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鸿鹰

一

从记事起我家就住在位于县城西部的一中校园里。苏雅姐姐和她妈妈、弟弟做过我们家很长时间的邻居。苏雅姐姐比我大十多岁，她和弟弟是随她妈妈高老师一起从北京下放到内蒙的，全家人都讲北京话，比播音员还好听，很让人羡慕。我常幻想有一天能跟苏雅姐姐到北京，亲眼看看《我爱北京天安门》唱的那个地方，逛逛只在宣传画上见过的长城、天坛和颐和园。高老师个子不高，胖乎乎的，五十来岁的样子，两只不怎么大的眯眯眼永远笑盈盈的，冬天的时候围一条黑色大披肩，说话从不高声，慢悠悠的很好听，不少关于北京胡同、小吃和风筝的故事，我都是从她那里聽到的。

大人们说高老师曾经是北师大外语系的高材生，当过英文翻译，下放到一中教书，还兼管资料室，有人说她在家说话都会夹杂几句英文，可我从没遇到过。苏雅姐姐大眼睛翘鼻子，上嘴唇有深深的沟壕，唇红齿白，个子不低，头总是扬得高高的，身上香喷喷的很好闻。她的打扮和做派我形容不了，用我们通常讲的“洋气”来概括最贴切。她常跟我说，北京可大了，到处高楼大厦，街上永远干干净净的，没有那么凶的风沙。她说话时喜欢往后甩头发，眼睛爱盯着远方，不时夹杂个“儿”字，很悦耳。她的弟弟苏正比她小四五岁的样子，个子不高，胖乎乎的，很像高老师。没人见过苏雅姐姐的爸爸，也很少有人谈起过。

小县城被大片大片的盐碱地和沙漠包围着，四季风沙不停肆虐，动辄黄土黄沙满天飞，张口一嘴沙，雨后满脚泥，我从懂事时候起，眼睛里最常见到的，不是蜷缩在风沙之中的低矮红柳，就是稀疏扭曲的沙枣树。一般人家院子里堆着柴禾，养着鸡，屋里放着各种破烂，散发着复杂的味道。可进了苏雅姐姐家，就会发现收拾得有模有样，味道好闻，摆的东西好看，尤其是书柜里那对镶着金丝线的景泰蓝花瓶，鲜花和小鸟图案由蓝、红和绿等多种颜色组成，格外喜庆。墙上挂着一幅山水画，画的是船夫悠闲地划着船，行进在高山流水之间，特别高雅。书柜靠一面墙立着，里面盛满了高低大小不同的新旧书籍。窗台上有两三个花盆里开着漂亮的花。

苏雅姐姐和高老师只要看到我来了，就会高兴地拿出饼干、果丹皮、瓜子、红枣这些好吃的，还问长问短，让我放松并感到温暖和被关怀，这是在家里难以体会到的。那时候大多数家长的眼睛里根本没有自己的孩子，就知道忙工作，单位里有不舒心的事，就到家里撒气，拿孩子当出气筒。我是女孩，在家也常遭训斥。所以有事没事都爱跑到苏雅姐姐家玩，看她们收拾屋子、做饭、织毛衣、看书、写字，听这一家人有一句没一句地闲聊，甚至像个小尾巴似的跟在苏雅姐姐后面，随她来到教室里，坐在她身边，看着她上课。有次我看到坐在苏雅姐姐左边的男生老拿胳膊肘拱人，苏雅姐姐一点不客气地顶回去，很解气。苏雅姐姐还常带我到校园外玩。县城本来就不大，好玩的地方不到半天就能转个遍。县委后面有个小动物园，里面有几只花孔雀，只要我们抖抖衣服就会开屏。几只活泼可爱的小猴子给点好吃的就跳上跳下的，还有几只灵巧的梅花鹿，眼皮双双的，睫毛长长的弯弯的，很讨人喜欢。

