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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二题

2020-10-20邬峭峰

上海文学 2020年10期
关键词:小范

邬峭峰

唐其

我最后看了一眼塔城,向那些厚重的俄式建筑道别,车窗下还站着挚友国庆。清晨七点,长途汽车发车,两年的新疆游历,终结于1987年的夏天。我抹了一下玻璃内侧的水雾,心里有些隐痛,来自别离,也来自被西域之行一刀刀剜去稚嫩后的创口——在两个不同周期的衔接处,本该礼敬这种革命性的手术。

我将完成一次斜切版图的旅行,塔城和三亚,将是斜线的两端。期间,我会先去一下喀什,唐其的弟弟盼望有一把英吉沙小刀。

离开塔城十天了。从荒漠,到太阳雨不断的海南,温情被渐渐唤醒,肤色早已乌黑。我的全部辎重,是一个驮在肩头的绛红色帆布包,解手的时候,它都在我的脊背上。包里较重的,是我在英吉沙买的十几把手工匕首。此刻,我正在由湛江驶向柳州的绿皮列车上,硬座车厢闷热,让人反复昏睡,唾液如冰凌融化般垂落,梦里刚听到宣礼塔上阿訇的呼唤,醒来已在南方。我马上将见到唐其。

1980年代初,因文学的缘故,杂志上出现过我的照片,二十岁多一点,耍酷是一定的。那时尽管稚嫩,但还有比我更稚嫩的异性,我收到过五六十封来自陌生女孩的信,十有八九,以探讨文学为话题。如果我回信,第二封信里,就会有她们的照片。而唐其,是第一封信里就夹有照片的五六封信之一。她的照片尺寸不小,很有设计感的大侧面照,十八岁左右,两广女子的椭圆脸型,画面上最引人注目的,是那枚满是梦幻的动人的大眼睛,我有点喜欢。我和唐其通了几封信,她中学毕业后,正在学工艺美术。她寄给我刘文正的歌带,寓意含混,她像是愿和我分享这个世界上的好东西。后面的几封信里,都附有她的侧面照片,像

是偏爱类似角度,文字上倒没有太柔软的表达,仿佛通着信,彼此就多少保持着某种心照不

宣。我去新疆期间,联系未断,她知道我要去南方旅行,就邀請我去柳州,可以暂住她家。我在回复中,给了她一个O和一个K。

从餐车,还是哪里,飘来酸腐的食物气味,后来才懂得,这个气味来自广西人嗜好的酸笋。气味的符号感很强,就像穆斯林的孜然、四川人的椒麻、沪上烹饪惯用的黄酒。而更强的,是气味具有情景的领入性。后来的几十年,每当我靠近广西人开的螺蛳粉店,酸笋的气味,就会立即把我领入和唐其的旧事。

此刻,这个后来让我几十年未忘的故事,真的要开始了,我正在解一个不得不解的谜。以我当时的男女经验,要解这个谜,并非轻车熟路。

这次到达海南时,我得了脉管炎,不得不就医,产生了计划外的费用。我去文昌的邮局打长途电话给塔城的挚友国庆,请他速汇一笔钱去柳州唐其家。国庆说,这里正好有一封信,从柳州飞鹅路寄来,落款是唐。我请他在电话里读一读,为了让国庆先看一遍,我先挂断,让他十分钟后打来。足足等了二十多分钟,我只能自己拨过去。国庆说,“兄弟,你真的要让我读这封信吗?”我快速排列了三种可能,居然没能猜到唐其这封信的主题。国庆立刻在电话里读完了这封信。

