桫椤

迄今为止，我所读到的千夫长与草原有关的小说，计有长篇《长调》《红马》《中年英雄》，以及中篇集《草原记》;还有一部中篇小说《马的天边》收入同名中篇集，这个中篇集中的另外两篇作品《鼠的草原》和《汗的羔羊》已收入《草原记》中——除了《中年英雄》，其余作品构成了眼前这部《蒙古书》的全部内容。之所以未将《中年英雄》收入，可能是因为该作的主要故事情节并没有发生在草原上。

田瑛曾经给《草原记》写过一篇序言，名为《草原祭》，并自言“记与祭，字义迥然，但对于这本书的阐释，它们是殊途同归的”。这当是指在对草原生活和草原精神变迁的记录和纪念上，二者汇于一处。而如果将千夫长笔下的草原生活和游牧文化当作审美的客体，那么这两个字在此处的区别又不这样简单——源自不同的主体视角，代表了对千夫长草原叙事主题的不同判断：对于生长于草原深处的小说作者而言，“记”意味着对自我经历的体验与记忆;而对于草原之外的读者而言，这种“记”已带有了“祭”的意味——“祭”是对已逝之人或物的凭吊与缅怀。二者是存在和消失的区别，可谓真的“迥然”。真实的草原生活是地理和历史意义上的客观存在，但如何在当下通过文学书写建构起关于草原的空间文化想象，在“少数民族文学”叙事范式之外，千夫长的草原写作似乎提供了一种新的可能性，尽管他的作品并不是新近的创作。以草原之子的身份进入或曰返回其中，千夫长对传统草原生活世俗化进程的书写只是手段，真正的“野心”则在于以还乡的姿态探察草原民族的心灵变迁，企图绘制出美学意义上的心灵图谱。

在这些小说中，尽管现代与传统、欲望与道德、俗世与信仰的纠缠十分明显，但却有一个弥散在所有作品中的普遍性主题，即将草原看作以自我为代表的游牧民族的精神家园和灵魂归宿。最显著的表现在人物的命运上，他笔下的角色，大都有着从草原出发“到世界去”的经历，但最终会再度选择回归到草原上来，历经红尘劫难后重新享受自然的庇佑，使生命在广袤和安静中获得升华。中篇小说《马的天边》以一匹被从草原上征召入伍，又被運往边境参加对越作战的白马“杭爱”作为第一人称叙述者“我”，讲述它从草原到战场，最后又回到草原的历程。前蹄受伤、差点被杀掉吃肉的白马从战区出逃后翻山越岭，先后遭遇了阉割、火枪手追击和孩童鞭炮炸响的恶作剧等凶险经历，最终回到了草原上的牧马人身边。白马杭爱一路疾行，也见证了世间百态，支撑它一路向北的是内心深处回归草原的强烈信念：“我不能在这里等了，决定离开，回到草原去。”马的身上寓寄的是人的情感，拟人化的修辞令人难以忘怀。

《鼠的草原》和《汗的羔羊》被两部作品集重复收录，我们由此可知作者倍加喜欢它们。这两篇小说采用虚实相生的手法展开情节，尽管内容迥异，但却延续着出走与回归的故事模型，有着守望草原精神传统的相同主题。在前者中，包金额的老伴山丹被儿女接到城里后却患了病，而在回草原的路上病情就有了明显好转，草原护佑和抚慰生命的家园功能得到彰显;在令人恐怖的鼠灾中，枣红马救了主人的命，山丹在鼠群中不知所终，当从城里赶来的孩子们动用陆空力量灭鼠时，却发现自己的母亲在鼠群中“像一尊白度母在闪闪发光”。回到草原，归于自然及其之上的“长天生”，才是游牧者最好的归宿。在故事的后半部，叙事从现实中抬升起来进入想象的空间中。这种写法也表现在《汗的羔羊》里，汗是一名畜牧博士，他研制了一种技术可以任意改变动物的形态，将老鼠变成羔羊，从此城市里就开始流行吃美味羔羊肉;在“我”带领纪录片导演不经意间揭穿他的秘密后，他将“我”的这位异性朋友变成了一只小羔羊。在小说中，“我”对真相的揭露表达着对自然法则的崇高敬意;那只由人变来的小白羊则成为寻找真相、守护心灵和道义的残酷代价。