苏雅姐姐还带我去红旗电影院看过电影，有次看的是打日本鬼子的电影。电影院里有好多学生，是不是学校包场我忘记了。电影快开始的时候，后排左边有个白白净净的戴眼镜小伙子过来打招呼，苏雅姐姐回了个微笑。看完电影后我俩到街心花园溜达，看人们拉手风琴、吹笛子、打快板，那个戴眼镜的小伙子推着自行车走过来，和苏雅姐姐边走边聊天，怕我累，还把我放在自行车前梁上。小伙子说话轻声细语，时不时扶扶眼镜，谈论着学校和老师，还说要带我们去三盛公拦河闸玩，看那里的芦苇荡，捉野鸭子、钓鱼什么的。

我妈是高老师的学生，她有次带着宁夏老家捎来的馓子、南瓜油饼什么的，领着我去看高老师，看到苏雅姐姐正在削甜菜皮。老家盛产小麦、向日葵和甜菜，夏天家家户户都买来甜菜。我妈告诉苏雅，可以把甜菜切成片，用棉线穿起来，搭到屋外晒衣服的铁丝上，晾成干后，又甜又有嚼头。还可以切碎放锅里熬，熬成糖稀，蘸馒头吃或泡水喝，同样很解馋。由甜菜说到糖厂，妈妈问，有个过去师范学校的老师，现在正在负责筹建糖厂，他家的儿子是不是苏雅的同学。高老师瞟了女儿一眼，苏雅顿时脸颊发红，像是涂红了脸蛋。

苏雅姐姐涂着红脸蛋演节目我去看过好几次。一中校园本来是师范学校的，师范搬到公署所在地，一中捡了个大便宜。校园有个大礼堂，可以在里面开会、上体操课、排练和表演节目。苏雅姐姐唱歌跳舞都擅长，她和同学们的文艺节目差不多。十几个男女同学穿着军装排成队，边跑边唱“向阳花”、“亚克西”或者“向鬼子们头上砍去”什么的。我发现戴眼镜那个男同学有时候也在队伍里，个子有些高，笨手笨脚的。苏雅姐姐还担任过报幕员，她独自走到台上，大大方方地用很标准的普通话说，“各位革命老师、革命同学，大家下午好！今天，我们宣传队将给大家带来一场活泼的小合唱和舞蹈表演，请大家欣赏——”看着她，我羡慕极了，心里不禁想，姐姐这么漂亮，这么让人喜欢，难道会永远在这儿？有次等她演完节目，我拉住她的手问，姐姐你长大了还会在这里吗？

苏雅姐姐问，不在这儿，我去哪儿啊？

我说，都说你迟早会到北京找姥姥姥爷。

苏雅姐姐说，那，你想跟我去吗？

听她这么说，我心里别提多高兴了，我连忙说，当然想去当然想去。

苏雅姐姐说，那你一定要锻炼身体，长得快快的，我好带你去。

苏雅姐姐说这话的时候盯着我的眼睛，很亲切很诚恳，我一下子就把锻炼身体当成了最重要的事情，长大后在操场上跑步、跳高、跳远、打球，始终记得苏雅姐姐给我说过的话，想早些长得壮壮的跟她去北京。一中校园里有很大的操场。跑道、足球场和铅球手榴弹跳高跳远场地都有，学校每年春秋举办田径运动会时，苏雅姐姐是运动会上的接力手。有次我本来只是想跟她跑着玩，看电影时碰到的戴眼镜的小伙子找到我，给了我一条毛巾。小伙子那天上身穿件红色绒衣，下身蓝色运动裤，脚上一双白球鞋，人干干净净，说话轻声细语，我爽快地接过了毛巾，看到苏雅姐姐跑过来，就向她挥毛巾，姐姐把毛巾接到手里继续往前跑。下场后苏雅姐姐手里攥着白毛巾，边跟我说太危险，以后不许再递了，边用眼睛寻找着什么，我给她指了指远处的“红绒衣”。“红绒衣”正在向我俩这个方向看，苏雅姐姐脸红了。

