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俊

一、小妖精茹茹/美女作家周洁茹

周洁茹在她的小说和散文创作中，曾经不止一次地写到过房子：《林先生和林先生的房子》《艾弗内尔的房子》《我们的大房子》，对“房子”如此着迷，是个很有意思的现象。据周洁茹自己说“我的电脑里面常年有一个空白的文档，文档的名字是《房子》……我从二十岁开始，就有写这个长篇小说的意愿……我确实一直有这个信念，写出来《房子》这个长篇小说，而且是最好的。……我想的是……一个中国房子的历史，就是一个中国人一生的奋斗史”。[1]

“房子”对周洁茹如此重要，那用“房子”来比照周洁茹的文学创作，或许就并非毫无道理。如果将周洁茹的整个创作历程综合起来看，我觉得周洁茹已经有了一些颇有个人特色的文学“房间”，可是她的文学“房子”，如同她电脑里那个名叫《房子》的空白文档一样，尚未完成。

周洁茹在文学上“出道”很早：十五岁发表诗歌《雾》（1991）;十七岁发表第一个短篇小说《独居生活》（1993）;十九岁开始写中篇小说;二十岁时《雨花》杂志给她出了小说小辑;《萌芽》给了她“新人小说奖”（1996）;她早期的代表作小长篇《小妖的网》发表時，她也才二十四岁（2000）。说周洁茹是个早慧的作家，一点也不过分——这也与她自己的“命”（三岁行庚）相符合。据周洁茹自述，她“小学三年级时候的夏天，有一个深夜我突然醒来，听到楼顶上面奇怪的声音，很大很大的声音，但是只有我听得到，像是飞船降落，直到现在我仍然是这么肯定的。……然后我就听到一个声音说带我离开……小学三年级的我犹豫了一下，回复说不走。这个记忆也是真实的。飞船在第二个夜晚又来了一次，我仍然清晰地拒绝了，它再也没有出现过”。[2]

鲁迅在《上海的少女》一文中，曾经提到上海时髦女性的神气：“是在招摇，也在固守，在罗致，也在抵御，像一切异性的亲人，也像一切异性的敌人，她在喜欢，也正在恼怒。这神气也传染了未成年的少女……总之，她们大抵早熟了”，面对“险境”，这些“少女”“早熟起来，精神已是成人，肢体却还是孩子。俄国的作家梭罗古勃曾经写过这一种类型的少女，说小还是小孩子，而眼睛却已经长大了”。鲁迅在这里描画出的“少女”（西方叫“童女”——child-woman）形象，其实是儿童和成人、少女和女人叠加而成的一种复杂的混合体，她们虽是“少女”/“童女”，却和成年女性一样，“早已分明地自觉着自己所具的光荣，同时也明白着这种光荣中所含的危险”。[3]三岁行庚，三年级听到飞船召唤的声音，十五岁开始写诗，早慧的周洁茹，当她以少女（十五岁）之姿在文学江湖“出道”的时候，她是不是就是这样一个“说小还是小孩子，而眼睛却已经长大了”的“少女”/“童女”？

应当说“是的”！我们现在来看周洁茹的早期作品[4]，基本上都是“在招摇，也在固守，在罗致，也在抵御”的独白式书写。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国当代文学在经历了一次重大的历史震荡后，开始向商业化、市场化、网络化转型，周洁茹就在这个“当口”，以她少女的叛逆、任性的姿态、大胆的独白、网络（世界）的呈现，登上了文坛。在接下来的岁月里，文学江湖赋予的“美女作家”招牌，更使她一下子成为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当红”青年女作家。这一时期周洁茹创作的小说，包括《小妖的网》《我们干点什么吧》《你疼吗》，光是这些作品名称（更别提作品中不无娇憨挑逗意味的“我在常州”“小妖精茹茹”这样的网名），就会给文学江湖中的（男性）“观看”（读者/评论）者们，带来无限的遐想吧？

