尧育飞

【摘要】本文指出孙修暎《为刻而写：晚期中华帝国的出版与文本权威的塑造》一书重视精英文献，由此切入晚期中华帝国的书籍史研究，有力地回应了书籍史研究能否适应中国古代历史情境的质疑;充分肯定了孙修暎解读《虞初新志》遭禁原因的创新性，并进一步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即《虞初新志》这样的连续出版物遭到严格的出版审查，不能仅从其促成文人圈更加团结、威胁晚期中华帝国国家管制的角度来考察。

【关键词】书籍史 张潮 王晫 《虞初新志》 精英文獻

在通俗书籍之外，文化精英的书籍生产、流通与接受情况如何？作为晚期中华帝国重要而富有意义的文化转折现象，刻本相对写本取得压倒性优势，是印刷术进步的必然结果，还是文人有意选择而促成的？标准化和固定化的刻本是否终结了写本的历史进程，阻断书籍的生产和流通的循环？在晚期中华帝国乃至整个东亚，文本权威究竟被哪些力量所左右？考察张潮（1650—1707？）和王晫（1636—1707）在17世纪的一系列书籍编纂事迹，使更为适应中国历史情境的书籍史研究成果得以呈现。这些便是孙修暎《为刻而写：晚期中华帝国的出版与文本权威的制造》所涉及的主要问题。

本书虽然题为《为刻而写：晚期中华帝国的出版与文本权威的制造》，实际主要讨论张潮和王晫的出版事业及其在18世纪的中国及朝鲜的影响。全书分为两部分，书末还附录张潮的著述简介。

第一部分名为“17世纪作家的出版实践”，分为三章，主要讨论张潮和王晫的出版实践以及17世纪写本和印刷文化的交融。第一章“刻本的制作”，论述清代文学家张潮如何运作庞大的文人网络群体，开放而灵活地完成他的出版事业。其中着重以《幽梦影》为例加以讨论。第二章“为名而刻”，则讨论杭州出版家王晫如何通过刊刻书籍来获取名声，从而左右文本权威的过程。细致的分析案例则是黄周星《惜花报》对王晫《看花述异记》的改写。第三章“刻书的经济考量”则关注精英出版如何回应经济上的挑战，并论述《檀几丛书》及《昭代丛书》的编刊从精英文人的“好名”逐步转向商业市场的“为利”的不同面相，最终调适至“名利双收”的复杂历程。

第二部分题为“18世纪的跨国影响”，主要围绕《虞初新志》一书在中国及朝鲜的影响，探讨中国及朝鲜的审查制度如何应对17世纪的文人出版。这部分内容分为两章：第四章“清代对连续出版物的审查制度”以《虞初新志》为中心，考察此书在18世纪遭遇的审查境况，认为该书被禁并非受违碍言论影响，而是清政府对无法掌控文人群体性发声的焦虑所致;第五章“《檀几丛书》的跨国传播及朝鲜审查”，认为该书虽然通过贡使贸易传入朝鲜，广受欢迎，然而也在朝鲜正祖大王（1752—1800）时代经历国家层面的审查。

集中考察张潮和王晫的出版实践，并非仅仅为了勾勒17世纪中华帝国的作家如何参与出版以及他们如何影响文本的生成和流通。作者还试图质疑当代对文本稳定性和作者权威性的刻板观念，故而不吝笔墨对《幽梦影》《虞初新志》《昭代丛书》等一系列文本进行详细考察，试图促使读者重新思考文本、作者和读者之间的关系。书中融合书籍史、文学批评、书志学和文本研究等诸多研究视角和方法，散发着鲜明的海外书籍史研究趣味，看来也在有限度地回应书籍史如何适应中国古代历史情境的质疑。

