来源渠道。在经费来源结构方面，以我国非“双一流”高校为代表的普通地方本科高校为例，表现为财政性收入比例不断下降，非财政性收入比例相对逐渐增加。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高等教育改革发展逐步引入和建立市场竞争机制，形成了高等教育双重体制机制和“类市场化治理”模式。[20]在市场机制和政府调控的作用下，我國高等教育机构经费资源的不平衡配置不仅体现在高校类属层面，也存在于区域层面。基于高校类属差异的视角，有研究者利用1995-2014年时间序列数据，通过协整、误差修正模型对我国不同类属普通高校财政配置结构的研究发现，由于我国高校财政的倾斜性投入机制，不同类属院校的财政资源呈现非均衡配置，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教育公平。[21]基于区域差异的视角，有研究者经历史的、现实的、比较的分析，不同地区间高校财政经费水平差异较大，东部地区高校发展普遍较好，而中西部地区普通高等院校缺少经费的现象比较普遍，[22]西部地方高校经费收入结构存在预算内事业性经费拨款持续走低、以学费为主的事业收入所占比例迅速攀升等一系列问题。[23]基于英国的实践和困境，对调整我国高等教育经费来源结构，优化市场化经费来源机制提出以下启示：

政府层面，应构建完善张弓效应机制。罗素集团大学和非罗素集团大学的经费来源结构形成结构性失衡本质上是经费资源市场化配置下的马太效应所产生的结果。所谓马太效应，本质上就是正反馈机制，指竞争的过程中，“收益”对“竞争能力”有促进、加强效果，从而使竞争者的收益呈指数增长，逐渐形成垄断或两极分化，由此不仅制约市场参与者进一步竞争的动力，而且影响社会公平，而补充或修正马太效应的是张弓效应。所谓张弓效应，是指通过政府的适当干预，保障市场竞争的有效和有序。老子《道德经》第七十七章云：天之道，其犹张弓欤？高者抑之，下者举之;有余者损之，不足者补之。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人之道则不然，损不足以奉有余。意指理想社会的法则，是减去有余的并且补上不足的;世俗经济社会的法则则是减损不足的，用来供给有余的。马太效应是“人之道，损不足以奉有余”，张弓效应则是“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马太效应追求的是市场要素配置的效率，而张弓效应追求的是机会的公平;马太效应是引导“赢家通吃”的机制，而张弓效应是引导机会平等的机制。理想的政府与市场之间的关系是政府的张弓效应与市场的马太效应相和谐统一，通过马太效应与张弓效应的相互作用机制，克服市场对公正的不利影响。正如罗尔斯所言：不平等必须确实有效地有利于最不利者的利益，否则这种不平等是不允许的。[24]有研究表明，尽管大多数高等教育机构对基于绩效的竞争性资助政策做出了强有力的回应，总体上提高了高等教育机构经费使用效率的平均水平[25]，但是高资源机构相比低资源机构而言改变其行为以提高学位水平的可能性比低资源机构小。[26]以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立大学（California State University）为例，作为一所美国规模最大的教学型公立大学，在基于绩效的经费分配制度下，该校长期以来一直被困在低毕业率和国家资金不断减少的恶性循环模式中。三年前该校启动了一项突围战略，说服州议员增加资金投入，并承诺提升毕业率，由此政府对加利福尼亚州立大学的资助从2016-2017年的60亿美元增加到2018-2019年的64亿美元，4年来该校毕业率增幅约为30%至40%，其中大部分是在过去两年实现的。[27]基于西方国家的实践经验，可以看出高等教育市场化不一定适用于整体高等教育系统，但是对于同一类型的高等教育机构有良好的促进作用，不应该对市场化进行简单的二分法，即高等教育完全市场化或者高等教育无市场要素[28]，而应当一方面市场机制作为配置资源的工具;另一方面将市场化要素和非市场化要素有机结合。因此，我国在高等教育机构的经费管理制度的改革中发挥市场的马太效应的同时，还要构建完善张弓效应的内在机制，通过政府力量和市场力量的交互作用，在尊重市场对资源配置的规律的基础上对市场进行必要的调节，以防控“双一流”高校对经费资源的虹吸现象，保障不同类属或区域高等教机构育经费来源结构的均衡。具体操作层面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构建弱势高校的专项经费补助制度，支持地方本科高校向应用型大学转型工作的有效开展;二是建立基于绩效增长的经费分配制度而非基于绩效的经费分配[29]，以保障经费分配的公平和再分配公平;三是构建不同类型或层次的绩效经费分配制度，引导同一类型或层次高等教育机构之间的公平竞争，防控高等教育内部同质化现象，引导高等教育机构形成错位发展的格局。