黄昏时分,柳州站到了。站台上,一男一女微笑着朝我走来。借助照片的印象,我确认那女孩是唐其,边上应该是她的弟弟。当她弟弟从我手里接走旅行包时,我发现唐其的神情很慌乱。突然,我真切地看到了,唐其在照片上从未出现过的另一侧脸庞上,有着一枚无生命感的义眼,也就是人们平常说的假眼。在想像中,我对她的正面脸庞,不止一次做过拼图。而此刻,她的脸,绝不是那个拼图的样子。她看着我时,她的右眼,像在步枪的瞄准器后观察我,而左侧那只义眼,似乎有能力穿透我的身体,飘忽地聚焦于我的灵魂某处。我手足无措,这个女孩,成了由熟人突变的陌生人。我们通信两年,一点一滴建立起来的熟络,瞬间被改写。假如交情归零,倒也好办,问题是,这种既陌生又熟悉的感觉,叫我无从应对。虽然不觉得是恶意,但我看到了某种设计。

唐其推了我一把,说,“走吧,先去我家,再带你去一个好地方。”她推我像推一个俘虏,手脚很重,让我又好气、又好笑。只不过短短几分钟,唐其倒是淡定了很多。或许我的随和,没有超出她的想像。我为这个柳州女孩的胆量,暗自吃惊。

唐其的家,是市内一栋三层自建的房子,底楼是她父亲经营中药材批发的铺面,药材的气味不散。唐家从父母到弟弟妹妹,对我的热情富有诚意,他们开朗、健谈,眼神里,几乎没有一丝审视。这有悖我的经验,在上海少见。坦白说,唐其的义眼,让我瞬间变得僵硬,她家人的亲切,缓解了我的这种状态。

她压低声音说,“我们去柳江。”我故意夸张地躲开半步,怕她再推我一个踉跄。“不回来吃饭了。”她甩了一句话给她妈妈。

天色蓝黑,她拉着我进入路边的一大片灌木带,从生生被践踏出来的一条直线捷径,熟门熟路地到达了岸边。三拐两拐,又找到一个两边铁扶手严重锈蚀的水泥阶梯,我们下到滩涂,最后三级,唐其是拎着运动包和鞋蹦下去的,赤脚深深扎进半湿的泥里。江面没有太多的夜光反射,开阔得瘆人,也几乎没有过往的船只,水势极旺,泥腥很重,江水充分夹带着上游的泥沙,深不可测,远处有一座无言的跨江大桥。

唐其自顾下水,我跟进。我不知道她此刻游向江心,有没有考虑到漩涡,不明白她究竟要去哪里。作为一个外来者,我有理由得到一些安全上的关切,或者被告知一些注意事项什么的,但唐其用后脑勺告诉我,多余。水温似乎略高于体温,凶险的感觉,一下子被舒适的体感所转移。渐渐地,从水的浮力上,我猜测现在水深已近百米。她和我保持着目测二十米的距离,在我前方游进,速度不减,她的方向很可能是那座大桥。这个女孩的坚决,让我在短时间内,两次领教。

浪涌不断把我推向侧前方,我不断校正方向,和她的间距在加大,我看见她的黑色泳帽一闪一闪,她蛙泳的节律很匀称,力量也旺盛。这个唐其,依然是陌生的,不光是她的脸部。

她停在大桥的桥墩旁,那里比江面更黑,她向我潦草地挥了两下手。我游到了她的跟前,大口喘气。她的脸部模糊,像是在水下做着脚踮地的动作,听到她乐呵呵的声音:“你能站住的,傻子!”我试探着垂下双腿,立即就落在坚实的水泥体上,这是从桥墩外凸的一个小平台,我站定在上面,下颚正好露出水面。

我把一条手臂递给唐其借力,我们突然就拥抱在水中了。她双腿在水下箍住我,我摇晃了一下,再稳住重心后,我们的相拥,分明在用力了。我臂环中的身体无骨般柔软,我和唐其非常迎合地接吻,她双唇的吮吸彻底而急切,在彼此冲动的抚摸中,她的呻吟,被更疯狂的接吻堵截得断断续续,但一直没有停止。她的身体发现了我的生理反应,她的腹部本能地向后弹缩了一下,又不管不顾地贴了上来。我们数次坍塌水中,又急迫地重新寻获对方,紧紧相拥在温温的柳江里。

