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浏

一、中国非虚构文学研究的路径

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中国学术界就对“非虚构”有了关注。董鼎山、王晖、南平、聂珍钊等人就发表了《所谓“非虚构小说”》[1]《对于新时期非虚构文学的反思》[2]《1977-1986中国非虚构文学描述》[3]《论非虚构小说》[4]《生活真实与非虚构文学作家的真诚》等文。这些研究，大多是围绕“非虚构小说”，讨论作为小说的美国非虚构文学以及当时中国非虚构文学的特点。90年代以后，中国学者对“非虚构”的研究逐渐细致和深入，从“新新闻主义”、文学审美、大众文化、中美非虚构文学对比等角度，探究非虚构文学的来源、文学性以及文学文化等问题，发表了《新新闻报道与非虚构小说》[5]《作为审美现象的非虚构文学》[6]《1990：报告文学的得失与思考——兼谈1987-1990年中国非虚构文学印象》[7]《现当代中国非虚构文学得大众文化品格》[8]《激变时期的中美非虚构文学》[9]《美国非虚构小说简论》[10]《试论战后美国非虚构小说》[11]《非虚构传统——论日本现代私小说与古典文学》[12]等文。彼时的非虚构研究，无形地分为非虚构小说、报告文学、私小说等研究方向，各领域的学者从各自专业角度对他们理解的“非虚构”作文本分析、比较研究。新世纪后的第一个10年，随着《论90年代报告文学的坚守与退化》[13]《全球化背景下纪实文学的文化回应》[14]《纪实小说：国际性的文学现象——兼评美国的新新闻主义和中国的纪实小说》[15]《想象·纪实·批评——解讀V·S·奈保尔的“写作之旅”》[16]《报告文学：作为非虚构文体的文学魅力》[17]《诺曼·梅勒非虚构小说中历史的虚构策略》[18]《非虚构——抒情历史小说——〈心灵史〉文体论》[19]《试论虚构性叙事与非虚构叙事的差异性》[20]《“叙述转向”之后：广义叙述学的可能性与必要性》[21]《“非虚构”与“真实”——关于非虚构文学理论的思考》[22]等论著的发表，中国学术界对非虚构文学的研究向更具体的文体、文本作更深的挖掘，并且有了建构非虚构文学理论的意识。但另一方面，对非虚构的概念含糊、混乱使用也是研究中的突出问题。在对纪实文学、报告文学、非虚构小说等进行讨论时，广泛使用非虚构的概念，却很少有对非虚构是什么作严密的论证。用具备非虚构性的文学形式——或是纪实文学，或是报告文学，或是小说——指代非虚构文学，以及沿用美国非虚构小说（Non-fiction）分析中国非虚构文本，在笔者看来，都是缺乏学理性和思辨性的。

中国非虚构文学研究成为学术热点是源于中国非虚构文学创作的蓬勃发展。《人民文学》于2010年提出“人民大地”非虚构写作计划，同时开设“非虚构”栏目（从2010年第2期开始），推出了韩石山的《既贱且辱此一生》、祝勇的《宝座》等文。2010年第9期刊发的梁鸿的《梁庄》、刘亮程的《飞机配件门市部》和李晏的《当戏已成往事》引起比较大的反响，其中《梁庄》至今热议不减。慕容雪村的《中国，少了一味药》和萧相风的《词典：南方工业生活》的发表，使得《人民文学》的“非虚构”明确了栏目定位——“心里已经有了一点数了”[23]。后来的《生死十日谈》《到东莞》等作品，都是栏目所倡导的“行动”写作。当然，也会偶有像《相亲记》这样的有趣作品，以及像《瞻对：两百年康巴传奇》这样的历史非虚构作品。继《人民文学》之后，《中国作家》推出“非虚构论坛”、《钟山》推出“非虚构文本”、《智族GQ》发起“非虚构写作”基金支持计划等，使得中国非虚构文学文本越来越丰富，非虚构文学影响力越来越大，学界对非虚构文学的关注度也越来越高。包括霍俊明、张文东、洪治纲、丁晓原、王晖、孟繁华、刘大先、刘弟娥、梁鸿等学者从学理角度探讨了中国非虚构文学的界定、表现、功能及价值等问题;张柠、许姗姗、缪俊杰、吴炫、张莉等做过非虚构文学叙事和审美等方面的研究。可以说，21世纪后的第2个10年，中国非虚构文学研究井喷式爆发，一批学者参与进对非虚构的讨论，许多学术期刊开设非虚构文学研究专栏。这一时期的研究数量多、涉及面广，推动了中国非虚构文学理论研究的发展，但需要更深入探讨的问题仍有很多，后文将述。

