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废墟”和“木棉”分别是陈谦最近发表的两篇小说中的核心意象，这两个意象在陈谦的创作历程上构成了标识性的图像。《哈蜜的废墟》（《收获》2020）发表后不久，苏州大学季进教授为之写的短评题为“总有一座花园，与废墟秘密相连”，先知似的预先注解了随后《木棉花开》（《上海文学》2020年第8期）发表的逻辑必然性。陈谦出国留学前一直生活在广西，鲜艳浓烈的木棉花是这个地区常见的花，它的花语是珍惜身边的幸福和快乐，蓬勃向上，富有生机。陈谦这两个小说文本中的核心意象构成了关于她写作姿态的叙事，呈现出她的小说文本内部“情感结构”的某种变化，即告别创伤记忆的废墟，迎向更丰盛的生命。作者在《木棉花开》的创作谈中提及，“正如朋友指出的，《木棉花开》有我小说中罕见的‘happy ending’，我写作时也意识到了，当时还犹豫了一下”[1]。

一

“情感结构”（Structure of feelings），“是英国马克思主义文化批评家雷蒙德·威廉斯发明的术语，最初被用来描述某一特定时代人们对现实生活的普遍感受。这种感受饱含着人们共享的价值观和社会心理，并能明显体现在文学作品中。”[2]威廉斯对“情感结构”术语的界定和使用也有一个发展的过程，他于20世纪50年代提出这个术语，“70年代后，由于接触欧陆西马理论，他大大丰富了情感结构的内涵，突出其中的抵制因素”[3]，走向了“剖析文化霸权、分析支配关系、强调文化抗争的新阶段”[4]。如此，从情感结构的角度我们特别注意到陈谦的小说文本内部从抵制、自省到接纳的情感脉络也暗合了她身份认同的过程，也是对她作家主体成长轨迹的勾勒。

20世纪80年代末，陈谦赴美留学攻读硕士研究生。毕业后她进入了硅谷高科技公司工作，当了十几年的芯片设计师，几乎与开始工作同时，她开始了她的小说创作，到如今她已经成了北美有重要代表性的新移民作家。21世纪以来，北美海外新移民文学越来越多地引起国内评论者的关注，这些作家大多都是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出国留学、定居北美，他们的文学文本中也明显呈现出了跨文化的特征，评论界较多地关注与之相关的民族身份认同、空间理论、后殖民主义等理论，侧重于探究新的文化语境对他们创作的影响，但相对忽略了他们去国离乡时的情感结构和当时中国大陆民众同构的特点，而这种情感结构是他们接受北美文化影响的心理基础，同时他们的情感结构也必然在跨文化的碰撞中有所改变，新移民作家情感结构的变化是多元文化碰撞的重要表征。

陈谦这一批新移民作家身上带有着中国大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文化印记，因为他们亲历了上个世纪的八十年代，又在九十年代中国社会发生大的文化裂变之前离开了中国，“八十年代”是他们中国记忆的重要内涵，是他们情感结构中的重要编码。在许多人的记忆中，“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是当代中国历史上一个短暂、脆弱却颇具特质、令人心动的浪漫年代”[5]。无论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具有怎样的复杂性，“理想主义”“启蒙”“激情”等是他们定义“八十年代”时使用的关键词，而八十年代中国年轻学子心中的“美国梦”背后自我实现的诉求恰恰也是理想主义的一部分。除了理想主义，八十年代弥漫在中国社会的对伤痕的感伤与反思也共同形塑着八十年代中国人的情感结构，陈谦不会不受之影响。