不消说，这种风格（任性、叛逆、暴露、挑逗）的文学创作，既无现实中的真正危险，却又能在文学世界中有着绝佳的吸引眼球效果，早慧/聪慧甚至可以说不无狡黠的周洁茹对此心知肚明，并凭借着这样的姿态，大大地享受了一把文学的“光荣”——与她差不多同时“兴起”的卫慧、棉棉，在这一点上与周洁茹颇为相似（也因此她们都被归为“美女作家”一类）。从总体上看，这一时期周洁茹的文学创作，具有这样一些特点：

（一）带有强烈自传色彩的个人化写作

可以说从文学创作的一开始，周洁茹的小说就具有强烈的自传色彩。她自己在她的第一个创作谈《现在的状态1997》中也坦言“我的小说就是我的生活”[5]。在周洁茹早期代表作《小妖的网》中，以网名“我在常州”（先）和“小妖精茹茹”（后）活跃于网络的少女/青年女子，与周洁茹后来自述中谈及的人生经历和个人情感，两者有着高度重合。幼年的经历，与父母的关系，网上的漫游，与人的交往，就学与工作的变迁，这些周洁茹“人生”中的重要方面，都在她的小说中有所呈现。小说中的“小妖精茹茹”“人在常州”，1976年出生，家中独女，曾在C市（就是常州市吧？）工业技术学院计算机系就读，做过宣传部的公务员，后来凭借写作成就进了文联成了专业作家，处女作是诗歌《雾》，处女小说是《独居生活》，写过《红》《告别辛庄》等作品，当了作家自然也会参加一些笔会，见识一些文坛“故事”——这些不都是周洁茹实际人生的“写照”吗？不断地写自己也许与周洁茹“文学早熟”的状态有关：她有了文学表达的能力，却尚无太多可写的文学内容，于是只好把自己的经历、对周边世界的感知以及内心的波动作为文学书写的材料。在周洁茹登上文坛的时代，对个人的强调和重视，是一股社会迫切期待和向往的理想状态，对应着这股社会思潮，周洁茹的个人化写作，与社会心理对上了榫，于是在社会浪潮的推动下，周洁茹（们）浮出了文学的水面，并被推上了浪潮的高峰。

（二）具有浓烈宣泄色彩的情绪化写作

虽然文学是作家的“自叙传”这一认知由来已久并对许多作家产生影响，但个人化写作的形态在不同的作家那里却千姿百态各不相同。周洁茹在将自己的个人经历“代入”她的小说之际，外在的写实描画并没有成为她用力的重点，她那些带有“自叙传”色彩的个人化写作，更多的是以一种个人内在情绪的宣泄为特征。在周洁茹的早期创作中，带有自传色彩的“情绪主人公”显然比“写实主人公”要来得更加突出，作品中那些与周洁茹个人生活高度重合的内容，都不是通过“写实手法”呈现的，而是通过情绪述说“顺带”宣泄出来的——也就是说，展现“我在常州”的真实生活不是周洁茹的重点，以夸张的姿态释放“小妖精茹茹”的情绪才是周洁茹的侧重：

之前，我一直都以为我的头就快要掉下来了，我整天都这么想，我认为那一天迟早会来到，我正在吃饭，或者正在说话，可是很突然地，我的头滚下来了，像光盘游戏里的妖怪。于是我经常双手捧住自己的头，希望能减轻脖子的负重，可脖子还是很疼，越来越疼。

再到后来，我的头倒是没有掉下来，只是我的左手臂彻底没有了知觉，那是一个正常的早晨，有明亮的太阳，我一醒过来，事情已经发生了。

我躺在床上，忍受着无法言说的疼痛和恐惧。我清晰地记得，昨天我睡不着，用我的电脑聊了一晚上天的念儿鬼鬼祟祟地翻箱倒柜，找了很多药骗我吃，当然她没有成功，而且还被我骂了一顿。

