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集体记忆关系到城市传播中的意义共享与社会整合。城市空间是集体记忆的重要载体，空间中的道路、建筑等都是集体记忆的传播文本。随着城市现代化进程的加速，老街区大规模拆旧建新，承载着集体记忆的民间建筑与生活方式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台北市宝藏岩历史聚落通过引入文化创意转型为国际艺术村，保存并促进了集体记忆的传播。城市传播研究需重新审视公共空间的传播价值，本文通过对宝藏岩案例的考察，从空间叙事的角度分析集体记忆与文化创意的融合路径，梳理城市传播中空间叙事的基本框架，提出可能存在的问题。

关键词：城市传播；集体记忆；文化创意；空间叙事；宝藏岩

中图分类号：G20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8883（2020）22-0019-04

基金项目：本论文为四川省教育厅人文社科基地、四川景观与游憩研究中心科研项目“公园城市语境下的宜居成都品牌形象建构”阶段性研究成果，项目编号：JGYQ2020005

随着城市的扩张与繁荣，城市传播成为学者们关注的焦点之一，其主要研究对象是城市的物理空间以及空间中的传播主体。城市空间不只是建筑物的集群，更是一个符号环境，具有意义属性。人们通过城市中的各类传播符号对城市进行认知，空间的编码与受众的解码在城市中发生互动，进而获得价值认同。城市传播以弥合城市的信息鸿沟、促进市民的社会交往、增强城市的运转效率、提升城市的品牌形象为目标，在城市发展战略中日益凸显其重要地位，对推动城市的发展起着重要作用。

城市传播系统建立在市民对城市的基本认知与整体共识之上，达成共识的基础之一就是城市文脉中存续的集体记忆。本文将城市空间视作传播媒介，分析空间中的传播文本，从空间叙事的维度来思考集体记忆与文化创意的融合路径，以期对增进城市的“可沟通性”[1]、强化作为想象共同体的城市文化认知等方面提供一种新的研究视角。

一、城市传播、空间转向与传播文本

（一）城市传播研究的理论源流

城市传播研究在我国传播学领域兴起不久，其理论根源要回溯到以芝加哥学派为代表的城市社会学研究。美国社会学家罗伯特·E·帕克在20世纪20年代就注意到，大众媒介尤其是报纸在促进社会交往与“社会有机体”的形成中起到了关键作用，传播研究与解决城市问题息息相关。媒介与社会整合、传播与城市发展等研究课题由此展开，这与当时美国的都市发展速度以及随之出现的各种社会问题有密切关联。由此可见，城市传播研究从一开始就架构在城市管理、社会组织、媒体传播等多学科的交叉领域之上。

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城市传播的问题日益受到传播学者的重视。国内第一本系统阐述城市传播研究框架及案例的专著是2008年出版的《C时代：城市传播方略》。作者提出城市传播学建立的必要性和可行性，从城市传播的传者群落、文本生产、受众构成和渠道建设等方面展开了论述，并对城市传播区别于传播学其他分支的部分进行了深入解读，包括城市危机传播、城市和农村的互动传播、旧城改造的代际传播以及城市的国际传播等方面。复旦大学信息与传播研究中心对城市传播研究做了细致的系统化的学术梳理，黄旦教授在《城市传播：基于中国城市的历史与现实》一书中指出，城市传播研究应基于中国实际，积极回应现实传播实践，创造本土化的研究范式与理论[2]。孙玮教授在多篇论文中对城市传播的研究范畴和研究目标作出阐释，认为城市传播应聚焦城市研究中的传播相关议题，关注城市与社区、城市与农村、城市与国家、城市与世界的各种互动关系，通过建构传播学视野下的城市研究范式，尝试对城市发展中的现实问题作出回应[3]。

文献研究显示，近年来，国内学者对城市传播的关注重点主要集中在以下六个方面：第一，廓清城市传播的理论范式；第二，阐释“可沟通性城市”的构想和内涵；第三，传播如何再生产城市中的权力关系；第四，聚焦城市媒体的发展思路；第五，优化城市公众的舆论管理；第六，研究城市形象的提升路径。

