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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失的巨人

2020-10-20郭爽

上海文学 2020年10期
关键词:珍珠母亲

郭爽

母亲让我待在房间里别出来。她挂断门禁话筒,看了看监控屏上的身影,又看看我说,“进去吧。”家里时不时有客人,我讨厌见到那些人,没多问,起身进了屋。躺在床上,我胡乱点着手机屏幕,选定一部电视剧,可进度条才刚开始滑动,母亲就推门进来了,说人走了,我可以出去了。我翻身,不耐烦地问:“谁啊?”母亲吞吞吐吐,“吴珍珠。”

吴珍珠在我们家做过保姆。从我七岁到十岁,她吃住都在这个家里。她先是做保姆,后来又帮家里看店,算小工。看店看了几年,她跟母亲说想去广东打工,见见世面。母亲跟她说,看店只是打打苍蝇收收钱,你去工厂里,可没这样的好日子过。她说已经下了决心,要跟几个小姐妹去广东,吃苦她是不怕的。母亲嘴上责怪,说她翅膀硬了就要飞了,心野了,但也给她置了套新衣,算作她外出的行头。吴珍珠离开我们家,离开小城,我再也没听过她的消息。后来电视剧《打工妹》《情满珠江》风行一时,我幻想挤挤挨挨的女工人头里,有一颗就是吴珍珠吧。

母亲端起茶喝了一口,并不想跟我说什么的样子。我却好奇了,“我见不得她?”

母亲放下杯子,“见什么见,烦我还不够啊?”

我正要说点什么,门推开,父亲回来了。母亲迎上去,跟他絮叨吴珍珠的来访。父亲一边换鞋一边说,“我们哪能帮她女儿安排什么工作!”

“就是呀!”母亲确认了父亲的意思,不再关心这事,进厨房去了。

父亲母亲午餐都吃得简单,但我回来待产后,母亲换着花样给我做营养餐。最开始我也抗议,一个多月下来,现在也就老老实实喝鸡汤、吃坚果。他俩陪我坐着,看我吃完才午休。我随他们的心意,也就随了他们的作息,早睡早起,午饭后小憩,清早和傍晚一起散步。这天的午睡,我却被梦魇住了,怎么也醒不来。等母亲终于把我晃醒时,倾斜的金红色阳光已经快从墙面消失了。突然起了一阵风,窗帘鼓起,刘海在额头上拂动。我想起了吴珍珠是谁。

她到我们家时,应该还是个孩子。那时候找保姆,都是托在乡下有亲戚的熟人介绍,所以吴珍珠,大概也是父亲或母亲某个信得过的朋友的远房亲戚。院子里常见着跟吴珍珠差不多年纪的乡下女孩,肤色黑红黑红的,背着主人家的孩子。我那时已七岁了,按理说,我们家不需要一个带孩子的保姆,但凡事总有点例外。二年级暑假快结束时,母亲领着我去了好几家医院。八月底入学注册那天,母亲又领着我去学校。她钻了好几间办公室,跟老师们说着什么。我趴在阳台栏杆上看大扫除的同学们。大扫帚把灰尘扬得漫天飞舞,盛夏的梧桐树翠绿又荫凉。劳动委员指挥力气大的男生提水、洒水。水扑洒在飞舞的灰尘上,灰尘聚变成泥球。我伸长鼻子,用力吸着这些好闻的味道。那之后我就不用再去学校了。除了时不时要去医院外,我对不用上学的生活非常满意。班长和学习委员、生活委员几个班干部,来家里看我,借给我他们的作业,可他们一走,我就把作业的事全忘了。慢慢地,他们也不再板着脸扮小老师,反而,我可以告诉他们很多事。比如毛毛虫从梧桐树叶的一头爬到另一头,需要一分二十秒。星星都拖着长长的尾巴,因为地球和星星都在运动,星星的尾巴就是它们走过的路。或者,美国有条密西西比河,最勇敢的小孩,比如汤姆·索亚和哈克贝利·费恩,就沿着密西西比河冒险。我喜欢胡思乱想、胡说八道,每次都能把自己看到或者新编的故事跟他们唠叨半天。吴珍珠也跟着聚精会神地听。她长得矮,虎头虎脑像个假小子,听到激动时跟着我们一起手舞足蹈、吱哇乱叫。

每时每刻,七彩的泡泡都从我的脑袋顶上冒出来。这样的我,看待周围的一切,似乎都跟准确的“记忆”关联不大。对我来说,吴珍珠就像被飓风吹来、撑伞而降的玛丽阿姨,我不关心她从哪里来,只想知道,她能为我的世界带来什么魔法。我研究她的眼睛鼻子嘴巴和耳朵,每一样都跟我有些不同。她识字,能看书,但嘴里说的总是牛啊苞谷啊母鸡啊什么的。而我都没有见过一头真的牛。这对我来说新鲜极了。于是我缠着她,让她跟我讲牛的鼻子怎么喷气,舌头怎么把草卷进嘴里去,怎么把草反刍细细嚼。觉察到她几乎不会拒绝我的任何请求后,我开始耍赖,睡觉前总是抱怨太黑了害怕,台灯根本无法让我安静,央求她陪着我讲故事。那之前,母亲已经勒令我自己睡一个房间。而吴珍珠的到来,让我又可以做一个赖皮小孩子了。她只会几个故事,很快,我就能重复它们,并给它们添油加醋。在她的族人世代相传的故事里,我对去山里寻找巨人的故事特别着迷。巨人几岁啦?他的手掌有多大?他有爸爸妈妈吗?巨人自己在山里住了多久?很久是多久,是永远吗?我给巨人采撷食物,云朵是棉花糖,蒲公英是柔软的床。他一脚就能跨越山头,松鼠用尾巴给他挠痒痒。当吴珍珠发现她的故事变成了我的故事,吃惊地睁大了眼睛,但并不生气。我接收到這善意,开始觉得,啊,吴珍珠是我的好朋友吧。