我仍然睡不着，我翻来覆去，突然就看见一个男人坐在我的床沿上，我尖叫了，当然尖叫也是无意义的，因为我也知道当颈椎炎发作的时候我会有幻觉，幻觉当然是不好的，它使我无法分辨什么是真的，什么是假的，如果我看见有男人坐在我的床沿上，而它却有两种可能，一种是幻觉，一种不是幻觉。疾病使我把幻觉和现实搅到了一起，我拿不定主意的时候就不得不尖叫。我痛恨疾病。（《小妖的网》）

这样的梦境、幻觉当然也包括由现实触发的情绪宣泄，已成为周潔茹早期创作的一种典型样态和常态。都说情绪化更多地属于女性，这样的定性当然不尽准确，但说带有浓重宣泄色彩的情绪化写作是周洁茹早期创作的一大特点，应当离事实不远。

（三）粘有明显抗争色彩的叛逆化写作

在自传性和情绪化的基础上，周洁茹的早期创作还具有一种强烈的叛逆色彩。

周洁茹有篇小说的名字叫《回忆做一个问题少女的时代》，在周洁茹早期的众多小说中，许多“我”大概都可以归为是“问题少女”，而“小妖精茹茹”这个名字本身就具有“某种异类和叛逆的意向”[6]。这些以“我”为叙事者的主人公（们），经由其大胆坦白的语言倾诉，最终为阅读者/接受者形塑出了一个/一群抗拒成规和束缚、敢于直抒胸臆的“童女”/少女/青年女性形象。在一个以儒家文化为主导、对女性有着严格要求和刻板规范的社会氛围中，这样一种/一群带有抗争色彩的叛逆女性/问题少女，一方面具有先天的“吸睛”效能，另一方面，也会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和广大的青年（读者）中，获得广泛的共鸣。在《到南京去》中，“我”是这样的：

母亲把我反锁在房间里，我尖叫，声嘶力竭。

放我出来，放我出来。放我出来！

我的母亲眼泪流了一脸。

他们想什么你会不知道？你也不小了，你不要和他们往来，他们都是流氓。

是的，我知道，他们都是流氓，有几个钱的流氓罢了。我可以和他们断绝关系，我装作不认识他们，从来也没有见过他们。好了吧？！

……

我弯腰，我的超短裙就会天然地撅起，结果和有人故意把它撩起来一样，甚至糟糕得多。

到了《小妖的网》中，“我”则是这样的：

我在网上玩得很疯，他们叫我小妖精茹茹。

最早以前我的网络名字是“我在常州”，那是一个中性名字，我可以用那个名字勾引别人，也可以用那个名字被别人勾引，我玩得很好，从中得到了无穷无尽的快乐。

……

当我和雅雅都还是问题少女的时候，我们坐在酒吧里，和每一个看我们的男人说话，有两个男人每说完一句话，就用牛逼这两个字做结束点缀。那时候我和雅雅刚刚去了一次南京，我们就问他们是不是南京男人。

很显然，无论是《到南京去》中的“我”，还是《小妖的网》中的“我”，都远非一个温顺乖巧符合社会要求和文化期待的“好女孩”。《到南京去》中的“我”举止任性，穿着暴露，姿态招惹（看她涂口红的样子吧）;《小妖的网》中的“我”则干脆自称就是个“问题少女”，在她们（“我”们）的内心，确乎满怀叛逆——在思想上、感情上、行动上乃至语言上，“我”（们）都不想“按照牌理出牌”，而要走自己的“叛逆”之路。尽管“我”（们）的叛逆更多的是一种姿态而不是实质，如“我”虽然穿超短裙，但真的有男人想来“勾引”“我”让“我”跟他“一起走”时，“我”则用“去你妈的”一声怒骂并将液体泼在对方脸上的行动，表明了“我”并不是真的要无视一切社会规范和女子行为准则以实现真正的叛逆（《到南京去》）;而“我”在“网”上用网名“我在常州”“勾引别人”或“被别人勾引”，只不过是在虚拟空间/世界的一种假想，以满足一种心灵的释放、精神的快感，并不是真的要去“勾引别人”或“被别人勾引”。至于“我”和雅雅在酒吧听男人们说“牛逼”或“傻逼”，那也只是青春少女对叛逆的一种向往姿态（《小妖的网》）。