一、为什么是张潮和王晫：回应“中国的”书籍史质疑

书籍史研究已成为当下中国学界关注的热点。这一自20世纪中叶兴起于西方的专门研究，在海外汉学的带动之下，也逐步受到中国学界的密切关注。费夫贺《印刷书的诞生》、罗伯特·达恩顿《启蒙运动的生意：〈百科全书〉出版史（1775-1800）》、罗杰·夏蒂埃《书籍的秩序》、周绍明《书籍的社会史：中华帝国晚期的书籍与士人文化》等一系列书籍史著作的译介，在给国内学者带来新视角的同时，也面临不同程度的批评。尤其是当这些崭新的视角和方法应用到中国书籍史研究中，其局限性也逐步暴露出来。批评者认为，中国文献传统悠久，有别于西方;刻本相对写本的优势在明末才出现，抄写在清代仍是书籍获得的重要途径;印刷书籍对中国社会的推动远不如《百科全书》之于西方;刻书之于明清中国人而言，与资本主义的市场行为区别甚大，更多受“不朽”的道德观念左右;西方学者关注中国书籍贸易，注重通俗书籍，对于精英文献的重视关注不足赵益：《从文献史、书籍史到文献文化史》，《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3期。。随着书籍史研究的深入，海外汉学界在研究中国书籍史或许同样意识到这些问题。近年来的研究似已作出调整。其中一条思路是沿着书籍史转向阅读史研究的道路前进，这方面有王宇根《万卷：黄庭坚和北宋晚期诗学中的阅读与写作》等;另一条思路则是由精英书籍切入晚期中华帝国的书籍史研究，《为刻而写：晚期中华帝国的出版与文本权威的制造》鲜明的立足点可能正来源于此。

原籍徽州的张潮（1650—1707？）以《幽梦影》一书至今仍享有大名，他主要生活在扬州。而杭州的王晫（1636—1707）则以《今世说》留名后世。两人的生活具备一些共性。他们都生活在江南地区，是清初广受欢迎的作家和最成功的出版商。他们的人生轨迹也大体相似，早年投身科举，但久困场屋，甚至未能达到举人这一层级。仕途无路可走的他们，选择搜集、写作并刊刻书籍，以此维护文化品位，获取经济资本，并发挥社会影响。这两位成功的文人出版家，有别于贾晋珠《为利而印：十一至十七世纪福建建阳的商业化出版者》一书中描绘的建阳书坊主，也有别于包筠雅《文化贸易：清代至民国时期四堡的书籍交易》中活跃在东南、华南的四堡书商。张潮和王晫作为精英文化圈的成员，所刊刻的书籍传统上被归为私刻本，而有别于已往研究较多关注的坊刻本。但随着刊刻活动的增多，张潮和王晫不得不考虑经济因素，从而诱发更多的商业出版行为，如与书坊主人合作等。如此一来，坊刻本和私刻本的界限就难以清晰区分了。

来自家族的、亲密的文人圈为张潮提供了大量的稿源。张渐、张淳、张迂等家族成员为其提供出版意见，且参与整个编辑及刊刻流程。借着父亲张习孔的声望，张潮也得以同周亮工、吴伟业等人往来亲密。他自身乐善好施、喜好交友，由此也与张竹坡、龚贤、冒襄、孔尚任、余怀等人交往。以扬州为中心，张潮建立起超过百人的文人交游圈，外加王晫在杭州的文人圈的支援，张潮得以灵活调动江南地区的文化精英服务其出版事业。

