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者散文：重回“显学”话语的可能性

2020-09-10吴周文

粤港澳大湾区文学评论 2020年2期

一

1963年，余光中《剪掉散文的辫子》一文中，最早提出了“學者散文”[1]的概念，后来逐步被学界所认同。新时期之后，佘树森、喻大翔、陈剑晖、梁锡华等学者在散文研究论文与专著中延续使用这一概念。同时，作为学者散文赖以生存的“文以载道”的核心理念，逐渐被予以认可，这个关乎学者散文是否再次成为“显学”的一个关键问题。这是本文必须予以阐释的一个学理性的问题。

“文以载道”作为一个文论原型的公理，永远存在于一切文章和文学作品的创作之中。如前所说，“五四”新文化运动将其“打倒”，只是一时的口号和暂时创造的文化语境。当新文学第二个十年左翼革命文学兴起之后，提倡并强调“革命”的功利，“文以载道”便自然逐渐地回归于文学创作。发展到延安工农兵文学时期，则将“文以载道”的理念明确为“为工农兵而创作，为工农兵所利用”的政治机械论的观念，即“工具论”;而这一“变形”的“文以载道”，一直贯穿了新中国成立前与新中国成立后的近半个世纪。换言之，对被“五四”文学革命所“污名”的“文以载道”，学界必须继续“污名”，同时，在承认“五四”文学革命的历史功绩的前提下，还必须将其“变形”而演绎为政治文化的“工具论”。其实，所使用“工具论”的内涵，并非文章学上“公理”与“义理”之原义。正因为如此，“文以载道”这个学者散文的理念与学理上的“义理”，在半个多世纪里，还一直处于被“污名化”与“变形”的状态。

为“文以载道”恢复“义理”的名誉，是在新时期经过思想解放运动之后，尤其是经过散文创作的实践之后，旧有的、简单化与机械化的“工具论”不能再指导文学创作的时候，学界必须对“文以载道”作出正确与科学的解释，而使之回归于文学，尤其回归于散文创作的本体。不久前，笔者曾在一篇论文中指出：“可喜的是，近几年王本朝先生的《‘文以载道’观的批判与新文学观念的确立》[2]，刘锋杰先生的《‘文以载道’再评价——作为一个‘文论原型’的结构分析》，欲对‘文以载道’重新正名。”[3] 学界为“打倒文以载道”的翻案，是由王、刘两位学者“始作俑者”，而发出了正本清源的先声。虽然，理论总是滞后于文学创作的实践，然而，“文以载道”文论理念在理论上回归文学本体，则是历史的必然。

刘锋杰先生为“文以载道”翻案，指出“批判‘文以载道’，可谓百年中国文论最大的‘错案’”，这是当代文坛的一个文学事件。他明确指出，百年文论对“文以载道”的批判，犯了三个“错”：一、“将孔孟污名化”，二、“将道与政治相混淆”，三、“将载道观与文学的创作规律相隔离。”[4]翻案者所欠缺的，是没有对作为散文理念的“文以载道”，具体地进行学理性的阐释和正名。在本文里的一些阐释思想，是笔者下面的阐述，是笔者对王本朝和刘锋杰基本观点的发挥与延展，完全是个人原创的见解与认知。然而，两位学者的学术见解与理论贡献，则是功德无量的事情。

笔者肯定王、刘两位学者论文之后，在《“载道”与“言志”的人为互悖与整一 —— 一个百年文论问题纠结的哲学阐释》中做过以下进一步的论述：

“文以载道”讲的是文体及文本构建的美学公理，是内容与形式浑成一体的结构形态，是“用文章表达思想”的哲学与美学。虽然“道”的内容，曾被历史上的君王赋以为封建政治的“道”，并为其所用，这是文学史存在的事实;另一方面的事实，是表现非政治内容的“道”，即表现与政治相关、但绝非政治范畴的“道”，则是普遍性地、大量地存在，这也是事实。诸如理想、人生、事业、教育、历史、伦理、道德、情操、乡愁、爱国、友情、爱情等等方面的理念与思考，这些构成了散文思想偌大的表现空间。质而言之，散文文体有着它可以包括政治在内的、更宽广的思想，而无限丰富的思想，与具有无限丰富的典艺性之文本形式璧合为三千多年的传统。这是铁定的、中国文化传统所认知、所自信的文章哲学。

我认为，“载道”与“言志”二者并非“互悖”，而应该是相辅相成的“整一”;时至今日应该得到合乎科学的与哲学的解释，应该让“文以载道”这个文章与文学的“公理”，由“污名”到“正名”，毫不动摇地在文学理论上得到重新的确认。