然而，有这样的姿态也就够了。这种并非真正的社会/文化背叛却相当夸张的叛逆姿态，已足以使周洁茹的小说产生“抗争”的效果和独特的吸引力，这种叛逆姿态不但成为这一时期周洁茹小说的重要特点，而且也对她“暴得大名”产生了巨大的助力/推力。

（四）充满主观任性色彩的自语化写作

主观任性、表达自语化，是周洁茹小说语言特征最为突出之处——就她的早期创作看，这种语言特质从她创作的初始就基本成型并一直保持稳定。李敬泽说“周洁茹的小说中，真正值得注意的是那个说话的声音， 那声音似乎是透明、‘及物’的， 颇富叙事性， 直接呈现经验的质地”[7]。具体到《我们干点什么吧》这篇小说，李敬泽的阅读感受是“这篇小说最终是在言说梦想与生活， 你可以从语调的波动中时时感觉到很轻、有时又很尖锐的欣快和伤痛。极‘快’的生活侵蚀着梦想， 以至生于七十年代就已看出了沧桑”[8]。李敬泽从周洁茹小说的“声音”中不但发现了她的“言说”特点，而且还找到了她语言与表达感受的关系。而在我看来，周洁茹的小说除了“说话的声音”“值得注意”之外，更值得注意的，是她特有/惯有的语言表达形态——一种以主观任性为特质的“自语化语言流”，正是借助这种“自语化语言流”，周洁茹实现/完成了对自己小说世界的形构/塑造/达成，因为周洁茹的小说世界就承载在这个“自语化语言流”之上，就此而言，“自语化语言流”既是周洁茹小说语言形态的与众不同之处，也直接决定了她小说的与众不同之处——在某种意义上讲，“自语化语言流”不但构成了语言上的“周洁茹体”，还构成了小说中的“周洁茹味”。以下的这些文字，就典型地体现了周洁茹的“自语化语言流”特色：

大多数人在梦里是不吃东西的，大多数人都会梦到有好东西吃，但是他们总是吃不到，不是被别人叫醒，就是无缘无故就醒了，总之，美味端上来了，而且靠你很近，甚至你在梦里还闻得到它的香味，但是你就是吃不着。但我吃下去了，没有人打扰我，也没有人告诉我你是在梦里，梦里的食物并不存在。我就面对着它，我知道它是可以吃的，虽然我看不见它的模样，也闻不到它的味道，但是我的意识告诉我，你可以吃下去，于是我就吃了，在梦里我不会发胖。我醒了，我记得我梦里的表情和心情，它们虽然都像橡皮或者蜡烛一样，没有任何味道，但我毕竟把它们吃下去了，有几个人可以吃到他梦到的东西，即使只咬一口？（《鱼》）

在这样的“自语化语言流”中，叙事语态是自语的（说给自己听的）同时也是任性的、无所顾忌的（没有什么不能说不可说）。打开周洁茹的小说，与读者迎面相遇的，就是这种“自语化语言流”，它无处不在，它“构成”了周洁茹的小说世界。

二、中国娃娃/香港作家周洁茹

2000年，周洁茹辞去工作，自费赴美留学。这一举动不仅对她的人生轨迹产生重大影响，而且也使她的创作历程发生了很大改变。周洁茹自己说：“我的写作被2000年这一刀，剖成了两半”[9]。在美期间，由于学业、生存的压力，周洁茹在抵美的最初几年暂时停止了写作——“我在美国是一个中国字都不能写的”[10]，不过在她回国探亲时，受到国内刊物和出版社的约稿，她也曾在短暂逗留国内期间，进行过创作，如《中国娃娃》就是她在从美国回国过春节时写的。这篇七万字的小长篇虽然可以归为童话/儿童文学范畴，但在某种意义上讲，或许也可以视为是周洁茹在美国的一种“映照”：在美国人眼里，她似乎就是一个“中国娃娃”——代表着“中国”，却是个“娃娃”（在北美新大陆是个“新人”，形同娃娃）。周洁茹这个“流浪的中国娃娃”虽然在美国慢慢长大，收获了爱情和婚姻，但她的加州和纽约经历似乎并不是特别愉快，于是在新世纪第一个十年快要结束的时候，她来到了香港。

