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历史人物纵横谈》在写人和叙事两方面既继承了传统史学经典的优点，又能够结合当代视角和表述习惯进行有益的尝试。本文主要以此为切入点对这部丛书的史学价值和艺术价值做出简要分析。

【关键词】 史书;通俗化;写人;叙事

【中图分类号】I2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8264（2020）18-0034-02

龚弘《古人今谈》最初在纽约《时代周报》连载，后在台湾结集出版，与钱穆的《中国历史精神》、余英时的《史学与传统》一起被选为台湾高三以上学生必读的课外历史书籍。这部丛书后经齐鲁书社在内地刊印，重新定名为《历史人物纵横谈》，推出后获得了广大读者的认同和喜爱。

《历史人物纵横谈》语言融通俗和典雅为一体，人物个性鲜明，事例安排得当，既能够尊重原著典籍的客观性，又能够照顾到当代读者的阅读习惯，仔细探究，其特点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突出个性 隐寓褒贬

自《史记》出，以人物传记为主的著史模式便成为中国史学典籍最为重要的创作传统之一，《历史人物纵横谈》在这一点上有所继承亦有所演变。与传统的史学著作相比，龚弘塑造历史人物时更注重其主要个性特性并在大量篇章中以此作为标题和主线。如《刘邦的“能忍”与“用诈”》一文，跳出传统人物传记以时间为线的模式化写法，着重突出了刘邦在夺取天下的过程中对“忍”与“诈”的运用。全文分为四个小部分，第一部分讲述刘邦用计娶得富家女子，并和自己的妻子合谋演绎了“天命所归”等若干传奇故事。第二部分则描绘了楚汉相持广武时刘邦要害受伤却假装伤的是足趾以安定军心的细节。这两个故事都是为论证刘邦的善于“用诈”服务的。第三部分以鸿门宴和“坐视父难”为例说明了刘邦的“能忍”。第四部分综合论述刘邦“忍”与“诈”相济为用的“机变灵活”，并以张良对刘邦的评价作为佐证。全文精炼短小，但因人物个性鲜明又在各个部分分别以具体历史事件作为例证，故显得客观而丰满。

再如，正统史书对汉武帝的书写大多集中于其好战与好神仙方术，龚弘则集中论述了他的“多欲”。因多欲而宠幸卫子夫带出卫氏外戚中的卫青与霍去病，同样因多欲宠幸李夫人便连带着重用其兄李广利、李延年，这两部分作者虽未明确剖析却也是隐含有褒贬之意的。同样出自外戚之家，前者功彪史册，后者遗臭万年。同样源自“多欲”，从结果而言，一个是功，一个是过。那到底是功是过呢？若究武帝本身的动机而言，他的亲疏好恶原本与家国大事无关，只不过是对身边女子好恶的延伸而已，因而也就不能以结果论功过。最后一个部分，作者重点讲述了武帝晚年的“巫蛊之祸”，从而进一步点明了武帝一生行径“多欲”的本质，既一切从自身欲望出发，卫氏家族悲惨的结局便顺理成章。之前的宠幸源自女子的美貌和武士的功勋，而非帝王的真情和睿智，那么当他们成为阻挡武帝满足更多欲望的势力时，覆灭就是必然的结局。正因如此，文中事件的选择实暗含着对武帝“多欲”的讥讽之意。

二、两两相对 各有千秋

自《史记》始，合传的形式便在史书中运用甚广，龚弘沿用了这种形式并加以扩展和延伸。《历史人物纵横谈》中直接以两位相关人物作为传主命题的篇目甚多如《佐刘兴汉萧何张良》《降与不降李陵苏武》《一庄一谐汲黯东方朔》《黄霸张敞各有千秋》等等。相对《史记》中生平经历互相关联的合传标准，龚弘的角度则显得更为开阔。

萧何张良合传既是因为他们同是辅助刘邦追逐天下的重要谋臣，又同样深谙功成身退的谦抑之术，因此方能在刘氏大规模诛杀功臣的背景下得以善终。如果说《佐刘兴汉萧何张良》一文更多选取的是传主的一致之处，《降与不降李陵苏武》则从相反的角度入手。李陵投降匈奴原有许多不得已处，加之司马迁和李广一门的遭际，故世人多给予同情。然本文从深层次的内在价值追求对二人进行比较，得出李陵“功利观念太重”而苏武“争的是一个国格”的结论，高下立现。

汲黯和东方朔在《史记》中并没有太多直接关联，作者却能从他们同样“好为谏言”入手加以辨析。汲黯是耿直切谏，既不惧权贵亦不曲意迎合上意，东方朔的进言方式则灵活多变，显得既富于生活情趣又蕴含着保全自身的智慧。治世需要勇于进言的谏官，同时也需要能够纳谏的明君，汲黯和东方朔合传正见证了武帝英明宽广的一面。

卫青与霍去病同为武帝时名将，同为外戚，又都是私生子出身，却在行军战略和为人处事上有许多不同处，作者从他们一个久居人下一个生来贵胄的角度加以辨析，便使得读者可以在了解二人个性差异的同时又能够明白产生这种差异的原因。