张潮的出版事业一开始便是一个群体性的工程Suyoung Son， Writing for Print：Publishing and the Making of Textual Authority in Late Imperial China， Harvard Vniversity Asia Center，2018，p.33.下凡引用该书，仅注页码。。从书籍的选目、书稿的传递、书稿的确定与版式设计、刻板、征求序跋评语、修订书版，一直到刷印、装帧和分销。孙修暎都做了详尽的分析。通过循环往复的出版，张潮所维系的文人圈日益扩展，而其名声也与日俱增p.32.。张潮创设的开放性的书籍生产过程，使读者全程参与其中，书籍刻印之后，又继续循环增补，往复再三。这种17世纪“文人共同体”的文本生产和流通模式，促使研究者重新审视现代的作者观念。以《幽梦影》为例，书籍刊刻之后，张潮分赠友人，不断邀请朋友加以评论。这些评论在后续的刻本中得以呈现。譬如在“种蕉可以邀雨，植柳可以邀蝉”这一句之后，倪永清、庞天池、曹秋岳、崔莲峰、尤侗、尤慧珠纷纷发表自己的见解。崔莲峰云：“酿酒可以邀我。”尤侗云：“安得此贤主人？”尤慧珠云：“贤主人非心斋而谁。”这一系列类似弹幕式的评论，令这一文本充满后现代趣味。在17世纪的一些作品中，作者的中心位置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战，却在事实上造就了一种新的文体形态，这不能不令研究者重新思考17世纪中国书籍的作者问题。

然而，张潮及其文人圈印刷书籍，并非为了使作品固定下来，使书籍形态保持稳定。相反，张潮及其文人圈刻印书籍，事实上仍是按照抄本流传的模式运作，最早是在朋友圈中免费赠送。换言之，刊刻书籍在提高其个人声名的同时，无非使作品流通更加频繁和广泛。在这一过程中，张潮成功“通过刻印书籍使其圈子区别与其他文人圈”p.54.。刻印书籍，于是成为一种被文人主动选择，而非技术本身推动的产物。

刻印书籍能够带来巨大的声誉和社会符号资本，这是张岱和王晫两人刻书的重要缘起。王晫的刻书经历与张潮惊人相似，不过他的活动范围主要在杭州。在介绍王晫刻书经历时，孙修暎花费更多笔墨描绘王晫如何经营自身，通过出版《兰言集》邀请众多名士揄扬，出版《今世说》则直接或间接书写自我，从而使其自身名实相副。对名声的追逐，也是导致张潮和王晫由合作最终走向分裂的重要原因。张潮与王晫合作出版《檀几丛书》时十分成功，但很快遇到署名问题。署名为“武林王晫丹麓辑、天都张潮山来校”，并不能令王晫满意，而张潮对此也颇有怨言p.105.。这也直接导致两人在合作《檀几丛书》第一辑之后就分道扬镳了。而这一时期的作家对作品由谁刊刻似乎并不在意，他们更希望自己的作品被更多人看見，从而为自己带来良好的名声。譬如康熙朝重臣张英（1637—1708）就因为张潮主编的《昭代丛书》选刊其文章而获得声誉，故而赠送张潮丝帛和砚台表示感谢。

张潮和王晫的书籍印刷尽管属于私刻的范畴，初衷是在小范围的文人圈中传播，但他们大规模的书籍印刷，显然与明末清初毛晋家族有一些相似之处，自然不能不考虑经济因素。尽管晚明刻书也蓬勃发展，但对大多数人而言，刻书仍是困难的事情。寻求资助、缩减刻书成本、与书坊合作，就成为私人刻书不能不考虑的问题。张潮的大规模刻书活动，最终也不得不为经济因素而妥协。尤其是在1699年，张潮被牵扯进一桩诉讼案件以后，遭遇极其严重的资金困难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大规模的赠书活动难以为继。一方面，除极为亲密的文人圈之外，张潮已要求索书者支付书价。另一方面，张潮将书版出租或者售卖给扬州书坊如岱宝楼、宝翰楼等，以维持出版的正常运作。同时，选刻书籍也不再一味维护精英趣味，而是呼应市场和大众需求。在《檀几丛书》和《昭代丛书》中，既包含政治类，如介绍康熙皇帝相关信息的《恩赐御书纪》等，又有文人群体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如结社、科考、逸事、游戏，还有砚石、赏菊、绘画、造园等各类清供或其他小品。凡此种种，都迎合着当时文人圈的阅读需求，而文人圈的“精英品味和社会声望又赋予大众化的市场价值”p.124.，从而进一步提升这些书籍的市场价值。认清这一点后，张潮不讳言自己也渴望写作书商乐意刊刻和售卖的书籍。由此可见，张潮试图通过刻书，让自己获得社会声望，同时也在图书市场上取得成功，以此获得最大限度的“象征资本”和“经济资本”p.124.。

