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美国女作家玛格丽特·米切尔的《飘》是一本世界著名的通俗小说，它借助十九世纪六十年代的美国南北战争作为时代大背景，以斯佳丽和几个男人的爱恨纠葛为主线，谱写了一曲荡气回肠的文化挽歌。书中浓缩了美国的精神文明在该时期发展和转型的历史进程，体现了美国南北文化的矛盾冲突以及北方新兴资本主义文化对南方种植园文明和绅士淑女精神的消融。

【关键词】 《飘》文化;交替;美国精神;镜像

【中图分类号】I7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8264（2020）18-0014-02

南北战争带来了工业文明对于农业文明的更替。在新与旧、传统与革新的文化夹缝当中，许多人陷入了精神困境当中。《飘》主要体现的是南方人在文化交替中呈现出的种种精神困境。这大致可以分为以下三种。

一、沉湎于过去的南方遗民情结

阿希礼是全书中最为典型的南方遗民。他学识渊博，眼光独到，在战前就看出南方在打一场必败的战役。然而，他身上有着誓死守卫家园的忠贞品格和冲锋陷阵的热血孤胆，这让他选择义无反顾地投身这一场必败的战役，就像是一个悲剧英雄，有着遗民“死节”的牺牲精神，哪怕他知道自己所做的事情有悖历史发展的洪流，他也甘愿为自己的家园抛洒热血，至死不屈服于敌军，颇有古代烈士在改朝换代之际为国殉身的悲壮和正气。对于他来说“士可杀，不可辱”，他并非是为了南方的胜利而战，而是为了南方的荣誉出征。

其次，他身上怀有强烈的兴亡之叹、故土之思，沉溺于追忆昔日的荣华岁月，抒发沧海桑田的哀叹、生不逢时的悲凉失落，无法直面惨淡的现实，只能在对于旧时的湖光秋月、日丽风和的生活的回忆里面得到生存的慰藉，充满了浮生如梦的空幻意识。在文化新旧交替的时代，南方社会的阿希礼们无疑是痛苦的。他们是旧时代的弃婴，灵魂遗留在过去，留给新时代的只是一具浑浑噩噩的躯壳。他们宁可在逃避现实的幻想中沉沦下去，也不愿意改变自己原有的生活方式和思维意识来适应新的生活。

对此，作者借助人物之口，一方面肯定了这些遗民的忠贞和正派，另一方面也批判了他们消极薄弱的生存意志。毕竟，适者生存才是王道，这是《飘》真正想对人们传达的精神观念。

二 、一致对外、抵抗新文明的围困意识

须知，任何一种变故和转折都会给不同生命意志和价值追求的人带来不同的命运。对于衷心拥护南方文明的人们来说，他们真正适合的是那样的一个社会。在那个社会准则下，他们只需要呈现最真实的自己，而不需要伪装，就能适应社会的环境并且赢得人们的尊重。比如阿希礼，他謙谦君子、不慕名利的本性恰好与旧社会所要求的美德相吻合，在这个社会里，他可以舒服地做自己，并且实现自己人生的价值。然而战争摧毁了旧时代，南方被北军重重围困，北方新文明所带来的意识形态以强势的姿态闯入了南方社会。

然而，那些拥戴旧文明的南方人发现，这种新的文明秩序在以一种另类的、与自己所崇尚的价值体系背道而驰的方式存在着，如果要适应这种新的秩序，就意味着必须与旧文明一刀两断，甚至要背叛真实的自我，变成另外一种人，一种为旧道德所不齿的人。

于是，这些固执、保守但也团结、高尚的南方人自发地抵制北方的新文明，他们宁愿挨饿受冻、生活落魄，也绝不会为五斗米折腰。在北佬的重重围困之下，南方人四面楚歌。他们的生活空间越来越小，意识形态也被日益挤压。但是，他们仍然孤注一掷、抱团取暖，誓死守住自己的精神阵地，在历史的赛道上逆风而行。

三、金钱至上导致的精神危机

南北战争后，尽管金钱至上的观念创造了美国的工业化文明的种种奇迹，但是超速的工业化和城市化也带来了一系列的副作用。当金钱凌驾于万物至上，美国新兴资产阶级变得极端利己，唯利是图。他们挣脱信仰的手铐脚镣，无视国家、君主、教皇和一切旧的礼教，道德领域出现大滑坡现象，投机倒把的事情屡见不鲜，政治腐败也随之愈演愈烈;他们毫无约束、无所不用其极地从事商业投机和产业竞争，用垄断和强权吞并市场，公平竞争的环境遭到破坏，社会贫富分化加剧;他们为了眼前利益掠夺式地开发自然资源，使自然环境受到重创。加之五花八门的犯罪手法和外来移民文化的干扰，社会局部失控的状况层出不穷。像是一个发着高烧的世界，在充满了生机与亢奋的同时，也充满了浮躁和焦灼。金钱烧红了人们的眼睛，烧晕了人们的头脑。人们为了追求金钱的不惜舍弃一切，以至迷失了本心。人心变得越来越慌，也越来越“荒”。《飘》通过人物和情节，浓缩式的反应了金钱至上所引发的精神危机。

