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本文以传播学视域下的城市作为观照对象，选取城市传播无数介质中的一种即影视作为城市传播内容和手段的分析样本。力求在厘清城市传播概念的前提下，梳理城市传播的影视话语表达从无意识到自觉的一个基本路径和轨迹。希望以脉络式的分析及相应的逻辑关联，从某个侧面为城市传播影视话语表达的内容、介质、手段等进行可供参照的理论阐述。

关键词：城市传播；影视话语；无意识；自觉；介质

中图分类号：G20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8883（2020）08-0091-03

一、引言

关于城市传播，其背景就是已成全球趋势的“城市化”。美国的刘易斯·芒福德，这位集城市规划家、文学评论家、建筑评论家和社会哲学家为一身的学者，曾出版《城市发展史——起源、演变和前景》一书。作为著名的城市研究学者，芒福德在半个世纪前就说，“这个世界实际上在很多方面已经变成了一个城市”。[1]

可以看看另外的佐证：2017年，联合国发布《2018年版世界城镇化展望》，并罗列出相应的人口统计和增长预测数据。联合国发布的这一报告称，以2017年4月27日为世界人口数的统计截止时间，全世界人口已达75亿。这一报告的另一个相关数据是，统计截止日的世界75亿人口，有55%居住在城市。据此，这份《2018年版世界城镇化展望》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城市化进程势不可挡。

正是基于这样的大背景，“城市化”和“城市”这两个观照对象成为学界尤其是规划领域和社会学界持续保持热度的研究方向。然而，出于各种各样的原因，“城市化”和“城市”的研究更多局限在土地空间、经济空间和文化空间等某种程度上侧重于物化的空间领域，缺少对更高层级且某种意义上是最高层级和终极层级的社会空间的关注。这种研究的不平衡和研究元素的相对缺失，客观上会造成对“城市化”和“城市”的偏颇理解，进而因正向和反向逻辑关系的断裂使研究结论不可避免地出现这样的情况：在单一论题和孤立视角下都毫无瑕疵，但在“城市化”和“城市”的全要素关注状态下与真实程度难以形成正向关联，极大地弱化了研究的意义和拉低了研究成果的价值。

解决方案之一是跳出单纯的土地空间、经济空间或是文化空间，以城市中的人为核心，站在由所有城市元素构成的社会空间上来审视“城市化”和“城市”，以规避研究中的“只见树木不见森林”。之所以强调以人为核心，是因为人是城市中最重要、最关键的元素，其他所有城市元素都是以人为中心构建的，缺少了“人”这个元素，城市中其他所有元素都无法形成有价值、有意义的相互关联和依附关系。

由此带来的论题即城市传播。单从字面上理解，城市传播无非就是“城市”与“传播学”的结合。但从理论研究层面考量，“城市”与“传播学”都各自成为庞大的、系统的学科，在一个新的研究领域，将两大学科从内在逻辑关系和外在介质关联嫁接在一起，客观上必然导致传播学关注的城市内涵，必须覆盖城市的土地空间、经济空间、文化空间、社会空间等等，进而在城市传播的实作中，城市的自然地理、建筑地理、经济地理、社会地理、人文地理这五维空间构成的传播对象达成了城市传播对城市构成要素的全覆盖。

传播内容之外，城市传播的另一极是传播介质。广义上看，能够达成城市传播效果的介质，包括显性介质，如电视、广播、报纸、杂志、网站、自媒体、图书、城市画册、城市推介手册等，也包括隐性介质，如人（口口相传）、市集、展会、论坛、影视、文体赛事等。本文选取城市传播介质里隐性介质中的影视话语这个表达维度，以中国西部唯一的直辖市重庆作为分析样本，尝试勾勒出影视话语维度模式下城市传播的内涵、外延、历史脉络、路径和效果。

二、发端：影视话语维度传播的“集体无意识”

出于表达需要，借用瑞士心理学家、分析心理学创始人荣格的分析心理学用语“集体无意识”。所以，本文所涉“集体无意识”仅为字面意思表达，是指城市传播在使用影视话语维度之初，传播人及其所使用的传播介质本身，普遍并未意识到这是城市传播的一种有效载体和模式。