二

有天妈妈让我给高老师还一本书，书名是《母亲》，封面上画着一位围着头巾的苏联老太太，目光直视，双手交叉在前面，人高高的，很坚毅的样子。我还了书坐下来，听苏雅姐姐在和高老师聊一个叫“张赵什么什么”的人，这时敲门声响了。苏雅姐姐开门迎进一个年轻人，原来就是那个戴眼镜的“红绒衣”。他手里托着一个罐头瓶子，里面游着两条小金鱼，一大一小，一红一黑。高老师见了他很高兴，站起来打招呼。平时昂着头的苏雅姐姐显得格外温和，她接过罐头瓶放在饭桌上，对我说，程程，你还不知道他的名字吧，他叫章兆文，你就叫他小章老师吧。

我说，小章老师，她们刚才还在谈你呢。

苏雅姐姐瞪了我一眼说，就你话多。

小章老师说，程程你好，几岁了？

我说，五岁了。小金鱼几岁了？

小章老师说，我哪里知道，你得问问它们。

苏雅姐姐说，我们的程程聪明吧？

小章老师说，跟你学的？

小章老师身材总是那么挺拔，一双眼睛乌黑乌黑的，在眼镜后面炯炯有神，他说话有节奏，与苏雅姐姐很默契。

他问高老师，您最近腰还难受吗？

高老师说，天一阴就难受得厉害，毛病是在挖排干渠的时候落下的。大冷天的踩在泥水里，回想起来太可怕了。

他们聊着天，我静静地看金鱼。

小章老师注意到苏雅姐姐脚上穿着丁字带黑皮鞋，踩在地上发出咯噔咯噔的声音，就问她，鞋在脚上舒服吗？

苏雅姐姐说，你怎么知道不舒服？

他继续问，怎么不见你穿啊？

苏雅姐姐说，这是我姥爷从北京寄来的生日礼物。外面土太大，穿一次得擦半天。

小章老师说，放着放着就该穿不上了。

苏雅姐姐脸一红，快速说，乌鸦嘴！

高老师端来一盘切好的华莱士让大家一起吃，他俩才停止了闲聊。家乡因得黄河水滋润，加之夏季早晚温差大，瓜果格外甜，皮黄瓤白的华莱士，是以外国传教士名字命名的，闻着香，吃起来甜。沙地里种的西瓜，有黄瓤、红瓤和白瓤多种，沙甜沙甜的。到了夏季，家家户户直接从地里买瓜，装在麻袋里。我的床下经常堆满华莱士，夜里闻着香甜的瓜果味入睡，经常梦见一望无际的瓜地。

一中校园西墙边是大片大片的农田，墙外就紧挨着大沙漠，沙丘边长着很多沙枣树、沙棘和甘草，时不时有蛇和蜥蜴出没。我经常跟着苏雅姐姐去玩沙子、打沙枣、摘沙棘、拔甘草。沙枣、沙棘很甜，可以直接吃，沙枣糊嗓子，她让我别吃多，还提醒我吃沙棘时要小心，有的里面会有小虫子。我们还经常把甘草洗干净掰成小段，放到嘴里嚼，吸甘草上甜丝丝的汁。

苏雅姐姐领着我买菜同样是美好记忆。我们有时候步行，有时候骑自行车去，在大得望不到边儿的菜地里，拎着篮子和网兜走在绿油油的新鲜蔬菜中间，看到熟透的绿色黄瓜上开着小花，紫亮紫亮的茄子压弯了秧苗，向日葵像是张开了笑脸，但并不像人们说的所有葵花都冲着太阳。西红柿有红、黄、紫、粉的不同颜色，到了地里，满眼的西红柿、黄瓜、甜瓜随便吃，干干净净的，根本不用洗，每次我们都能让篮子和网兜装得快拎不动。买回菜后，苏雅姐姐每次都要留我在她家吃饭，我发现别人家的饭一律比我们自己家的饭好吃。不同的是，她们家的碗和盘子比别人家小一半都不止。饭桌上一次摆很多小盘子，菜量小，花样多，苏正也端着小碗吃饭，不知道他能不能吃饱。