（二）城市传播研究的空间转向

20世纪下半叶，人文社会科学出现“空间转向”（spatial turn）思潮，代表人物有亨利·列斐伏尔、米歇尔·福柯等。他们考察多维度、复杂结构的空间为人文社科研究带来的多重可能性，认为空间不仅具有功能，更承载了深层的意义。受此思潮影响，传播学界也逐渐出现“空间转向”，开始关注容易被主流传播学忽视的实体空间。从前，传播意味着跨越空间距离，因为空间常常被视作传播的阻碍。麦克卢汉提出的“地球村”就是对传播发展趋势的典型描述，传播研究也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忽视了空間的传播可能性和价值。而德弗勒认为媒介可以是任何一种用来传播人类意识的载体或一组安排有序的载体。这里的媒介不仅包括报纸、广播、电视等大众媒介，还包括实体空间里的街道、建筑、广场等，他们以不同的形式来承载文化、传播信息、建构意义。而今，我们逐渐进入“万物皆媒”的时代，城市空间的媒介属性更加不容忽视。

城市传播研究正试图唤醒身体的体验与感觉，使传播实践中基于空间的维度能够得到凸显[4]。《城市传播：空间化进路》（崔波，2014）一书就探讨了物质空间传达出的城市意义以及空间与传播的相互建构，试图从空间的进路弥合各学科对城市传播研究的罅隙。他将研究视角从大众传媒转向实体空间，并非对城市传播研究视野的拓展，而是回归。城市空间既是人们社会交往与信息沟通的场域，同时也是一种传播媒介，城市的本质体现为一种空间关系。作者重新立足于城市赖以存在的空间基础，思考和评估实体空间对当下城市传播的价值，对我们探索城市品牌建构和城市形象传播尤其重要。

如果将城市空间视作传播媒介，空间的布局、道路、建筑、雕塑、彩绘、广告、展演等都是传播文本。根据城市的功能分区，若将城市空间划分为一个个相对独立的小单元，单元空间的传播文本就具有了被解读的可能，这些传播文本通过有机组织来共同承载空间的意义，为我们理解城市传播提供了新的方向。

二、城市空间与集体记忆

集体记忆是族群对过去共同经历的提炼、想象和再现，它建立在具体的场所、物件、情境之上。“集体记忆”这个概念最早于1925年由法国社会学家莫里斯？哈布瓦赫提出，“集体记忆具有双重性质——既是一种物质客体、物质现实，比如一尊塑像、一座纪念碑、空间中的一个地点，又是一种象征符号，或某种具有精神含义的东西、某种附着于并被强加在这种物质现实之上的为群体共享的东西”。城市中的集体记忆，是城市中的社会各个群体对不同时间断面内所有有形物质环境和无形精神文化形成的共同记忆，它强调记忆在城市的实体空间中产生。由此可见，城市既是收藏记忆的仓库，本身也是一个庞大的记忆系统，对保存和传承集体记忆有着不可估量的价值。

集体记忆是城市最深层的文化肌理与精神气质，也是城市个性塑造、差异化传播的基础。集体记忆对市民文化身份的建构、社会认同的达成、城市文脉的延续以及城市形象的传播等方面都有非常重要的价值，它关系到城市传播中的意义共享与社会整合。

城市空间是集体记忆的重要载体，空间中的道路、建筑等都是集体记忆的传播文本。如果把集体记忆分为两类，一类是由社会意识形态主导的官方记忆，其空间传播文本就包括纪念碑、广场、礼堂等，另一类是在日常生活中自然生长的民间记忆，其空间传播文本就包括民居、巷弄、市集等，它们共同记录了城市的演变轨迹。在城市发展的过程中，代表官方记忆的景观和建筑往往得以完整保存，而民间的部分却没有得到足够重视，在现代化洪流的冲刷下逐渐隐去，一定程度上造成了民间集体记忆的断层与失落。

近些年来，因城市现代化进程加速，老街区大规模拆旧建新，承载着集体记忆的民间建筑与生活方式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为了避免集体失忆，许多城市努力化解发展与保护之间的矛盾，做出了各种类型的尝试。有的竭力维持原貌，但落后的生活设施无法满足居民对生活质量的需求，例如北京的胡同；有的通过对建筑进行修复和翻新，吸引旅游购物，但过度商业化却瓦解了试图保存的集体记忆，例如成都的街子古镇。台北市宝藏岩国际艺术村通过对文化创意的深度引入，在集体记忆存续与城市发展需求上保持了相对的平衡，经过近十年的经营，成为了台北城市传播中重要的文化地标，值得我们研究和参考。