以重慶为例，当影视与城市被放置在同一个框架内，无论是影视制作方、城市管理者，还是传播终端的受众，在最初的数十年间，并未意识到作为影视作品拍摄地的城市，其整体或者部分客观上已完成效果或大或小、传播面或宽或窄、受众或分散或集中的传播行为。完全准确的信息无考，但根据历史文献记载，在重庆拍摄的第一部电影应该是故事片《歧途》，拍摄时间是1933年。《歧途》中的场景，主要以重庆主城区的道门口、李家花园（今鹅岭公园）、川东师范学校（今劳动人民文化宫）为取景地。因年代久远，加之知晓程度不高，受传播渠道和手段所限导致传播面较窄，电影《歧途》附带的重庆城市传播效果并未得到较为充分的呈现，限于当时的技术条件等客观因素，影视话语维度的城市传播难以达成效果最大化。

不过这并非重点，核心要义是《歧途》成了影视话语维度下重庆城市传播的“无意识行为”的发端。经久沉淀的城市传播效果，在物质上的技术加持和精神上的经典怀旧叠加后，最终得以传播效果的爆发式显性释放。

以在重庆拍摄的3部经典影片为分析样本，即可从影视话语维度大致得出对城市传播效果长久性、集中爆发式和反复呈现的特性。

案例一：《烈火中永生》。改编自小说《红岩》的故事片《烈火中永生》，讲述的故事耳熟能详：重庆解放前夕，江姐在丈夫被敌人杀害后，去华蓥山区参加农村武装斗争，她和许云峰由于叛徒出卖被捕后，在狱中严守党组织秘密，同敌人展开顽强斗争。从受众角度考量，“红岩”“渣滓洞”“白公馆”“大坪”等诸多重庆元素在片中以影视话语的方式加以传播，在成就经典的同时，也成为受众窥见重庆这座城市历史和文化的窗口。

案例二：《雾都茫茫》。张波、王进导演的彩色反特侦破片《雾都茫茫》在重庆拍摄，将重庆一条原本籍籍无名的小巷“春森路”推向了全国，并在地理层面和人文层面成为重庆城市构成要件中一个特殊的符号。

案例三：《等到满山红叶时》。从逻辑关系上说，影片讲述了发生在三峡的异姓兄妹悲欢离合的故事，为当时已蜚声海内外的长江三峡再添一把影视话语传播的火，更成就了此前并未进入受众视野的三峡红叶——从2007年开始，重庆巫山县已连续举办十三届巫山红叶节，“红叶”也因此成为巫山最为厚重的旅游元素和符号之一。

上述关于城市传播的影视话语维度，在影视剧拍摄及公映时段，自始至终并未让城市传播成为有意识的行为，完全处于无意识状态，这受限于当时的经济社会发展条件、城市管理侧重、城市传播意识、消费水平和消费观念等诸多方面。从影视创作者来说，其作品最终形成的城市传播正向效果完全是一种迟滞的“无心插柳”。

三、觉醒：特定语境下的“行为自觉”

这里所强调的“特定语境”，特指“全球城市化”和“城市传播介质多元化”相叠加的大环境。这种大环境的显著特征之一是城市传播的觉醒和传播城市意识的增强。基于传播介质的多元化、选择的多样化，加之影视在城市传播中逐步显现的潜移默化的强大影响力和明显效果，传播对象和传播介质之间达成了高度的诉求契合。最典型的案例无疑是浙江横店。为配合谢晋拍摄《鸦片战争》，于1996年搭建并开放的浙江横店影视城，在走过24年后，已成为全球规模最大的影视拍摄基地，中国唯一的“国家级影视产业实验区”，“横店”本身因影视介质，毫无悬念成为浙江、中国乃至世界的一个特殊辨识元素。

如此背景下，城市传播看好并选择影视介质，影视介质主动寻求城市传播的利益连接体，均属顺理成章，一拍即合，影视话语维度的城市传播顺势成为一种“行为自觉”。

仅就传播学而言，笔者认为沙莲香的定义迄今尚未过时。她认为，“从最一般的意义上说，传播是社会信息的传递”“传播是社会性行动，传播关系反映社会关系的特点”“传播答题可以划分为四种基本类型，即自我传播、人际传播、组织传播和大众传播”。[2]据此，落脚于影视话语维度的传播从类型上可界定为大众传播，是一个开放互动的过程。“开放”“互動”这两个关键词，本质上决定了影视话语维度的城市传播在范围上的广度和在交互上的可行性。