三

小县城的夏天虽然有些“早穿皮袄午穿纱，围着火炉吃西瓜”的味道，但毕竟不像秋冬风沙那么大，是各种球类运动的好季节。一中操场北面隔条小马路就是球类和单双杠场地。有三个篮球场、三个排球场、四个单杠、四个双杠、四个水泥乒乓球台，夏天经常吸引很多人玩。苏雅姐姐人长得漂亮，会多种体育项目，一举一动人们都很关注，使她愈发自信高傲。她最喜欢打排球，大热天里与同学打得两只胳膊上、身上全是土也满不在乎，结束后满身大汗，就拉着我去游泳池游泳。

一中的游泳池很大，是妈妈她们念师范时候挖的，夏天可以游泳，冬天可以滑冰，周围几个县城里都没有。苏雅姐姐说游泳靠的是技巧，不是胆子，淹死的都是会游泳的，越会游越会被淹死。妈妈告诉我，每隔几年就有跳游泳池寻死的，有学生有教工，这些话使我死活不敢下水，长大了也怕水。苏雅和她的小姐妹们则天不怕地不怕，来到游泳池边后，先钻到杨树柳树林子里，把随身拎的泳衣换上，再大声嚷嚷着，扑扑通通跳到水里，转眼像鱼一样自由自在地在水中嬉戏扑腾着，玩得很开心。

苏雅姐姐有时会拉我坐在游泳圈上到水里玩，我死活不肯，硬被几个人放到游泳圈上，我大声尖叫着死死扒着游泳圈，不一会儿就央求着要上岸。有次我还在游泳池里看到了小章老师，他会蛙泳，游在水里像只大青蛙。苏雅姐姐會仰泳，说仰着可以看到更明亮的天空。可仰泳多刺眼啊，她能看得清吗？我和大家羡慕地看着在水里自如地游着的人们，听着周围的喧闹声，心里很高兴。

冬天的时候苏雅姐姐还带我去滑过冰，让我坐在她弟弟的冰车上，推着我壮胆，一玩就忘了吃饭。没想到，等我上初中的时候，学校要搞学工学农，下令填掉游泳池种粮食，全校师生一起挖土填埋，游泳池填掉后土壤泛盐碱，种不出庄稼，长不活树，也不好干别的，成了荒滩。等我上高中时，由于教学需要，学校又决定在校墙外重挖游泳池。新池倒是挖成了，但感觉怎么也不如旧游泳池，夏天连着淹死人，冬天滑冰老出事，有个教师滑冰时脚被卡住转了个一百八十度，从此变成了拐子。

有一段时间爸爸妈妈经常开会学习，我就溜到苏雅姐姐家看她们一家人打升级、争上游。我转圈看每个人手里的牌，很快学会了规则和技巧，我喜欢坐在苏雅姐姐旁边，偷看左右，悄悄给她透露牌情，有时候替上厕所的人打一会儿过过瘾。我最小，大家都让着我。我还跟苏雅姐姐学下象棋，看过她与小章老师下棋，他俩一下就是好长时间。

有次打升级是小章老师和苏正一伙，苏雅姐姐和高老师一伙，正打得热火朝天，有人敲门。苏雅姐姐打开门。进来一个我不认识的小伙子，苏雅姐姐介绍，说这是田永强，家住房管局大院，刚从外地转来一中，打排球时认识的。小伙子体格健壮，眼睛小小的，眯成一条缝，但很有光亮，他老爱搓自己的手，不太说话，就是坐着不想走。一看这个样子，高老师让苏正把牌让给田永强。苏正满脸不高兴放下牌进了里屋。小章老师脸上没有一点表情，田永强出牌老错，苏雅姐姐时时悔牌，勉强玩了几局大家就散了。