张潮和王晫的出版经历并不足以反映17世纪中国书籍印刷的全貌，但孙修暎的论述却令人将目光回归精英文人圈的出版，并对文人圈如何通过出版获得名声，将文人趣味下沉并扩张到整个出版市场做出精彩描绘。这种重视私刻本的研究，与戴思哲《帝制中国的地方志编写、出版与阅读，1100—1700》等关注官方刻本的书籍史研究并行，使书籍史研究更为立体地呈现晚期中华帝国的书籍状况。同时，通过详尽剖析此期文人刻书历程，揭示刻本与稿本的界限并非那么清晰，促使人们重新思考：刻本仅仅是因技术进步而取得胜过稿本的优势地位吗？文本权威由谁制造？在此，孙修暎不局限于书籍史研究，而是将研究深入文学内部，取得更为细腻而精彩的成果。

二、从书籍史研究到文学研究：王晫的文人化改写

对文学研究者而言，书籍史研究从社会文化史方面揭示书籍方方面面的历史固然极为有趣，但这种外部研究仍稍显“隔靴搔痒”，进取的研究者不免试图更进一步。受接受美学影响的阅读史研究为此做出有益的尝试，如前述及王宇根的《万卷》。而探讨书籍物质形态对文学的影响，也有诸多成果，如田晓菲的《尘几录：陶渊明与手抄本文化研究》、倪健《Manifest in Words， Written on Paper： Producing and Circulating Poetry in Tang Dynasty China》、甲斐雄一《南宋的文人与出版文化：围绕王十朋与陆游的研究》等书。孙修暎所研究的张潮和王晫为学界提供了十分特殊的研究案例，使研究者既能在阅读史范围内探讨17世纪文人共时性的阅读状况，又能将其和文学文本的修改、个体名声的维系等内容结合起来，从而将研究蔓延到文学内部，有效地将文学外部研究和内部研究贯穿起来。

在关于王晫利用出版获取名声的论述中，孙修暎花费大量笔墨记载王晫与黄周星的交往。黄周星曾因明亡而投水，生还之后的他，在士林享有很高的声望。通过各种渠道，王晫与黄周星建立联系，并请求黄周星改编其作品。黄周星最终选择将王晫的《看花述异记》一文改编为戏曲《惜花报》，并改变原作中一切都是梦幻的痛苦结局。尽管《惜花报》可能仅是案头剧，但通过黄周星的塑造，王晫的才华得到更多的赞誉。由此，人们逐步“认可王晫是一位才华横溢的人，而他的作品也值得出版”p.83.。

文本的修改、形变也是近年明清文学研究值得关注的领域。对自我形象的书写，在对张岱、黄周星等人的研究中都已为研究者所熟知。然而从《看花述异记》到戏曲《惜花报》，中间夹杂着士人的声望、古老的幻境、花仙故事等诸多元素，仍具有广阔的阐释空间。而其文本的最初改造动力来自王晫的主动要求，而改编后的文本又被王晫收入其编纂的《兰言集》中，且因王晫力荐而被纳入张潮主编的《昭代丛书》之中。由此，这一文本改写和出版事实得以揭示，即作者以获取名声而制造文本开始，文本制造之后成功提升作者的声望，从而进一步推动作者的刻书事业。这种由刻书而文学创作、由文学创作而刻书的书籍史与文学史研究的循环，令人印象深刻。