搓泥球、捡树叶、捕螳螂虽然好玩,但只能消耗我的部分精力,我像恐龙一样吞食家里所有的书籍。有些书看得我头脑发昏,字一个个被认出、从视网膜进入我的身体,却无法被消化掉,只像石头一样堆积在某处。慢慢地,我开始忘掉上学的滋味,觉得这样跟父亲母亲一直生活下去也非常好。那时我们家住在临街一栋四层高房子的顶楼,虽不能随便出门,但宽大的露台就是我的乐园,梧桐树的枝干密密覆盖,蚂蚁、尺蠖和蚯蚓不时出没。从露台看下去,推车卖西瓜的小贩、倚在三轮车上打盹的车夫、小卖店装满“大大”泡泡糖的玻璃罐子都能引我遐想。而露台的另一边,可眺望远山林景,时不时可见小动物蹿动。市声和风景给我半封闭的小世界增添了布景,再说,我还有吴珍珠这个朋友呢。每天一小时,吴珍珠按母亲的规定打开电视机,跟我一起看《西游记》。孙行者从石头里蹦出来一飞冲天,我也跟着他斩妖除魔一路奔向天竺国。我们每天讨论妖怪和神仙,知道他们不只是在小小的电视机里存在。当我重复着《西游记》的故事时,精怪和神力慢慢结成了我和她之间的秘语。跟爸爸妈妈相比,吴珍珠更明白我在说什么。而她低着头听母亲训话时,我也更明白她是在听还是跟我一样在神游。

在我们家的屋檐下,吴珍珠是新房客,要学规矩。家务、卫生、看护种种之外,她最好奇的是戒尺。不尊敬长辈打一板,不友爱小朋友打一板,撒谎打两板……父亲在竹片上写了字,规矩就成了文。跟母亲每天琐碎吩咐的大小事务相比,吴珍珠对无声的戒尺似乎更在意。而我,虽然试图忽略这块挂在墙上的竹片,但也从不像玩鸡毛掸子或者扫帚一样把戒尺抓在手里当武器挥舞。白墙上,戒尺像永远指着六点钟的指针,一动不动。但我们仍可以像叽叽喳喳谈论其他事一样谈论它。你挨过打吗?她问。我说没有。那为什么要做这个?“我太皮了。”她半信半疑看着我:“可这字写得清清楚楚,你要是犯了怎么办?”我盯着戒尺细看,“我爸不会打我的……他最后会原谅我的。”吴珍珠吃惊得张开了嘴。我“嘘”了一声,“拉勾,不要告诉别人。”得意之余,我又问她:“你挨过打吗?”

偶尔,我能跟吴珍珠一起下楼,比如去邻居陈老师家借书。陈老师家住一楼,在中学教数学,母亲说也许以后我会是他的学生。但对我来说,陈老师暂时只是邻居叔叔,他比父亲年轻,蓄着小胡子,他的孩子还是个小婴儿。陈老师家除了经年的油烟熏出来这些跟我们家一样的气味外,还有他客厅里一整面墙的书发出的好闻的味道。每次去借书还书,我总是故意拖延时间,跟摇篮里的小婴儿说话,虽然他还根本不能说话。吴珍珠站在门口等我,并不踏进屋内。一次书有些重,我喊她,帮帮我呀,她还是定在门外不动。我有些急,喊她,珍珠姐,珍珠姐,喊了几声没用就大喊,吴珍珠!她踢掉鞋子,光脚跑上前来捧起书。一回到家,我还没问她为什么磨磨蹭蹭,她却劈头盖脸冲我一顿数落,说我不换鞋就进陈老师家“不对,不好”。可是他们家没让我换鞋啊,我说。那你也该主动换,吴珍珠说。为什么?我气鼓鼓地问,陈老师自己也没穿拖鞋。吴珍珠说不上理由,只怯怯地说,都是要换的啊。我没法理解,只对她说,换什么换,我都没换你换什么换!

偶尔,母亲会让吴珍珠出去采买。去得远了,就要坐公共汽车。头一次她回来时哭丧着脸,跟我说悄悄话时才告诉我,她晕车,怕坐车。售票员挺凶,说没零钱找不开不给她买票。她在车站边上买了五毛钱的糖,才把票子破开。好不容易上了车,人多挤来挤去,她个子矮,够不着拉环,刹车时踩了人的脚,挨了几句骂。我想了想,说,你不知道坐车要零钱吗?她摇摇头。你怎么会不知道呢,我说。她看起来像要哭了。我只好不再说什么,开始画我的地图。我在纸上画出想去的地方。地点一个个串起来,就变成了我的王国。公园、河流、游乐场、小卖部之外,还有沙堆、运动场和松林坡。不需要门票、没有围墙的地方更得我心,不仅进出随意,还可以被脚印、搬运和胡闹改变形状与边界。吴珍珠看我画,指着公园说,不对,公园过去是市场,不是沙堆。我不理她,继续画着。过了会儿她又说,松林坡没有这么大,你画的松林坡比公园还大了。我停了笔,气呼呼地说,吴珍珠,你管我呢!我想怎么画就怎么画,想多大就多大。她说,你画得不对。我突然觉得委屈,趴在画纸上,不许你看了!你倒好,坐着公共汽车出去,想去哪去哪,我呢?哪儿也不能去!吴珍珠拉拉我的胳膊,想像平时我们吵嘴那样跟我议和,我却不动,死死趴在画纸上捂住我的地图。捂了很久,我有些累了,就起身往卫生间走。吴珍珠不知怎的,笑着跟我开玩笑说,懒牛懒马屎尿多!我怔了一下,回身看着她哭了。那天我没再跟吴珍珠说话。我没法说出为什么她开玩笑式的比方会让我伤心,要很久以后我才知道,才能说出,伤心是因为粗俗刺痛了我,冒犯了我。虽然才七岁,但我已不想像动物一样活着。而吴珍珠呢,收拾起我的地图后,在晚上试着跟我搭话——你去过最远的地方是哪里?是上海吗?再跟我说说吧!轮船、巧克力……世界上最远的地方是哪里?是北京吗?

每天傍晚跟父亲母亲一起散步,步履回到小时候的节奏,让我不知不觉想起了很多以前的事。但更多的却是漂浮的板块和碎片,记忆既不完整也不确定。

我问父亲:“后来我怎么又回学校去了?”

“回学校去?”

“我休学了一年多……”

“你的眼睛好了。”

“好了?”

“彻底好了。”

父亲放慢步子,要跟我和母亲一致。母亲挽着我,我们仨慢慢绕圈散步。他们在迁就我,就像小时候。那时候我是个病孩子,现在我是个临盆在即的孕妇。

“吴珍珠女儿多大了?”我转头问母亲。

“十七八了。”

“要找工作?”

“什么年代了,还想给女儿找个主家。现在不时兴这样的了,钟点工一周来两次,谁还请个小姑娘在家里住着?再说,小姑娘心思活络,也待不住啊!”母亲说。

“就让她女儿自己出去闯闯呗。吴珍珠自己不也去过广东打工嘛。”我说。

“出去了迟早还不是要回来?”

“回不回来以后再说。”

“这种小姑娘,出去心就野了,回来也过不好的。”

“什么年代了,我说你怎么这么封建。她女儿现在就嫁了就好了是吧?”