硅谷经验书写是陈谦小说文本的重要内容，而从理想主义到对理想主义的反思，从“寻梦”初期的激情浪漫到洞见新移民精英们的千疮百孔是她这类书写总体的情感发展脉络。她是硅谷发展的见证者，她经历了硅谷发展的谷底、复苏、高峰和泡沫。当她写《爱在无爱的硅谷》时，硅谷正处于白金时代，许许多多暴富的神话，硅谷人所有的关注是创业成功、公司上市和股票飞红暴涨。多年后回望那时的硅谷生活，陈谦仍感慨不已，“你很少听到、见到有人会停下来，跟你谈一谈，一些比发财、‘成功’更有生命灵性的话题，比如文化、比如个人内心真正的激情所在、梦想所向”[6]。在极度物质化、功利性的社会风气中，内心理想主义的信念使得陈谦认定“人生肯定是有一种比物质更高的境界，它是值得你追求的，哪怕是尝试着追求”。这种信念和当时硅谷流行的物质主义和成功主义的价值观格格不入，却促使她塑造了在硅谷流行文化中顯得很富反叛性的人物形象苏菊。苏菊和男朋友利飞双双事业有成、生活条件优渥，是硅谷令人羡慕的一对新移民，但是苏菊却不快乐，她总不甘心生活就这副模样。当她见到流浪画家王夏，被他身上不屑于现实的气质深深吸引，将之视为同道。她义无反顾地离开利飞，随王夏出走去了荒凉的新墨西哥高原追求新的生活。然而苏菊和王夏在一起时却经历了身心双重的伤害，最后怀有身孕的苏菊选择了离开王夏回到她事业起点之地纽约。

这可谓是一个理想主义者失败的故事，陈谦的难能可贵在于她不是在功利主义的立场上简单地否定理想主义，而是看到了王夏身上的伪理想主义性，看到了苏菊身上的精神资源根本不足以支持她的理想主义。陈谦暴露了王夏和苏菊这些经历过中国新时期启蒙思潮的知识分子或社会精英身上启蒙的未完成性。苏菊是陈谦塑造的一个很有意味的女性镜像，她让许多知识女性都能从中看见自己对精神生活的渴望，内在的理想主义激情，以及现实中的困境。当然，《爱在无爱的硅谷》是陈谦的第一部长篇小说，那时作者还是稚嫩的，她还无法将苏菊这一形象推入更深刻的灵魂拷问中去。

陈谦情感结构中的理想主义精神也促成了她对寻梦者的偏爱。她着力塑造了一些女性寻梦者的形象，在我的理解中这些女寻梦者的困境主要不是性别因素造成，而更多的是内在自我意识复苏后的成长难题。《望断南飞雁》中的南雁到美国后个人意识觉醒，不再甘愿自己只是生物意义上的人，只有为人妻、为人母的身份认同，她渴望在更深层次上的自我实现。她作为人的觉醒虽然来得晚了一些，但一旦觉醒，她看重自己的独立人格超过一切，不惜告别优秀的丈夫和一对可爱的儿女。她的自我反思、自我启蒙显然完成得远比苏菊彻底，她比苏菊有更明确的使命感和意义感，但她的自我反思引发了家庭危机。陈谦再一次回避了功利主义的立场，更回避了简单化的道德评价。正如芮塔菲尔斯基所说的，“在自我变成自我反思之时，文学承担了一个重要任务，即探索作为一个人意味着什么”[7]，陈谦的文学志趣始终落在对“人”的复杂性的呈现上。

二

《爱在无爱的硅谷》《覆水》《望断南飞雁》《无穷镜》书写的都是硅谷及周边旧金山地区精英女性的故事。从情节来看，《爱在无爱的硅谷》和《覆水》《望断南飞雁》和《无穷镜》恰好构成了两组有关联性的文本，前者都涉及要不要为了爱情出走的问题，后者则是关乎女性寻梦的故事。我以为，《覆水》中艾伦面对不如意的人生对依群所说的“与其砸碎手里的，不如试一试，能不能换一种态度，路其实是人走出来的”大可看作是作者对苏菊离开利飞出走的一个反思。很多时候，人在婚姻中的不幸福并不见得就是换个人、生活在别处能改变的，在别处的生活即便是真实的，也未必就是圆满的。如果苏菊和依群没有自足性的精神力量，她们终将还是会迷失的。