《红马》可谓有着魔幻现实主义的叙事特征，既闪烁着浪漫主义光泽，又有着严肃的现实主义内核，其故事骨架是用生命轮回、灵魂不死的宗教哲学母题支撑起来的，其中也包含着草原上流传甚久的萨满教义，这成为建立小说世界的逻辑前提。前世的两个灵魂相约投胎，预想将来或成为兄弟或结为夫妻;不料却一个结为人身，一个投到一匹怀孕母马的肚子里，不同的物种再无结缘的可能。当“我”出生时，手心里握着一枚血玉红马;而母马生下的小红马，五年后在漫沼的烂泥中失去了生命，“就像一个美丽的少女一样香消玉殒了”。但在“我”看来，小红马一定会转世投胎为一个美女，从此“我”就对属马姓马和名字中有马的女人格外关注和敬重。在外界生活情势对草原生活的影响下，“我”入学后到外面的世界闯生活，从草原到广州又到海南，从马姐到驹儿到司马小娴，与马有关的不同的女性扮演着“我”生命中不可或缺的角色，“我”在与她们交往的过程中不断与红马的灵魂进行着语言和心灵的交流，接受着冥冥的命运指导。当“我”在外事业受挫，驹儿车祸亡故，“我”带着驹儿的骨灰回到草原。在小说的结尾，司马小娴生下的孩子额头上有一块像奔腾的小红马的胎记;红马的灵魂就像草原上的牧草生生不息，进入新的轮回。红马不仅是“我”的生命情感的寄托，也是草原传统的诗化意象，它们始终是“我”行走世间的灵魂支柱。

《中年英雄》虽不是《蒙古书》的内容，但其中草原的形象也有着深刻的隐喻意义，在与城市生活的对比中显现出作者对草原的感情，因此是不能忽略的。这部结构与《红马》相似的小说，靠着扎实的现实叙事将人物命运与生活和时代的矛盾呈现得纤悉无遗。这亦是一部逃离与回归的故事，徐善、李易和巴特尔由竞争到合作，生意失败后他们跟随巴特尔回到草原上，在那里获得振作人生、救赎自我的力量。巴特尔身遭不幸，徐善和李易承担起照顾他的任务，这连同徐、李处理两人之间情感纠葛的方式都深受传统的影响。巴特尔死去，李易精神失常，徐善来到了巴特尔的老家科尔沁草原与他的阿爸、阿妈，以及早已安顿在此的自己的爱人和孩子团聚。叙事地图在城市和草原之间不断转换，结尾终止在草原之上，这个情节有着无言的寓意：草原人在外界的生活中折戟沉沙，城市对人的伤害只能靠草原来疗愈，草原成了逃避世俗生活的“桃花源”。从网上流传的信息来看，小说的情节与作者自己的经历在某些方面形成了映射关系。作者在该书的序言中说：“我和胡野秋在《人马情未了》的对话中说过，不要把我误解成只写蒙古草原的作家，《中年英雄》和我的草原之间连一片草叶的联系都没有，是纯粹的都市生活。可是现在，呈现在我面前的这本书，不但有联系，而且，小说的结尾竟然又走回草原……”毫无疑问，作者已经无法摆脱草原生活给他带来的印记，如同草无法离开土壤生长。