转年过春节，大年初四的时候，我和小章老师又聚在苏雅姐姐家打扑克，玩得很热闹，田永强来拜年。小章老师提出让我替他接着打牌，他和田永强下象棋。下着下着，我看到田永强脸色不对，白而冷淡，推说家里有事就走了。从此，我在苏雅姐姐家不再碰到田永强。听说此后小章老师和田永强路上遇到，都会有一个先扭头走开。

四

那一年人们开始穿单衣的时候，一中校园里出现了大字报，学生老师们经常开大会，喊着口号上街游行。我家晚上经常有学生来，求爸爸帮着写大字报、写标语。忘记说了，我爸爸毛笔字写得好，过年常给别人家写春联。他看到有学生们来找他写字很高兴，和大家一起讨论写什么，怎么修改，用多大的纸合适。我睡的时候换了几拨人，半夜醒来发现还有学生在，屋子里烟雾腾腾的。又过了几个月，校园里闹腾得更厉害了，不怎么上课，爸爸妈妈闲在家里。学生们也不再上门请爸爸写大字报，爸爸情绪一落千丈，经常发脾气，妈妈老是指使我干这干那。不过，他们俩人夜里关了灯很能聊，一聊就聊到很晚。

家里的压抑让我实在难受，我就出去看热闹。几次去苏雅姐姐家，发现家里气氛不对，苏雅姐姐和她弟弟苏正都不如以前爱说话了。高老师对我依然很和善很慈祥，但好像突然变老了，很容易疲倦，坐在那里聊着聊着就打起了瞌睡，灰白的头发管也管不住地溜下来，遮了眼睛和鼻子。

快放寒假的某天下午，天很阴沉。我发现一中操场好像聚了许多人，高音喇叭先是播送歌曲，再是有人喊口号，走到跟前我才发现，主席台上站着五个胸前挂着牌子的人，每人背后还立着一个戴“红卫兵”袖章的同学，有男有女，左边把头的就是高老师。高老师头发乱着，中式棉袄上有个小口子，露出了白色的棉花，棉裤膝盖上的两团土还没来得及掸掉，在大声的口号和高音喇叭里的高声发言中，她面色平静，头抬得比旁边的男老师高。我不认识胸前牌子上的字，只知道和别人的不太一样。不断有人上台发言，提到高老师的名字，也指责别的老师，声调都很高。不过，每当发言的人声调抬高，高音喇叭里就传出很强的杂音，他们只得压低声音，或匆匆忙忙结束讲话。

我找了半天，在台下人群中看到了苏雅姐姐。她默默站在高中班队伍里一个靠边的地方。有些日子没有见到她了，人依然漂亮，头高高地扬着，不过，我发现她脚上穿着的棉鞋没有以前干净，一缕头发垂在左眼上也顾不上管。我想和她打招呼，又不敢。风刮起来了，沙子打在人们脸上，苏雅姐姐抬起手来揉自己的眼睛。这时台上发言的人换了，声音有些熟悉，我向远远的主席台上望过去，发现那是个学生，像在哪儿见过，一时又想不起来，等听他讲了几句话，才忽然想起来，是田永强！他讲话速度很快，急促得像跑步似的停不下来，也不想停下来。他多次想抬高声音，但音量一大，高音喇叭就怪响，他脸憋得通红，又很无奈。他还是那么结实，眼睛小小的眯成一条缝。我是认出了他，但他又像是陌生得难以辨认，已经不是那个在苏雅姐姐家玩牌、下棋的田永强了。当初他人慢吞吞的，说话很小心，不停看别人眼色。现在他被棉袄包裹着，左胳膊上戴着“红卫兵”袖章，头上扣着一顶绿色军帽，腰板挺直了，人像是硬气了很多。