陈谦撇开了性别解放的路径，在生命个体精神性的层面来讨论女性的困境，自有更开阔的视野，这种态度也更具有建设性。《无穷镜》可以说是南雁追梦的姊妹篇，斯坦福大学的何可人博士叹息珊映的奋斗历程是一场“模仿”的奋斗，倒丧失了一个真正“创造”的机会，她因超强度负荷工作流产失去了女儿。[8]细想起来，南雁对自我实现的理解又何尝不是一场模仿呢？她也有个阿娇的成功样板在那里作为自己的美国梦。

有评论者称南雁为“娜拉”[9]，其实两者所承载的内涵并不相同，易卜生是在两性关系中书写了“娜拉”的觉醒和反抗，娜拉反抗的是夫权的压迫和伤害。而南雁、苏菊和珊映等女性面对的是她们自我内部的困境和混乱。如今她们有更多的实现自我的机会和平台，她们也被这个日新月异的社会激发出更强烈的欲望，社会通过网络、媒体定义何为成功，屏幕上到处可见各个领域明星的成功show。这些女性在早已挣脱了家庭的牢笼后，会不会又转身投入了各种成功幻象的牢笼？我们如何定义珊映的梦想呢？她渴望像烟花一样绚烂，她被成功的渴望推向了欲望的山顶，在大危机中，她如同雪崩之时稳坐在山巅听那山崩海裂般的轰鸣。

因为陈谦是将女性的“立人”作为自己思考的焦点，从《望断南飞雁》到《无穷镜》再到《虎妹孟加拉》，陈谦对她们的审视也越来越深入到人物的内心世界，看到“寻梦”神话带出的心理病症。“《虎妹孟加拉》是她对中国人心中‘美国神话’的一次审思。”[10]玉叶从小就被父母推上了追求成功的道路，从在国内上贵族学校到被送去美国读名校。但玉叶的父母对成功的理解是非常功利且物质化的，他们忽略了生命个体的成功是包括心灵强健在内的全人类的成功，因而玉叶成了一个不会和他人建立关系，在人群中孤僻、冷漠，无亲情的人。玉叶这样的女性显然不会遇到性别压迫的问题，但她落得更远，她甚至已经无法进入两性关系中，这显然不是女性走向解放、独立、成功的健康路径。

《虎妹孟加拉》的主题内涵是多层面的，除了玉叶作为富二代女性形象所揭示出的成长问题，“虎妹孟加拉”也是作者对人的欲望的隐喻，人对自己欲望的喂养总要冒着被欲望吞噬的危险。《虎妹孟加拉》的书写，还触及了一个令人担忧的现实趋势，就是如今许多中国人在追求自我实现的路上迷失落入欲望的陷阱，而越来越多的低龄孩子成了家长堕入欲海的陪葬品。

三

我认为20世纪80年代大众情感结构中的理想主义、启蒙思想影响下的人性、人道主义情感始终是陈谦小说文本中情感结构的底色，而她赴美后也受到西方理性主义文化的影响，受到科学精神的影响，特别是美国先进的临床精神病科学的发展，让她的小说书写越来越多地从心理创伤的维度反思对生命造成伤害的事件，体现出悲悯的情怀。《特蕾莎的流氓犯》《下楼》《繁枝》《莲露》《哈蜜的废墟》和《木棉花开》都是陈谦涉笔心理创伤书写的小说文本。

《特蕾莎的流氓犯》《下楼》等文本在审美形态上比中国八十年代的伤痕文学更丰富的地方在于她不是简单地停留在特殊的历史时期人所遭受的伤害这个外在现实层面上，而能从心理学的角度去书写人无法摆脱的自责、愧疚对心理的折磨，如同心理病症一样，比如《特蕾莎的流氓犯》中劲梅无法摆脱噩梦的困扰;她也从心理创伤病理学的角度却揭示创伤应激反应在人的内心深处存留的病症，比如《下楼》的中康妮被她的创伤应激反应困在了楼上，直到去世后她的遗体被抬下楼。