千夫长小说中的想象和虚构，与草原生活中对自然和佛教以及萨满教这种民间宗教的信仰是一脉相承的，宗教教义与民间禁忌为草原文化涂上神秘的底色，这为作者和读者提供了无限的想象空间。作者将草原看作精神家园和灵魂归宿，也体现在通过对信仰的追寻建立起的文化想象上。毋须遮掩，在千夫长所有的作品中，我最喜欢《长调》。这是一部以“寻找”为主题的小说，以精于长调的查干庙活佛的儿子阿蒙外出寻找父亲的经过为主线，描绘草原传统和近半个世纪的生活变迁，扣听的却是整个游牧民族的行旅脚步和心音脉动。看似小阿蒙是去寻找父亲，但考虑到其中的成长和宗教因素，我们会发现这种寻找带有深刻的身份认同意义。父亲由长调歌手转为活佛，查干庙则由庙宇改为歌舞团，世事变迁令小阿蒙难以理解。当他在厕所的顶梁上发现父亲的干尸，其时正逢歌舞团又改回查干庙，而父亲业已失踪多年。唯有活佛之子才能在庙门新启的关键时刻发现活佛，这种神秘的启示使阿蒙完成了对信仰的寻找和确认，他和母亲最终都留在了查干庙陪伴父亲的金身。小阿蒙对父亲的寻找和皈依，是与其个人心智的发育和个体意识的萌发交织在一起的，照应的是草原精神经历迷茫之后的回归与承续，从此之后他才成为真正的草原之子。小说的叙事语调也是一大特色，娓娓道来的叙说犹如一首蒙古长调，接引人的幽思在草原上缓缓流淌。《长调》有着醇厚的草原韵味，是当代草原文学最重要的代表作之一，至今我们对《长调》的认识仍然不够。

对俗世生活的批判是千夫长草原书写的另一个面向。随着时代的发展，不断有外人挟带着外界的生活方式和观念进入草原，传统游牧生活开启了世俗化的进程。在外人看来，所谓外界的“文明”力量似乎在草原现代化过程中不可缺少，甚至在某种意义上起到了启蒙的作用，但在作者这个草原人的视角下，外来力量成为“入侵者”，它们破坏了草原的安宁，导致了传统的衰变。二者之间对待草原的不同态度，显示出不同主体之间关于草原生活的重大话语差别。前文提及，在《鼠的草原》中，城市生活会给人带来伤害，草原才是牧民永恒的家园;《汗的羔羊》则批判了违背自然法则的科技伦理;《马的天边》更将草原之外的世界描绘成凶险之地，而杭爱被阉割更隐喻着俗世对心灵的伤害是难以平复的，牧民只有回到草原才能抚平伤痕;在《红马》中，唯有内心之中小红马和驹儿的灵魂才具有先知的能力，是它们指示“我”拨开尘世的迷雾回到故乡;在《长调》中，来自外界的政治力量使查干庙变成歌舞团并导致活佛失踪;《天灯》则以老门德的自焚来对抗女婿玉山将建庙当作敛财之道、亵渎佛祖的恶行。知情插队是作者笔下反复出现的时代事件，《长调》《喇嘛眼》《草原记》等很多篇目中均有知青的身影，他们作为异质性的力量站在草原生活的对面，犹如机械工具般地不和谐地存在于草原之上。由此可见，作者据以批判的标准，是已经被他神圣化和道德化的草原生活伦理及其文化精神，其批判的过程，是在对俗世生活与草原传统的对比中完成的。

在批判世俗生活的同时，与将草原道德化和神圣化相对的，是作者将人类的生死爱欲看作自然的一部分，从而对其进行了“去道德化”的书写。在千夫长笔下，草原不仅是精神的家园和心灵的归宿，也是肉身的天堂。在当代文学中至今仍然有争议的张扬欲望的问题，在千夫长这里不成其为问题——将性放置对草原生活的表现之中，性是自然的象征，它因此和谐而美好。在儒家文化传统中，与性有关的生理和欲望是道德禁忌的标签;但在这些小说中，自然至上的草原生活将性当作人类的自然属性，从而消解掉了它的道德意义，甚至也成为人物自我确认和身份认同的渠道和方式。这与以儒家思想为基础的农耕文化完全不同。在《草原记》中，知青张向阳与牧民宝力德的妻子吉雅有了肉体关系，吉雅对张向阳的接受意味着她开始认同并欣赏外界的生活。面对丈夫的责打，吉雅丝毫不以为意，但宝力德却陷入了两难境地，他实施自己的报复行动时却送上了自己的性命。在三人的关系中，性是一个微妙的存在，它所引起的并非道德问题，而是联结生活、生存和情感之间的纽带，但这些东西并不具备对抗自然的力量。在《长调》中，先是以阿蒙的男孩视角见证了图雅从女孩到少女的身体发育过程，这个过程被作者描绘得就像牧草从低到高、牛羊从小到大那样自然而然，丝毫没有刻意的隐讳，给人以天然的美感;之后阿蒙与阿茹的关系成为主要情节线，伴随着对父亲的寻找和对信仰的追寻，二人完成了从心到身的结合，爱与信成为生命中不可缺少的成人仪式。这样的写法也表现在《红马》和《中年英雄》中。