其实，在《人民文学》开设“非虚构”栏目的3年多前，同属于中国作家出版集团、中国作家协会主管的另一本刊物 《中国作家》就有了对非虚构文学的重视，只不过取名“纪实”。2006年，《中国作家》改版为《中国作家·纪实》与《中国作家·小说》两本刊物。《中国作家·纪实》不仅刊发纪实文学作品，同时还有理论讨论，比如“非虚构论坛”栏目。在2006年8月刊的《非虚构面对面》的对话，老末、萧立军、卢跃刚、马相武等人就非虚构文学可不可以有虚构等问题展开讨论。需要说明的是，时至今日，这个问题依然是非虚构作者和评论者还在反复讨论、分歧也未见减少的话题。马相武说：“我们现在提倡非虚构写作，但是我们不能讳言它有虚构性。非虚构写作里的虚构性是非法的，但它又是普遍存在的，所以它似乎是合法的。这是一种矛盾，但这种矛盾性是我们要面对的。”卢跃刚也说：“国外非虚构写作的提法，包括内涵和外延，跟我们八十年代提的报告文学的概念是很不一样的。他们的非虚构写作是跨各种领域的，文体也是多样性的，有事件的，有人物的，有传记的，有现象的。现在西方的非虚构文体有两个极致，一是非常专业化，获得普利策奖的《石油风云》，就是非常经典、非常专业的非虚构的写作，这样的著作是大量的;二是更接近文学，不是我们那种报告文学对文学的定义，而是更广阔形态的。比如卡波特和梅勒，他们开创的‘新新闻主义’也称为非虚构写作。卡波特在他的《残杀》里，非常细致地小说化地写凶手把一家子都杀死的犯罪过程和心理过程。罪犯是个典型的美国社会边缘人，没有固定工作，固定住所，受到社会歧视。他入室抢劫，并不想杀死这一家子，但是房屋主人的一个眼光让他产生了杀心。这种眼光是他所熟悉的，就是那种处处受到主流社会歧视的眼光。正是这个眼光，让他成为杀人犯，四年后上了电椅，也让房屋主人死于非命。这部作品用了一种非常文学的手法来写作非虚构写作。去年获得奥斯卡最佳男演员奖的影片《卡波特》就是改编于卡波特的传记。卡波特脑子很好使，他的采访不用笔记，真实记忆97%以上，这个数字对我们来说十分难。他有一个非常好的脑子，他能把采访对象所说的内容真实地写出来，进行非常真实的还原。”[24]

除了从文学研究出发，另一条对非虚构文学的研究路径是新闻传播学。国内关注非虚构的话题就是来源于美国非虚构小说的轰动，而非虚构小说的发生背景正是美国新闻业的“新新闻主义”。《传统报道模式的扬弃》[25]《论新闻文体的创造性非虚构写作》[26]就是从新闻的角度出发，对非虚构写作的几个问题进行剖析。而《重塑“事实”——观看新闻、纪录片和真实电视》[27]《世界记录电影的发展走向》[28]《传播中女性话语的文化阐释》[29]《非虚构是纪录片最后防线》[30]等文，则是从媒介传播、文化等角度讨论非虚构。

目前，关于中国非虚构文学研究的范畴有三个维度。第一，广义的非虚构文学研究，即对以真实为基础的文学写作研究。这个范畴容量巨大，包括新闻、纪实、小说、日记、书信、散文等各类文体，以及以《史记》为代表的写实作品，还有游记、访谈、口述史等等。试想，每个文体的研究就已包含非常多的内容，也很复杂。广义的非虚构研究难度极大，研究价值甚微。第二，是对狭义的非虚构文学的研究，即只选取《人民文学》的“非虚构”、报告文学文体、深度报道，或是某一部具体的非虚构文学作家及作品的研究。这一类研究，研究对象明确，成果也较多。可是，一旦研究者对非虚构文学没有全局性的感知，很容易得出以偏概全的结论。无法划定非虚构文学的界限，没有对中国非虚构文学的文类共识，是当前研究的困境和尴尬。第三个范畴，也是逐渐被更多学者接受和使用的，是对非虚构文学“中观”的界定，即将非虚构文学作为一种以真实故事为基础、兼具文学性表达的文学文类，结合中国当代文学发展的理解，这也是近年来中国非虚构文学研究领域取得的成果之一。