大会终于散了，我来到苏雅姐姐旁边。她抓住我的手，我俩的手都是冰凉冰凉的，谁也暖不了谁的。我们都不说话，就这么拉着手，一起到主席台跟前找高老师。高老师已经走下了主席台，脖子上还挂着大牌子，苏雅姐姐迎着高老师走过去，当她伸手要摘掉那个牌子的时候，田永强急匆匆地走过来。

他冷冷地说，你不能摘。

苏雅姐姐问，为什么？

田永强说，这还用问？回家问问你妈，你们是怎么从北京来到内蒙的。

苏雅姐姐一下子愣住了，脸色煞白，一句话说不出来。高老师拉住女儿的手，转身朝着家属院的方向走去。多年之后，高老师给我说，当时她一点都不觉得胸前的牌子有多难看，有多沉重，那个牌子提醒自己要坚强起来。坚强是一种力量，是一种能相互激励的力量，为了女儿和儿子，自己一定要挺起腰来。我记得就在我们往家属院走的时候，天上忽然飘起了大雪，纷纷扬扬，好久都没停下来。

晚上回家后，我总想找机会把下午见到的事情告诉妈妈，可妈妈不是让我撮炭，就是让我倒炉灰，要不就是帮她做饭。等消停了，倒是妈妈凑过来悄声跟我说，高老师遭殃了，几个学生贴大字报，说她是美帝特务。

我问妈妈，是不是因为这个她才被挂了牌子站在操场主席台上？

妈妈惊了一下，她在三完小上班，看不到一中的批斗会，她说，你再也不要去看这些大会了。

我问，为什么？

妈妈盯着我，支支吾吾地说，那不是什么好事情，小孩子不能看。

我说，我就是想看。

妈妈说，狗打架也要看！迟早要出事，干脆让狗把你的腿咬断算了！

我就是不服气，我见过的狗也有好几条了，不咬人，我从来就不怕狗。我这个人是个“顺毛驴”，觉得越是大人不让做的，越是有意思的好事，越是大人不让去的地方，越是好地方。爸爸媽妈反复告诉我不能乱翻大人的东西。他们自以为把家里所有的柜子、抽屉都锁好了，才放心地去上班、串门或到街上买东西。等他们前脚一走，我后脚马上就去开抽屉。不开不要紧，一开才发现，大人其实很马虎，他们经常忘记锁抽屉，有的锁是挂在那里用来骗人的，不用使劲，一拉就开。抽屉里有爸爸用坏的烟锅子，妈妈断成两截的手镯，一个大厚本子里夹着一些大大小小的照片，其中有张新照片，上面是缺了门牙的奶奶笑眯眯地望着镜头，怀里抱着一个啃着手的婴儿，还有一张是一个刚能坐起来的小孩右手拿着一支钢笔朝镜头傻笑着，这两个小孩都是我。还有一些老照片，上面有密密麻麻的一大堆人聚在一起，有的坐，有的站，衣服穿得差不多，表情也差不多，脸只有黄豆那么一点大。还有一张照片上我看到了小时候的小章老师。

五

我六岁上学，比这里别的孩子们早一年。我喜欢上学，学什么都不费劲，功课门门优秀，很快戴上了红领巾。那时也没什么作业，课后主要就是玩。与同学玩沙包，到沙窝挖苦菜，去街上买零食。每逢寒暑假就央求爸妈带我去奶奶家，到那儿只管开心地玩，作业早就忘到了九霄云外，开学前连夜赶作业，做不完急得直哭。有两次实在做不完，怕挨训，报到时就说作业丢在了奶奶家。后来虽下决心一放假就写作业，完成后再去奶奶家，但没一次做到的，照例是临近开学两三天才突击，怎么都改不了。说起到银川找奶奶，还想起一件事。我个子长得快，超出了免票线，爸爸不舍得花钱，有次冒险没给我买票。我觉得逃票不对，出站查票时毫不犹豫地说没买票，结果，被罚了款不说，爸爸还被训了一顿。爸爸的脸别提多难看了，他瞪着我恶狠狠地说，就你能耐，以后想去哪儿，自己去，别跟着我！

