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参与《大中华文库》项目的众多出版社中，湖南人民出版社是其中较为突出的地方出版社，在项目推进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同时，湖南人民出版社在传统经典外译项目原有基础上，得益于《大中华文库》国家水准的质量标准、规范体例、组织流程等各方面，积累经验、聚集资源、锻炼队伍，为同类产品升级和自身长远发展积蓄了力量。

【关键词】《大中华文库》 杨牧之 湖南人民出版社 编辑出版

一、《大中华文库》的立项和组织实施

《大中华文库》是在以杨牧之同志为主任的工委会的领导下，我们十余位同仁共同努力，坚持20多年，组织了国内30多家出版社，齐心合力完成的一个大型出版项目。

《文库》的立项时间应该是在1994年。新闻出版署当时下发了一个文件，正式组织编纂出版《大中华文库》，并把《文库》列入了国家“八五”重点出版规划。在那以后，工委会就相继组织了一批专家进行了多次的论证，其中包括叶水夫、季羡林、任继愈、杨宪益等一批翻译家和学者。论证过程中，《文库》得到了大家的充分肯定。

汉英对照版于1994年正式启动，多语种版（汉法、汉俄、汉西、汉韩、汉德、汉日）于2007年正式启动。过了十年，也就是2017年，又正式启动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语言对照版的组织和出版工作。

《大中华文库》被列为国家“八五”“九五”“十五”重点出版规划中的重大出版工程以外，从2011年开始，多次列为国家出版基金项目。最近的一次就是“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语言对照版的84种列入了国家出版基金项目。但是，《文库》在初期出版时，是没有国家的资金支持的。当时，《文库》工委会组织了外文出版社、湖南人民出版社和新世界出版社，由这三家出版社承担第一批图书的出版工作。第一批选题里面就包括《老子》《荀子》《红楼梦》《儒林外史》等，总共12种图书。新世界出版社承担了其中的两种，其他由外文出版社和湖南人民出版社承担，都是这些出版社自己筹措出版经费进行出版的。

《大中华文库》获得过第三届全国古籍整理优秀图书奖一等奖，大家也把它看作古籍整理的一种新形式。从2007年（具体时间哪一年我也说不清了）之后，财政部有关领导了解了《文库》的情况，给予热情支持，但分到每一种上也只有两三万块钱。每种只有两三万块钱，对于出版这么复杂的高难度的书，那也是杯水车薪，只是表达对《大中华文库》这个重要出版项目的一点支持吧（直到后来得到国家出版基金的全额支持，《文库》才如虎添翼，突飞猛进，此是后话）。

在《文库》出版之初，困难是比较多的。一个是前面讲的资金问题，那主要是靠出版社自筹来解决。另一个问题是翻译人才比较匮乏。还有，对于出版书目的选择和版权洽谈，也没有今天这么成熟。所以说，当时还是有很多困难的。当然，大家在工委会的领导下，对每一个问题进行深入细致的研究，最后都逐步解决了。

比如，我们请外文出版社和湖南人民出版社到全国各高校和地方科研机构，广泛寻访翻译人才，进行了大规模的摸底和考察，组织了一批非常优秀的翻译工作者，加入《文库》的出版队伍，如汪榕培、许渊冲等，还邀请刘重德教授担任《文库》项目的审读工作。汪榕培先生当时担任大连外国语学院院长，是《文库》项目里面承担翻译品种最多的，后来他还担任中国典籍英译研究会会长。许渊冲先生也是在这些中国顶级翻译家当中比较有影响的一位，他有一个自我介绍的联语：“书销中外三十本，诗译英法惟一人。”他不仅能够把中国的诗歌翻译成英文，还能够翻译成法文。

另外一点就是，我们对翻译译本的组织和选择，是非常不容易的。一方面我们要克服困难，组织新译本;另一方面，要对当时国内外成熟的英译本进行遴选。比如《论语》《老子》，我们选了韦利的译本，这是在西方最受欢迎、得到充分肯定、流传最广的版本。又如《荀子》，我们选了美国人诺布洛克的译本。此外，我们对于国内的译者也进行比较。比如杨宪益先生，他翻译的《红楼梦》《史记选译》《儒林外史》等，都被收入《文库》。