总的来说，自非虚构研究进入中国学术研究领域的四十年来，尽管有一些学者关注到了非虚构文学研究的富矿，但中国当代非虚构文学的研究系统性不足、理论建构较为滞后，论著成果较少。

二、“非虚构”的十年讨论

从《人民文学》开设“非虚构”栏目以来，非虚构文学从创作到研究都有了数量和质量的提升。2010年至2020年的这十年，是中国非虚构文学学术讨论最热烈、争鸣最强烈的十年。其中，所涉及的讨论面向、论述观点，尤其是聚焦度高、争论最盛的问题，值得仔细梳理、深入考察。由《人民文学》“非虚构”及其所带动起的非虚构文学浪潮，所引发的有关“非虚构”的文学观交锋，所反映出的中国当代非虚构文学的研究观，更加值得深思。

《人民文学》最开始启用“非虚构”之名，是尝试之举。“何为‘非虚构’？ 一定要我们说，还真说不清。但是，我们认为，它肯定不等于一般所说的‘报告文学’或‘纪实文学’……我们其实不能肯定地为‘非虚构’划出界线，我们只是强烈地认为，今天的文学不能局限于那个传统的文类秩序，文学性正在向四面八方蔓延，而文学本身也应容纳多姿多彩的书写活动。”《人民文学》主编李敬泽说，所谓“非虚构”，就是“写你自己的生活自己的传记。还有诺曼·梅勒、杜鲁门·卡波特所写的那种非虚构小说，还有深入翔实、具有鲜明个人观点和感情的社会调查，大概都是‘非虚构’”[31]“希望由此探索比报告文学或纪实文学更为宽阔的写作，不是虚构的，但从个人到社会，从现实到历史，从微小到宏大，我们各种各样的关切和经验能在文学的书写中得到呈现”[32]。可见，栏目的开设是有目的的，有明确的立场和意图——探索写作空间，用非虚构的方式表达关切。但是此时，对“非虚构”是什么并没有清晰的认识。《人民文学》是和选载和编辑文学作品的实践过程一起，逐渐对自己所提出的“非虚构”明晰。这需要将时间维度拉得足够长，有足够的经验可以总结，可以说，对“非虚构”的认知至今还未完成。《人民文学》是一本文学刊物，选登和发表的作品代表了刊物编辑们对刊物栏目的定位态度，但是一本刊物并不具有定义某一文学文体的责任。假如将文学文体仅仅与某一刊物的栏目对应互文，这就是超越了一本文学刊物的职责。

对某一文类的定义和解读，应该是由作品、传播媒介、评论者等共同完成的。也就是说，当对某一文类的内核形成普遍共识的情况下，以发展的眼光看待文类形式的流变。就非虚构文类而言，它的文类内核包含三层意思：一、非虚构这一文类的内涵是什么？有没有得到广泛的共识。二、非虚构文类史的梳理是否是清晰的？究竟应以中西融合、兼容并蓄的态度去爬梳和总结中国非虚构文学史，还是以严苛的、标准化的要求去廓清中國非虚构文学的范畴和发展路径。三、是否承认非虚构文学内部的相互流通、相互借鉴、相互交织？对待某一具体的非虚构文体时，是以既定的文体标准去衡量当下的具体文本，还是允许文体之间相互渗透，不受文体标准的苑囿。丁晓原与王晖在合作的《2010年报告文学的三个话题》[33]正是对这个刚火热起来的“非虚构”浇了一盆冷水，他们认为“非虚构”这一名称原本是对美国“Nonfiction ”文体的一种意译，而“Nonfiction Novel”意为“非虚构小说”。现在推出“非虚构”，有一种“祛报告文学”的意味。这说明，我们不能一直停留在对报告文学的原初认知上，而应与时俱进，在恪守非虚构原则的前提下兼容开新，不断丰富报告文学这一文体的义项。