在这部分的研究中，孙修暎对中国古典文学资料的熟练运用同样值得称道。譬如谈论名声和刻书之间关系时，她利用《儒林外史》中蘧公孙与马二先生关于刻书的故事加以说明。在讲述《惜花报》时，她将这个故事引申到唐传奇《周秦行纪》，并把同时代毛际可等人不同意见的评论予以呈现，为这一文本生成与流传缔造出一个完整的循环。

三、对清代审查制度的质疑

张潮和王晫合作出版的《檀几丛书》和《昭代丛书》都陆续推出许多辑，而张潮的《幽梦影》也以存留众多的版本展现它曾经连续出版的历史。文人们参与这一系列书籍的刊刻、再版、增补等出版循环，这种类似现代杂志的连续出版物模式究竟意味着什么？尽管张慎玉和赵益在《张潮〈幽梦影〉之成书及其同朋小品丛书略论》张慎玉、赵益：《张潮〈幽梦影〉之成书及其同朋小品丛书略论》，《安徽文献研究集刊》2004年第1期。已详尽讨论这种分期出版书籍的编撰及刊刻模式，然而承接晚明的这股连续刊刻风潮为何并未在商业出版上拥有更多的追随者，也并未令中国的杂志出版提前出现？以张潮的《幽梦影》而言，其连续不断的评论被纳入新版刻本的历程，为何在张潮死后不久就宣告终结？由此看来，刻本与稿本的流通上似仍有着较为明确的区分。《为刻而写：晚期中华帝国的出版与文本权威的制造》没有对张潮和王晫所编的《檀几丛书》《昭代丛书》与晚明及此后刊刻的众多丛书作历时性的比较，是令人遗憾的地方。

为更进一步介绍17世紀出版的书籍的影响，孙修暎还着重对张潮《虞初新志》在中国及《檀几丛书》在朝鲜接受的审查情况做了详细分析。在纂修《四库全书》的过程中，《虞初新志》被列为违碍书籍，遭到禁毁。孙修暎认为，尽管其中钱谦益等人的作品被抽换，但《虞初新志》最终被禁并非与反满观念有关，而是缘于清朝的文化审查官员对《虞初新志》这样连续出版物感到束手无策。毕竟，连续出版物整合文人圈，标榜声气，有隐隐然回复到晚明之势。孙修暎认为，连续出版物在这方面的影响，才是《虞初新志》遭禁的原因。在朝鲜，《檀几丛书》从最初受朝鲜正祖大王欣赏到后来遭禁，也主要因围绕《檀几丛书》等明末清初中国输入书籍而形成的文人圈规模日益扩大，最高领导者忌惮于此。

认为18世纪《虞初新志》遭禁并非与反满意识有关，而是与连续出版物导致文人圈标榜风气弥漫、逐步失控有关，这一观点堪称新颖，然而对《虞初新志》抽换掉钱谦益《徐霞客传》关于《虞初新志》版本最新研究进展，详见李小龙《〈虞初新志〉版本考》（《文献》2018年第1期）。等文章的行为似重视不足。孙修暎还谨慎地认为，张潮并未表现出忠于明朝的思想，其所编著的书籍也未流露这种观点p.147，因而认为张潮的书籍被禁实际“原因不明”p.148。然而如果考虑《檀几丛书》《昭代丛书》《幽梦影》等书大量收集钱谦益、冒襄、黄周星、余怀、朱耷、戴名世等人的作品或评语，以及张潮与明遗民的密切交往来看，则并不能排除张潮心向明朝的思想倾向。康熙年间尽管也数度兴起文字狱，但整体文化氛围较乾隆时期实际上更为宽松。故而，对张潮所编书籍遭禁的影响仍不能过低估量。孙修暎引用《四库全书总目》批评陈鼎《留溪外传》所云“然征选诗文，标榜声气之风，未可据为实录”，认为《虞初新志》等分期出版物之所以遭禁，与其沿袭晚明文人标榜声气有关。标榜声气很容易令人联想到晚明复社、几社等文人结社，对政府的管控的确是较大的威胁。然而文人圈之间的标榜、征诗征评的风气，在《虞初新志》等分期出版物诞生之前已大量存在，在此之后的雍正、乾隆等朝仍然风气不绝，存在大量序跋和时人评语的书籍在乾隆朝也并不罕见。由此看来，尽管清代对结社有严格的限制，但《虞初新志》这样的连续出版物遭到严格的出版审查，不应仅从其促成文人圈更加团结、威胁晚期中华帝国国家管制的角度来考察。