二、湖南方面对《大中华文库》的大力推进

作为一个地方出版社，湖南人民出版社之所以能够参与《大中华文库》的出版事业，成为《文库》的主要出版单位之一，是有原因的。

湖南人民出版社的译文编辑出版力量是比较强的。我1987年进入湖南人民出版社，当时湖南人民出版社有两个译文编辑室，即译文一室和译文二室。译文一室负责文学图书的翻譯出版，译文二室负责社科图书的翻译出版。从语种来看，有英语、法语、德语、俄语、阿拉伯语、日语六个语种的编辑;从人数来说，湖南人民出版社的译文编辑也不少，总共有十多个译文编辑。因为编辑的力量比较强，所以湖南人民出版社的翻译类图书在当时国内是比较有影响的，曾出版了“诗苑译林”等丛书，这在全国都是有很大影响的翻译类图书。我来到湖南人民出版社几年之后就担任译文编辑室的主任，后来当了副社长，分管编辑工作。20世纪90年代初，我们出版了一套“汉英对照中国古典名著丛书”，包括《四书》《左传》《老子》《孙子兵法》等约13种。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这套丛书引起了新闻出版署杨牧之同志的注意。杨牧之同志说，我们计划在1994年启动《大中华文库》工程，希望湖南人民出版社加入《文库》的编辑出版工作。听到这个消息，时任湖南省新闻出版局局长陈满之、副局长张光华，都非常兴奋，对湖南人民出版社能够参与《大中华文库》这项国家对外出版项目的编辑出版表示支持，并且通知我们到新闻出版署去，听取有关出版《大中华文库》的指示。于是，我就跟随社长熊治祁到新闻出版署，见到了副署长杨牧之同志，他后来担任《文库》工委会主任和总编辑。

杨牧之同志给我们宣讲了《大中华文库》的出版宗旨和构想，这给了我们很大的启发和鼓舞，使我们对于《文库》的出版充满了信心。同时，在那次会面的时候，杨牧之同志指示我们回去后，结合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汉英对照中国古典名著丛书”的资料积累，起草一个《文库》编辑出版的文字方案。

我们回到湖南之后，就对当时中国典籍的外译版本（主要是英译）进行了一项调查，到北京图书馆和其他高校的图书馆进行查阅，就我们能够找到、查阅得到的中国典籍的英译版本做了初步整理。然后我们就按照杨牧之同志的指示，对中国典籍进行了精心遴选，就是在《文库》编辑大纲草稿之中选入了104种中国古代典籍，把能够找到的英译版本相应地都列在后面，如果有比较好的中文版本，也将其一一列出来。同时，我们对整个《文库》的编辑体例也做了一些初步的构想。

这就是湖南人民出版社草拟的“《大中华文库》编辑大纲”。这个大纲所选书目后来还有一些改动，但基本上是以这个书目为基础的——最后《文库》出版的品种是110种，这是《文库》工委会来来回回，反复讨论，多方征求专家意见之后确定的。

除了这个编辑大纲之外，湖南方面后来按照牧之同志的具体指示，对于《文库》的装帧进行了初步的设计。当时湖南组织了一次《大中华文库》装帧设计的招标，组织了省内的一些主要的出版社的美术编辑，让他们每人设计两到三个方案。当时总共收到20多个方案，我们进行了初步的遴选，并送呈杨牧之同志审定。杨牧之同志对其中的一个方案比较肯定，那就是以黄河壶口瀑布为背景的封面设计，书脊上面有长城的图案。同时，他又选取了另一个封面设计上的那个故宫门环的标志。

以黄河壶口瀑布为背景的早期封面，是由湖南人民出版社的美术编辑廖铁同志设计的;而那个故宫门环的标志，则是由另一个湖南人民出版社的美术编辑贺旭同志设计的。后来，又增加了长城垛口的图案，三者综合起来，就形成了今天的这个设计。当然，起初还只是一个框架性的设计，后来又加入了外文出版社和新世界出版社的美编，三个社的美编一起商讨、一起研究、一起润色，对这个方案进行了反复修改，最后才形成了现在的这个封面设计。

《大中华文库》汉英对照版最初的主要承担单位是外文出版社和湖南人民出版社。中文的原文和白话译文多选用中华书局版本，多由中华书局定稿。其中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了25种，湖南方面的另一家出版社岳麓书社也出版了6种，那么这两个社加起来共出版了31种，湖南出版的汉英对照版《大中华文库》品种是比较多的。

在汉法、汉俄、汉日、汉韩、汉德、汉西这些多语种版175个品种之中，湖南方面承担了16种，虽然这个比例不像汉英对照版那么多，但也还占了不小的比例。

进入“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语言对照版的出版阶段以来，在第一批的84种选题里面，湖南人民出版社承担了8种，岳麓书社承担了4种，民主与建设出版社有2种，湖南方面一共有14种。

从内容看，湖南出版的品种中先秦诸子和历史类的典籍比较多。岳麓书社出版的“三言”，也就是《警世通言》《喻世明言》《醒世恒言》，都是新译本。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墨子》《庄子》，也都是精品，有的是新译本，而且是比较好的新译本。湖南人民出版社组织翻译出版的汉俄对照版《牡丹亭》，在2016年莫斯科国际书展举办的首发式上，获得了俄国汉学界的高度评价。

当然，跟全国一样，湖南的这些成绩也离不开一大群为《大中华文库》作出贡献的编辑校对们，如湖南人民出版社的李林和丁大重，他们一直坚持下来。《文库》一开始他们就参与其中，直到最后退休，十多年都在做《文库》的出版工作，这是非常感人的。《文库》出版的成功，还不能忘记一个同志，那就是湖南人民出版社的美编廖铁，他主导设计的封面得到了出版界的好评和读者的认可。