2016年，由李松睿、李云雷、刘大先、龚自强等人以 “到底什么是‘非虚构’”“‘非虚构”写作’对我们这个时代的意义是什么？”为议题，对中国非虚构文学从文学现象到文学理论研究作了阶段性讨论，他们的讨论，许多关于“非虚构”的都专指《人民文学》的“非虚构”，他们几人的讨论彼此也有观点的分歧。“‘虚构’的期望是非作家、普通人拿起笔来写自己的生活、自己的传记。从这样的描述中，我们可以 看到，是非常含混的。它目的在于区别三种已有的写作模式（一是传统文学纯粹的、一般意义上的虚构写作，二、新闻式写作，三、传统的报告文学写作）…… ‘非虚构’跟以上三种写作不同的核心就在于‘写真实’，这个‘真实’涉及要把对于真实的想象性的书写，转化为对真实的直接书写。”“‘非虚构’和虚构的二元划分是一柄双刃剑，一方面使‘非虚构’成为一个无所不包的泛滥式的存在，新闻特写、调查报告、散 文随笔、回忆录、学术著作都可以纳入进去，成了 一个缺乏界限的东西。但另一个方面‘非虚构’又自我设限，外延的无限和作家体验性时空的有限之间的张力没有得到解决： 写作者本身的亲历性参与是非常有限的，而外延是无限的，写作者拒绝虚构就限定了他的发挥空间，他设立的目标和他的行为之间构成了无法完成的任务。”而龚自强却认为，“‘非虚构’的提出，并不是说要拒绝虚构，或者说反对虚构……‘非虚构’只是说我们不能只是虚构，要在虚构的同时兼顾一些‘非虚构’的层面。它反对的是1980年代以来中国文学对虚构的一种迷思，它追求的是‘非虚构’与虚构的一种融合，这种融合可以打破当前整个文学评级体系中的虚构霸权， 即一种以虚构为文学最高要义的霸权体系。我们现在提起来，好像都觉得只有虚构的那些作品才是好的文学，才是高贵的文学，这可能就是一种知识上的迷误或者建构。”[34]他们的这次讨论，是对《人民文学》开设“非虚构”栏目6年以来所引起的文学现象、甚至可以说是文化奇观的剖析，当然，也具体反映出非虚构文学研究相较于文学创作来说的理论滞后，能参照的理论都是来自西方或别国的文论，而这些文论对分析中国当代非虚构文学是会水土不服的。

确实，“非虚构”是个指代不清的词。是广义上的所有具有真实性的文学，是美国的非虚构小说，是一种文学的非虚构性质，还是《人民文学》“非虚构”栏目推出的作品？意识到这个名词对研究带来不便，有一些学者就使用“非虚构写作”，取代指意不明的“非虚构”。蒋进国的《非虚构写作：直面多重危机的文体变革》赞同了《人民文学》“非虚构”栏目的开设用意，“非虚构写作与当代文学创作危机、批评话语危机和都市心灵危机等社会语境相契合。它是对当代‘虚构’作品想象力固化、新媒体时代的‘虚构’、纪实文体‘庸俗化’的反驳，是学院知识分子对学术‘不及物’状态的反思。‘梁庄’用真相敲碎都市人的‘返乡’迷梦，昭示着当代都市困顿心灵‘无地彷徨’。非虚构致力于探索一种‘大地张力’叙事路径，展现了当代知识分子跨越知识隔膜、介入现实的勇气，同时显示出文学作品追问社会、叩问心灵的潜质”[35]。

对“非虚构写作”的讨论，论据和研究对象很多也来源于《人民文学》“非虚构”栏目。有人将非虚构写作看作是一种叙事策略。张文东认为，“非虚构是一种创新的叙事策略或模式，这种写作在模糊了文学（小说）与历史、纪实之间界限的意义上，生成了一种‘中间性’的新的叙事方式”[36]。林秀琴也说，“‘非虚构’写作时新世纪文学的一种叙事策略，‘非虚构’文本对底层表现出特别的关注，现代化语境下的农村现实和工业浪潮下的打工者阶层的生活于情感是‘非虚构’写作着重突显的经验场域”[37]。张柠和许姗姗在《当代“非虚构”叙事作品的文学意义》中这样回答：“总体上看，这些作品的风格朴实无华。作家在这里并不想通过创作，展示自己的想象才能和技术上的才华，而是借助于社会学和人类学“田野考察”的方法，力图通过‘客观叙述’，从不同的侧面向读者呈现底层生活的真相。警惕价值观念和审美观念上的‘先入为主’，直接进入生活现场去发现生存的秘密，是这一批作品的共同特征。”