三、集体记忆与文化创意的融合案例：宝藏岩国际艺术村

宝藏岩位于台北市中正区，从清代末期到20世纪70年代，逐渐形成了一个移民聚落。这些移民主要是来台北打拼的本省人和1949年随国民党败退台湾的老兵，后来还有台湾大学和台湾师范大学的部分学生于此寻找廉价的校外住宿以及东南亚新娘涌入，使这里的居民在最多时达到了226户[5]。居民们依山势自力建屋，层层累叠，以满足生活需要。宝藏岩自发形成了一个社会弱势群体的落脚处，移民落地生根的温情空间，也逐步形成了成熟的生活网络及互助合作的生活方式，见证着历史发展的轨迹和社会结构的变迁。从其街巷布局、空间尺度、建筑风貌、社区文化、邻里关系、生活习俗等，可以看到各个历史年代的发展痕迹，留下了台北市民对老街区的集体记忆。

随着城市现代化发展的需要，这里的建筑问题日益突出。1979年，台北市政府将宝藏岩指定为公园用地，将所有房屋划为违章建筑，要求全部拆除。在学界、文化界、社会运动人士、当地居民的努力争取下，经过与政府长达数年的多方协商，2004年宝藏岩被台北市文化局确定为历史建筑而全部保留。

经过几年的修缮，2010年，宝藏岩历史聚落转型为宝藏岩国际艺术村，22户居民迁回，社区互助中心、艺术家工作室、展演空间、青年旅社、生态环境学习基地等也开始运营。在各功能区分配中，居民住宅约占建筑总量的30%，青年旅社约占30%，艺术家驻村约占30%，还有10%左右的微型商业与行政空间。均衡的比例空间有效保障了国际艺术村的生活网络以及文化氛围，避免了商业过度开发造成的生活气息缺失、文化脉络破坏等问题[6]。

宝藏岩的转型基于“艺居共构、活化保存”的发展理念，一方面最大限度地保留了原生的建筑风貌和社区关系，以展现历史的真实；另一方面通过对文化创意的引入，对这片历史聚落进行创意性的统筹改造，赋予这片老旧民居新的生命力，延续和再现其历史价值，从而激活集体记忆[7]。在这样的理念引领下，宝藏岩的特色被保留并凸显出来，逐渐发展成为台北市独特的都市地景和文化名片。

宝藏岩的空间传播文本包括社区布局、街道样式、建筑结构、生活设施、路标与门牌、介绍与宣传、展览与演出、工作室与菜园子、商业运营与居住场景等等。文本分析得知，宝藏岩国际艺术村对文化创意的体现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对当地文化资源的挖掘与再现。宝藏岩留下了丰富的历史遗迹，通过修缮与保护，其原貌及故事以实物、展板、涂鸦、画册、多媒体等形态清晰地展现出来，使市民和游客能深入地体验、认知和理解宝藏岩的过去和现在。例如，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宝藏岩住戶都没有官方认可的住址，只能在社区口临时设置几排邮箱写上姓名用于收信，这些满目疮痍的简陋邮箱被完整地保留了下来，旁边配以文字解读和创意再现，以恢复当年的生活场景记忆。

第二，对现代艺术创作的引入与展示。因实施国际艺术家驻村计划，宝藏岩里出现了许多间艺术家工作室。来自不同国籍、带着强烈异质性文化背景的艺术家们尝试着融入本地居民的生活环境。他们以艺术创作表现他们对宝藏岩的生活体会、思考、感悟，以行动参与宝藏岩的人文和自然景观创造，同时也利用展演空间与居民、游客进行互动，为宝藏岩的形象传播注入了生机和活力。例如，位于宝藏岩61号的“都市酵母客厅”常举办手工活动，艺术家们会指导居民使用身边的废弃物资创作小型雕塑；一面老墙被刷得粉白，上面歪歪斜斜写着“家庭电影院”五个大字，用于播放影片；不少路灯经过艺术家们的巧思创意后，也显得意趣盎然。

第三，对多元文化形态的开放与包容。宝藏岩是一个不设围墙与大门的开放性城市空间，除了管理者与艺术家带来的文化创意元素，还有其他各类文艺主体的参与和演绎。例如，电影创作者在此取景拍摄，青少年在此开展艺术写生，大学生志愿者担任义务讲解员，在带领游客参观宝藏岩的同时，将这里的历史文化以及自己的见解充分表达。陈旧与创新、衰老与青春、传统与现代、本土与国际等多种文化元素在此交汇和碰撞，形成了一种独具特色的对话语境，一处文化创意与集体记忆互融共生的公共空间。

