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或定 张哨峰 张劲峰

2012年8月，笔者在武汉市香港路古玩市场集得一枚十分罕见的“总理户部铁钱局印牌”。据笔者的经验，清代印牌本身极为罕见，而这枚“总理户部铁钱局印牌”此前未见文献资料介绍，更未见过实物，此番首次发现，颇为难得。据当时的商家称，此物是于不久前得自北京地区农村。原物污迹斑斑，稍加清理过，却使部分包浆有所擦伤。

2013年12月，浙江义乌泉友吴志刚也集得了一枚“总理户部铁钱局印牌”。其文字清晰、包浆完整、未受损伤。

据史料记载，清咸丰年间，清政府曾在北京设立铁钱局鼓铸铁钱;数年后裁撤，至今此印牌大约已经历了百余年的历史沧桑。除了其制造的钱币以外，清代钱局其他类型的遗物民间留存甚少。而这些物品，目前正是钱币爱好者争相收藏的热门品种之一。

显然，“总理户部铁钱局印牌”是户部铁钱局重要的历史见证。然而，该印牌使用于何时、何处、为谁所用、价值意义又何在？都是值得分析与研究的重要问题。

印牌的变化

笔者收藏的这枚总理户部铁钱局印牌为长方形，骨质（有泉友认为是“ 海象牙”）。其长76.7毫米、宽14.4毫米、厚2.4毫米，在宽度方向上稍有弧度。它的正面刻有“总理户部铁钱局”诸字，背面刻有“印牌”二字。其上部中间位置有一小孔，为穿系线绳之类物品之用，以便于携带。

而且，总理户部铁钱局印牌的包浆古旧、圆润、牢固、自然;文字结构、章法与笔画规范流畅，具有清代书家之风范;刀工刻法精湛纯熟，非一般初学者所能仿造。综合分析，应是当年户部铁钱局遗留之物。

事实上，在古代，印牌通常指将印和令牌，是历代政府官场中代表身份和权力的重要物品。以宋代为例，印和牌的管理属于礼部，其设置有专门管理印、牌的机构，对此《宋史·职官志》中有记载，礼部负责“出入内外牌印之事”。当时，铸印、铸牌之权归由少府监管理，《宋史·职官志》也记载道，“ 本监但掌造门戟、神衣、旌节、郊庙、诸坊祭主、法物、铸牌、印、朱记、百官拜表、案褥之事”。

2009年2月，湖北竹山县官渡镇秦巴民俗馆展出了一块“竹山县印牌”。该印牌系青铜铸造，呈长方形，长约200毫米、宽60毫米、厚5毫米。牌正反两面都铸有阴文楷体铭文：正中为“竹山县印牌”，两侧从右向左有“太平兴国五年十一月铸”，反面有两行八字“牌入印出，印入牌出”字样。太平兴国五年（980年）是北宋宋太宗赵匡义的一个年号。据说，当年当印授给了某地方的行政长官后，则要把牌放在原来放方印的地方;印收回后，再把牌拿出来。印牌上所铸的“牌入印出，印入牌出”即是此意，说明了宋代对印和牌的使用有严格的制度。

到了清代，印牌的使用和性质也许有了新的变化。比如笔者集得的这枚“总理户部铁钱局印牌”上，并没有“牌入印出，印入牌出”诸字，说明其使用性质与宋代印牌相比有所不同。又因为仅此一种，缺乏实物比较，给清代印牌使用性质的分析和讨论带来了不少困难。

不过，在明清档案专家朱金甫先生的一篇《清代题奏本章与奏摺文书制度论略》研究文章中，关于清代印牌的使用有所介绍：据清代吴振棫《养吉斋从录》记载，道光十三年（1833年）曾发生过旗员韦陀保的伪折案。韦陀保伪称其为某衙门递折者，递进其折;道光帝拆阅后，乃匿名讦诉大学士长龄者;于是，不仅韦陀保被处绞刑，而且奏事处官员也因疏忽诖误罪被议处，遂令其后各衙门递折，必须备递印片。而关于印片的使用，则规定“各衙门递摺，必须有本衙门印片，经外奏事处官员逐一核对无误，方能接收。”

由此看来，印牌很可能就是印片的一种。

骨质“总理户部铁钱局印牌”

使用者是何人

“总理户部铁钱局印牌”系咸丰年间的物品，又出现在道光十三年（1833年）之后，所以此印牌很可能就是清代公文传递时使用的“印片”中的一种。也就是说，“总理户部铁钱局印牌”有可能就是總理户部铁钱局的官员在传递公文或信函时所使用的印牌（即印片的一种），以证明公文的身份和真实性。

需要指出的是，户部铁钱局设立情况以及“总理户部铁钱局印牌”的使用者，即总理户部铁钱局的官员会是何人？这更需了解和分析考证。

咸丰年间，随着南方大片土地被太平军占领，铸钱的原料云南铜铅采运受阻，严重不足。为筹措军费，清政府在发行官票、宝钞的同时，于咸丰三年（1853年）起开始铸造铜、铁大钱，甚至还曾试铸铅钱。

关于北京户部宝泉局和工部宝源局以及铁钱局鼓铸铁钱的历史情况，均有史料记载。根据清代户部、工部奏折编辑的有关记载，笔者稍加补充，记录如下：

“北京铁钱局及户、工两局铸铁钱经过简明记事：

咸丰二年二月初二日，臣载铨面奉谕旨：“试铸铁钱一炉，如一个月铸有成效，再行奏明办理。”