洪治纲的“写作姿态论”的观点更加新颖，他认为，“‘非虚构’与其说是一种文体概念，还不如说是一种写作姿态，是作家面对历史或现实的接入性写作姿态”，“它以鲜明的接入性写作姿态，在直面现实或怀远历史的过程中，呈现出创作主题的在场性、亲历性和反思型等叙事特征，折射了当代作家试图重建‘真实信念’的写作伦理”[38]。笔者认为，无论是以叙事策略，还是写作姿态来看待非虚构写作，都是对文体的功能和特质的阐述，只代表非虚构写作的一部分特质，具体而言是只针对了一部分非虚构作品的文体品格的研究。而随着这一文体发展，文本类型不断地丰富，文学表达更加多元，文学风格更加鲜明，这个文体会呈现出更加鲜明的文学功能。就像霍俊明梳理了中国文学史对“非虚构”的关注历程，即从“非虚构特征”到“非虚构写作”，再到“非虚构写作”，“无论是就中国古代的史传文学传统（宇文所安（Stephen Owen）针对中国古代的诗学思想在《传统中国诗歌与诗学》（1985）一文中竟提出以诗歌为主体的中国文学传统具有‘非虚构’（nonfiction）特征。）五四时期冰心等作家的‘事实小说’、上个世纪50、60年代美国等西方国家的‘非虚构写作’的热潮，还是1949年之后当代中国本土的‘非虚构小说’（如新中国成立后即出现的‘非虚构战争小说’，刘心武早在1980年代就喊出‘我正大量尝试非虚构性的纪实风格’，而1999年刘心武又推出了更自由的介于小说、报告文学和传记之间的‘非虚构小说’《树与林同在》。）而言，‘非虚构写作’都不是一个崭新的话题。甚至早在1986年就有研究者试图给‘非虚构写作’进行分层，即‘完全非虚构’和‘不完全非虚构’……20世纪80年代的先锋文学通过元写作和修辞迷恋校正了以往主流文学‘非虚构’的经验化写作的整体性和宏大性，从而呈现出了个体和诗学的双重意义”[39]。

观察“非虚构”的十年讨论，另一个鲜明特点就是“作为文学的非虚构”与“作为新闻的非虚构”两方讨论阵营各自封闭，尽管研究对象部分重叠且同出一支文类谱系，却鲜少对话，观点互不通。20世纪50年代兴盛于西方的非虚构作品，大多是出自新闻工作之手;发端于20世纪初期的报告文学，也都是登载在新闻纸上的。张沛沛和刘利华两位学者充分解释了“非虚构写作”与“新闻”有密切关系绝非偶然。20世纪60年代的美国，越南战争、太空探险、政治谋杀等重大事件动摇了人们传统的人生信念，这种对传统人生信念的怀疑，诱发了道德风貌、生活方式、人生态度的巨大改变。诸如“代沟”“反文化”“性解放”和“上帝死亡”等口号，成为这种变动的鲜明注解。剧烈的震荡就在身边，残酷的现实触目惊心。读者们指望小说家会直面人生，出版商们也期待小说家们能够创作出反映现实的优秀作品，但是，他们失望了。于是，揭露现实的历史重任就必然地落到了新闻记者身上……非虚构写作曾被蔑斥为“准新闻体”、专门描写“无关紧要的小人物”。不错，非虚构写作同18世纪和19世纪的欧美批判现实主义一样，是描写了非“英雄”、非“贵族”的“下等公民”：政府小官吏、越战中的士兵、黑手党分子、杀人犯、拉皮条的、娼妓、地下影星、嬉皮士、吸毒犯等等。然而，这并不是非虚构写作的耻辱;相反，应该是它的光荣：在小说家们龟缩在他的象牙之塔中，不愿接受他们的先驱巴尔扎克和狄更斯引以为荣的“社会编年史”的重任的时候，是非虚构小说作家们站出来承担了这一历史职责。其实，非虚构写作也不仅仅囿于“无关紧要的小人物”的圈子，风云世界的人物（总统大臣、皇室巨族、金融寡头、影视明星、体坛名将）和震动世界的事件（登月旅行、太空探险、种族隔离、各国战争）尽入笔端，涉及的题材非常广泛，可以说是殊无禁忌。