四、集体记忆与文化创意的融合路径：空间叙事

文化创意可以凸显集体记忆的传播内容，丰富集体记忆的传播载体，拓宽集体记忆的传播范围。二者的融合能否相得益彰，取决于城市传播者对空间叙事手法的理解和运用。

空间叙事（spatial narratives），源于20世纪60年代末出现的叙事学。叙事学是研究叙事的理论，受结构主义影响而产生，它的研究对象包括故事、叙事话语、叙述行为等等[8]。美国叙事学家伯格认为，叙事即讲故事，城市空间叙事即讲述城市空间中发生的故事。在《场所叙事：城市文化内涵与特色建构的新模式》一文中，陆邵明指出了空间叙事对建构城市文化的重要性。通过对叙事手法的运用，借助空间载体可以让公众感受到人文脉络、历史故事与文化传统的记忆存在，从而获得归属感与认同感，这有助于培育起城市精神[9]。叙事文体的本质是对时间的凝固，保存和创造。借由叙事可以恢复、重构空间的意义，使城市空间成为人们寄放记忆、寻找记忆、传播记忆的依托。

宝藏岩国际艺术村对集体记忆与文化创意的融合路径体现为空间叙事。城市传播者以叙事逻辑来组织空间元素，通过独特的铺展方式和生动细节讲述宝藏岩的故事，将人们带入到预设的叙事框架之中。空间叙事的展开至少需要进行两方面的思考和设计——叙事主题和叙事线索。

（一）叙事主题

主题是叙事的灵魂。宝藏岩承载的集体记忆，如果在空间呈现上不能围绕一个鲜明的主题展开，则无法给空间体验者留下深刻印象，也很难达到期望的传播效果。宝藏岩的叙事主题可提炼为“底层的坚韧”，表达城市弱势群体、漂泊游子、边缘人物的生活意志与生命力量。有了这一主题的统摄，空间中对传播文本的设计，包括历史故事的表述措辞、艺术元素的嫁接方式等就有了一致的基调，从而有利于叙事线索的铺展。

（二）叙事线索

线索是叙事的骨架。传播文本分析显示，宝藏岩的空间叙事主要依循了三条线索：

第一，人物与命运。宝藏岩的每一户民居门口，都以鲜红的展牌、白色的大字讲述了该户人家的姓氏以及人物的生命历程和生活习惯。看似平淡的琐碎记录，展示出曾经的主人与他们赖以生活的居住空间之间的故事。在叙事技巧上，叙述者特别注重对细节的描述，为每一个故事都注入情感，表现出居民们面对生活磨难的乐观与坚韧以及对生活的热爱和眷恋。尽管有些住户已经搬走，但展牌呈现出的动人故事，让每一个房间和它的主人都栩栩如生。所有街巷两旁的民居都贯穿着人物与命运，为陈旧的空间赋予了生命力和想象力。

第二，历史与现场。宝藏岩在转型为国际艺术村的过程中，通过对空间进行保护、修缮和更新，还原曾经的生活现场，恢复和延续建筑格局及居住场景，构成了一条穿越历史的时间线索。融入空间的各种文化创意元素，例如绘画、视频、装置艺术等，对层叠的房屋、斑驳的墙壁、蜿蜒的阶梯、狭窄的小巷等进行了充满年代感的解读，为置身其中的人们讲述着空间的变迁往事。今天依然居住在其中的二十多家老住户，还维持着传统的生活方式和邻里关系，从某种程度上可视之为文化的活标本。从尘埃里的过往一路穿越到鲜活的日常，宝藏岩发展的时间脉络清晰可见。

第三，冲突与对话。宝藏岩从被政府划为违章建筑强制拆迁，到后来确定为历史聚落而保存下来，经历了多方利益主体相当复杂而艰难的沖突和协商，其中的故事和情节成为宝藏岩空间传播文本的重要组成部分。后来，转型为国际艺术村的宝藏岩吸引了来自意大利、西班牙等多国的艺术创作者。他们与本地居民为邻，共享社区空间，在彼此交往、协调、适应的过程中自然会产生一些不适和冲突，冲突必然引发一定程度的紧张关系和焦虑情绪。艺术家们通过创意作品表达他们的经历和思考，居民们通过大众媒体表达它们的感受和态度。对话的故事随处可见，并且还在继续，这是宝藏岩空间叙事的情节线。