爸爸虽然再次登上了一中的讲台，但教务长不是他了，他回家后越来越烦躁，不爱与家人说话。家里鸦雀无声、死气沉沉，妈妈的脸色也不好看，我就想到别人家，尤其想去苏雅姐姐家，听她和高老师聊天，看她们做家务。妈妈有几次不让我去，我偏去。去了两次，发现门锁着。放暑假的时候，我在院子里碰到苏雅姐姐，只见她低着头，迎面走着，看见我愣了一下像是要绕开我，距离太近又实在不妥，就微笑着走到我跟前。她望着我，眼睛里有些含含糊糊的东西，像是想说什么又说不出来的忧郁。她蹲下来，整理我的衣领，掸我衣服上的土，我衣服是新的，上面并没落土。她温和地问我，想不想到她家玩，我说当然想，苏雅姐姐站起身，牵起我的手，带我到她家。

这个家有段时间没来过了，但屋子里的一切我都是熟悉的。熟悉的家具位置，熟悉的好闻的味道，让我回想起过去的情形。高老师像从前那样依然安安静静地坐在她那只固定的椅子上，手里捧着书在读，见我来了，疲倦的脸上露出微笑。

高老师问，程程，你妈妈好吗？

我说，妈妈不如以前勤快。

高老师说，是要生小弟弟了。

我心里别扭了一下，不想说这个。

高老师问，你愿意有个弟弟吗？

我说，不，我想有个妹妹。

高老师说，我过去教过你妈妈。你妈妈家里很不容易，她有一大堆的弟弟妹妹要照顾。

苏雅姐姐说，程程，告诉你个好消息，我下学期就要上班了，是去一中，和我妈妈在一起。

话刚出口，只见高老师用眼睛瞪了她一下，苏雅姐姐吐了一下舌头，脸红了。

我问，我放学以后，可以到学校找你玩吗？

姐姐说，不。最好别。还是到我家来玩。

我回答她说，那好吧。

苏雅姐姐把切好的华莱士瓜端过来，我吃着瓜，开始打量着屋子。我发现屋子里比以前显得大了，像是被搬走了些东西，书柜里的书少了很多，景泰蓝花瓶没有了，挂的山水画没了，花盆也没有了。高老师不像以前爱说话。

又坐了一会儿，有人敲门，苏雅姐姐打开门，来人是田永强。苏雅姐姐把他让进来。田永强还那么结实，眼睛眯成一条缝，他进门叫了一声高老师。高老师并没有朝他那边看，眼睛仍盯着手里的书。田永强坐下来后，高老师起身到了另外一间屋子。我忘了田永强和苏雅姐姐谈了些什么，我也听不懂，就觉出他们谈得疙疙瘩瘩的，苏雅姐姐很不自在。

田永强起身出门时对我说，你别告诉别人我来过这里。

这是他对我说过的唯一一句话。

我奇怪男人们的话总是那么少，可话多一点的小章老师在苏雅姐姐家见不着了。我爸爸话更少，妈妈抱怨爸爸不说话，以前他对学生严厉，“红卫兵”贴大字报说他是地主的儿子，在课堂上毒害革命小将，到现在心里都不痛快。爸爸只要回到家就不停地写毛笔字，希望我和妈妈夸他写得好。我不像妈妈，好不好一律说好，我即使觉得好也偏不说，有时趁爸爸不在，拿笔蘸上墨汁，哆哆嗦嗦胡画几笔，感觉一点意思也没有。