上岸后,我们的身体都是火烫的。我不知道刚才的这一切算什么。我们手牵手,快走到飞鹅路她家门口时,她一下把我的手甩开。

她家的草席,是我陌生的一种,很清香,细细的凉。我倒下就睡着了。半夜,我从浑身的剧痛中醒来,大汗淋漓,分毫动弹不得。我在半梦半醒中哼哼唧唧,早已惊动了唐家,他爸爸来号了一下脉,就下去了。两天后,我的酸痛全无,应该是他爸爸的汤药起了作用,尽管他不是医生。唐其告诉我,他爸爸下楼后对她说,受寒了。她一夜没睡,蹑手蹑脚,来看了我多次。

我把英吉沙小刀,全都倒在桌上,唐家姐弟一拥而上,最好的几把,立马被抢走了。弟弟妹妹喜欢,唐其高兴,我也高兴,她妈妈在唤开饭。我是第一次住进两广人家,发现他们在餐食上,比上海考究,这种印象,来自对比。唐家除了每餐的菜品数量,比上海相同人口家庭多出一半,餐桌上,还有一些细节引人关注。比如,唐家盛菜一律是簇新的盘子,相比那时上海的大海碗,要雅不少。一个香菇菜心,唐妈妈一定用筷子将每只香菇摆成伞状,码在四围的碧绿中央。普通的一餐饭,唐家台面上会有好几碟蘸料。同样蒸条鱼,上海是将配料敷在鱼身,上炉不蒸过头,已算懂经。而两广蒸鱼,就多了一道工序,也是先放配料,但不放盐,鱼蒸熟后,滤掉配料,将鱼汁倒入热油锅,加入调料及豉汁一爆,再淋到撒着新葱和芫荽的鱼身。这样的好处是,先不让咸味僵硬了鱼肉的纤维,又添了火爆的鍋气和鲜绿,高出一筹。

到了唐其他们手里,长辈做菜的程序基本没有省掉,嘴上的标准在那里摆着。我吃过唐其做的菜,不输给她妈妈,也习惯在菜里放酸笋,她还能在炉上,同时兼做几样菜,手势极干净。

我在唐家的几天,样样都好,但有一点点遗憾,无论喝茶吃饭或夜排档,在座唐其的男同学或朋友,总对我克制着几乎克制不了的敌意。只要我发言,选择任何一个调子,都会遭到抢白。我就选择不说,只是淡笑,也不行。唐其告诉我,他们说,“丢,这个上海人,有什么好牛逼的?”大家当时都是二十多岁的男人,处事时,都只会计较,不会算计,人能算计了,就真会克制了。而每当这种需要调和一下的时候,唐其非常中立,她用那只眼睛左边看一下,右边看一下,好笑的地方,一定放肆地哈哈大笑,一看,有人狼狈了,她就立即捂嘴,一般不插话。

唐其买好了去桂林的火车票。就我俩去,我担心她父母会觉不妥,没有。面对桂林的山水,唐其并不特别兴奋。在路边,她要扯一根柳条下来,扯不动,她想尽各种办法,非扯下来不可,还偏不要我帮忙。最后,她把柳条下端缠绕在手腕上,硬是磴下一根,手心手腕都扯红了。她把柳条在空中抡着圈,很突然地抽打了我一下,问道,“那封信呢,怎么不吭一声的?”她要对我用刑似的,我早有防备,回话道:“哪封?没收到啊,你知道我哪天离开塔城的。”她满脸绯红绯红,像一只苹果,凑近我,十分怀疑地紧紧盯着我的眼睛。这是我见到她后,我们脸对脸,距离最近、时间最长的一次对视。我想,此刻她已经忘了,她是凭借一只眼睛在看我,就因为这封信。