“他们那种人,早结婚不是坏事。”

“哪种人?”

“吴珍珠和她女儿啊,没文化,就干干体力活,还能干什么?”

“你怎么知道人家不能干什么?说不定她女儿就出人头地了!”

“我不知道?你才是什么都不知道。”

“你知道什么?”

“吴珍珠离了结,结了离,离了三次,我不知道?”

“离婚了不起啊?”

“他們可不像你想的那样。”

“哪样?”

“他们乌七八糟的事情更多。”

“你就是看不起人。”

父亲打断了我和母亲的争论,“好好跟妈妈说话。”

“吴珍珠是什么人,我可是了解得很!”母亲扔下一句话,快步往前走了。父亲追上去。

我一个人留在原地。夏夜的风打着旋,卷起细小的树枝、花瓣的碎片。这样的小夜曲里,我应该像小时候一样,乖乖坐在窗边弹电子琴,让父亲母亲高兴。我们可以闲聊,但关于吴珍珠之类的人和事,都该被剪成平淡的谈资,淡化为我们家平常夜晚无关紧要的背景。但我毕竟不是小孩子了。

我挺着肚子、垂着手站在路边,看父亲渐渐追上母亲,两人开始往回走。回来待产是不是一个错误的决定?这念头像水面冒起的气泡,倏忽出现又消失于更阔大的空气中,而我却发现了水面下的鱼群。

母亲不理我。父亲走在我们俩中间,左一句右一句地拉拢着。我没法像以往那样,跟他们俩争吵后扔下一句“我就不该回来,我这就走”,然后订机票离开。肚子里的孩子像抛出的锚,已被我选择落定在父母的家里。她跟我一样,要在这里出生。似乎父母的任性都要孩子来承担后果。我没有存够钱,我嫁了个没钱的丈夫,所以只能回父母家生产。虽然没有在饭桌和电话里谈过,但从我说要回来待产开始,我们仨都默认了接下来将发生的事,父母会照顾我和即将到来的孩子。这笔钱对父母来说不是多大的事,却是失业的我无法解决的难题。丈夫的父母早已过世,在农村老家只有一个哥哥一个姐姐。我们没有选择的余地。可一旦真的回来,事情跟想像完全不同。因为孩子的存在,父母和我的谈话多了个中介。他们慢慢习惯了对着我的肚子喊话,虽然话是对着我的耳朵灌进去的。这些是新的事,如线团般缠绕,就快遮住原本的颜色。但我知道那些旧色并未褪去,反而,我在这个家里经历过的事、被遗忘已久的记忆如远久的回声般反射,在房间四壁发出铿铿锵锵的金属声。吴珍珠只是砂砾,却在金属表面滑动,让平滑的沉默的一切不再如常。

父亲说:“这些年我们跟她没少打交道,你该听听你妈的话。”

我“哦”了一声。

父亲又对母亲说:“你们母女都是暴脾气,来,燃烧我照亮你们。”

母亲说:“我可是去过农村,在基层工作过多年的。你女儿呢,不知道哪里学来的,就觉得我们说的有问题。”

“我跟她说过,不了解农村谈不上了解中国。”父亲应道。

“是不是?卖土地的卖土地,赌钱的赌钱,农民什么样子她知道?”

“你知道的只是一部分农民。”我说。

“那你知道的是全部农民?网上看来的还是书上看来的?”母亲说。

“吴珍珠不是你说的那样。”我说。

“我直接告诉你吧。她可没少给我找麻烦,骗我买保险……”

“你买了?”

“我怎么可能上当?”

“那怎么知道是骗你?”

“保险和传销有什么区别?”

“妈妈……”我吸了口气,停了半拍,“算了吧,她毕竟救过我。”

“算了吧!把你带去那个山洞本来就是她的错。”

“这么多年,我们没少帮她,要说报答,早就扯平了。”父亲说。

“好,好好好。”我看着他们俩。什么都没有改变,父母是一体的,我只是个指手画脚的局外人。

吴珍珠带我去山里,是夏天快结束时。父亲喜欢钓鱼,平时都自己跟钓友们去扎帐篷野钓,那次却兴起带我和母亲同去。我去,吴珍珠就也得去。看父亲钓鱼看了一整天后,我开始无聊,跟吴珍珠在河边的小树林里四处跑。爬到小树林的坡顶,可见河道蜿蜒的走势。吴珍珠说,河像蛇蜕的皮,太阳一照就闪闪发光。又说,我们在蛇尾巴,往前一直走,快到蛇头的地方就是她家。也许母亲也觉得看钓鱼太无聊,就决定带着我去吴珍珠家玩。反正也不远,当天就回来。我们先从河边走到土路上,等了许久,土路尽头扬起一阵烟尘,小巴车开过来了。我们就跟其他乘客、公鸡母鸡和许多麻袋一起挤在小巴上了。吴珍珠坐在小板凳的加座上,我坐在吴珍珠腿上。吴珍珠的大腿和胳膊有力地撑起我,就像人形的椅子。可她的胸脯和脸颊,又柔软得让我走神。玩“你抓我逃”或者“叠罗汉”时,吴珍珠也会跟我滚作一团,可在游戏里,我并不曾真的触碰或者认识她的身体。我们就像彗星,围绕各自的太阳,在既定轨道上划出抛物线、双曲线或椭圆,只有尾巴呼啸着交错而过。而在乡村小巴上,我们的身体服从于相同的律动,气体和尘埃从头顶蒸发而出,让我们朝向或被推离同一个太阳。母亲近在咫尺,可吴珍珠陌生而甜蜜的柔软,就像一声微弱的哨音,预警着我们将进入全新的领地。

小巴车扬尘而去。吴珍珠带路,我和母亲开始爬山。怎么会有人将家安在大山深处呢?途经山脚短暂的平地,我们开始在植物荫蔽的山路上徐行。越往前,山势越陡。稍平整处都垦作梯田,种苞谷。田埂边垒着大小石块,吴珍珠说是开山时刨出来的。开山是什么,我问。就是砍树、放火,吴珍珠说。我似懂非懂,来不及再想,注意力已滑到对面山腰处瓦片般叠起的屋子上。瓦深黑,屋檐两端微翘。瓦下是木头拼成的墙板,远远看去也是黑色。村寨倚山势而上,像龙鳞般浑然天成,闪着微光。林木掩盖去路,村寨像悬于半空的堡垒。这样的景象,我只在动画片《天空之城》里见过。但在动画片里,得坐飞艇才能上去。我们的飞艇在哪里?

我不肯再走,扯着吴珍珠的衣角问,“蛇在哪里?”

“蛇?”

“你不是说,快到蛇头的地方就是你家么?”