中秋节那天，爸爸把肚子像皮球那样鼓起来的妈妈送进医院，两天后，妈妈为我生了一个小弟弟，取名叫小星星。小星星给家里带来了哭声，也带来了欢乐。小家伙从小就爱眯着眼睛笑，大家都很喜欢他。他的诞生让爸爸彻底换了个心情。

家里的东西爸爸历来看得紧，尤其是那辆“飞鸽”自行车，闲着也不让我学着骑。但我知道爸妈每天中午饭后雷打不动地要“眯一觉”。我也先躺下来，把眼闭住，等爸爸一开始打鼾就起身出门，把自行车推到学校操场去学。人小车大，把不住，抓不牢，脚一踩上镫子就摔倒了，爬起来再练。估计大人快醒了，便赶快回家把自行车放到原地，到床上接着装睡。听爸爸睡醒出门推车，嘴里嘟囔着说自行车怎么像是摔着了。我心怦怦直跳，大气都不敢出。

小弟弟出生不久的一天，高老师让苏雅姐姐送来一袋北京肉松，让妈妈增加营养，还逗着弟弟玩了一会儿。宁夏老家经常有亲戚来给我们送些杂粮什么的，有天妈妈盛了一小盆黄豆让我给高老师家送过去。我进门后坐下来就对苏雅姐姐说，前几天我遇到了小章老师，他还扶着自行车后座帮我学自行车呢。话刚出口，我发现苏雅姐姐脸色不好，说红不红，说白不白，嘴唇紧紧咬着。高老师脸色也不对劲。也许是为掩饰自己吧，苏雅姐姐到厨房切了一盘西瓜，端来大家一起吃，谁也没有多说话。

又过了一年，在春节之前，苏雅姐姐结了婚，妈妈去参加了婚礼，说她的丈夫不是小章老师，而是已经上了师范的田永强。苏雅姐姐仍然住在我们院子里，偶尔见到，我发现她头发短了，戴了个发卡，走路比以前快了不少，有時迎面碰到，彼此觉得仍然是熟的，但又有些陌生了。在我小学毕业那年，苏雅姐姐生了个女孩，取名叫小灯，比我弟弟小两岁半。妈妈说苏雅姐姐身体不好，孩子奶不够吃，哭闹得厉害。

弟弟小星星满三岁了，妈妈给他断了奶，改喝牛奶。有一段时间爸爸派我去打奶，天还没有亮就得出门，从一中家属院出来一直往西走，翻过一个沙包，走过一道小渠，才能看到牛奶场院子里发出的灯光。路上没人的时候我心里慌，路上有狗叫，或者人的脚步声我害怕。在无边的夜色中我深一脚浅一脚地走着，胆子都快吓破了。但每当我抱怨这个小弟弟给我带来恐惧的时候，眼前就会浮现出弟弟招人喜欢的笑脸。就在独自去打牛奶的第三天，我遇上了田永强，从此隔三岔五都能遇到他。回家后，我给爸爸妈妈说见到了田永强，爸爸妈妈像没听见似的，什么话都没说。

时间飞快，就在我上初三那年春节，苏雅姐姐又生了个男孩，名叫小亮。几个月后，谁也没想到，这年田永强直接由一个中专师范生考上了兰州大学研究生。1980年我考大学，苏雅姐姐与田永强和两个孩子一起搬到了北京。田永强在社科院搞研究，苏雅姐姐在图书馆工作，只是高老师没有活到这一天。

1988年秋我考上研究生，终于来到北京。国庆节苏雅姐姐请我到她家做客，我见到了田永强，也见到了以前大家很少谈起的苏雅姐姐的爸爸，发现他是个弥勒佛一样的胖老头，穿着白色老头衫、黑色灯笼裤和条绒圆口布鞋，每天辅导小亮打太极。进门时苏雅姐姐告诉我，小章老师会来吃饭，他是北京同仁医院一位很有名的耳鼻喉科医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