回顾当下的文学创作，在现代中国的语境下，“少数民族叙事”成为民族文学的主流。写作者以居高临下的外来开化者身份观察和体验草原生活，这样的写作很多没有走出“中心”与“边缘”的二元对立观念，草原生活往往被“他者”化，呈现出的是写作者出于自己的需要而建构起来的虚化的草原，而非以主体身份进行的对草原生活的审美化塑造，以少数族裔身份书写本民族历史和文化生活的写作并不多见。千夫长是蒙古族人，是从草原上走出来的作家，他的内心深处一直有着草原的乡愁。他的小说中充斥着草原与城镇、现代与传统、世俗与理想的矛盾，这既表现出他的超越性视野，也是他内心冲突的外化。他笔下的每一个主人公的身上，都隱藏着草原民族全部的心灵秘史。在这些作品中，我们会发现大部分故事都发生在科尔沁草原一个名叫莫日根的牧场里，那里曾经水草丰美，还曾经接待过天津来的插队知青，那里的场长叫特各喜;随着内地经济大潮的涌起，牧场的一部分被卖给外来人开矿，不同的家庭在不同的时代发生着各种各样的变化，有些继续留在草原守望传统，有些则走出草原过起了新生活……如果我们把这些作品按照所描写的时间顺序排列起来，就会吃惊地发现，它们实际上构成了一部近乎完整表现草原历史变迁的大书。

不仅如此，“蒙古书”得以成立的结构理由还在于：每一部独立的作品都变成了“蒙古书”的一个“活动插件”，每一个单独的文本与其他文本之间都构成了互文关系，它们合在一起组成一部有着清晰的情感节律、叙事脉络和主题指向的草原生活“大书”——更有甚者，当下我们看到的这部“蒙古书”的编排体例，只是文本结构的可能性之一种，如果我们从不同的篇章开始读起，那么就会得到新的结构形式，也将会看到不同的文本相貌。这等于使这些作品有了类似于“超文本”的属性，它们中的每一篇除了是有着独立艺术结构的中篇或长篇小说之外，还都在这个“大书”的结构中获得了超越文本自身的功能，作者笔下的草原生活也因此变得更加丰富，也更具有审美意义——而此时的读者也变成了作者，与原作者之间声息相通、气韵相接，共同结构出一部部极富叙事魅力、有形或无形的“蒙古书”来。在与千夫长的交流中意识到这一点，我再也不认为《蒙古书》是过去旧作的翻版，虽然里面的文字都曾经在读者面前出现过，但毫无疑问这是一部新书。

千夫长曾经因为一部作品暴得大名，但这部作品不是上述这些与草原有关的小说，而是被称作“中国首部手机短信连载小说”的《城外》。这部新媒体小说按照每次连同标点在内的70个汉字的速度通过手机短信的方式连载发布，因为当时手机短信只能发送70个字。这部作品因为超高稿费而给他贴上了“文字最昂贵的作家”的标签。在网络上的“千夫长”的词条之下，关于《城外》的信息远远多于他的草原小说。现代传媒对金钱和新奇事物的趋之若鹜，在很大程度上遮蔽了千夫长作为一位严肃作家的文学史贡献。无论是移植香港模式在南方报纸上进行专栏写作，还是《中年英雄》中夹入“中年词典”，都证明了他对文体创造和创新的乐此不疲——包括“蒙古书”的出现。读罢“蒙古书”中的这些作品，直觉认为：它们才该是千夫长的金质名片。

作者单位：河北省作家协会

责任编辑：黎燕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