“你上去就能看见蛇头。”

“真的?”

“远远能看见。”

“蛇头什么样?”

“一个比你家房子还高很多很多的大山洞。”

“河从里面出来?”

“河从地底下出来,山洞里面。”

我还是不肯走。母亲和吴珍珠轮换着背我。我既高了许多,就注意到平地上没有的风景。比如进村时最先遇见的是黄狗和白狗,黄狗脑袋小,白狗脑袋大,叫声都一样响。水井边砌着六边形的石栏杆,石栏杆跟井眼隔得很開,中间铺着石板。又有炊烟从几户人家升起,妇人和孩子喊话应答。而不知名的植物叶片擦过我的脸,像冰凉的小手掌。我抬头看了看,太阳像是赞同我的发现,虽然这里的物事我几乎一样也喊不出,但沉默里自有欣喜,就像阳光本身。

我们的到来像开启了一个节日。吴珍珠的父亲母亲姐姐从地里回来,堂兄堂姐表弟表妹也围在院子里。他们之间说我不能听懂的话,但能感觉到与我和母亲有关。最后上四方桌吃饭的,只有母亲、我、吴珍珠的伯父和父亲。母亲把我抱去跟她坐一张条凳,招呼吴珍珠的母亲上桌。等一切安排好,我已饿坏了。肉放在我和母亲面前,就等我们下筷。这真的是肉吗?我从没吃过这么难吃的肉。没有油,没有盐,只是把肉片在锅里跑熟了。吴珍珠并不吃,她站在一旁等着什么。我不知道母亲会喝酒。但她喝了几杯。又让我把糖和巧克力分给院子里的孩子们。太阳明晃晃的,我回身看着屋檐下的四方桌和母亲,决定不再回去吃饭。

吴珍珠啃着苞谷,带我往山里去。我嚼着她掰给我的几粒苞谷,甘甜软糯,比那盘肉好吃多了。我也就迈大了步子,要像她那样轻轻松松走在布满石头的小路上。间或有人加入我们,慢慢地,我们就变成一支六个人的队伍了。领头的自然是吴珍珠,然后是两个跟我一般高的男孩,一个比我矮些的女孩,还有个比吴珍珠更高的男孩。他们管我们要去的地方叫“波喜”,而我们在的地方叫“波举”。吴珍珠给我翻译说,她的族人都住在深山里,水要靠人从井口背回家去。而住在山脚,也就是波喜的人,是另一些人,不像他们喜欢黑色,那些人喜欢白色,他们的水就在脚边。而我们现在就是要去波喜,白色的地方。孩子们和我互相打量着对方,他们步伐轻松,随手扯下树上的叶子就能吹奏。而我呢,在穿过一片苞谷地时脖子火辣辣地疼,皮肤被苞谷叶子擦伤了。为了不掉队,我加快步子紧跟吴珍珠,很快忘记脖子和手臂上的细小伤口。

山洞看起来并不大,一条小路通往洞口,像蛇的信子。还离得远,洞里沁凉的空气已阵阵涌来。洞口的植被跟覆盖山体的植被颜色不同,前者像春天,后天是夏天。待越走越近,洞口鲜绿得像要破裂的颜色终于可以一一看清,是苔藓以及各式各样的蕨类。

洞内是干的。光线虽只能照见洞内不远处,但目力所及都是干燥的泥土和石块。

我扯住吴珍珠的胳膊说,这里没水。

她回头看着我笑了,并不说话。

水滴骤然打在我的额头,顺着我的鼻梁往下滑。我抬头,洞顶密密麻麻,全是倒生的石头,像笋又像塔。又一滴水打在我的脸颊。洞内幽深,一片黑暗。

“要往里走才看得见。”吴珍珠说。

其他孩子已往前走去,全然不知我的惊惧。他们点燃火把,一路遗下松明的清香,往蛇的头颅里去。我突然想念蛇尾巴处平缓的河滩和河滩上的父亲。那里的无聊是我能应付的无聊。

“这里不好玩,我们走吧。”我对吴珍珠说。

“你不是害怕了吧?”她在笑。

“我才不害怕。”

“一定让你大开眼睛。”

“是大开眼界。”

我们斗着嘴,一点点往深处去。我能听见自己的呼吸和脚步声,急促、蠢笨。但降龙的勇士不都是呆头呆脑的笨瓜吗?我有了点勇气,拽住吴珍珠的手,似乎她的手是不会灼热的火把。而我空着的左手,正握着隐形的宝剑,等待着斩下龙头。

龙的身体内是我想像不出的炫目。跟日后我看过多次被七彩灯映照的钟乳石窟不同,这里没有色彩,无需牵强附会的想像,只有火把显影出的水与石。水既不像河,也不属于湖,它几乎不流动,清澈却深不可测。吴珍珠说,这水在地底下要流很远,才会在波喜涌出,变成河。我回想来路,父亲钓鱼的河滩平缓,河床辽阔,两岸是苍翠的小土丘。而上了小巴车后,路都像是从山与山之间挤出,贴着山体凿出的公路侧面是深谷,确如蛇身一般优美地盘曲,从颈部昂扬而起,正是陡峭的高原。我有些嫉妒吴珍珠了。

除了我们,这里也有别的呼吸。倒挂的蝙蝠,闪着银光的鱼。孩子们趴在水边,伸手去捉弄鱼。我很快学会这个游戏。水面是起点也是终点,手入水后先静止不动,等鱼靠近后突然袭击。伙伴间可随意组合,目标就是那闪着银光的鱼。驱赶到位,鱼闯进两只手之间,谁捂得久谁就是大王。我们玩了一轮又一轮,直到我的袖子都已湿透,才想起吴珍珠来。

她在我身后一块大石头上,最大的男孩跟她坐在一起,火把立在二人身边。他们什么时候退出了游戏?还是从一开始就没有参与,只是远远地看护着我们——像大人那样?我闭上眼睛,任手臂浸泡在水里。很快又睁开,悄悄回头看他们。男孩的手在吴珍珠身上游走,以我从没有过的方式,然后停留在她耳朵上,轻轻地抚摸她的耳垂。吴珍珠笑了,是我知道她快乐时胆怯而轻微的笑声。她不想跟我在一起。

我用力把手伸进水里。柔滑的水草环绕我的手臂,而整只胳膊入水后,彼得潘呼唤我像学飞一样滑进水里。学飞不是件难事。先团团转,待彼得潘从窗口进来给你指点,就能飞出窗去。飞越海与天,飞向永无岛。在梦里我练习过很多次。于是,我滑进了水里。