王本朝、刘锋杰两位先生的论文发表之后，在学术界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为了“文以载道”翻案与正名，得到王兆胜、陈剑晖、刘勇、赵丽宏、韩小慧等等著名学者与散文家的认同，尽管说法各有不同，都认为“载道”应该回归散文的本体。很多专家撰写论文与文章参加了“文以载道”问题的讨论，形成了一个讨论热点，甚至可以说形成了一股前所未有的关于“文以载道”的回归思潮。除《文学评论》外，《古代文学理论研究》《天津社会科学》《吉首大学学报》《中山大学学报》《哲学研究》等一些学术刊物，发表了具有代表性的文章，如：刘锋杰的《百年文论对“文以载道”的批判》、吴炫的《中国当代文学观局限分析》、杨春时的《五四文学革命反思》、王齐洲的《君子谋道：中国古代文学观念的主体意识》、王四达董成雄的《从“文以载道”看传统文化的价值凝练与体系开展》等等论文。这类论文足有数十篇，基本观点，都是给“文以载道”重新正名。值得称道的，是近期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了由吴周文、王兆胜、陈剑晖主编的“文化自信与中国散文丛书”八种，贯穿了为“文以载道”翻案和正本清源的思想。陈剑晖的《散文文化与中华民族精神》中，以《回到“文”的传统》《“文以载道”与“道发自然”》两章，论述“文以载道”之于重建散文文化精神的传统意义和当代意义，是当今散文重建文化自信的根基。王兆胜的《天地之心与散文境界》中，第15章呼吁新时代的“载道精神”，阐说“载道”应该是“注重深刻反映和表现21世纪中国社会的变革与转型”，应该关注“环保问题、民生问题、道德问题、人性问题、男女平等问题、城乡问题等等”[5]，对“文以载道” 新时代的“义理”进行了具体的界说。这套丛书中，由杨庆存、朱丽霞等撰写的《“文以载道”与中国散文》，对“文以载道”这一中国文论原型的文化结构进行了正面阐释，并对历朝历代“载道”的“道统”进行了梳理，是一部关于“文以载道”的专著。从某种意义上说，它是十年来讨论“载道”的一个阶段性成果的重要标识，标志着“文以载道”的传统理念，已经在学界与学理上真正地得以回归并取得共识。

中国文学史上学者散文生存与发展，依赖着“言志”与“载道”两个践行话语机制的支柱。五四新文学之前三千年古代文学时期，“言志”虽与“载道”并行，但被“载道”的人性压制与温柔敦厚“诗教”美学传统的捆缚，比之主流话语的“载道”，则处于被忽略的次要地位。五四新文学将“文以载道”打倒，代之以“言志”即自我表现，“载道”处于被“污名”下的“贼行”，即便后来演绎为“工具论”思想，其“义理”也还没有得到归正。而今，经过新时期的思想解放与文学观念的正本清源，尤其经过21世纪以来对“文以载道”的讨论，这一散文理念堂而皇之地回归到文学“公理”，这为学者散文做好了学理上“两个支柱”同时践行的舆论准备。其振兴繁荣并成为“显学”，则成为一种可能。

二

学者散文的本质，从审美创作主体性上看，是优秀学者和优秀知识分子的写作。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之后，学者散文的创作有了很大的进展。在近40年的创作实践中，包纳着一支老中青的创作队伍。巴金、季羡林、张中行、林非、潘旭澜等老一辈散文家为后辈做出了表率，之后，出现了一大批当下活跃的学者散文作家群体。如：梅洁、韩小蕙、赵丽宏、贾平凹、丁帆、王尧等等。创作队伍固然是一个基础的保障，重要的，是积累、沉淀了学者散文创作的很多经验，其中对既往创作中关键问题的三个“明确”，值得我们梳理与总结。

首先，明确学者散文写作的历史使命。

精神产生的力量，可以促进物资力量的产生。这是唯物主义的辩证法。中国历朝历代的散文都是知识精英的士大夫，为推动社会历史的发展而面对现实发出先知先觉之声，因此散文的使命，使其自身成为“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的国家行为。新时期学者散文的创作实践中，作家带着历史的反思，自觉在改革开放时期和实现复兴祖国的“中国梦”的新时代，逐步明确写作的时代使命。林非先生在《散文的使命》一文中说：“你的散文写作必须有益于提高整个民族的情操、精神境界和心理素质，如果离开了这一点，也许就无法很好去完成散文的使命……凡是高瞻远瞩的散文家都必须将自己创作的使命，跟整个民族建设这种崭新文明的根本任务结合起来，成为总的文化轨迹中的一条线索，这样写起散文来，才会愈写愈觉得有使不完的劲头，这种崇高和神圣的使命感必然会更好地激励自己去完成散文创作的任务。”林非强调学者散文的使命，是用散文去刷新、建构中华民族的“情操、精神境界和心理素质”。使之成为文化轨迹中整个民族“崭新”的精神文明，这是散文家启蒙民族精神的散文使命。