2008年，在周洁茹这个流浪的“中国娃娃”即将回归中国香港前夕，她又开始了写作上的再出发。这一年她发表了《你们》《幸福》《花园》和《201》——从数量上看颇为可观，从发表的刊物上看也都响当当：《钟山》《山花》《天涯》《人民文学》，但当年“美女作家”的风华绝代万众瞩目，似乎已经不再：这些作品发表后，几乎没有引起人们太多的注意。正如周洁茹自己所言：“走出來你还是你，只是这个世界都不同了”[11]。

其实除了世界不同，再次“走出来”（回归文学重回文坛）的周洁茹也略有不同——毕竟她已到美国转了一圈，现在又到了中国香港，完全的“你还是你”已不太可能。2009年身在香港的周洁茹开始从“我在常州”转换成“我在香港”，作家周洁茹也从当年的“美女作家”转型为“香港作家”。或许周洁茹也意识到，当年以叛逆的“童女”/“美女”（妖精）主打的写作路线，此时已经时过境迁，曾经与自己的创作相“匹配”的时空环境和现在相比早已物是人非，大胆叛逆的“美女”（妖精）作家/人物形象已经见怪不怪，再难吸引眼球，而此时的“香港”，则既与周洁茹新的人生阶段密切相关，同时倒也不失为一个新的写作视野和作品“话题”/主题——这或许可以解释为什么在“再出发”的周洁茹作品中常有“香港”字样：她不但以《香港公园》《在香港》命名作品集，写了《新界》《旺角东》《旺角》《佐敦》《尖沙咀》（《尖东以东》）《金钟》《油麻地》这些以香港地名为题的作品，而且还写了《到香港去》《星期天到九龙公园去散步是正经事》《九龙公园游泳池下面》《同乡会》《读书会》《野餐会》《来回》等与香港有关的作品。凭借着这些作品，“美女作家”周洁茹已然蜕变为“香港作家”周洁茹。

相对于出国前的那个“美女作家”周洁茹，“香港作家”周洁茹在创作题材上有所扩大，在创作形态上有所发展，在创作主题上有所深化，在创作风格上有所调整，但从总体上看，早期的那个“美女作家”周洁茹，依然“活”在“香港作家”周洁茹的内心深处，这就使得“香港作家”周洁茹，依然带有浓重的“美女作家”周洁茹的色彩——就此而言，“你还是你”似乎说得也没错。香港时期周洁茹的小说创作，到目前为止数量颇为可观，如果对这些小说的特点进行概括，不难看出具有如下特点：

（一）依然个人化不过多了些沧桑

“香港作家”周洁茹的香港时期小说依然是个人化的，小说中的“我”多少还是可以看出周洁茹本人的“影子”，不过相对于“美女作家”周洁茹，她的香港个人化已经更具沧桑感。如果说《我们干点什么吧》中的沧桑一方面是时代的赋予一方面多少有点“为赋新词强说沧桑”的味道，那么到了香港“地名系列”中的一些作品，以及《同乡会》《读书会》《野餐会》《来回》等作品，那种内地人在香港的种种处境，以及香港本地人在内地人面前的种种表现，已使周洁茹笔下的“我”带上了真正沧桑的意味：《新界》中的“我”面对的是香港人的冷漠和不可解;《尖沙咀》中的“我”面对闺蜜陈苗苗和她老公的婚姻危机，以一个“外来者”身份看穿了当代内地70后与80后年轻人的婚姻实质;《金钟》中的“我”在某种意义上讲则是延续了《尖沙咀》中的主题——探讨当代人的出轨问题;《同乡会》《读书会》和《野餐会》则分别展示了“我”对爱的理解、对内地人香港处境的思考和对友谊的玩味——这些“领域”，当然都是从“我”的“个人化”视角看出去的，可是涉及的世界，相对于周洁茹“童女”“美女”时期总聚焦身边环境和内心波澜，无疑已扩大了许多，而对内地与香港两地人际关系的思考、对爱和婚姻的反思、对孤独的呈现、对厌倦的咀嚼，无疑使周洁茹的个人化写作，具有了一种较为厚实的人生沉淀和不无沉重的人生/历史沧桑。