我看见了以前没看过的东西,像半梦时看到万花筒,世界摇晃斑斓。耳朵眼像塞进了棉花,只觉得其他人的声音离我越来越远。水冰凉,但奇怪的是,我并不感觉冷,反而愿意随那只温柔的手缓缓沉下去。

吴珍珠挨了打。她父亲冲进灶房,从火塘里拎出翻火的铁钩,打在她背上腿上。我看过邻居孩子挨打,多半是男孩,他们像奇怪的昆虫,单脚或双脚跳着躲避父亲手里的衣架或火钳。吴珍珠却不动。她跟我一样湿透了的衣服上留下一道道白色的印痕,是火塘里陈年的灰烬。母亲的手刚要伸向我,我大声哭起来。哭声是我的金钟罩,把我隔离起来,让我可以慢慢看清楚自己。耳穴贴药被泡出了黑水,沿着脖子往下蔓延至我的两条手臂。鞋子丢了,袜子上都是黄泥。眼镜也丢了,母亲的眼眉化成一团。跟我们同去的孩子远远站在墙根底下,等着有可能的受罚。还有什么呢?吴珍珠竟然一声也没有哭出来。不尊敬长辈打一板,不友爱小朋友打一板,撒谎打两板……父亲的戒尺会怎么判定这个下午?

“有人推我下去的。”我听见自己说。

“谁?谁推的你?”母亲问。

“巨人。巨人住在山洞里。”

大人们像是听不懂我的话。

“是真的巨人,”我直起脖子大声说,“你们知道的,你们见过他。”

“你吓坏了。”母亲接管了我,让我回到她怀抱的世界。

我看着吴珍珠,她也平静地看着我,听我继续胡扯,就像平日我随口瞎编的故事一样,她总是耐心地听。但我自己知道,这次的故事跟平时不同,平时的故事里没有秘密。

回到城里,吴珍珠的床头多了个七彩的圆球。起初她不肯告诉我是什么,也不愿意给我玩。后来她说,这是个绣球,在他们的世界里,绣球是给心上人的。什么是心上人,我问。就像你爸爸妈妈,你爸爸就是你妈妈的心上人,她说。我突然觉得很没劲,把圆球掷在她床上,不肯再玩了。她忘记了对我说过,不是谁都能找到巨人的,只有你自己知道你找到了他。

我出院的那天,月子中心的车早早到了楼下。母亲、父亲、丈夫三人商量一番后,女儿由母亲抱。月子中心的两个小护士开路,父亲在后面护送,丈夫扶著我跟上。商务车门拉开,母亲抱着孩子先钻进去,父亲殿后。

有人在喊,“袁叔!袁叔!”一个矮小的胖女人,四五十岁的样子。父亲回身,点点头,并不热络。女人的嘴机关枪一样扫射出话来。父亲只能举起一只手压住她的话头,再点一次头上了车。

“她怎么在这里?”母亲对父亲说。

“说是她女儿被人打了,住院了。”

“她还一眼认出你啊。”母亲嗔道。

“怎么成了这个样子……”父亲头往后仰,靠到座椅上。

我忍不住问,“谁啊?”母亲从后视镜里看我,“吴珍珠呀!”我盯着镜子里母亲的双眼说,“停车吧,我要跟她说话。”母亲按捺住脾气说,“你吹不得风,司机走吧。”我抬起身还想说话,漏气气球一般的身体拖拽住我,伤口也疼痛着阻止我。我只好歪着头,从后视镜上看着那矮小的身影迅速消失。她的头发染得太黄了。

“姑娘。”

“姑娘好。儿子都是些丧门星。”

为了阻止郑文豪再说下去,我起身拉吴珍珠。她这回倒也配合,结了钱跟我往外走。走出来才说,姓郑的欠一屁股债,你可小心点,回头他就找你借钱。

“你怎么大白天的打麻将?”我说。

“哪个规定麻将只在晚上打?”吴珍珠笑。

说得也对,我对麻将并不知道什么。在这里,麻将是社交,是娱乐,也是极少数人生计的来源。我有同学父母离婚后,无业的母亲靠打麻将养活她,还买了房子。吴珍珠是哪种?

“想吃什么?”她问。

“随便吃点。”这附近还有什么馆子我已不确定了。

她去推一辆电动车,“上来啊。”

吴珍珠骑着电动车,载着我在老城蛛网般的小巷里穿行。偶有下坡,我扶着她的腰。我们分开后,我长高长大许多,她却没有变过。现在,我就像只大螳螂,弓着身子伏在她背后。太阳对此视而不见,把我们的影子揉成灰黑的一团。

“你要住到什么时候?”她突然问。

“你怎么说话跟我妈一样。”

“总要回去上班吧。”

“不急。”

很奇怪的,我跟她之间虽被剪除了二十多年的时间,但并不觉得有去打探的必要。又或许这时间太长了,要找到开始的线头并不那么容易。

吴珍珠给我点了炸火腿肠、炸豆腐、炸洋芋、冰粉,她自己只点一碗素粉。我已经很久没吃火腿肠了,就没怎么动筷。

“早知道你在,我就不找你妈碰钉子了。”

“给你女儿找工作的事?我也不认识什么人。”

“把你同学给她介绍介绍也行。”

“郑文豪呗。”我笑。

“呸!正经给她介绍个男朋友。”

“我同学都三十多了。”

“成熟的好,最好读过大学的。”

“你是给自己找还是给女儿找?”

“有适合我的也行。”

我很难判断吴珍珠哪句是玩笑话。她又絮叨着让我看她手机,让我帮忙转发卖保险的广告。我嘴上说好,却只是拿过她的手机看她发的广告。除了保险,她也卖玩具、扫地机器人、减肥药,还有些不知道哪里生产的化妆品。

“你在广东那么多年,没存点钱么?”我问。

“给你们家打扫清洁的,一次多少钱?”她问。

“两百,好像是。”

“一个月来几次?”

“一周一次。”

“八百块钱能干啥?”

“她不止给我们一家打扫,天天都在打扫啊。”

“全城有多少搞清洁的?像你们家每周请人打扫的又有多少?”

“卖这些来钱么?”

“比随便找个工作好多了。”

“那让你女儿学学就好了啊。”

“她能像我这样?”她突然停顿,继而说,“我多少年才认识了那么多人。她除了跑腿送货还能干啥?如果不是只生了这一个,我何苦呢?”

