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恩山 黄伟钊

摘要：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区域经济水平的提高以及扶贫工作的持续开展，当前我国扶贫工作取得了显著效果，也呈现新的特点。在区域型经济扶贫方式效果下降的情况下，精准扶贫将成为我国农村扶贫的主要方式。精准扶贫的前提和基础是进行贫困人口的精准识别，然而当前精准扶贫过程中贫困精准识别的效果有待提高。为更好地提升精准扶贫效果，做好贫困精准识别，我国政府自身和学者们对于贫困精准识别的研究不断丰富。普遍认识到贫困精准识别对于精准扶贫的重要作用。但在贫困精准识别的困难点、目前存在的主要问题以及如何进一步提升贫困精准识别的举措方面国内学者存在着不同的看法。总结和分析国内关于贫困精准识别的现有研究对于进一步推动精准扶贫进程，提升精准扶贫效果具有重要作用。

关键词：精准扶贫;贫困精准识别;国内研究;综述

1引言

精准扶贫将成为未来中国农村扶贫的主要方式[1]。学术界针对精准扶贫的研究近三年的時间内才不断丰富。贫困精准识别作为精准扶贫的基础和前提，近年来国内针对贫困精准识别的研究随着精准扶贫研究的丰富也不断增加。贫困精准识别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其重要性、识别难点、存在的问题和完善举措方面。

2贫困精准识别的重要性

贫困精准识别是在原有贫困识别的基础上将贫困目标的识别更加精细化、准确化。主要表现在由以往贫困县、贫困村的筛选到贫困户、贫困人的甄别。国内学者普遍认同贫困精准识别在精准扶贫中的重要性。认为扶贫识别是精准扶贫的基础工作（葛志军、邢成举2015）[2]，是实现精准扶贫最为重要的一步（邓维杰2014）[3]。实现精准扶贫的前提是贫困的精准识别（唐丽霞 罗江月 李小云）[4]。邓小海、曾亮、罗明义从旅游扶贫的角度将贫困精准识别视为实现扶贫目标的保障，有效开展扶贫工作的前提，提高扶贫效率的需要[5]。通过具体扶贫项目的开展论述了贫困精准识别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3贫困精准识别的难点。

目前农村贫困精准识别主客观均存在难点。主观方面主要表现为一是精准识别的农户参与度不足[6]。首先，农民受自身公共权力意识、信息获取能力、操作能力等方面的限制参与能力不足。其次，当前农村居民大量外出务工，信息闭塞导致参与精力不足（葛志军 邢成举2015）[7]。二是主导或者承担精准识别的人员，为了私利优亲厚友，不严格执行政策中的有关要求，人为影响贫困识别的精准度（邓维杰2014）[8]。其次基层贫困识别执行人员自身执行能力有限，在贫困识别中对相关标准和指导政策的把握与实际要求存在偏差，导致贫困识别精准度降低。客观方面主要表现在我国整体绝对贫困人口的数量已经大大减少，但是与此相对应的相对贫困人口仍大量存在，而且相对贫困人口之间的收入差距并不明显，所以这就导致超越绝对贫困人口基础上的相对贫困人口识别变得相当困难。

4目前贫困精准识别主要存在的问题。

第一，自上而下的规模控制与实际数据的冲突。贫困人口规模的确定不是基于科学标准识别出来的，而是基于省级扶贫部门测算结果自上而下的分配（指标）（邓维杰2014）。为防止各地为了获得更多的扶贫资源而过分夸大贫困人口数量，在没有准确家庭收入信息的情况下，对贫困家庭和人口的识别和建档立卡工作通常只能在名额的控制下依靠基层民主评议的方法来进行（汪三贵 郭子豪2015）[9]。贫困名额控制下以不精确收入数据，民主评议为标准导致的识别误差对精准扶持构成巨大的挑战。第二，集中连片式开发导致地域排斥。邓维杰认为“集中连片特困地区区域发展与扶贫攻坚规划”，本意是在特困地区推动区域层面的综合发展。但这个集中连片扶贫开发政策，客观上将部分贫困村（户）排斥在精准识别范围外。第三，“程序化识别”过程难以操作。“程序化识别”包含农户自主申报、村民民主评议、地方扶贫部门入户调查、多部门共同审核以及贫困农户张榜公示等程序[10]。唐丽霞、罗江月、李小云在分析程序化识别中提出农村在民主化评议过程中将非贫困标准纳入贫困识别指标中导致识别精度下降。这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当前农村实情。另外在入户调查中贫困边缘农户难以识别，入户调查存在较大偏差。临界点贫困及返贫问题突出（陈晓兰 沙万强 贺立龙2015）[11]。