（二）依然情绪化不过多了些理性

“香港作家”周洁茹在她的“香港文学”创作中，整个小说世界的氛围在某种程度上讲还是情绪化的，但在情绪的呈现中，周洁茹已懂得如何节制和控制情绪，在这些“香港制造”的小说中，情绪的表达与其说是宣泄，不如说是舒展;与其说是放纵，不如说是无奈。在情绪笼罩的众多小说中，我们看到香港时期的周洁茹对情绪的拿捏，已经带有了理性的成分，而不再是她“童女”“美女”时期的那种任由情绪勇往直前“飞流直下三千尺”的飞扬跋扈。在《到深圳去》中，周洁茹这样写道：

上水到落马洲的五分钟，我靠着箱子站着，手提包没有再从行李箱上滚下去，我也不想坐了。车头车尾全是蹲在地上整理货物的水客，动作飞快。我之前从来没有看过他们一眼，我也深港来回了好多遍，我都没有看过他们一眼。这一次我看了他们一眼，他们的脸和衣服都是灰的。现在好了，我跟他们一样了。大家都一样了。

“我”是个来自内地的香港人，要去深圳寄东西回上海，当然“我”在这个过程中遭遇到各种难堪和尴尬，这要在过去，“美女作家”周洁茹早就“义愤填膺”地借助“我”之口用文字大肆宣泄了，然而现在面对种种的“磨难”，“香港作家”周洁茹笔下的“我”是妥協的认命的，其文字表达的情绪是无可奈何的筋疲力尽的——在这背后，可以看出周洁茹在自己的小说中，对情绪的把握已经有了相当程度的理性掌控。

（三）依然叛逆化不过多了些含蓄

在周洁茹的“香港时期”小说中，叛逆的姿态/元素依然生生不息、延绵不绝，不过已经不像她早期创作中的“妖精”式叛逆那么“异类”、大胆、表面化和无处不在。这一时期周洁茹小说中的叛逆，更多的倒是一种审视的目光和批判式思维，由是，其叛逆表现，在作品中也就主要体现为一种不无含蓄的内在反思精神。在《吕贝卡与葛蕾丝》中，周洁茹向我们展示了一种女性闺蜜之间的私密谈话——她们谈的是男友、婚外情、性、高潮，当然这一切都是在“爱”的名目下进行的：

你有没有假装过高潮？吕贝卡说。

你有没有假装过高潮？我说。

不装怎么办呢？吕贝卡说，不装他就一直弄，弄到你生无可恋。

装了他就信了？我说。

跟情人就不用装。吕贝卡说，他会让我有，直到我有。

你是盼着你老公知道呢，还是盼着他别知道呢。我说，越毁灭越快乐是吧。

我爱我老公。吕贝卡说，我只爱我老公。

在外面做完，回家再做的时候就会好一点？我说。

不就是这样，吕贝卡说。

不还是没有高潮，我说。

我爱我老公，吕贝卡说。

作为一个已婚的“良家妇女”，吕贝卡的婚外性行为无疑是叛逆的，但周洁茹在表现这种“叛逆”的时候，她关注的焦点和思考的中心，已不是出轨这个叛逆行为本身，而是要借此思考“爱”的本质——它究竟是一种口头的宣示还是实质的承诺，是一种精神的共振还是肉体的高潮。对“爱”的刻板化和本质主义化的质疑，才是这篇小说中“叛逆”的核心和关键。相对于“美女作家”时期在作品中呈现出的不无夸张的外在叛逆姿态，“香港作家”时期周洁茹笔下的“叛逆”，显然要来得内隐、含蓄甚至可以说深沉得多。