在那封国庆念给我听的信里,唐其本想赶在见面之前,告诉我她失身的经过。那是在一次野外写生时,一位亦师亦友的美术老师,在她不是很情愿的情况下,强行和她做了那事。以我的想像,强行、不是很情愿等字眼,外延很宽,可以被原谅,也可以被判罪。情景和内心,是关键,只有当事人自己知道。而与我有关的,是唐其告诉我这些干吗?用比喻来说,她希望我突然见到某个疤痕时,因为已经知道来历,而不至于产生过多过强的负面想像?坦白说,我没有太确定的处女观。我真正的疑惑是,她可以连续寄给我侧面照,刻意回避左眼失明的情况,而另一方面,她又主动告诉我她并非处女。也就是说,她认为我真正在乎的是后者,真正影响她形象的是这个。一定是这个吗?

我们在旅店要住一间房,有麻烦了。诚实地说,我们此行的一大半目的,就是要住一间房。问了几间旅店,都要出示婚姻证明。唐其对前台说,我们是大学同学,早睡在一起了。没人怀疑,但仍要出具婚姻证明。1987年,没有人觉得这有什么好笑。又找了几家,依然不行。唐其要为自己买一件棉质睡衣,一定要我选定,我不选,她强迫我选,还要我真心说好看。

我们现在向一座山上走去,汗如雨下。总算有好心人指点,说这座山上有家小型旅店,可以去试试。店家说,有一间,但对不起,电灯坏了,电工明天来。我俩不在乎。

电扇一直在吱吱转着,唐其新买的睡衣始终没有穿过,她原本是想靠它来为自己加分的,但对一个鲜花盛开状态的少女,还有比什么都不穿更加分的吗?在我裸露的时候,她给自己找了个台阶,像是跟进的意思,也和我一样了。她没有羞涩,她瞪着眼睛,包括那只义眼,只要在昏暗中,她就敢和我对视。她观察着我的身体,跟随她目光的,是她的十指,若即若离地上来了。她仰视着我,很沉地喘息,身体不时抖动一下,嘴里下意识地说着“疼、疼疼”,但她的手指,却更深地抠进我的脊背,拢向她。汁液的挤压声,刺激着我们。

在山上的这家旅店,每一只窗口,都应该会有暖黄的灯光,只有我们这个窗口,是这个建筑里的唯一黑洞。我们依偎在一起,她说,她原来叫唐琪,和美术老师那次后,她就去掉了那个王字。她问我,要恢复那个琪字吗?我傻笑着,尽管她似乎有所洞察我已了解信的内容,我也不能承认。我累了,我快睡着的时候,唇边是她的耳垂。

有两个画面,令人印象深刻。一个是,在我整理行装时,唐其拿出一个金属饼干盒,打开盖,将里面大大小小的纸币,包括当时可以当外汇用的兑换券,全部塞进一个大号信封,然后放入我的旅行袋,不容拒绝。另一个画面是,在柳州火车站,我们在人群面前分手,没有拥抱、没有握手,当检票口开始放行时,我几乎不敢看她,我怕我做出延迟回上海的决定。我的心头说不出的沉闷,不亚于离开塔城的那种强度。我被动地跟着拥挤的人流走,一直在回头。我快要离开她的视线了,她一下子站到夹道的长椅上,当快要看不见我的刹那,她做了一个用柳条抽我的动作,我想对她笑一下,但我已经被推走。