5贫困精准识别的举措。

国内学者从内部机制、外部条件两个方面对提升贫困识别精准度提出建议。

5.1内部机制

对于识别机制，在以往建档立卡基础上国内学者呼吁进一步细化自上而下从“贫困区域—贫困县—贫困村—贫困户”机制，逐级明确扶贫对象，全面准确地把贫困对象，锁定每一个户人家、每一个人头（张笑芸 唐燕2014）[12]。邓维杰认为需要改变当前自下而上的识别机制，采取自下而上的贫困群体识别参与制度。此外，邹薇、方迎风等学者强调放弃当前以收入作为单一识别标准的机制，引入多维度识别要素[13]。将识别标准扩大到生存、发展、文化和环境层面（王朝明2008）[14]。孙咏梅进一步提出要将农民的精神贫困引入到贫困识别的指标当中。但当前多维度纳入识别难度依旧存在。韩华为、徐月宾通过基于河南、陕西的调查提出基于反事实模型回归结果构建一个科学的贫困识别框架，以此为基础进行的代理家计调查能够在更低的政策执行成本下有效提高农村低保的瞄准效果。中国农村低保制度应该逐步改变通过收人来识别贫困的传统机制，采用多维度贫困识别机制，这样既可以有效降低贫困测量误差，也有利于降低家计调查所带来的高执行成本。[15]

5.2外部条件

贫困识别精准化的外部条件举措方面。首先，加大识别资金投入以保障识别进度，增大识别宣传力度[16]。其次，通过发扬基层民主和利用动态管理来提升农民参与识别的积极性和贫困识别的时效性（张笑芸 唐燕2014）[17]。另外，在技术层面郑瑞强、曹国庆还提出运用大数据以及引入第三方服务的途径来进行贫困精准识别[18]。董家丰从信贷的角度出发建议要加快建设全国扶贫信息网络系统[19]。

总体来看，当前我国扶贫研究中充分认识到了贫困精准识别在精准扶贫中的重要作用，对贫困精准识别的目标和任务有了明确界定。在贫困识别中存在的难点和问题展开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宏观角度进行的分析，具体操作中存在的问题仍需要通过自下而上的反推进行发现与研究。在提升贫困识别准确度的举措方面，当前从内外条件，立足不同层面、不同主体的研究不断丰富。特别是在识别指标的引入方面，很多学者提出了自己的建議。但当前，在其他指标标准化存在难度的情况下，提升经济收入指标的实用性与准确性是仍重点。同时很多学者从信贷等特定角度提出的贫困识别系统建设尤其是大数据和第三方服务的引入对于我国贫困识别和扶贫工作的长远发展具有重要借鉴。

参考文献：

[1][9]汪三贵，郭子豪.论中国的精准扶贫[J].贵州社会科学.2015（05）

[2][7]葛志军，邢成举.精准扶贫：内涵、实践困境及其原因阐释——基于宁夏银川两个村庄的调查[J].贵州社会科学.2015（05）

[3][8]邓维杰.精准扶贫的难点、对策与路径选择[J].农村经济.2014（06）

[4][10]唐丽霞，罗江月，李小云.精准扶贫机制实施的政策和实践困境[J].贵州社会科学.2015（05）

[5]邓小海，曾亮，罗明义.精准扶贫背景下旅游扶贫精准识别研究[J].生态经济.2015（04）

[6]马尚云.精准扶贫的困难及对策[J].学习月刊.2014（19）

[11]陈晓兰，沙万强，贺立龙.当前扶贫开发工作面临的问题及政策建议——来自四川省广元市苍溪县的调查报告[J].农村经济.2016（1）

[12][17]张笑芸，唐燕.创新扶贫方式，实现精准扶贫[J].资源开发与市场.2014（09）

[13]邹薇，方迎风.怎样测度贫困：从单维到多维[J].国外社会科学.2012（02）

[14]王朝明.中国农村30年开发式扶贫：政策实践与理论反思[J].贵州财经学院学报.2008（06）

[15]韩华为，徐月宾.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瞄准效果研究——来自河南、陕西省的调查[J].中国人口科学.2013（04）

[16]黄承伟，覃志敏.我国农村贫困治理体系演进与精准扶贫[J].开发研究.2015（02）

[18]郑瑞强，曹国庆.基于大数据思维的精准扶贫机制研究[J].贵州社会科学.2015（08）

[19]董家丰.少数民族地区信贷精准扶贫研究[J].贵州民族研究.2014（07）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北京 10006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