咸丰四年三月廿日，绵愉奏，试铸有效，拟设百炉，炉匠役二千五百名，加以各项吏役，总计人数几及三千。拟设四厂，另设公署一所，以资办公。

四年五月廿八日，绵愉奏：开捐铸铁钱事例，计收铸本捐九十五万二千余吊。

五年十二月初三日，绵愉奏：东西南北四厂、官署、炉座，一律建齐，百炉开铸，每月按五卯铸钱，五日一卯，每炉每日一百二十吊，计共铸当十钱二十一万六千八百五十八串，制钱四十九万八千另四十串。

七年五月十日，载垣奏：停铸二成当十，专铸铁制钱。

七年八月初二日，户部奏，拟在宝泉局内建铁钱炉三十二座。

七年八月廿一日，工部奏：试铸铁钱三十一炉，计得钱二万几千余串。

七年十二月十三日，户部奏：十二炉房间修齐，陆续开炉鼓铸，并择地搭盖芦棚，设炉二十座，共计三十二座。

八年九月，铁钱局又添中厂（即五厂）

九年四月十九日，户部奏：铁钱局五厂一百二十五炉，每月正额二十六万五千六百二十五串，预铸在外。

九年五月十五日，铁钱局监督杨宝臣呈：铁钱自百炉告成，八年九月又添中厂，迄今三年又四個月，共铸卯钱九百数十万吊。

九年七月廿八日绵愉、户部奏：铁钱局及户工铁钱炉座，一併裁撒。”

上面文中提到的绵愉，显然是铁钱局的上级主管大臣。他是嘉庆帝第五子，爱新觉罗氏。道光九年（1829年）被封为惠亲王。咸丰三年（1853年），他任奉命大将军，偕僧格林泌、胜保负责防堵军务。为解决军费，他主张发行纸币，铸造铁钱，掠夺民财。咸丰十年（1860年）英法联军进犯天津，他受命与僧格林泌抵御，失利后又参加谈判。由上述记载还可知，户部铁钱局主管系户部铁钱局监督杨宝臣，绵愉是他的上级主管。

户部铁钱局于咸丰四年（1854年）三月设立，咸丰五年（1855年）十二月正式建成，有东、西、南、北四厂以及官署一座;咸丰八年（1858年）九月，又增中厂，共计五厂，有炉座225座，每月铸5卯铁钱;至咸丰九年（1859年）四月，共铸卯钱九百数十万串。咸丰九年七月二十八日，因铁钱在市场流通中受到民间强烈抵制，以致铁钱跌价过猛，已不敷成本，经户部奏准，铁钱局及户工铁钱炉座一并裁撒。

这是泉友收藏的另一枚“总理户部铁钱局印牌”。

重回当年地

上文中提到的“官署”，就是鼓铸铁钱主管机构铁钱局之官署，即铁钱局公所，也就是铁钱局的办公所在地。目前已知铁钱局公所的旧址在北京东堂子胡同。因为据《顺天府志》记载：“查东堂子胡同旧有铁钱局公所，分设大堂、满汉司、造科房等处，尽足敷用，无容（庸）另构。”

东堂子胡同位于北京市东城区建国门地区，在东单北大街路东从南往北数的第六条胡同。其自西向东沟通东单北大街与朝阳门南小街，长700多米，胡同南侧与协和胡同相通。

此处原为清代大学士赛尚阿的宅第。赛尚阿是清朝后六朝蒙古族大臣。咸丰元年（1851年），他因在与太平军作战中连连失利被治罪，其宅第亦被籍没。咸丰四年（1854年），这里被改为铁钱局的办公场所，即铁钱局公所。需要指出的是，此公所所在地后来竟又成为历史上一座颇为知名的显赫之地。咸丰十一年（1861年），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专门的中央外交机构——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就是在原铁钱局公所成立的。

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简称“总理衙门”，又称“总署”或“译署”，是清政府负责对外通商和交涉事务的机构。门前牌楼上书的“中外禔福”，语出《汉书·司马相如传》：“遐迩一体，中外禔福，不亦康乎？”

湖北竹山县官渡镇秦巴民俗馆曾展出的北宋太平兴国五年印牌。

铁钱局公所的旧址在北京东堂子胡同。咸丰十一年（1861年），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专门的中央外交机构——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在原铁钱局公所成立，这是当时的正门。

到了同治年间，其院内东部作为“同文馆”，称东所，挑选八旗子弟在此学习外语充当翻译，是中国第一所外语学校;光绪元年（1875 年），院内西部作为出使各国大臣留驻，也是每年各部院大臣接见各国使臣的地方，称西所。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这里又改称外务部，北洋政府时期再改称外交部，同文馆改为同文学会。

从以上分析可知，作为“总理户部铁钱局”的人，杨宝臣也就是“总理户部铁钱局印牌”的拥有者和使用者。当户部铁钱局呈送或传递公文及信函时，与“总理户部铁钱局印牌”一并送上，以便接受核对和审查。

关于清代的印牌，笔者多年来所见仅自己与泉友吴志刚分别集得的这两枚“总理户部铁钱局印牌”，成为了研究清代公文传递和审查制度的一件罕见实物证据。

而户部铁钱局是户部宝泉局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咸丰年间北京地区鼓铸咸丰钱的主要钱局，在我国清代铁钱制造和发展史的研究中具有特别重要的地位和意义。然而，除了户部铁钱局鼓铸的铁钱外，至今户部铁钱局遗留下来的历史物品极其稀少，所以“总理户部铁钱局印牌”的发现就成为清代户部铁钱局存在的重要历史见证。无论是史料价值、研究价值，还是收藏和鉴赏价值，它都相当地“有故事可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