火车驶向上海,我在硬卧车厢的狭小床铺上,重温和唐其相处的一周。我的身上,应该还有着她的气味。我突然发现,柳江的安排,是唐其的杰作,所有的环节都含有深意,包括光线都成为她的道具。夜色中的柳江大桥,正好让她的义眼掩隐在昏暗之中,以至于我在车站受到意外刺激之后,有相当长的时间里,根本没机会再继续纠结于此,而桥墩水面下的落脚处,若还不能创造出浪漫,那这个刚来的小子,可以请他立即重返柳州车站了。迷情中的女孩,其实是不糊涂的。我意识到,我的惊讶已经升级了,我震惊的,不仅仅是她敢于营造情爱,而是敢于尝试去操控人性和命运。尽管我在狭小床铺上,理性拆解着过去的七天,内心却泛滥着对唐其的依恋。确实,她身上有一种我所没有的冷静,我俩陌路情缘的始作俑者是她,而冷静预判到我们的交汇,会像流星般划过的,也是她。此刻,我才豁然明白,这个二十岁的女子,既能够客观地接受非永恒,又能彻底地以奉献来享受情爱的最高级形态。她的独特,已经开始让我不自觉地忽略她的缺陷。以柳州为终点的两年游历,需要好好整理,包括如何看待和对待唐其。

回上海后,如果不是我紧接着忙于办理出国手续,唐其原本会来一次上海。一年后,我去了悉尼,居处搬过多次,我和唐其保持了约七年的联络,其中我有过婚姻,和她的联系自然不会频繁。1997年,我重回上海,当时没有立即确定在上海定居。大约回国七八个月后,悉尼的朋友用一只大信封,把我离开后从各处寄来的邮件,一并寄到了上海。其中有一封唐其的信,她在信中直接了当地说道:因为婚姻选择上的分歧,她和父母往来不多。她目前在下岗状态,儿子需要做一个左心室修复手术,她已向朋友发出过一批求助信,一无收获,她对那些惊慌而逃的朋友,表示谅解。我在第二批求助名单,也是最不愿意开口的对象,但别无选择。好在动迁在即,偿还只是时间问题。信中,她只字未提及丈夫。我立即按落款地址发出一封信,同時也给我曾经住过的飞鹅路232号,发出一封信。两封信,均久无回音。

我请南宁的朋友帮忙查询,很快来了消息:“飞鹅路在多年前,已改建为柳州市区高架道路。而另一个地址,前不久刚夷为平地。”彼此失联,我难以帮到她,一个误会或已产生。

我想,她可能在心里再次用柳条抽了我,应该是下手极狠的那种。而再做这个动作时,唐其已经是一个筹钱为儿子治病的母亲了。

小范

请原谅,我此刻提及自己的优点,就像在自我批评那样直接而坦白。我和他人相处时,一旦我这端出现优势,也就是当我是上司或长辈,别人有求于我,通常我都较淡然,不会就势不咸不淡地拿捏起来。我对自己有些满意,四十岁以后,待人接物,进步明显。

2006年,小范出现在我面前,对我的交际才能,仿佛突然来了个摸底测验。小范是公司配给我的司机,从我们见面开始,他就不太愿意正面看着我,始终回避和我的目光交汇。他的这种习惯,在西方的公共空间是被肯定的,西方人不鼓励眼睛直视陌生人,但东西方又有一个共识,就是当你和他人对话时,注视着对方,是一种基本礼貌。每当这个时候,小范的眼神总是在我脸上溜过,停留时间尽量减少到极限。我们一见面,好像就自觉领取了各自的角色。我是机场边检官,他是一个正接受盘问的入境旅客,而他明白,身藏的违禁品已被探测装置发现,他的眼神本能地慌乱了。尽管小范的眼神通常闪烁不安,但那里面又有一种快速的嗅取动作,非常隐蔽。

小范出现的那年,二十六七岁,身材挺拔,江湖阅历不浅,他在武警部队当兵五年,复原后分配到老家山西忻州的一个邮电局,仅工作两周,就回来自谋生路,他之所以敢这样,是因为他手里握着十几万元。他来自山西,人们觉得,小范的家里可能有个把煤老板吧,小范也很希望人们这样去理解他银行卡上的动静。复员后的三五年,小范从事过一些偏门,眼界更开了许多。有一段时间境遇良好,衣橱里挂着三四套不错的西服。他喜欢品质上乘的西服和皮鞋。