还是以重庆作为分析样本。据不完全统计，20世纪30年代至今，全部或部分在重庆取景的影视作品已超200部。年代久远但依旧有印象的，诸如1937年的《夜半歌声》、1940年的《东亚之光》《塞上风云》；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末的，如《雾都茫茫》《重庆谈判》《席卷大西南》《山城棒棒军》；2000年后，《疯狂的石头》《十面埋伏》《满城尽带黄金甲》《火锅英雄》《从你的全世界路过》等次第在重庆登场。

这些影视作品对重庆的城市传播效果已经得到充分的佐证。《山城棒棒军》中对重庆特定元素性场景如朝天门、山城巷、解放碑等的刻意选择，以及地域文化特色明显的方言对白，已明显表露出利用影视话语进行城市传播的意图，有机利用影视作品传播城市的意识凸显，城市传播的行为自觉呈显性表达趋势。时隔19年后登场的《火锅英雄》，将故事架构在重庆的防空洞与遍地开花的洞子火锅上，再加上重庆方言这个加强型元素的催化，让重庆在整部影片中成为一个不可抹杀的存在，人们从一部95分钟的电影中，不断被强化重庆、重庆话、火锅、防空洞、轨道交通、长江索道等构成城市特质的特色元素，并作为电影基础语法与城市传播无缝对接。

来自民间的意见普遍认为，无数影迷因为《疯狂的石头》认识了重庆，《火锅英雄》让他们爱上了重庆火锅，《从你的全世界路过》让更多人想从全重庆走过……从传播学角度理解，这都是城市传播与影视话语维度双向“行为自觉”在“传播”这一话题领域的成功实操。

这种“行为自觉”带来的“无意识代言”效应，无异于让影视作品对城市传播的效果形成加权效应。究其原因，是知名导演和演员由于自身极强的受众黏性，影响力叠加到影视作品上，导致城市传播的效果在同等传播中产生加法甚至乘法的增量。《十面埋伏》和张艺谋、章子怡一起，带火了永川茶山竹海；《火锅英雄》与陈坤、白百何一道，“一不小心”给重庆火锅代言；《满城尽带黄金甲》携周润发、巩俐、刘烨、周杰伦等一众明星，给本就极具知名度的武隆天生三桥再添一把火。

毫无疑问，城市传播与影视话语维度的相互“行为自觉”对接已成越来越明显的趋势。

四、结语

城市传播，是不是可以理解为“传播城市”？单纯从语言逻辑上说，这样的界定没有问题，并可通过符合逻辑规范的延展扩展到另一个命题：“传播城市”究竟需要“传播城市的什么东西”，由此将城市传播对象有机纳入。但我们在此探讨的城市传播是希望将城市的全元素置于“人本”的框架下，一切以“人”为核心，构建以人为基准点的城市传播格局。

主要出于4个方面的考虑：其一，从城市传播的内容而言，城市的全要素均可作为传播对象，但这些传播对象无论是自然、建筑、经济、社会、人文还是包罗万象的其他，都是围绕着“人”这个核心元素构成的。没有了“人”这个最基本也是终极元素，就如一座空城，其“人”之外的所有其他元素都失去了存在的意义，更不用说具备传播价值了。其二，从城市传播的介质来说，“人”在其中扮演的是主体角色，无论是本文探讨的影视介质，或者是本文并未涉及的城市传播的其他所有介质，人都是作为主体存在，并在传播介质中与客体形成有机、有效关联，决定介质进行城市传播的具体手段、时间截取、对象选择、效果预判等等，甚至是风险把控。其三，从城市传播的受众考虑，构建以人为基准点的城市传播格局不言自明。城市传播的受众无疑是人，因而城市传播的内容、表现形式、语言范式、叙事风格、传播时机，都需要充分考虑主体受众的年龄、职业、身份、偏好、习惯等诸多因素。其四，从城市传播的效果来说，也是基于以“人”为核心指标的评判模式。

以哲学的思维模式审视，在城市传播中，城市是对象，也是功能，传播本身也成为城市功能的一部分。不可避免地，“人”这个要素，在城市和城市传播中都成为基础元素和终极要素。

参考文献：

[1] 孙玮.城市传播的研究进路及理论创新[J].现代传播，2018（12）：29-40.

[2] 沙莲香.传播学[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0：29.

作者简介：杨光毅（1968—），男，重庆人，本科，主任记者，研究方向：新闻传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