通过对叙事主题和叙事线索的分析，我们可以梳理出宝藏岩国际艺术村的空间叙事框架。在叙事框架下组织的传播文本，宝藏岩国际艺术村将集体记忆与文化创意进行了有机融合，建构起显著的空间意义。但这样的融合路径也可能存在一些的问题，例如，宝藏岩当前的住户是否乐意让自己的生活变成空间展陈的一部分，被越来越多的游客围观？当住户们陆续终老之后，失去了烟火气的宝藏岩对集体记忆的呈现力度是否会削减？艺术家如果过度介入，会不会改变或破坏集体记忆的原貌？文创作品在空间中的表现方式会不会与历史痕迹不协调？多元文化和价值观的冲突有没有可能激化矛盾，导致社区危机？这些问题都有待进一步考察与研究。

五、结语

城市空间承载着丰富意义，它以其独特的方式记录着城市文化的变迁与文明的进程，交织着历史的回响与现代的足迹。作为信息传播载体，它不仅强化着城市中人与人的联结，还增强了城市本身的个性，促进了城市的差异性发展，是宝贵的城市资本。城市传播中空间的价值越来越受到重视。尤其当现代化和全球化带给人们家园感的丧失，承载了集体记忆的历史性空间对城市传播显示出不可估量的意义。正如凯文·林奇所述，人人都熟悉的有名有姓的环境，成为大家共同的记忆和符号的源泉，人们因此被联合起来，并得以相互交流。莫里斯·赫伯瓦克在谈及巴黎时也表达了相同观点，不变的物质景观和对巴黎的共同记忆，是将人们联系在一起并相互交流的强大力量。

宝藏岩国际艺术村在城市集体记忆的传播方面作出了积极尝试，通过对当地文化资源的深入挖掘与创意再现、引入和展示现代艺术创作、开放和包容多元文化形态等，为集体记忆的传播注入了活力。在城市空间的传播文本中，集体记忆与文化创意的融合路径体现为空间叙事。通过对叙事主题和叙事线索的分析，我们初步还原了宝藏岩国际艺术村的空间叙事框架，也梳理了空间叙事的基本逻辑和文本组织形式。尽管目前来看，宝藏岩案例有着较为突出的积极意义，但也存在一些可能的问题，有待进一步考察与深入分析。

本文从宝藏岩案例切入，尝试开启城市传播中空间叙事的研究视角。后续研究可从以下方向展开：城市空间中集体记忆的传播机制，城市空间的叙事框架可否类型化，如何整合城市实体空间与虚拟空间的叙事要素等等。城市传播研究的空间转向是一种回归，当我们重新立足于城市诞生的空间基础、思考城市存在的意义和发展的方向，就不得不重新审视城市空间的价值，尤其是传播价值。毕竟，城市是一张由传播编织的巨大的空间之网，所有的意义共享都在空间之上。

参考文献：

[1] 吴予敏.从“媒介化都市生存”到“可沟通的城市”[J].新闻与传播研究，2014（3）：6-19+126.

[2] 黄旦.城市传播：基于中国城市的历史与现实[M].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5：1-2.

[3] 复旦大学信息与传播研究中心课题组.城市传播：重建传播与人的关系[J].新闻与传播研究，2015（7）：5-15.

[4] 孙玮 谢静.城市传播：传播研究的范式创新[N].中国社会科学报，2015-09-10（003）.

[5] 萧明治.宝藏岩共生聚落口述历史访谈专题[J].台北文献，2011（175）：34-42.

[6] 卓想.在地活化策略研究——以台北宝藏岩国际艺术村城市更新为例[J].国际城市规划，2019（2）：126-135.

[7] 贾梦婷，靳亦冰.基于“自下而上”公众参与设计途径的聚落空间形态研究——以台北市宝藏岩聚落为例[J].城市建筑，2017（23）：72-74.

[8] 戴冠青.西方叙事学理论对中国文学批评的影响[J].江西社会科学，2009（10）：30-36.

[9] 陆邵明.场所叙事：城市文化内涵与特色建构的新模式[J].上海交通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3）：68-76.

作者简介：王祚（1982—），女，四川宜宾人，硕士，讲师，研究方向：品牌传播、文化创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