接下来,吴珍珠的嘴像梭子,把我知道和不知道的名字织在一起。她比我更清楚我们家老邻居们的去向,以及他们子女的现状。包括我们家开文具店时,对街的福来饭馆老板前几年中风死在自家卫生间、她女儿快四十了还没有对象,等等等等。我疑心她也对其他人这么评点过我们家,以及她对我强调的,“每次去看你爸妈我都不是打空手的。”

在我看时间看了第三次,准备说要回去喂孩子时,她从包里摸出个红色缎子小口袋,执意让我收下。

“不值钱,就保个平安,你拿回去给孩子。”

我打开袋子,“我不信这些。”

“不信哪些?这是弘福寺开过光的。我大年初一去烧头香才请回来的。”

“孩子太小,戴不了这些的。”

“大了戴嘛,开光又不会过期。”

我收下了那块小玉牌,却没有提醒吴珍珠,多年前她也送过我差不多的东西。那是她离开我们家前不久,卖吊坠和牌子的小贩扛着挑子沿街叫卖。红线拴住的吊坠整整齐齐摇摆,把红线荡出一片微小的海。吴珍珠喊住他,选了很久。送我的是“健康”,自己留的是“如意”。小玉牌是塑料做的,深绿色。

从山里回来后,夏天加速终结。比夏天进度更快的,是我蹿高的个子。吴珍珠也有些变化,她胖了,看起来胀鼓鼓的像个馒头。我只能像发育太快的雏鸟,勉强吊着她脖子,等待她庇护的翅膀。靠在她身上,我可以名正言顺地弓腰驼背,不因突然蹿高的身体而无所适从。我长得太快,看起来比谁都健康。即使在医生面前,我故意指错视力表的方向也无济于事,大人们认定,我该回学校去了。我的病并没有痊愈,但这得等,等到我十八岁,用一次手术来彻底解决它。十八岁,是比吴珍珠还大吗?到时候我就可以是个正常人了吗?吴珍珠像是知道我在怕什么,医生问话时总为我帮腔。

我不跟她提山里的事,也不再要她讲巨人的故事。似乎秘密一旦出现,就只能用谎言或沉默来保护它,保护它不被人发现。

八岁生日那天,我得到了一份大大的礼物。先是在家里吹蜡烛、吃生日蛋糕,然后父亲母亲就领着我出了门。走着走着就到了我们家店门口。父亲弯腰去开卷帘门的锁,哗啦一声,店门开了。吴珍珠之前来没来过我不知道,但这时,她跟我一样,目瞪口呆看着直升到天花板的书架。我几乎是冲了过去,抚摸着亮锃锃的封面,把鼻子埋进书页里深深吸着气。从那以后,这个文具店有一小半的地方变成了书店。而每天父亲母亲出门上班时,也捎带着我到书店,我就在这儿消磨几个小时,到了饭點他们再骑着自行车把我带回家。吴珍珠也是那时开始看店的。我坐在小板凳上一页页翻书的时候,她坐在柜台后面监督人打电话、或者点算抽屉里的零钱。打一次电话五毛钱,电话上有计时器,过了时间就开始跳表。吴珍珠盯着跳动的数字,听着客人嘴里乱七八糟的话,在话筒挂断的那一刻报上金额。作业本、铅笔、笔记本琳琅满目,平铺在小桌子上任小孩的黑手摸来摸去。柜台里不能轻易摸到的东西最受欢迎。橡胶味道的涂改液、水果形状的橡皮、米粒大小却能让整个文具盒变得芬芳的香珠……每当有小孩指点着玻璃柜面时,吴珍珠都会先报上价格,等小孩点头确认后,才轻轻地把那些神奇的文具放到柜面上来。小孩往往只摸了一下,或者才看了一眼,就紧张地掏出皱巴巴的角票,或者一张崭新的大钞。吴珍珠接过钱,念咒语一般说,“这一盒是最好的。”小孩于是像捧着一只雏鸟般把崭新的文具捧走了。母亲对吴珍珠看店的表现很满意,“喜之郎”果肉果冻一袋十个,我吃八个,两个给吴珍珠。

那是带着魔法的日子,金色的斜阳把整条街变得透明,而我站在街的中段,恍惚看见了整个世界。我的爸妈拥有一间小文具店,而街对面的梅姐烟酒批发部、福来饭馆,街尽头的枕木啤酒屋,则属于其他爸爸妈妈。如果这不是你的愿望,那么,像阳阳妈妈那样,开一辆拉风的“绿壳壳”,当个飒爽的女出租车司机,也是蛮好的选择。人们走进新的背景里,声音是快乐的、轻扬的、有滋有味的。而我也不再困在自己家的两室一厅与露台上,我可以走到街上去,可以在人来人往的街道上、自家店铺里想待多久待多久。

我们家店隔壁原先是个早餐铺子,卖粉面。某天不知怎么就变作了发廊。门口红白蓝三色柱子转个不停,跟店里的姑娘们一样让人头晕目眩。她们穿时髦的连衣裙,露出圆润的胳膊,跟冬天凝固的猪油一样雪白丰腴。只是毕竟是夏天,多少有点融化发齁。吴珍珠时不时站在门口跟她们说话。她土气的长马尾坚持不肯烫卷,但还是被哄笑着拖了进去。我不敢离开,只站在两间店中间探身看了看。并不见吴珍珠。过了会儿,她冲了回来,脸上却厚厚敷了层泥,白乎乎的像要唱戏。我大笑起来,看着白脸壳下森森一双黑眼珠,又觉得害怕。她拧开水龙头冲洗。隔壁姑娘尖笑着看她把衣服都弄湿了,“乡气!”我没再笑,伸手拉拉她胸口湿答答的衣服,却是硬邦邦的。我拉开她领口,“你怎么也穿妈妈罩?”她生气般推开了我。推的力气太大,这下我生气了,“你结婚了吗?”小孩子,以为说谁结婚了就是最大的羞辱。吴珍珠红了脸,笑了。

我回学校去了,是班上唯一没有同桌的学生。我认真听其他人讲话,却跟我在意的东西统统无关。我只好钻进书的世界里,开始对身边的世界反应迟钝。吴珍珠突然剪短了头发。短发的她虽还穿着往常的衣服,但抱着手在店门口跟其他姑娘们聊天时,有种不一样的神气。她不再陪我入睡,我也不需要她陪了。每天上床后,我都翻开一本书,目光炯炯,经常趴在书上就睡着了。她在书柜后面支了张折叠床,说是看店方便,就在店里过夜了。母亲对此的反应是,告诉我“喔喔”“佳佳”奶糖不用再分给吴珍珠了。母亲说,小孩子才爱吃糖呢。

除了我,开始有别的人跟吴珍珠一起坐在柜台后面。她说是同乡。而某天从书柜后走出个女孩来,她才求我不要告诉母亲,这是她二姐,母亲不准她留宿别人。天没有下雨,可二姐穿着双紫色的雨靴。跟吴珍珠刚来时一样,她也是长发扎成马尾束在脑后。第二天见到二姐时,她的头发烫卷了。卷曲的大波浪披散在肩上、背上,让她看起来老了十岁。买了新衣服,新衣服是红色的。雨靴也不见了。然后二姐就不再来了。我问吴珍珠她去了哪。吴珍珠说她嫁人了,走了。

“走去哪?”