平日里,如果我突然轻轻叫一声小范,他一定是跳起来,双手垂落到裤线,嘴里弹出个“到”来,然后对我说,“某总,你好”。不是一次两次,十有九次是这样,可见五年的军人生活对他影响之深。我和他是高密度相处,他这样一来,有点好笑。

公司里,像我这样的干部有若干个,像小范这样的专职司机自然也有若干个。司机们在等待状态时,喜欢聚在一起,或蹲或站,香烟发来发去,在缭绕的烟雾中,他们首选的话题,是交流各自老板的动态、隐私、秘闻及情绪波动。偶尔,小范也会在车上透露一点干货,比如集团公司总部某某副总今天被炒掉了。到下午,果然见那位副总抱着一堆私人物品,面色难看地出门而去。这些司机兄弟们,所掌握的公司及老总的各类精彩情报,远比大多数职员要多要快。可以想像,那种你出一张牌、我出一张牌式的信息交换,早于大多数人掌握了爆炸性的公司新闻,会多有意思。

所以,小范一上任,我就对他说,如果让我知道有关我的信息,是从你这里传出去的,只要一次,你就没有机会再说“某总你好”了。小范立即回答:“明白,某总。”多年后看,小范的嘴,的确很紧。

公司成立了项目公司,由我带着一个班底,启动这个概念面积约两千亩的总部办公项目。这个项目的本质,就是用工业用地的低廉成本,建设改扮过的办公用房。

项目公司设在工地红线外一个两层的临时建筑里,地处偏僻。当地管委会为这个涉及两千亩用地的重大项目,专设了一个班子,和开发商在同一地点办公,双方协作密切。我方人员基本都有车辆,而管委会的派出人员,就不一定了。我立了一条规矩,本公司车辆,无论在进出途中,只要见有管委会任何级别的人员在同侧步行,都要停车询问是否有搭车需要,尤其是天气情况较差的时候。

小范,在为友邻提供搭车方便这件事上,做得最差,尤其是对于层级低下的人员。他可以不惜代价为上司和朋友服务,除此以外的人,很难领受到他的成全之心。

我在车上和他提及这件事,他的脸上先是一怒,我知道他的第一反应是,谁他妈告的状?接着,他露出颇为尴尬的笑容,支支吾吾一阵后,总算找到了说法,他说:“用老总的车去搭他们,是不是……”我说:“并不频繁嘛,你站在司机角度,讲点用车规矩,不是没有道理。先不说,在本地开发,方方面面有求人家,就说现在这么大的雨,你在下面走,一辆熟悉的车开过,你希望它是溅你一身泥水好,还是主动请你搭个车好呢?”

我在想,像小范这样在村子里长大的外乡人,初到大都市,假如一开始就处于极不讲究公平的环境,他们内心会快速滋生种种恨恶。有种的话,他将克制所有温情,忍下所有委屈,把自己经营得强大而冷血。他的兴趣会只在于利用这个世界,来强化自己,渐渐地,会变得敏感、计较、碰不得。在相同的处境中,如果他天性阴柔,他极可能调动所有的机灵来与外部虚与委蛇,以实现自保,没有真实、没有是非、甚至没有底线,最大的乐趣就是取巧。而小范似乎两者兼得,未走极端。

小范告诉我,老兵要收拾某个新兵,是预约的,做得悄无声息。也就是说,欺负人,也都是设计过的。一般不打你的脸,让你今晚八点一个人到楼顶去一次,当你被暴打后走下楼梯时,你的心里应该被激发得都是满满的恨了,而一个新兵要熬成一个不被随便欺负的老兵,将在他经历过很多伤心之后。我想,这可能是全世界的兵营法则,只是程度有别和个人的造化不同而已。