“非虛构”本就是文学与新闻共融的地带。作家以“虚构”的方式传达他们对真实的认知，而记者则是以“非虚构”的方式反映他们对真实的认识，两者最终的目的，都是要揭示我们所赖以生存的这个世界的本质和真实，这正是“非虚构写作”与“新闻”发生交集的触发点，也是文学的“诗性”与新闻的“真实性”重叠之处。“普利策奖一直都尊崇着真实性与诗性的双重标准。而在普利策的所有21个奖项中，能将这种真实性与诗性更大程度上进行完美融合的，则非‘非虚构奖’莫属;在所有的‘非虚构’获奖作品中，‘最优美的文字’所营造的一种诗性，无疑又都建立在‘最负责任的写作’基础之上。否则，一切文字的堆砌，都有如沙漠蜃楼，毫无根基，也无意义”。[40]诺曼·梅勒的《刽子手之歌》从出版时就被称为“非虚构小说” （Nonfiction Novel），书的副题是“ 一部真实生活的小说”（A True Life Novel）。Nonfiction Novel也是卡波特完成《冷血》后首次使用对这种文本的称呼。至少这两位作家认为自己的作品是novel（小说，笔者认为更准确的理解是像小说那样的文学），哪怕是新颖的、首创的novel，也是novel. 在一次接受记者采访时，卡波特说，“非虚构小说”的念头产生是由于他看到新闻报道可以成为一种严肃的新的艺术形式。可见，卡波特的创作意图是用真实创作小说，而不是用小说的笔法创作非虚构。

但事实上，在中国非虚构文学研究内部，屏蔽了非虚构文学与新闻的交叉性，过度地对“该不该有虚构”等问题纠缠不止。有些以“非虚构”推出的文学作品，因地名、人名或是部分人物故事以“剪辑”的方式呈现，在一些非虚构文学奖、散文奖或是报告文学奖的评选中被淘汰。而主流文学界没有一个重量级别的非虚构文学奖项，也是令人惋惜的，这也是非虚构文学的尴尬。王晖在《非虚构写作： 影响、异议、正名与建构》这篇文章中说：“在表现形式方面，‘非虚构写作’‘从一开始就在自觉地警惕三种写作的陷阱’，依次区分它与其他文学形式的不同：‘一是传统文学的纯粹‘虚构’式的写作，二是以‘事件’为中心的新闻式写作，三是传统的‘报告文学’写作。”同样地，在新闻学专业研究内部，也是把新闻领域的非虚构与文学性的非虚构严格区分开。“新闻领域从来就强调新闻的完全真实性，不像文学领域的作品存在“虚构”与“非虚构”的差别。所以，‘新闻领域非虛构写作’的概念是值得探讨的。不管如何，一种被称为‘非虚构写作’的新的新闻文体——特稿，事实上已在新闻界流行，并形成一定的影响力。”[41]张涛甫说，“在传统新闻常规中，由于死磕‘事实’，强调有硬度的事实，并以严格的采编流程和写作记录，捍卫新闻的‘客观性’。这种机械、僵硬的新闻叙述，勾勒出来的往往是‘冷’真实。事实上，社会和人性的复杂，远远超出了传统新闻叙述的表现极限”，而非虚构写作具有“对抗速朽”的意义。[42]

三、非虚构文学研究需要融通的学术视野

从“非虚构”的十年讨论，认识到中国非虚构文学是区别于美国非虚构小说的文类，文类边界虽不是有明确分界线的，但它的范畴和界限是有定性的共识的。基于事实的文类叙事方式，以及非虚构文学的社会影响力、文化传播力研究，还有非虚构文学史等议题讨论得较为充分。但是，也在一些具体的问题上集中表现出了矛盾，当然，也有议题是仍未研究透彻的。具体而言，非虚构研究的误区是对“非虚构“的窄化理解。如果将非虚构仅仅理解为写作建立的基础是否来源于作者亲身体验的真实，是否满足写作对象的物理真实和经历者的情感真实。那样的话，就是将一些只是通过阅读或是旁观到的素材作为写作基础排除在非虚构之外了，也将一些思想先行但通过想象、利用拼贴和蒙太奇手法等塑造人物的写作方式排除在非虚构之外。误区之二，是分裂了非虚构文学整体结构，这种拆分阻断了文类内部通道，使得共性的问题被忽视了，文类内部文体个性被异化。