新时期之后的学者与作家，可以说是在巴金五卷《随想录》感召与启迪之下，开始从“伤痕”阶段升华到重建“民族魂”的“反思”与“寻根”阶段，进而理性地上升到启蒙自我与启蒙民族的思想高度。巴金继鲁迅之后发出了拯救民族魂的呐喊。写作的使命感，是散文作家们在理性回归之后实现的文体自觉。潘旭澜先生本可以继续做他的当代文学研究，或做他准备已久的吴敬梓研究，可他放下这些，却进行他的历史研究而写出《太平杂说》。他说：“我主张要大大提倡跨学科参与——隔行论X。这个X，依学术发展的需要和学人的主体可能而定。也就是说，要隔行而不隔山，相邻相近相关的学科，有什么值得论而你又论得出的，尽可以去论。不能论或不想论就短说，杂谈，七嘴八舌。这对激活学术，大有裨益。”[6]（《太平杂说》前言）作家跨学科地以自己的社会经历和人生体验，借助历史鉴古论今，有着遏制不住的家国情怀;将重新建构民族之灵魂作为写作这部随笔的主要宗旨。赵丽宏在其《遗忘的碎屑》《岛人笔记》集等很多作品中，将自己的“使命感”演绎为对当代阿Q精神的批判，主旨是“以警示后人”[7]。陈白尘、冯骥才、韩小蕙、斯妤、叶至诚等等作家，都能够在写作实践中将既往的机械“工具论”思想进行清理，而获得教化、陶冶民族精神情操的使命意识。这种使命感的明确，使学者散文的创作的精神境界普泛地得到提升。

其次，明确学者散文写作的“自我”定位。

散文是自我思想与情感向读者直接告白的文体，这个“自我”的使命感，是通过“自我”来实现的。因此，对“自我”的确认，是散文写作的一个很关键的问题。创造主体的“自我”属性的定位，包含着两层意思：第一层含义是“我”站在祖国、民族的立场上与站在全球化的人文立场上讲话，站在代表着先知先觉的知识精英的立场上言说散文的使命，这是“大我”。这个“大我”的角色，在20世纪政治文化的主流话语里，代表的是与时代共名的“工农兵”，代表的是党的方针路线政策。而新时期之后，既往的“大我”被置换为知识分子写作的、实现学者散文“使命感”的“大我”，是清理了文学史上与政治“共名”、图解“模式”、颂歌“思维”等等僵化观念，而获得真知与彻悟的学者与作家的“大我”，这是纯粹知识分子的“大我”。第二层含义，是散文文本中的“自我”，是一个非共名的、有血有肉、有个体思想与感悟、敢于表现真情实感的“小我”，是文本的个人与时代、读者进行心灵的对话。韩小蕙总结处理“大我”与“小我”写作经验时说：“我要求在自己的文章中，力求跳出小我，获得大我的人类意识，或者更准确地说，是以一己的倾吐表现出人類共同的情感与思考。”[8]她的经验是“大我”在先，用“小我”去表现“大我”，最终在文本上还是“小我”在言说，在“一己倾吐”自己的感悟与真知。

再次，明确学者散文写作的“在场主义”。

笔者说过：“离开了理性的法则，也就抽掉了文化批判的灵魂。学者散文的‘灵魂’，正是文化批判之‘魂’。”[9]带着文化批评的“问题”写作，是学者散文显著的文体自觉。杨朔时代的学者散文之所以式微，是因为颂歌“思维”而缺失了文化批评的精神。新时期之后，经过对杨朔模式的批评或称之为批判，总结的经验教训，本质上是对散文中文化批评精神的“招魂”。缺失文化批评精神的不仅是杨朔，而是1949至1966年间整个散文创作和其他文体创作的“缺失”，像梁衡那样将颂歌时代文学的“局限”归结于杨朔一人，且进行作家人格侮辱的做法，是方法论的虚伪和谬误。