我曾在蒋纬国的口述自传里,读到他作为低级军官在军中被欺凌,他所表现的淡定和宽容,显示了了不起的个人修养。这是一般人不可能具备的强大精神后盾,也是小范这样的农民之子永远不可攀及的,即便是同等的负面遭遇,两者留下的是完全不同的心理记忆。一个人内心世界的恶化,应该是有原因的。我有位朋友,曾是西双版纳农场的上海知青。他告诉我,当年他被四五个人暴打过,躺了十多天后再站起来,他发现自己的内心,已经是另一个人了。

我总觉得,小范的不愿分享、不愿成全、以及对自己手上哪怕微不足道的一点点资源和权力的看重,隐约可以看到他这么多年来,似有过不少被强者剥夺的怨苦,很多耻辱,他是不会说的。他的内心,已经不比他在忻州时更天真、更温暖、更友善了。

但小范依然是一个心思细腻的人。我那时是单身,一个人住。多次应酬喝醉后,是小范等了我几小时,把我扶上车,又从车里把我拉出来,半扶半背把我放到床上。他把有解酒功能的药片,塞入我嘴里,把所有我醒来时会有良好感觉的事都一一处理妥了:他帮我解掉了领带皮带、脱掉鞋袜,盖上被子,在床沿下放一个盆,在床头留下一杯茶和一条用清水濡湿过的毛巾。将毛巾用清水濡湿,放在一个托盘上,这个处理,他的细腻就流露了,甚至还不仅仅是细腻,如果你不止一次喝醉过,你就会懂得。离开前,他拉上了窗帘,正处在黑夜,这是一个常被想像力弱的人忽略的动作。

我觉得,他能够领会,我这一层级在职场上的辛苦,因而对醉酒的我有惻隐之心,而不是简单地看作贪杯。在这个行业,以酒胆来显示诚恳,是最起码的作派,尤其当你处在有求于人的这一方。小范夜送大醉的我回家,应该有五次。

有一次,我直截了当地对他说:“小范,你的眼神看上去很不坚定,你自己知道吗?”他手握着方向盘,想了很久,说:“某总,这个问题,我初恋的一个女人也问过我,我当时回答不出来,其实所有人都不了解我,我看人是很厉害的,你信吗?为啥我的眼神总是不对头呢?因为我非常害怕别人像我那样看我。”

小范来接我上班,连续保持准时,应该有一年多。突然,他开始出现睡过头的记录。那段时间,他脸色焦黄,眼里常有血丝,这些都是熬夜的痕迹。我猜测,近期他很可能沉迷打扑克,比如斗地主之类。很难判断他熬夜的程度,他嘴里也不可能有实情,直到很久以后,我才知道,长期以来,他每天的睡眠时间极少,估计也就四小时。这个时候,另一个不好的现象出现了,他的口袋里开始缺钱。等到他向我借钱的时候,他已经向所有可以开口的人,都开过口了。我对小范说,你答应我两点吧,第一,借钱的时候,说清楚归还的日期;第二,到归还的日子还不了,提前三天告知。我还耐心对他说,钱上面,你会在一个时期里面周转不灵,这已经够糟糕了,但你别把约定看得无足轻重,或只对我做得没毛病,这样你就完蛋了。管好自己吧,如果你做得合适,我可以不止帮你一次两次。

在后来的一段日子里,按时还钱、部分归还或还不了钱,都发生过,但他还是遵守我规定的那两条的。为了让他宽松一点,我免过他几次,他非常难为情地接受了。尽管他的工资是稳定的,但还不足以让他马上走出困境,好在他也没有欠下巨款。

我们掉过头去说说,他刚复员的时候,日子是不错的。我们不去管他的十几万元究竟怎么来的,他买了一辆面包车开始做私下的运输。有一种生意看上去不错,就是被去地下赌场赌博的人包车。有小一半的机会,他不但能拿到工钱,客人赢了钱,还会给他小费。这个接送生意有一定稳定性,因为大凡地下赌场,场地都是多变的、偏僻的,包车去最为方便。小范租房居住,平时这点收入,够过个太平日子。他喜欢穿得体面些,就是从那时开始的。