《莲露》则直接以心理医生为叙事视角，以心理治疗过程来作为小说文本的叙事结构，是作者的小说文本中最直接指向心理创伤的小说，因为小说文本中书写了莲露在她十几岁时受到舅舅酒后的性侵。然而《莲露》的叙事又不仅仅涉及创伤，它还涉及对中国男权文化观念的反思，因为压垮莲露的最后一根稻草是她丈夫的处女情结。莲露的丈夫虽然身处西方那么多年，但还是不能从中国文化中男性心里根深蒂固的处女情结中走出来，莲露的绝望在于她看到了自己永远无法在丈夫面前消除这个原罪。

《莲露》是陈谦的小说文本中很特别的一个，它因为涉及女性被性侵，涉笔男权文化中处女情结对女性的伤害，也很容易被指认为女性主义文本。但我觉得它更是作者探寻人性复杂性的文本。陈谦书写了一段在中国特殊历史时期的洛丽塔故事，文本中与此平行的是另一段莲露的母亲和年轻继子之间的不伦之恋。就情爱书写而言，《莲露》涉笔另类情爱关系，舅舅是伤害莲露最深的人，但他的确又是最爱莲露，也是莲露最爱恋的人。作者很节制地不以道德标准去简单地臧否人物，而是以充分的同理心让文本中的人物完全在他们各自的生命逻辑中自由地发展，让我们看见了人性的深邃和幽暗。有意思的是，在这个小说文本中，作者不是从道德、伦理上去否定这样的另类性爱，而是从关系上的秩序角度，特别是作者从关系秩序的混乱造成了人物心灵的混乱这个角度来审视人物之间的复杂情感关系，这种强调秩序的审视角度依然不是中国文化内部生成的，而带有西方理性主义文化的印记，相应地，作者在这个小说文本中的叙事情感也显得理性、冷静又明晰。

四

陳谦的小说文本的叙事偏向理性、冷静的情感变化，某种程度上也使得她的小说叙事有较强的审思意识。而今年新发表的《哈蜜的故事》就更多涉笔女性内在生命的自省了。《哈蜜的废墟》作者主要书写了哈妈和哈蜜这对母女的故事。活在诱奸阴影中的哈妈以母爱和恐吓砌成了一个坚固的堡垒将女儿哈蜜“封存”起来，在其中她教导女儿两性对立的性别观，并以恐惧和仇恨来强化女儿对“色狼”般异性的防御机制。这种环境中成长起来的哈蜜注定了内在精神是多重冲突的，其中有被过度保护后生存能力弱化和好强个性的冲突，有来自异性的吸引与她的防御机制间的冲突，亦有在母亲强大的控制欲面前妥协和反叛的冲突等等。哈蜜要消耗巨大的生命能量来应对她内在的这许多冲突，以至于她在现实世界中无法缔结正常的人际关系。可以说，哈蜜在很大程度上是她母亲用自己的创伤经验喂养出来的一个精神畸形儿。

陈谦一如既往地展示着自己对这些受创者生命问题的兴趣，她疑惑这类心理受创者是否可能成为健康的母亲。文本中与哈妈母女关系平行的是 “我”和女儿杰西卡的关系。“我”在婚恋问题上也有过失败，而杰西卡和哈蜜一样生活在单亲家庭结构中。这两对母女间的关系平行互文，使得小说没有囿于对母女亲子关系的思考，延展出了女性自审的主题。如果我们细读小说的最后部分“我”和杰西卡的对话，就会注意到“我”和哈妈在掌控女儿方面的相似性，“我”对哈妈和哈蜜关系的回忆也是“我”的一次自我审视。 小说文本的最后 “我”恐惧地看到自己生命中哈妈的影子，叹出了一声“Oh no ！”但“我”真的可以做到让挣扎着高举起双臂的哈妈消失在漩涡中吗？