高校层面，应发掘竞争优势，优化高校联盟制度。私有产品的市场机制下，产品和价格是竞争的核心要素。同理，在高等教育中，生源和经费资源是竞争的核心要素，也是马太效应的内在驱动力。在经费资源竞争越来越激烈和社会分工越来越细化的趋势下，处于弱势的高校与其花费精力补足自己的短板，不如充分发掘自身的竞争优势，通过与其他高校合作或联盟的方式实现优势互补，从而进入马太效应的良性循环。根据社会资本理论，行动者可通过构建社会网络关系获取社会资源，高等教育机构作为社会网络关系中的行动者之一，获取社会资本的最佳途径便是通过与场域内行动者合作形成高校联盟。以英国的实践为例，高等教育机构为应对激烈的竞争，组建了50多个高校联盟，主要分为两类：一是基于高校地理位置而产生的联盟，如约克郡“白玫瑰大学联盟”（White Rose University Consortium）[30]、北部八校科研合作伙伴（Northern8 Research Partnership）、中部六校联盟（Midlands Six）、西部四校联盟（Great Western Four）、南部科学工程联盟（Science and Engineering South）以及东部学术联合会（Eastern Academic Research Consortium）等;二是基于高校类属而产生的联盟，如研究型大学为主体的罗素集团、应用型大学为主体的“百万加”（MillionPlus）联盟、[31]职业技术学院为主体的大学联盟（University Alliance）[32]等。2003年，英国政府颁布了《高等教育的未来》（The Future of Higher Education）白皮书，通过政策工具鼓励高校组建合作联盟集团，制定了衡量高校之间协作强度的标准，为优质的高校联盟提供额外的资金支持[33]，鼓励高等教育机构通过合作联盟实现分层次分区域的均衡化发展。

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与成熟，基于绩效的经费管理制度开始拓展至高等教育领域。为提升社会资源和政府资金的竞争力，高校之间加强协同合作，亦组建了高校联盟，如C9联盟、卓越大学联盟、立格联盟、应用技术大学（学院联盟）、长安联盟等。在英国政策的引导和高校内在需求的推动下，高校联盟得到迅速发展，高校资源的不均衡虽得到一定的缓解，但是随着联盟之间的竞争亦日益加剧，基于区域的高校联盟逐渐弱化，基于类属的高校联盟之间的差异逐渐扩大，罗素集团大学的地位则得到进一步强化。[34]可见，组建高校联盟是高等教育機构增强自身竞争力以应对高等教育市场化的有效方式，但由于不同类属之间高校联盟竞争的起点差异较大，不公平竞争导致高校联盟之间形成新的经费资源不均衡。在我国高等教育市场化竞争机制形成的趋势下，如何保障高等教育机构和高校联盟之间的均衡发展，是高等教育经费市场化改革中面临的重要挑战。基于英国的实践经验，我国在经费分配机制中引入高等教育市场化竞争机制时，一方面应发掘和培养高校自身的竞争优势，明确自身在高等教育市场中的定位，并借助高校联盟实现资源共享和优势互补，以提升各类属或各区域高校在高等教育市场化下的竞争力;另一方面应完善高校联盟的规章制度，优化高校联盟发展的政策环境和资金环境，建立联盟内与联盟间经费资源动态分配机制，以防控高等教育机构和高校联盟之间经费资源分布不均衡的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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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编辑 赖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