惟其如此，新时期之后的学者散文，则愈来愈注意带着“批判”的问题写作，而且带至“问题”现场，实施“在场主义”。所谓的“在场主义”，就是作者的“自我”在场，“在场主义散文就是无遮蔽的、敞亮的、本真的散文”[10]。“无遮蔽的、敞亮的”的意思，是指对当下社会现实中种种文化乱象与文化悖论进行尖锐地批判。而在这一方面，丁帆的《知识分子的幽灵》等随笔集与王尧的《纸上的知识分子》等随笔集，表现出批判的先锋姿态，做得非常前沿。丁帆带着启蒙的使命，面对诸多文化与文学方面的问题，抨击“精神休克”现象，始终坚持让自己的文化批评与人性批判“在场”。王尧以询问与深究的姿态，就“纸上的知识分子”写作、文化语境下的“共名”、当下小说的走向等很多“中国问题”，以新人文的精神，发表自己的学术见解。两位作家针对“大学校园里知识分子哪里去了”，指出学院派学者与莘莘学子人格精神的矮化与俗化，这是学者散文进行文化精神启蒙的、不可掉以轻心的严峻任务。可见，“在场主义”的批判精神在学者散文里的明确，使其创作的精神品格，比以前任何时候的散文都彰显得深刻和强烈。

第四，明确学者散文写作的精品意识。

学者散文自诞生起，就是士大夫文体，一直具有高贵典雅的品格与气质。这种品格与气质，一直延续至今。所以，五四文学时期就提倡文学的“通俗化”，延安文学时期尽管提倡“为工农兵服务”，然而，散文尤其是學者散文还保留着高贵典雅的姿态。新时期之后，一批散文家提倡散文“通俗化”的问题。如周同宾说：“散文不妨脱去唐装宋服，长袍马褂，走出王荆公的半山堂和欧阳子的醉翁亭，走出平和冲淡、清静高洁的书斋，放下架子，抓掉面子，到熙熙攘攘、轰轰烈烈的尘世上混一混，闯一闯。” [11]王英琦也说散文作家“该干的事”，是“真正把散文从老套子解放出来，开始散文创作的新纪元”[12]。通俗化是散文家面对读者的一种情感态度。1830年司汤达写出《红与黑》的时候，他期待着这部小说赢得他的读者，对巴尔扎克说，期待做1935年被人阅读的作家。作家写出文学作品，就是期待读者的接受，而且是广大的读者，甚至能够让自己的作品走向世界。所以“通俗化”是文学、也是散文的诉求。尤其网络时代欲将散文变成全民写作的时候，学者散文不可以一味媚俗，必须做出自己正确的选择。当学者散文遭遇“全民写作”（几乎有手机的网民都可以通过微薄、微信、公众号、个人公众号等网络平台，发表个人的散文作品，故称“全民写作”）、大众审美低俗化的时候，学者散文如何保持“美文”的品位，迎接网络通俗化与“快餐化”的挑战，对这种挑战，散文作家必须保持“美文”精品意识的清醒。著名小说家叶兆言，同时又是出版过《杂花生树》《群莺乱飞》《陈旧人物》《陈年旧事》等近50部散文集的散文家，用闲适的审美趣味与通俗、质朴的文字来“言志”，笔者将其散文定性为“俗化体”。但作为“学者型”作家的书卷气，以及夫子气、书生的迂腐、自信、中庸与儒雅等，都是通过他的文史叙事、现实叙事与个人体验叙事而得以表现，充分显示了保持了俗中有雅、化俗为雅的“美文”品位。[13]他经常将自己的散文发到腾讯网和澎湃网分别开辟“大家”与“叶兆言专栏”的板块，再次传播，可以看作是对网络散文的一种规范，是我们的作家自觉地去规范、引导网络散文的文学化。当下很多报刊将已经发表的散文作品，通过公众号发至网上，无形中也是对网络散文的规范和引领。另一个方面，网络散文变成纸质文本出版的时候，也必须进行“净化”处理。一位不太知名网络作家张天弓，在网络上发表散文数百篇，当变成纸质的散文集《体会轻松》《难得随意》《收获荒芜》《品味无聊》《寄托辉煌》《拥抱现在》《回首烟云》等出版的时候，他很严谨地一篇一篇地反复修改，努力使之变成他所期待的“美文”。叶兆言与张天弓的例子，说明在审美文学“快餐化”的今天，愈来愈多的学者散文，坚守文本的“美文”传统，明确散文精品打造的重要性，是作家们不容忽视的责任。

学者散文对以上四个方面的“明确”，使作家们对自身责任、创作主体、批判功能与文本品格等方面，获得了文体自觉;而文体自觉是散文发展的内在驱力与机制，学者散文的写作就能够进入一个如鲁迅所说过的“文体自觉”的时代。