（四）依然自语化不过多了些叙事

对于自己的小说创作，周洁茹最引以为自豪的就是她的小说语言：“我的语言是我的骄傲，如果有人说我的语言不好……我一定非常愤怒……我是要拼命的”[12]。李敬泽说周洁茹的语言中有一种“声音”;本文在分析“美女作家”周洁茹时，则将她的语言特色归结为是一种主观任性的“自语化语言流”;而傅小平在与周洁茹对谈时，也谈到了语言，认为周洁茹的语言“是一种小说的语言，就是很简单的文字，也有很独特的语感，无论它颠来倒去也好，重复跳跃也好，它都挺小说的”[13];周洁茹自己则坦陈笔下小说语言“所有的句子都脱口而出，我从来不修改……我只相信脱口而出的句子”[14]。

周洁茹对自己小说语言的自信并形成了自己书写小说语言的习惯，使得她“自语化语言流”的小说语言特性贯穿了从“美女作家”到“香港作家”的全过程——也就是说，周洁茹的小说语言，在她的前后期创作中并没有什么根本性的变化。她小说中的这种“自语化语言流”特点，长于抒发内心感受和想法、表达各种思绪和情绪，却拙于叙事，因此借助这样的“自语化语言流”倾诉个人内心活动、展现情绪发展脉络时十分得心应手，可是要以此展开故事情节和形成叙事链，则只能将叙事链附着在内心活动和情绪流动之上——也就是说，以“自语化语言流”为语言特点的“周洁茹体”以及附着其上的“周洁茹味”，它在叙事上却是不太得力甚至是乏力的，叙事成了周洁茹小说语言的短板。

可是到了“香港作家”时期，周洁茹尽管在小说语言中依然延续着她的“自语化语言流”特性，却也在她的“自语化语言流”中增加了叙事的成分，在一些作品中，增加的叙事成分比例，还颇为明显。《抽烟的时候买一颗药》中，小说这样写道：

我在黄埔站迷了路。这是一个新站，我老是想着要来打个卡，然后我就卡在这儿了。四个出口，我把每一次都出了一下，最后我从A出口出来，大太阳下走了一圈，又回到了D出口。我站在D出口，给崔西打电话。崔西是早就到了，餐馆倒是我找的。

往前走。崔西是这么说的，一直一直往前。

我往前走，往前走，撞到一面墙，左右都没有路。突然想到金牛星座，撞到南墙都不会停下来，他会一直撞，一直撞，撞到墙倒。

我就站在大街上大笑起来。

小说语言形态仍然是周洁茹招牌的“自语化语言流”，但此时的“自语化语言流”显然已不完全是过去那个内心、情绪的流淌和宣泄了，而是在“语言流”之“流”的过程中展开叙事，形成动作和情节。相对于前期创作，此时的周洁茹语言，已经在“自语化”的“语言流”中添加了/融入了叙事的成分。对周洁茹而言，这是她语言风格的一种丰富和进步。

三、结语

从十五岁开始写作至今，周洁茹从“美女作家”成长为一位“香港作家”，常州到美国再到香港的经历，丰富了她的人生阅历，也为她的小说创作增加了表现的对象和空间，在这个过程中，周洁茹的小说虽然从总体上看保持了它的一贯性，却也随着周洁茹的“成长”增加了一些变量——在个人化写作中增加了沧桑感，在情绪化写作中添加了理性，在叛逆化写作中兑入了含蓄，在自语化写作中植入了叙事。当然需要指出的是，对周洁茹而言，变量是在不改变总体风格上的变量，它并没能改变周洁茹小说的基本特性：无论是早期的“美女作家”，还是后来的“香港作家”，周洁茹都是以个人化、情绪化、叛逆化、自语化这几大特点交织而成她的文学世界，并以此构成/确立了周洁茹小说的总体风貌。