笔者认为，非虚构文学本身就是个“吃百家饭”长大的孩子，我们对他的发展思考与理论建构应该是以开放和包容的态度。《南方周末》《新京报》《中国青年报》《经济观察报》《财经》杂志和《南方人物周刊》刊登的深度报道、解释性报道、调查性报道不是非虚构文学吗？在报纸发表的短篇报告文学不是非虚构文学吗？传播媒介的不同不能成为文学类研究的屏障，反而更可以成为非虚构文学的“柳暗花明又一村”。

自2009年，受到新媒体浪潮的冲击，传统媒体就逐渐式微。具体表现在特稿生产平台减少，作品产出困难。加上不被资本看好，纸媒的深度报道部门逐渐被淘汰。比如，《京华时报》深度部、《中国青年报》特别报道部和《北京青年报》深度报道组等相继被撤销。大量的特稿记者离职或者平台转移，例如《南方周末》的核心特稿记者南香红、李海鹏等纷纷离开。这样看来，《人民文学》2010年推出“非虚构”栏目。可以看作是中国非虚构文类在另一种媒介的承接和转型。

2015年春节期间，王磊光的《一位博士生的返乡笔记：今年情更怯，串接回家看什么》在新媒体上被广泛传播，引起全社会的热议。2016年春节，黄灯的《一个农村儿媳妇眼中的乡村图景》也是通过新媒体，再次引发网络现象级关注。目前，新媒介上出现一批非虚构文学群落，比如写打工者的 “蓝衣坊”、 “LGBT”人群的“虹桥”、聚焦社会新女性的“让身体说话”、写平凡城市生活中闪光点的“市井雄心”等。还有集线上平台和线下活动于一体的非虚构文学项目，例如澎湃新闻的“全民故事计划”“真故非虚构写作大赛”“澎湃·镜相非虚构写作大赛”“光影拼图·新青年非虚构写作大赛”“南都非虚构写作大赛”等。这些新的非虚构文学形式，从文学创作主体、文学文本、文学传播等各方面拓宽了非虚构文学的精神内核和文学生命力。包括许多非虚构文学作品被越来越多地改编为影视作品，拉近了文学与大众的距离。当然，因文学文本的图像转移、大众文化与消费文化对文学的消解等问题，也是伴随产生的重要问题。

非虚构文学研究需要的是融合与创新。假如一种文学形式是以排他自居，那么，它的发展格局也不会广阔、发展潜力也不会大。当下，中国非虚构文学创作相较于四十年前，或是相较于十年前都有了变化，无论是创作形式、作品内容、还是传播渠道都有了很大的发展。生活的丰富给予了非虚构文学创作的无限可能。创作群体“非职业化”、书写对象多元化、文学传播方式多媒介化等是当下中国非虚构文学的突出表现，包括像报告文学等文体也在吸收其他文体的养分，承担起文学的责任与追求艺术的审美。那么，我们的非虚构文学研究也应该打破桎梏，不要过分纠缠于“鸡生蛋、蛋生鸡”的问题，卸掉学科间的隔阂，不生搬硬套西方的文学理论指导中国的非虚构文学实践，应客观地考察中国非虚构文学发展史，建设中国非虚构文学理论。

[注释]

[1] 董鼎山：《所谓“非虚构小说”》，《读书》，1980年第4期。

[2] 王晖、南平：《对于新时期非虚构文学的反思》，《华中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7年第1期。

[3] 南平、王晖：《1977-1986中国非虚构文学描述——非虚构文学批评之二》，《文学评论》，1987年第1期。

[4] 聂珍钊：《论非虚构小说》，《中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9年第2期。

[5] 陆文岳：《新新闻报道与非虚构小说——兴盛于美国六、七十年代的一种文学新样式》，《外国文学研究》，1990年第4期。

[6] 吴炫：《作为审美现象的非虚构文学》，《文艺争鸣》，1991年第4期。

[7] 王晖、南平：《1990：报告文学的得失与思考——兼谈1987-1990年中国非虚构文学印象》，《华中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1年第5期。