除了上述这一类直接可从标题中看出比较之意的作品外，书中尚有一些比较是潜藏在文本之中的。《项羽短促的一生》结尾处用刘邦的《大风歌》和项羽的《垓下歌》作比，揭示项羽的个人英雄主义妇人之仁正是导致他失败的深层原因。《幸运儿司马相如》一文开头从同姓的角度入手对同为武帝朝重要人物的二司马进行比较，点出司马相如“幸运儿”司马迁“背运人”的不同遭际。虽未直接严明，读者却也可以从他们不同的人生经历中见到偶然性对人的重要作用以及人生本身包含的荒诞性，寓情于事，正是从“史”向“文”过度的必然选择。

三、古人今论 直指内心

除了对人物个性重点提炼以及通过对比突显其主体特征外，掺入当代因素剖析人物内心世界亦是《历史人物纵横谈》一书的重要特性。

《多欲的汉武帝》在上文中已做简要分析，这里面就包含着不以成败论英雄和不以结果看功过的较为当代历史观。

除了不同于古人的历史观之外，龚弘还在很多篇章中套用现代心理学中的“情意结”解读古代人物。“套句现代语，项羽的情意结，不过是夸耀自己，荣誉感失，生命亦可失”，对项羽而言，这正是切中痛处。

从垓下突围到“欲渡”乌江来看，项羽的种种行径明显地是有求生欲望的，既如此，何以到了生机已现的乌江边上，又是“今独臣有船，汉军至，无以渡”的绝好条件，项羽反倒放弃了生存的机会主动选择了死亡。正如龚弘所言，项羽是一个把荣誉感看得比性命重要的人，如果即将面对的是天下人同情可怜的目光，对他而言正是无法忍受的屈辱，如果“能忍”，项羽也就不是项羽了。后文中的以乌骓马“赐”乌江亭长，又以自刎的形式而将自己的头送于“故人”吕马童，并点明“吾为若德”，正是为反转自身被动处境而激发出的主动行為。李清照诗曰“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不肯”二字正是项羽人格的流光溢彩处。

如果说，项羽个人英雄主义的“情意结”是从贵族出身、少年得志、前半生过于顺利而来的话，王莽喜好作伪的“情意结”则是从“幼年的自卑情绪发展出来的”。由于父亲早逝，自己又有相貌上的缺陷，王莽只能靠伪装自己来谋夺地位，“他的伪装和自我宣传做得非常成功，后来果然使他做到了大司马。朝廷上对权势的谄媚，和民间盲目的崇拜，让他跌进了自己虚妄的伪像之中，而竟信以为真。”这正是“自欺欺人”的典型注解，以至于篡夺帝位之后，王莽的复古改制便表现为种种不合时宜的悖逆。依靠表演可以获得一时的成功，但当一切行为必须落到实处时，越是身处高位，自身的虚空越是会被历史无限放大。

四、删繁就简 故事新述

阅读古史原典的过程中，篇幅浩繁是一个明显的障碍，以至于许多人有立志读书的欲望，却没有坚持读书的勇气。加上史书为了遵循客观性的原则，必然有些流水账般的内容，这些内容作为专业研究有毋庸置疑的重要性，但作为普通大众的阅读对象而言，大多枯燥乏味，读来如同嚼蜡虚耗时光。故而在古史通俗化的过程，对内容进行有效的裁剪便是一项比较重要的工作。

史书中的传记大多是以时间发展为线索的，加上群体利益和个人价值的双重标准之间很多时候又必须以后者服从前者为标尺，所以内容上的重复与对塑造个人形象无意义的罗列在史书中屡见不鲜。本书作者在述史过程中对流水账式的记述大多弃之不用，而对重要事件则进行了二次筛选和加工。如刘邦在书中就分为“平民皇帝”和“能忍与用诈”两个独立篇章来塑造，而王莽则用了“一生作伪”“情意结”“假社会主义者”三个角度来综合展示，这样把传主提炼为若干个性特征的综合体，既有助于读者快速认知，也容易为传主一生中的相关事件找到内在联系。

如此一来，不仅可以使我们“知事”而“知得失”，更可以“知人”而“知因果”，两相结合相济为用，对我们解读包括《史记》在内的古史原典多有助益。

五、结语

龚弘《历史人物纵横谈》对传统史书处理“事”与“人”的手法加以继承和发扬，使得“事不繁杂”而“人格凸显”，加之语言文白相杂，古雅与新意并存，从而获得了古史通俗化的成功经验。这部丛书在讲述历史故事、解析历史人物的过程中，既有史学著作最基本的客观与严谨，又有通俗作品应该具备的简洁与新颖，两者叠加，正是史学著作推广的不二途径。

參考文献：

[1]龚弘.历史人物纵横谈[M].济南：齐鲁书社，2005.

[2]（汉）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1982.

[3]（清）姚祖恩.史记菁华录[M].汕头：汕头大学出版社，2008.

作者简介：

赵玲，女，汉族;学位：硕士;学历：研究生;职称： 副教授 ;研究方向：古代文学、诗词。单位：遵义师范学院人文与传媒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