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明扬

道光三十年（1850 年）2 月25 日，69 岁的道光帝旻宁驾崩，未满19 岁的四皇子奕詝继位，是为咸丰帝。咸丰绝对算不上一个昏庸或暴虐的君主，只能算是一个才具平平且坚韧不足的庸人，在承平时代，或许还能像父亲道光那样做个蹩脚的裱糊匠得过且过，运气好还能做个面目模糊的太平天子;但在咸丰所处的那个风起云涌的大时代，非审时度势的一代英主不能力挽狂澜。

在咸豐政治人生中，以下的6 个人，或是师徒，或是父子，或是君臣，或是兄弟，他们与咸丰的互动纵横，共同定义了这个“苦命天子”。

道光：父与子

与儿子奕詝 一样，道光帝也是中人之资，不能再平庸的皇帝。除了共同的平庸之外，咸丰和道光在政治性格上其实有一点也是共通的，那就是面对失败严重缺乏坚韧性，最终陷入得过且过。

这一点，咸丰在刚继位时还看不出，相反，还是他坚决反对的。但是，在太平军一路从广西打到南京的过程中，原本还有些自命不凡的咸丰对自己越来越缺乏信心，逐渐从勤政变成怠政，特别是在被英法联军赶出北京之后，咸丰可以说是力挽狂澜的意志彻底被击垮，不理朝政，连带也放弃了自己，用晚清笔记的说法就是，“咸丰季年，天下糜烂，几于不可收拾，故文宗以醇酒美人自戕”。

杜受田：早亡的帝师

19 岁的咸丰接过了道光留下的烂摊子，老师杜受田是他最大的依靠。咸丰登基后，杜受田成了他的心腹大臣，我们有理由相信，在如罢黜穆彰阿这些重大决策之中，杜受田是除了咸丰之外最关键的人物。从帮助咸丰夺嫡的步步为营就可以看出，杜受田的忠诚与才具都是上佳的，咸丰选中他做即位后的股肱之臣无疑是最适合的。

但杜受田也有一个明显的缺陷，如《苦命天子》所说，“杜受田本人的最大缺陷是缺乏实际经验”，杜受田从未做过地方官，对具体政务非常陌生，就是在京官生涯中，他也未在实际操作层面的司官一级工作过。于是乎，咸丰登基以后的几个大动作，都洋溢着浓浓的儒家范，大义有余操作性不足。比如，罢黜穆彰阿是“远小人”;比如，下诏求言求贤，以广开言路寻找忠臣;比如，面对太平天国前线屡战屡败的危局，只知频频罢官换人。

任何政治经验都是可以慢慢磨练出来的，以杜受田的人品和悟性而言，有理由相信，只要给予他充足的锻炼时间，杜受田会越干越好的。但问题是，1852 年（咸丰二年）8 月，杜受田在视察江苏灾区时染病去世，彼时距离咸丰继位刚两年多。

叶名琛：皇帝的代理人

在对外事务上，咸丰最信任的人是两广总督叶名琛。相比备受猜疑的曾国藩，咸丰对叶名琛的倚重和放权甚至已经到了“言听计从”的地步。此种信任一直持续到1857 年1 月5 日，这一天，叶名琛做了英法联军的俘虏，留下了所谓“不战不和不守，不死不降不走”的昏聩之名。

咸丰为何如此信任叶名琛？究其根本，是咸丰对西洋事务毫无了解，无法“朕躬独断”;而要求甚高：既不可以引发大规模战争，又不能对洋人做任何让步。偏偏叶名琛自命驭夷有术，又特别有责任心，就这样舍他其谁地成了咸丰朝的南天一柱。

回头检讨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的责任，其间自然有英法联军“欲加之罪”和“找茬”的因素，你只要不满足他们的要求，这仗就很难不打，给点钱糊弄是糊弄不过去的;而只要打，就必然战败，这就很难说是叶名琛或者谁的责任了。