但这个运输生意,从一开始就蕴含着某种风险,如果每次都能在车里睡觉等待客人结束,这还会是小范吗?当小范第一次真的只是为了解闷走进赌窝,到后来开始小试手气,再到他把车子卖了去扳本,只是短短一个半月时间。他不得不去公司工作,也有了我们的相识。

我曾问小范,有没有给家里寄过钱?他告诉我,的确一次没有过。他父母是做豆腐的,钱倒是不缺。为了赶县城的早市,三百六十五天,他们永远半夜起床。我在想,这对起早贪黑做豆腐的忻州夫妇,他们从来就不可能很真实地知道,儿子的日子是什么样子的,小范给他们画的饼,使这对夫妇能够天天做着豆腐,平静地过着。

两年以后,我去了另外一家公司,小范去了一家私人医院为老板开车。有一年劳动节前,小范来电说,他老板过节要去瑞士十几天,商务车在他手里,很久没见了,我们两个出去旅行一次吧。他在离开我后,还能想到和我一起出行,我多少还是有点意外。我们决定去一次九华山。

这次旅行,一路寻常,只是我们之间多了一点朋友感。我告诉小范,我选择来九华山,是因为我二十三岁那年,在山上的百岁宫,见到一位叫应观的方丈,一见面,他就要我出家,吓得我不轻。

我们这次来,几十年过去了,只有从个别老和尚嘴里,才能问出应观的一点点细碎影子。他哪年作古,已问不清楚。在古木参天的山间,我和小范漫无边际地聊着,他也敢于摆出自己的一些看法。晚上,我们喝了一点酒后,小范居然提起了那次我批评他不愿让人搭车的事。他觉得可以搭,也可以不搭,买不起车的人,自然有他们自己的原因,不必去宠他们。这个世界,你有本事,你就过好日子,没本事你就自己受着吧。你想着帮别人,谁想着帮你呢?最后他还强调了一下,“真的,某总。”

在九华山的最后一天,他找到了一个可以求签的小寺庙,我和他都求了签。在解签的地方,他得知自己求得一枚下下签,强硬地不愿意付钱,我哭笑不得,没有勉强他。

九华山回来后三四个月,小范来电要见我,我们约在一家餐馆。我看着小范走进来,人还是很挺拔,但他戴着一顶蓝色的棒球帽,我有一种异样的感觉。坐定,他脱下帽子,没有一根头发了,他得了淋巴癌已经做了一个疗程的化疗,每个疗程五千元,下周要做第二个疗程。我询问了他从发病到目前的所有细节。

小范没有过分悲观,起码他没有绝望。他来找我,我很明白他需要什么。我的各类同学同事中,已有多例罹患绝症,但小范那么年轻,又连续几年曾经和我天天在一起,他带来的消息,让我十分沉闷。分手的时候,一半的菜,原封未动。他把手放在我的肩上说,“某总,放心,没事的。”

中间,我们还见过一次,他的变化不大。临近过年,他在电话中告诉我,他会和弟弟一起,提前一个月回山西忻州和家人一起过年。春节拜年,是我先发的短信祝福,一直到元宵节都没有回音,我打了电话,关机。

一个多月后,接到小范战友的电话,小范在一个月前去世了。我一个人默默地愣了很久。我回拨了那位小范战友的电话,请他转告小范的弟弟:他哥哥和我之间,无论有什么未了的事,都随小范而去了。请弟弟尽快给我一个电话。

小范的弟弟是知道一切的。医生只对他说了实话,而小范以为他过完年后,还会回来。小范回家不久,就住进县医院,一直发烧不退,他终于明白了。最后的几天,他一直无言流泪。

小范是土葬的,因为未婚,没有子女,他的坟头没有墓碑,这是忻州的规矩。

过了一年多,我收到从山西寄来的一箱竹叶青酒,是小范弟弟寄来的。在所有的酒中,我最喜欢的,是竹叶青,小范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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