“浙江。”

“你可以去看她,坐火车就能去。”我说。

“火车票多少钱?”

“五块吧。”我张嘴瞎说。

吴珍珠让我不要告诉母亲,她晚上关店后去帮人做手工挣钱。我没说。可她做工要做到晚上十一点,第二天看店打瞌睡,苍蝇拍拍在书的封皮弄脏几本书,母亲还是知道了。

“妈妈不喜欢你晚上去做工。”我说。

“你每个星期多少零花钱?”她问。

“三块,”我顿了顿又说,“不算你偷偷让我在抽屉里拿的。”

“那是你家的店,我可没让你拿,你自己拿的。”

“你要告诉妈妈吗?”

“不。”

“你想让我给你保密吗?”

“你妈妈已经知道我在做工了。”

“你想走。”

“走去哪?”

“坐火车去看你姐姐。”

她的脸抽搐了一下,“她是卖给人做老婆的。”

无所事事的小孩在街上游荡,脖子上不见红领巾,应是放寒假了。而这一天,从早上开始,不断有农民背着背篼从店门口经过。这都是近郊的农民,背了蔬菜、水果、大米或者药材、兰草,要在赶场天换点钱。所以这是个星期天。店里挤满了人。我只能不情愿地躲到柜台后面去,暂时跟吴珍珠待在一起。她的布鞋还算干净,可衬衫下摆都是油点,身上也发出馊馊的汗臭。住在店里,只有一个冷水龙头,可她为什么不回家住呢?我歪着头看她梳得整齐但已经很脏的头发。饭倒是每天母亲都给她送。我撇着嘴不说话,只悄悄看她,发现她的耳垂上不知何时打了两个洞,洞里塞着比火柴棍更细的小木棍。她面前的小板凳上放着一本书,封面上是个凶神恶煞的金发女人,作者的名字让人过目不忘——雪米莉。我正琢磨这本书怎么从没在书架上看到过,吴珍珠突然站了起来。

她三两步绕过柜台,走到一个正盯着书架发呆的男孩身后,一把揪住他的领子,几乎是把他提了起来。男孩身子摇晃、失去平衡,双手却紧紧护住胸口,任吴珍珠半拖半拽把他扯出店去。街面上人来人往,吴珍珠揪起男孩的前襟用力一抖。一本书掉了出来。男孩用双手在胸前护住的,竟是一本书。失去了书,男孩的身子一下瘪了下去,像节日傍晚的气球。过大的衣服松垮垮套在身上,太不合身了。男孩还来不及逃走,或者他没想逃走,而我还来不及说出一个字。吴珍珠冲回店里又冲到街上,手里拿着不知哪里来的一条绳子。男孩双手被擰在身后,吴珍珠用绳子把他绑了起来。绳子很细,是绿色的尼龙绳。吴珍珠打了几个结,像套牛嘴一样打横绕过男孩双手的虎口,捆死了。在那些我还需要陪伴入睡的最初的夜晚,她讲过不止一次,怎么用绳子套住牛的头。套好了,牛就老实了。

围观的人嗡嗡发出比蝉更聒噪响亮的杂音,声音像涌起的海浪,像飞起的石块,就要把男孩钉死在圆心。警察到来前,男孩就这样被缚住双手站着,绳子的另一头系在不知谁停在路边的一辆自行车上。血液在我身体里发烫、加速度奔流,我的脸、脖子、双手都胀红了。我扶着柜台,盯着那跟我一般大的男孩。他脸膛很黑,皮肤上散布不规则的白点,应该是蛔虫斑。除此以外,他不合身的衣服、橡胶底已经变黄变硬的布鞋,都跟围着他踱步的吴珍珠如出一辙。吴珍珠从哪儿学会了这套呢?是那个凶神恶煞、叫雪米莉的人吗?我的目光扫过那本柜台下的旧书。

很快,母亲赶来了。跟警察说着什么。看热闹的人换了几拨,男孩还像牛一样立着。让一切终止的,是警察的喊话——散了散了!各回各家!他喊话前,俯身把男孩身上的绳子解开了。被解开的绳子像蛇蜕下的皮,有软塌塌的肮脏感,慢慢从男孩手上滑落。吴珍珠一言不发,只对着男孩吐了口唾沫。唾沫啪一声打在男孩脚边,不知道吴珍珠使了多大力。

母亲吩咐吴珍珠关店、回家,然后把我放在自行车后座,蹬着车先走了。天很冷,我紧紧依偎着母亲的背,搂着她的腰。我用力闭着眼,不想看到街道、房屋、梧桐树、小贩,不想有任何再看到那男孩一眼的机会。

进了门,母亲说:“今晚珍珠姐在你房睡一晚吧。”

“我讨厌她!”我用力踢掉鞋子。

母亲被我激烈的语气吓了一跳,“哪来这么大脾气!”

“我就是讨厌她!”我拧身进了屋,把房门反锁起来。我才不要跟吴珍珠睡一个屋。我恨她,或许是怕她。我一直忘记了她是个大人,这样我们才能做朋友的呀。可是现在,她就像个巨人,从山顶上砸下大石头,让我不能靠近她。

把关系具化在空间里,或许就像阿布拉莫维奇和乌雷干的那样,朝对方小跑,偶尔擦身而过,最后不可避免两人激烈冲撞,直至某人被撞倒在地。把关系具化在时间里,也可以想像为这对曾经的情侣所演示的那样:背靠背而坐,两人头发像榕树的气根般绑在一起,一动不动十七个小时。

我和父母是这样又不完全是这样。至少,在我们一起生活了四个月后,冲突、愤怒、妥协、感动重复上演,慢慢磨掉彼此身上的刺,从伤口处长出柔韧的藤蔓让我们再度相连。十八岁我离家去外省读大学后,就没有这么长时间地跟他们相处过了。他们,我生命中不可选择的存在,我的父母。而见了几次同学,吃过饭聊过天后,我开始能像看待和分析自我一样面对父母。把我放置到他们的身份和环境里,我也许会是个糟糕的人。我和母亲还是会互相讽刺,衣着、口红颜色、菜的口味,不一而足。而讽刺开始变成语言的游戏,像我和丈夫及最好的朋友间经常进行的那样,只是无关痛痒的玩笑。

