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的传播与交流，是文化自身发展的必由之路，是世界上各民族文化取长补短、推陈出新的重要手段。不同文化间的交流、影响和融合，都需要依靠翻译实现双向互动。历史上，以利玛窦、马礼逊为代表的西方传教士浮槎东来，以翻译出版为桥梁，既给中国传统社会带来西方科学知识和思想，促使大批有识之士“开眼看世界”，也为西方世界了解中国提供重要的窗口和渠道。新中国成立以来，随着国家综合实力的不断增强，中西文化的碰撞与交流日益頻繁，这就给翻译出版带来了新的机遇和挑战。

为了系统地向世界推介中国文化典籍，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促进中外文化交流与互鉴，中国出版界推出了一系列较具系统、规模的外译丛书，其中以《大中华文库》规模最大、影响最深。这项被誉为“出版界的‘天宫一号’”的中华传统典籍外译工程，最初如何立项，经过怎样的发展阶段，其间发生了哪些令人印象深刻的故事，在我国出版业对外发展史上有何重要意义？这些问题都能在本期专稿栏目中找到答案。通过采访，我们将全面回顾《大中华文库》的出版历程，再现项目组织实施过程中的点滴往事，重拾那段充满激情与理想的文化记忆。而尹飞舟先生对《大中华文库》在推进地方出版社建设方面的影响的体认，张奇先生对《大中华文库》（汉英对照）选题特征的总结，亦将从不同角度加深我们对《大中华文库》出版意义的理解。

晚清大变局之际，一些开明知识分子开始注目世界，通过译书介绍西方新知，为中西文化的会通构架桥梁，居功至伟。在本期的“专题研究”中，邹振环先生以近代中国最早编译的百科全书《四洲志》为例，充分探讨了《四洲志》的原本与译本、内容与结构、新“志”体例及新译名、汉译者以及《四洲志》流传与影响等学界尚未关注到的问题，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和研究价值。

翻译出版是不同文化间最重要的沟通方式。对于出版史研究而言，广泛译介海外书籍史的前沿成果，必将拓宽国内出版史、书籍史的研究视野，引发学者们对传统研究范式的反思与革新。本期的“口述”栏目刊发了山东大学何朝晖教授对美国布朗大学包筠雅教授的访谈文章，对包筠雅教授及其团队在中国福建四堡、江西金溪以及四川岳池开展田野调查、搜集与雕版印刷相关的实物资料等过程做了详细的介绍和经验分享。此外，本期围绕康奈尔大学亚洲学系助理教授孙修暎的著作组约了一组书评，其中三篇是国内学者对该书撰写的评述，一篇是原著作者的回应。这种多人对同书进行评介并请原著作者回应的形式尚属首创，亦体现了本刊致力于为学界提供交流对话平台新模式的探索与尝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