[8] 王晖：《现当代中国非虚构文学得大众文化品格》，《华中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4年第4期。

[9] 王晖：《激变时期的中美非虚构文学》，《外国文学研究》，1995年第2期。

[10] 司建国：《美国非虚构小说简论》，《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1996年第6期。

[11] 程锡麟：《试论战后美国非虚构小说》，《当代外国文学》，1998年第1期。

[12] 邱岭：《非虚构传统——论日本现代私小说与古典文学》，《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9年第4期。

[13] 丁晓原：《论90年代报告文学的坚守与退化》，《文艺评论》，2000年第6期。

[14] 龚举善：《全球化背景下纪实文学的文化回应——兼及比较文化视野种的非虚构写作》，《伊犁教育学院学报》，2001年第1期。

[15] 张素珍：《纪实小说：国际性的文学现象——兼评美国的新新闻主义和中国的纪实小说》，《外国文学研究》，2003年第3期。

[16] 王守仁、方杰：《想象·纪实·批评——解读V·S·奈保尔的“写作之旅”》，《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4期。

[17] 王晖：《报告文学：作为非虚构文体的文学魅力》，《甘肃社会科学》，2005年第1期。

[18] 谷红丽：《诺曼·梅勒非虚构小说中历史的虚构策略》，《外国文学》，2005年第4期。

[19] 黃忠顺：《非虚构——抒情历史小说——〈心灵史〉文体论》，《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1期。

[20] 李法宝：《试论虚构性叙事与非虚构性叙事的差异性》，《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3期。

[21] 赵毅衡：《“叙述转向”之后：广义学数学的可能性与必要性》，《江西社会科学》，2008年第9期。

[22] 朱蕾艳：《“非虚构”与“真实”——关于非虚构文学理论的思考》，《电影评介》，2009年第22期。

[23] 《人民文学》，2010年第10期，卷首。

[24] 老末、萧立军、卢跃刚、马相武：《非虚构面对面》，《中国作家·纪实》，2006年第8期。

[25] 王晖：《传统报道模式的扬弃》，《文学评论》，1988年第2期。

[26] 普丽华：《论新闻文体的创造性非虚构写作》，《应用写作》，2005年第11期。

[27] 安妮特·希尔、侯晓艳：《重塑“事实”——观看新闻、纪录片和真实电视》，《新闻与传播评论》，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15页。

[28] 韩健文：《世界纪录电影的发展走向》，《北京电影学院学报》，1988年第2期。

[29] 马秋枫：《传播中女性话语的文化阐释》，《现代传播》，2000年第3期。

[30] 任远：《非虚构是纪录片最后防线——评格里尔逊的“创造性处理”论》，《现代传播》，2002年第6期。

[31]《人民文学》，2010 年第2期主编留言。

[32]《人民文学》，2010 年第9期内容简介。

[33] 丁晓原、王晖：《2010年报告文学的三个

话题》， http：//www.chinawriter.com.cn/news/2011/

2011-02-28/94615.html，2011 年2月28 日。

[34] 李松睿等：《重建文学的社会属性——“非虚构”与我们的时代》，《文艺理论与批评》，2016年第4 期。

[35] 蒋进国：《非虚构写作：直面多重危机的文体变革当代文坛》，2011年第3期。

[36] 张文东：《“非虚构”写作：新的文学可能性？——从〈人民文学〉的“非虚构”说起》，《当代文坛》，2011年第3期。

[37] 林秀琴：《“非虚构”写作;个体经验于公共经验的困窘》，《江西社会科学》，2013年第11期。

[38] 洪治纲：《论非虚构写作》，《文学评论》，2016年第3期。

[39] 霍俊明：《“非虚构写作”：从文学“松绑”到“当代”困窘》，《文艺争鸣》，2012年第1期。

[40] 赵允芳：《非虚构的两翼：诗性与真实性——从普利策“非虚构奖”50周年想到的》，《传媒观察》，2012年第11期。

[41] 范以锦、匡骏：《新闻领域非虚构写作：新闻文体创新发展的探索》，《新闻大学》，2017年第3期。

[42] 张涛甫：《非虚构写作：对抗速朽》，《新闻记者》，2018年第9期。

作者单位：江苏常熟理工学院

责任编辑：周西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