松弛一旦发生,相处不再是对立与和解的二元模式。塑造我们的成分是可以分解、从试纸上析出的,如果我先认可某种意义上我与父母并无差别、都是试验品的话。这些成分配比虽不尽相同,但制作过程却大同小异,或者说,其中都伴随着艰难的自我进化。试管可以贴上标签,但也可大而化之统一以“文明”命名。既然在我们的环境里,阶层、贫富、教养、智识都失却了词本身存在的合理性与讨论的必要性。我们不过是三只猴子,跟剩下的十四亿减去三只猴子差别不大。

但迟早,猴子要进入山林。虽然求学、工作的十几年里我已经历过类似的场景,但整体来说,每次都不一样。如果硬要总结,可能是在我进入的时候,本能都会警觉,随之是精神和身体的高度敏感。这一次的场景是:吴珍珠的家。

吴珍珠领着我穿过农民房挤出来的窄巷,在一栋四层高的房子前止了步。說是四层高,却在四楼顶上砌了半截空心砖墙,犬齿般高低不齐。农田被扩张的城区挤占包围后,农民开始种房子。在原本三四层楼高的房子上加建,指望着拆迁赔偿能多一些。脑子迟钝的,种得晚了、慢了,房子还没长出来就被贴了违章告示,再种就要罚款,只好任墙和泥沙荒废。我们就踩着有碎沙的楼梯往上爬。推开门后,一张双人床挤在窗边,给房间留出一条过道。吴珍珠的女儿躺在床上。

前天深夜,我手机突然响了。吴珍珠在电话那头说,女儿跟人吵架,手腕被菜刀砍了几刀,现在在医院急诊室,让我赶紧过去。我连着问了哪个医院、伤势情况、警察有没有到场后,突然清醒了点,“为什么要我过去?不用手术的话缝好伤口就能回家了吧?”

“她不听我的……”

“谁?”

“我姑娘。”

“让警察跟她说。”

电话那头很安静,“你真的不能来么?”

“不行,孩子哭了。”我挂断电话。

两天后,我还是来了。我包里带着个信封,里面塞了两千块钱,准备视情况决定要不要给吴珍珠。

天已转凉,但吴珍珠女儿穿着热裤和吊带衫,脚趾上蓝色的指甲油脱落斑驳。听她妈的话,喊我姐姐,然后又低头玩手机了。吴珍珠走去床边,指给我看手上的纱布,又絮叨说那男人歹毒,说着说着大声训女儿:“你是猪吗?他打你你就打他啊!你砍自己干什么?”她女儿不抬眼看我们,却并不闪躲。

“你给报道报道,这人渣!”吴珍珠突然说。

“我不写这些。”我语气还平缓,但吃了一惊。

“你不是做记者吗?”

“没做了。”

吴珍珠像是没听到,兀自说,男人不肯赔钱,入院那天只扔下一千块钱就走了。那是女儿的男朋友。为什么打架,她语焉不详。说了一会儿,她不死心般又问,“那你能让电视台来吗?”

我更吃惊了,“让电视台来干什么?”

“让他们拍拍这些伤。让那个畜生赔钱!”她说着,起身拉扯女儿的吊带衫,大半个背、胸脯晃出来,白花花一片,“你看看!你看看!”

“她是自己砍伤的,是吗?”我向吴珍珠确认。

“也是那个人渣逼的。”

“什么样的男朋友?”

“三十多岁。”

“我是问,已婚还是未婚,有单位还是没单位?”

“有单位,离婚了。”

“怎么认识的?谁介绍的?”

吴珍珠不说话,隔了几秒起身去拎暖瓶冲茶。

“能读书还是继续读书吧。”我说,“很多事可以以后再做的,妹妹。”

“跟你说话呢,你聋了?”吴珍珠冲女儿吼。

她女儿终于说了我进来后的第一句话,“我的事你少管。”

茶叶在油腻的玻璃杯里下坠,我推说孩子要闹了。见我起身,吴珍珠似乎也不介意。一时无话。像我跟她曾经玩过的游戏,两人面对面,不许说话不许动,谁先动谁就输了。

我开口:“这里养身体也不好,不回乡下去吗?”

她瞪了我一眼,“回去也进不了宗谱。死了就是孤魂野鬼。不回去!”

我站在路边等车,她陪着我。雨后的空气已经有初秋的冷肃味道了。准备好的两千块钱就在我包里,却找不到理由拿出来。她再也不说牛啊苞谷啊母鸡啊之类的话题了,但也不说她见过的世界和我们的此时此刻。我疑心这并不是我认识的那个吴珍珠。母亲的通讯录里,她是保姆吴,没头没脑的名字,不是吗?

我只想车快点来。

上车后,她突然拍了拍窗户。窗户摇下半扇,她说,“你是要收钱才会写吧?能不能不收我的?伤口你看到了,都是真的……”

我的太阳穴跳着疼,一下一下的,“是我让你去的。”我突然说。

“去哪里?”

“我看见他偷书,让你去把他捆了。”

她看着我。

“我说我讨厌他。如果你不去,我就要连你一起讨厌。一辈子讨厌你!”

“你在说什么?”

“你都不记得了吗?都忘了吗?那你还记得什么呢?”

“可是是我抓到的,是我绑了人。你為什么要这么说?”

“吴珍珠,我说是我,你听不见吗?是我啊!”

车开了。模糊中是吴珍珠在喊吗?我的朋友吴珍珠。我不敢回头。车越开越快,色彩被拉扯、破碎,直至摇晃、模糊成色块。

母亲和父亲坐在客厅里,电视静了音,可他们认真看着。我换上拖鞋,慢慢走到他们身边坐下。搬到这套新房子后,客厅阳台能看见山景。这里离老城区有二十多公里,窗外除了山一片空白。显然,这座山里没有巨人,但谁知道呢,也许有。童话故事里,人总想跟巨人做朋友,坐在巨人的肩头一起去看世界。但巨人挥挥拐杖,就把什么都破坏了。除非像那个口口相传再记录下来的故事一样,你先是个拇指大的小孩,遇见巨人后跟他一起逃走,然后你长大,变成年轻的巨人。又或者像王尔德试图让人相信的那样,巨人遇见神,就有了一颗人的心。

我把视线放在山起伏的绿色线条上,追寻着风或时间的脚踪。山峦在上升,跟随这上升的不止灵魂。父亲问我写作的进度怎么样。我想了想回答他说,应该可以更完整了。母亲说,那很快就会有好结果了。我提到一两处细节,说从来没有像这次这么轻松过。母亲笑了,比我更激动于即将到来的结局。如果真有结局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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