在遴选书目的斟酌过程中，在编辑大纲的研讨修订过程中，在封面设计方案的修改完善过程中，我们对这个项目所代表的國家水平的体悟越来越深，参与其中对于一个地方出版社来说是十分宝贵的机会。借由参与《文库》项目，湖南人民出版社得以总结既有成绩和经验，弥补自身局限与不足。经过《文库》工作的锤炼和重点产品的带动，湖南人民出版社经典外译项目产品线的水平得到大幅提升，品牌影响力进一步彰显，作者与译者资源得到优化和拓展，同时形成了一个年龄梯度适合、专业素养过硬的编辑出版人才队伍。所有这些，都是出版社日后发展不可或缺的宝贵财富。

三、《大中华文库》项目的重要意义

《文库》此前的出版工作有两个阶段，一个是汉英对照版，一个是多语种版，那么现在的第三个阶段，就是“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语言对照版。能够在当前推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语言对照版，这对于服务国家的工作大局、与国际社会共建“一带一路”，是具有重大意义的。

工委会主任杨牧之同志能够提出这么一个设想，真的是具有远见，高瞻远瞩，具有一种服务国家、服务社会的出版情怀。这就使得《文库》焕发出新的生命。《文库》以前所未有的规模、深度和广度，开展中国典籍的外译和传播。前期的工作主要是面向西方，因为从语种上看主要是英语、法语、俄语、德语、西班牙语，当然也有阿拉伯语，还有日语和韩语等。但相对来讲，对于“一带一路”这么广袤的地区，仍有很多语种没有涵盖进去。因此，组织翻译出版中国典籍的“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语言对照版，对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走出去”具有重要的示范意义。我认为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文库》从1994年开始正式立项，一直到现在已经过了20多年的历程，现在还在继续开发，这就说明中华文化“走出去”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一个艰难的过程，一个长期的过程，这一点从《文库》的编辑出版工作就可以看出来。所以，我觉得《文库》项目是具有示范意义的。

其次，它是服务国家战略的。先出版汉英对照版，因为当时中国要打开国门、走向世界。此后，我们启动汉语与联合国官方语言及其他几种重要语言对照的多语种版，是因为随着中国的对外开放，中国与世界的合作领域愈发宽广。而到了第三阶段，随着“一带一路”共建的推进，中国文化“走出去”的步伐在加快，在这个节点上推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语言对照版，清晰地体现出版界服务国家战略和中国文化“走出去”大局的意识。

再次，《文库》体现出经典性。因为《文库》选择的都是经典，是经得起时间考验的精品，从编辑体例、编校质量、翻译质量到装帧设计，每一个细节都是力求能够代表国家水平。“出版精品，传之永久”，这种追求本身就具有一种示范意义。

最后，我還想说一点，《文库》出版的组织与推进，是一个比较成功的模式。《文库》在这方面积累了宝贵经验，具体来讲就是，有组织得法、推进有力的工作委员会，和业务精湛、敬业权威的编辑委员会，共同来组织实施。同时，《文库》不是那种狭隘的，只是由几家出版社来操作、参与的项目，而是面向全国的出版界、翻译界，以确保出版的顺利开展和国家水平。因此，这种出版组织方式也具有一定的示范性。

四、结 语

回顾参与《大中华文库》，前后已历二十多年，这个项目的意义和带给参与者的启示是值得认真总结的。对出版机构来说，当时我所任职的湖南人民出版社有机会参加这样一个重要的、代表国家水平的出版项目，不仅从选题遴选、编纂体例、质量要求、工作方案等各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而且在选题资源、作者资源和人才队伍培养建设方面获益匪浅。而我个人也得益于此，收获多多。现在回想起来，当时的一些场景仍历历在目。第一批书是在湖南排版的，外文出版社的编辑都是到湖南来看稿件、看清样。记得有一个冬天，他们都住在印刷厂的一个招待所里面，由于湖南没有供暖，所以冬天是很冷的。湖南人民出版社的一些编辑朋友就给他们买了取暖器送过去，到印刷厂去陪他们一起看稿，跟他们一起吃住，共同商量解决一些编辑加工中的问题，在此过程中互相切磋，既提高了业务能力，也收获了宝贵的友谊。记得第一批图书处理校样的工作差不多花了一两个月，大家在一起工作，非常快乐。

对于《大中华文库》，最有发言权的是杨牧之先生，因为他是我们《文库》工委会主任和总编辑，对于所有的情况，他是最熟悉、最清楚的，也是掌握得最全面、把握得最深刻的。以上仅就本人参与《大中华文库》出版的经历进行一点回顾和思考，可能存在不少问题和错误，希望得到大家的批评指正。

〔作者尹飞舟，湖南省新闻出版局原副局长，湖南师范大学潇湘学者、特聘教授〕

Capability Upgrading of Hunan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through Participating in Translations for the Library of Chinese Classics Project

Yin Feizhou

Abstract：Hunan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is the most typical local publishing house among a group of publishing houses participating in the Library of Chinese Classics project. It has played a role in advancing the project. While translating Chinese classics into foreign languages， Hunan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has learnt from the quality control， standards & styles and organizational process of the project which were up to the national level， gathered resources and built up its own team， thus becoming poised to upgrade similar products and boost long-term development.

Keywords：the Library of Chinese Classics， Yang Muzhi， Hunan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editing and publishi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