这些走不出自己不幸故事中的母亲们让她感到不安，同时她也思考被仇恨、不安等负面情感喂养起来的女儿们，她们又如何能够去爱、去宽宥进而愿意被安慰被治愈呢？小说文本中另一对平行于哈妈和哈蜜关系的是哈蜜和哈爸的关系，哈蜜在哈爸患上晚期癌症后将父亲接到自己身边，以各种草药硬将父亲的生命延长了近三年，而这三年的治疗过程却让哈爸痛苦不堪。

陈谦悄然写出了哈爸和哈蜜之间施害者和受害者角色的翻转，我们由此也看到了他们各自在生命深处完成了各自的仪式。就哈爸而言，这或许是哈蜜母女眼中罪孽深重的男人生命境界的飞跃，他能够以自己的方式去忏悔、受苦、赎罪;就哈蜜而言，她完成的是自己作为复仇者的形象。作者没有对他们做出任何道德上的是非评判，但“废墟”的意象无疑象征着复仇者哈蜜生命的荒芜，二十年前那个可爱的哈蜜完全消失了。

我认为这是到目前为止，陈谦最具有女性自省意识的一个文本。固然她书写了女性从异性而感受到的严重伤害，但她更着力于反思女性内在生命中创伤修复的能力，因为如果女性无法做出创伤修复的选择，那些坦露的伤口最终会吞噬她们的生命，吞噬她们生命中的光明與美善。

五

在对哈蜜和她母亲为代表的这一类不幸女子的反思中，陈谦看到了心理创伤后的修复力对一个健康生命的重要性。这或许也来自陈谦自身的生命体验。陈谦曾经说，“如果不来美国，就不会提笔创作”[11] ，对此，我们当然可以理解为赴美后的cultureshock使她获得比较强烈的生命体验，打开了她的视野，推动她深入思考很多问题，但是我想这句话的内涵还不止于此。

在2014年和2018年，陈谦分别发表了散文《到美国去》（《山花》2014年第11期）和《漫长的告别》（《江南》2018年第三期），这两篇散文中有个细节是重合的，前者文中临近最后部分写道：“果真很快就定下日程，二月十七日乘中国民航经洛杉矶入境，转飞旧金山，再转飞华盛顿州的斯波坎。”如果我们留意《漫长的告别》文中所言，“第一次见到于青，是1989年的二月，在美国西北的风雪中。我在那个早春从上海虹桥机场起飞，经转洛杉矶、旧金山，在傍晚的漫天大雪中飞抵美国西北华盛顿州的斯波坎”，这两句写的都是作者当年赴美留学的具体行程。两篇散文具有很大的相关性，“今年2月17日，我来到美国整整二十五年了”。《到美国去》是作者二十五年后对自己办理赴美留学各种手续的详尽回忆，而在叙事时间上无缝连接的《漫长的告别》却又延迟四年后才完成。固然不知晓朋友于青的近况是个原因，但她拖延的原因或许更可能是由于跨越那道沟堑的心理准备需要时间。

1990年陈谦在来到美国后的第一个春节后不久乘坐于青驾驶的小车，遇到车祸，于青在那次车祸中脑部受伤，直到18年后去世，一直昏迷没有醒来。2018年新年刚过，好友瑾传来了于青的消息，“于青的离别在我一身青涩、在美国大地上遇到人生第一个冬雪的季节里偷袭而来，令人猝不及防，又历经了近三十年，才在黑暗的时光隧道中传返回音。在她那人生苦长的跋涉被确认终结的时刻，人到中年的我也终于能够坐稳下来，将这道别记写下来”。

在《心理障碍诊断于分类手册》的各个版本中，严重的交通事故的发生都是创伤性事件。《漫长的告别》是陈谦的一份创伤记忆，也是她完成的一次叙事治疗。“我还清楚地记得，当时的路况很好，路面没有积雪或结冰，车子转过的最后一道弯也不急，这只能说我们遭到了命运的伏击”。“这些年来，在时光不舍昼夜的飞逝中，眼睁睁送走了一些原本生龙活虎的亲朋熟友，已知‘学会接受’是当下人生最重要的功课”。她在写作中将创伤性事件外化，并且以自己三十年来的生命经验扩展了自己理解那次创伤事件的视野，于是她开始能够理解、接受了那个事故的发生，从心理治疗的角度说，能够理解、接受所发生的意外，是治愈的关键。