三

学者散文的写作，需要一个非常和谐与宽松的文化语境。

文学理论之于文学创作的意义，不是那种立竿见影的显在，而是润物细无声的隐在。打个比方说，陈景润解决的“哥德巴赫猜想”，不能变成动车、高速公路，不能变成牛奶与面包，但它潜在的、耗发的能量可以激活你看不到的科技创新，而推动世界自然科学的发展。同样，散文理论的基础研究，是一种必不可少的基础建设，于学者散文的写作是创造文化的语境，是其生长、发展的土壤、空气和阳光。所以，散文基础理论的研究是厚德载物，是营造散文写作走向良性发展的文化氛围。

人们常说，散文理论研究“贫瘠”与“薄弱”，此种看法放在20世纪可以如此说，但时至今日，我们的散文理论研究有了长足的进步。且不论20世纪俞元桂、林非、傅德珉、范培松、佘树森、刘锡庆、曾绍义、吴周文等先生潜心研究，进入21世纪之后，散文理论的基础研究，已经取得了令人满意的收获。如张振金、范培松、王兆胜、陈剑晖、王尧等等。自然，散文理论研究成为一种“显学”，这是众多散文研究学者共同努力的结果，在他们中间多数是痴心研究散文的专家学者，甚至是半辈子、一辈子将自己的思想与精力贡献给散文事业的“苦行者”，因为从事散文研究所收获名利的低微，这是有目共睹的事实。而他们是不计个人功利的散文“公仆”。

具有“国学”性质与“经国”功能的学者散文，它的振兴与繁荣除了前面已述的“人和”之外，同时还恰逢“天时”与“地利”。

进入21世纪之后，我们的文化语境一直在国家意义上强调作为“软实力”的中国传统文化的继承与弘扬，而这一思想成为国家及其传媒机器的宣传中心话语。国家领导人指出“要认真汲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思想精华和道德精髓，大力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深入挖掘和阐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的时代价值，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14]。源远流长的学者散文，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层的文化精髓，传承着中华民族独特的 “天人合一”“以人为本”“人格修为”“文以载道”的人文精神，为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强盛提供了丰厚的滋养。学者散文自“诸子百家”起延绵数千年，已经深深融入中国人的血脉里，成为继承与弘扬中国传统文化的传媒载体。所以，我们今天研究散文理论与提倡学者散文的振兴繁荣，是顺应国家精神文明建设的需要，是顺应文化语境的大势所趋，是在散文研究日益成为“显学”的启导下，散文创作亦走向“显学”的大势所趋。

惟其如此，学者散文在当下的创作地位是否可以说是加强与发展文化“软实力”的杠杆之一，发展散文文化生产是当今的一个“杠杆”話语。英国著名历史学家阿诺德·约瑟夫·汤因比曾经说过：“几千年来，中国人比世界任何民族都成功地把几亿民众从政治上团结起来，显示出这种在政治上文化上统一的本领，具有无与伦比的成功经验。”[15]杨庆存指出说，这里的“政治文化”，指的就是“经国之大业”的“中国散文”。[16]笔者同意杨先生的看法。

不过，笔者可以进一步明确汤因比所论述的“政治文化”的概念，它指的是中国“学者散文”。它恰逢天时与地利，在经过新时期至今的40余年“阵痛”之后，在学者与散文作家自觉肩负起散文使命、获得前述四个“明确”创作理念的认识之后，作为“国学”的散文将重新成为学术界与创作界关注的“显学”，则是完全可能的。——这是笔者的期待和本文的结论。

[注释]

[1]余光中：《逍遥游》，台北大林出版社1977年版，第30页。

[2]王本朝：《“文以载道”观的批判与新文学观念的确立》，《文学评论》，2010年第1期。

[3] 吴周文：《“载道”与“言志”的人为互悖与整一 —— 一个百年文论问题纠结的哲学阐释》，《文艺争鸣》，2019年第10期。

[4]刘锋杰：《“文以载道”再评价——作为一个“文论原型”的结构分析》，《文学评论》，2015年第1期。

[5]王兆胜：《天地之心与散文境界》，广东人民出版社2020年版，第160页。

[6]潘旭澜：《太平杂说》前言，百花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第3页。

[7] 赵丽宏：《岛人笔记·跋》，《赵丽宏序跋集》，华东师大出版社2002年版，第19页。

[8]韩小蕙：《我为什么要写作》，《心灵的解读》，海天出版社2002年版，第3页。

[9] 吴周文：《学者散文的启蒙性与自我的精神启蒙》，《中国文学批评》，2010年第1期。

[10]李一媛：《试论在场主义散文的创作特征》，《哈尔滨师院学报》，2011年第8期。

[11]周同宾：《散文要还俗》，《散文百家》，1992年第1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