四、结 语

更为符合中国历史实际的书籍史研究，是中国学界十分向往的。海外汉学界在此似乎又领先一步，从早期关注晚明的商业出版，到《帝制中国的地方志编写、出版与阅读，1100—1700》这样关注官方出版的著作，再到孙修暎探讨私人出版的著作，中国化的书籍史研究正在稳步而有序地推进。同时，一些还原历史真实图景的著作也陆续推出，如何予明《家园与天下——明代书文化与寻常阅读》就试图揭示真正的晚明阅读世界本书中译本已由中华书局出版于2019年9月。。孙修暎集中探讨张潮和王晫的私人出版行为，揭示文人圈内的出版及书籍流传全过程，为研究清初文人交往提供新的视角。同时，该书论述文本权威塑造的历程也给局限于外部的书籍史研究提供深入文学研究内部的示范。对16世纪至18世纪书籍史的研究，国内尚未有专著出现，孙修暎的著作可望进一步激发国内研究成果的涌现。不该忽视的是，孙修暎将晚期中华帝国的书籍史探讨延伸到朝鲜，且其在探讨《虞初新志》版本问题时已经合理利用了日本的刻本材料。这也提示研究者注意，晚期中华帝国的书籍史研究不应再局限于中国，而应当将视野投射到整个东亚乃是更广阔的世界。

必须指出的是，对中国学界而言，书籍史早已不是陌生的研究领地，更为适宜中国历史语境的书籍史研究仍在进一步探寻中。早在2013年，南京大学文学院的学者们已从中国国情出发，提出基于文献（书籍仅是其中一部分）的文化史研究维度，去重构中国古典文献的历史和文化历程。2019年7月，相关成果陆续公布。针对张潮编辑的书籍，赵益教授认为《幽梦影》卷次的不同，可能并非仅仅因版本差异造成的，而是在装帧环节，各个书坊和分销机构因拼合差异造成的。这些有可能令人重新审视分期出版书籍的不同版本形态，编者、政府和分销书商究竟谁起着更重要的作用。同时，张潮《幽梦影》等著作在18世纪的影响也可从阅读史的角度做更为精细的分析。根据笔者的观测，对晚期中华帝国的书籍史研究而言，中国学界的研究进展可能比海外汉学界所估计的走得更深远。然而不管怎样，基于不断的对话和交流，在书籍史的中国化进程中，相信晚期中华帝国的书籍史研究领域能在实践和理论上有更多的建树。

〔作者堯育飞，南京大学文学院博士生〕

New Progress in Placing the Studies of the History of the Book in the Chinese Context： A Commentary on the Writing for Print： Publishing and the Making of Textual Authority in Late Imperial China by Suyoung Son

Yao Yufei

Abstract：The paper points out that the Writing for Print： Publishing and the Making of Textual Authority in Late Imperial China written by Suyoung Son attaches importance to choice literature， and on this basis studies the history of the book in late imperial China， clearing the doubt that the studies of the book history cannot accommodate the historical context of ancient China. The paper fully recognizes Son’s innovative interpretations of why Yu Chu Xinzhi was banned， particularly her viewpoint that the strict censorship of serial publications like Yu Chu Xinzhi should not be examined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getting the literati community more united and threatening the governance of late imperial China only.

Keywords： history of the book， Zhang Chao， Wang Zhuo， Yu Chu xinzhi， choice literatur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