个人化、情绪化、叛逆化、自语化这“四化”贯穿了迄今为止周洁茹小说创作的全过程，应当说，“四化”既是周洁茹的优势和特点，却也从某种意义上造成了她的不足乃至缺陷。当周洁茹还是个早熟的“童女”、年轻的“美女作家”时，她的“四化”写作是具有冲击力和爆炸性的——在招摇和固守、罗致和抵御中形成了一种张力和吸引力;然而当已是中年的周潔茹还是如没长大的老少女般在“四化”（尽管是改良后的“四化”）中“盘旋”时，“四化”的局限性就体现出来了——此时的“四化”不但失去了当初时代需求的内在呼应/感应，也与“香港作家”周洁茹的中年形态不尽相符。毕竟，一个在文学上有着过人才华的作家，人到中年却目光仍在自身、感觉仍然情绪、心态不脱叛逆、语言照旧自语，“高潮”“尖叫”“你疼吗”不断/反复出现，总令人觉得有点“审美疲劳”。

事实上以周洁茹的文学才情，她是可以在迄今为止一路走来的“四化”中有所突破的。文学天分，敏感聪慧，再加上堪称丰富的人生阅历，周洁茹完全可以也应该走出“四化”的窠臼，在人性的挖掘、视角的多元、形象的丰富、语言的多样、结构的布局、境界的格调等方面有所开掘和突进。我很欣喜地看到，在她的《到香港去》《如果蘑菇过了夜》和《佐敦》《油麻地》这类作品中，周洁茹已开始或走出“自我”，或侧重叙事;而在《尖沙咀》《小故事》等作品中，她对爱情的理解和表现，已有了颇为舒展的格局——这充分表明，只要周洁茹有意愿走出“四化”，她是有这个潜质和能力的。

既然周洁茹想在文学中盖座“房子”，那她就不能只在文学中经营“网络聊天室”“宾馆房间”“客厅”“餐厅”或“咖啡馆”这样的“房间”（“网络聊天室”“宾馆房间”“客厅”“餐厅”或“咖啡馆”都是周洁茹作品中常见的场景、空间、活动场所、背景乃至话题，与此相关的众多周洁茹作品，也就如同她笔下一个又一个的文学“房间”），而应该对“房间”有个整体的规划和布局，有种对包容/涵盖各类“房间”的“房子”之总体位置、外在环境、内在风格、楼层高度、内部纵深、“房间”安排、外观美感的全面设计。她不能总是在一个又一个面貌、气质、风格颇为相似的文学“房间”中不断地来往展示/穿梭/游走。对于周洁茹从“前期”到“近期”的整个小说创作，我的判断是：她已经有了不少文学“房间”，但她的文学“房子”还没盖好——一如她理想中的最好长篇《房子》尚是空白文档一样。

“房子”当然不是“房间”的简单罗列和叠加，而是对“房间”的一种有效规划、整体改观、全面提升和有机合成，从文学“房间”到文学“房子”无疑应该是一种“质变”和“升华”。期待具有“周洁茹风”（气派）的文学“房子”早日出现、成形、完成、问世！

[注释]

[1][2][5][6][9][10][11][12][13][14]周洁茹、傅小平：《走出来你还是你，只是这个世界都不同了》，收入周洁茹《小故事》，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20年版，第285页、第283—284页、第282页、第306页、第308页、第310页、第290页、第324页、第323页、第324页。

[3]鲁迅：《南腔北调集·上海的少女》，收入《鲁迅全集》第四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563-564页。

[4]本文将周洁茹2000年出国前的创作视为“早期”，将她2008年回归写作后的创作视为“近期”。

[7][8]李敬泽：《穿越沉默——关于“七十年代人”》，《当代作家评论 》， 1998年第4期。

作者单位：南京大学文学院

责任编辑：周西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