甚至可以这么说，叶名琛在对外事务上的认知能力和咸丰是类似的保守固化，只是因为才具远胜于咸丰，一线办事经验远胜于咸丰，又勇于任事，在某种程度上被咸丰视作“代理人”，这才成就了咸丰和叶名琛这一段的“君臣相遇”。而此种基于共同认知缺陷的“君臣相遇”，既毁了本有成为名臣潜力的叶名琛，也毁了昧于世界大势却又自以为是的咸丰帝。

肃顺：湘军的伯乐

如果说叶名琛是咸丰在“夷务”上最信任之人的话，那么肃顺则是咸丰在内政上最倚重之人，特别是在咸丰朝的后半期，肃顺是无人可以争锋的权臣。

尽管肃顺后来在“辛酉政变”中被杀，落得种种恶名，但正如茅海建先生所说，“不论肃顺如何擅权弄势，他都是清朝最好的‘宰相之一”。肃顺对咸丰朝最大的功绩在于，在作为大清朝基本武力的满蒙八旗日益腐化，无法担任平定太平天国主力军职能的历史时刻，肃顺凭借咸丰对他的宠幸，顶住了各种政治压力，大力推动赋权曾国藩、左宗棠等汉臣的决策，成为大清朝日后平定太平天国的“幕后英雄”。

曾国藩：被猜忌的湘军之父

咸丰与曾国藩，颇有些相互看不上，却不得不合作的意思。咸丰即位之初，曾国藩便给皇帝上了一道惊世骇俗的《敬陈圣德三端预防流弊疏》，语调激烈地批评了咸丰的三个“流弊”：过于注重小节，有“琐碎”之风;“徒尚文饰”，注重虚名;刚愎自用，骄矜自是。

咸丰为人脆弱敏感，自尊心特别强，看了曾国藩的这道奏折之后大发雷霆，一度准备治他的罪，后来虽然在群臣的劝告之后作罢，但却从此与曾国藩结下了梁子，在日后的岁月里不断给他小鞋穿。

被记仇的皇帝惦记上也就罢了，咸丰与曾国藩之间的更大矛盾还是来自咸丰对湘军这支半官方军队的猜忌和打压，说到底，咸丰还是不信任汉人。因此，我们可以看到咸丰与曾国藩这样一种相处模式。咸丰为了对付太平天国，不得不用曾国藩和湘军;但只要战事一顺利，就回过头来打压湘军，尽量不给曾国藩太多实权。

恭亲王：皇兄的夜壶

在咸丰朝，恭亲王奕訢在大多数时间是靠边站的。这也很容易理解，咸丰怎么会去给这位储位竞争对手太多机会呢，更何况奕訢的资质是要强于咸丰的，对此咸丰虽然未必会承认，但由此产生的忌惮和防范之心是客观存在的。

但在两次危急时刻，无人可用的咸丰还是想到了奕訢。第一次是1853 年秋，太平天国的北伐军逼近北京，咸丰不惜违反亲王不入军机处的祖制，启用奕訢为军机大臣，这自然不是因为咸丰有多么器重奕訢，而是当时局势已经恶化到此种地步了，咸丰才想到了打虎亲兄弟。

但就在1855 年秋， 因为奕訢“强行”为病逝的生母（也是咸丰养母）争皇太后的名分，被惹怒的咸丰革去了奕訢军机大臣等职务，发回上书房读书。

这一赋闲就是5 年之久。第二次是英法联军兵临城下。1860 年9 月，咸丰逃离北京之时，任命奕訢留在北京处理这一大摞烂摊子。

而此时身在避暑山庄的咸丰呢？寄情于酒色之中，似乎只有如此才能让他不用去面对大清天下的糜烂。我相信，直到他驾崩前的那一刻，他仍然不知道自己错在哪，仍然生活在天朝上国的华夷秩序幻梦中，而不知悔改。

从这一点来说，道光当然是选错了接班人，而只活到30 岁的咸丰可以说也是受害者之一。

（摘自澎湃新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