从这个角度来看，《漫长的告别》之后的《木棉花开》里出现了一个“happy ending”，这并不只是巧合而已。《木棉花开》的写作源自一个真实事情的触动，陈谦的朋友不经意间告诉她一个美国同事接养中国弃婴的故事，“那是一个频繁自残的中国女孩。在自我意识被唤醒之后，女孩无法正视自己的来路。她不停寻找各种理由，为将她丢弃的母亲开脱、凭借想象不停地为自己的身世润色，最后发展到不停地伤害自己的身体。养父母为她到处寻医问药，时刻都像在悬崖上走着钢丝，心力交瘁，却从未放弃”[12]。

因为这个故事的触动，陈谦于2019年的4月去往美国俄勒冈州的雨京市著名的国际慈善接养机构“浩德集团”，搜集了大量的弃婴接养的一手资料。了解到对一部分弃婴来说，即使养父母对他们很好，也为他们提供了不错的生活条件，但那种曾经被弃的身世，还是会成为他们一生难以弥合的伤口。《木棉花开》中的戴安就是以那个频繁自残的女孩为原型而创作的。就外在条件而言，戴安的养父母将她从广西收养带回美国，为她的成长提供了较好的物质条件，也很爱她，但却无法解决她内心因被亲生父母遗弃而产生的心理困扰，戴安出现了种种心理症状，影响到自己的学业和生活。现实生活中，这种生命中的受创感常常不能通过简单的自我心理调节就得到改变，有的甚至在心理医生的帮助下即使治愈了，以后还是会反复复发。现实生活中的戴安是否也得到了治愈，陈谦并没有提及，但在《木棉花开》中她却很肯定地赋予了戴安一个乐观的前景，她能够接受遗弃她的生母了，并开始懂得珍惜已有的幸福，小说文本有了一个难得的团圆结局。

这种大团圆的结局似乎既不符合实际情况，也并不符合陈谦自己以往的审美习惯，所以我更愿意将之看为作家主体心态变化的一个宣告。她也告别了自己人生体验中的创伤记忆，迎向她生命中的春华秋实，这是她非常个人性的生命体验，这种生命体验必然沉淀为她小说文本的情感结构的一部分。我以为，我们需要重视新移民作家独特的情感体验，从她小说文本的情感结构去认识她理解世界的方式，不然就很容易迷失在殖民性、东方主义等理论话语的阔大空间中只看见新移民作家群模糊的身影，而缺乏对每一个新移民作家主体的凝视，这也是目前新移民文学研究特别需要回避的问题。

[注释]

[1][12]陈谦：《如何书写十万弃婴的故事》，澎湃新闻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

ward_8522729，2020年8月3日。

[2][3][4]赵国新：《情感结构》，赵一凡等主编《西方文论关键词》，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7年版，第433页、第434页、第441页。

[5] 查建英：《八十年代访谈录》，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年版，第3页。

[6][11]江少川：《从美国硅谷走出来的女作家——陈谦女士访谈录》，《世界文学评论》，2012年第2期。

[7] [美]芮塔·菲尔斯基：《文学之用》，刘洋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19年版，第41页。

[8] 何可人：《镜像的牢笼——评陈谦长篇小说无穷镜》，《南方文坛》，2016年第3期。

[9] 江帆：《百年后现代版娜拉的出走——〈望断南飞雁〉的女性主义解读》，《世界文学评论》，2011年第2期。

[10] 王文胜：《心有哀鸣如虎啸——评陈谦的〈虎妹孟加拉〉》，《南方文坛》，2017年第5期。

本文是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百年中国文学女性形象谱系与现代中华文化建构整体研究” （19ZDA276）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南京师范大学

责任编辑：黎燕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