在这个时期，对于那些并未在旧时代里找到个人的意义和追求的南方人来说，战争只意味着生活的更迭，因此，为了适应新的生活环境，他们无疑会迅速地转变自己的生存之道，并且发现追逐金钱和不择手段所带来的好处。为此，他们会果断抛弃不合时宜的道德观，一切向“钱”看。

小说里，斯佳丽就是这一部分南方人的缩影。她为了获得金钱不择手段。她抢夺妹妹的未婚夫、无视传统礼教抛头露脸做生意、嫁给臭名昭著的白瑞德、虐待农地里的囚犯。在获得金钱后，她沉浸在金钱带来的繁华和虚荣当中，过着醉生梦死的生活。她瞧不起清贫却高洁的南方人，酷爱与唯利是图的北方富商为伍。她自认为拥有了金钱就能高人一等，从而变得飞扬跋扈，目中无人。

然而，这种金钱至上的生存之道使得斯佳丽无视了亲情、爱情、友谊、道德、名节、骨气等一切事物的力量，让她误以为只要有钱就能拥有一切，加速了她的自我迷失。她变成了一个单向度的、目标式的人物。她活在当下，简单、执着、目的明确，为达目的可以不择手段。这样的形象在精神层面难免有些单薄，虽然不失骄横十足的攻击力，却也缺失了高尚人格的厚重感，呈现一种“俗”的气质。但斯佳丽又不是一个彻底的“俗”人。她改不掉唯利是图、爱慕虚荣的本性，可她又渴望成为一个像母亲一样善良高贵、慷慨无私的大家闺秀，受到人们的尊敬和爱戴。人性是复杂的。尽管斯佳丽只浮于人性表象、只满足自身单一维度的需要，但是她并不是有了金钱就能满足的人。她还拥有更深层次、更多元化的内心诉求。哪怕这些诉求被她忽略已久，但它们从未消失过。正是这些的诉求造成了她内心的迷惘、失落和羞愧。一如斯佳丽自己所说的那样——“也许我是个无赖，可是我不愿意永远做个无赖，瑞德。可是在过去的几年里——甚至现在，我能干些什么别的呢？我怎么能做另一种人呢？我一直觉得我是在暴风雨种划着一条载得重重得船。我只是为了让船继续航行……我太害怕我的船会沉没，所以我把看来不那么重要的东西都从船上扔下去了。”“等我有了许多钱，我也会按照你喜欢的那样变好的。我会变得规规矩矩。那时候我能做个正经人了。”

可见，斯佳丽虽然不择手段，但她并不欣赏这样的自己。在文化夹缝产生的精神痛苦中，她有着向善的美好愿景。可现实是残酷的，人一旦突破了某些底线成为另一种人，往往就难以再变回来了，别人也难以重新看待他。就像白瑞德说的一样：“打捞在海里的货物是困难的即使打捞上来，多半已经坏得无法修补了。我担心等你有条件把你扔在海里的信誉啊、德行啊、仁慈啊，打捞起来，你会发现那些东西都被海水泡的变样了，我担心，都会变成叫人发笑的、奇形怪状的东西了 ……”

在《飘》的最后，这番话似乎应验了。斯佳丽在追逐金钱和物质享受的道路上抛弃了太多，她失去了姊妹的支持、白瑞德的爱情、子女的亲情、梅兰妮的友谊还有道德信念和社会名声。在那一刹那，她突然发现自己只剩孑然一身，面对着整个南方社会的孤立和敌意。她开始意识到她所抛弃的东西对她的重要性的时候，她已经失去它们了。

小说里，斯佳丽的梦境里出现过很多次大雾，她在梦里凄惶而焦灼地狂奔，却怎么也逃不出这片迷雾。梦中的大雾其实象征的是斯佳丽惶惑的内心世界。在书的最后，斯佳丽的噩梦出现在了现实的世界里。黑魆魆的街道上，一片的浓雾笼罩在夜色之中，仿佛一片冷森森的坟地，没有标界、四处都像有张牙舞爪的幽灵和鬼怪。这种噩梦似的感覺向她重重袭来，恐惧像阵阵冷风似的在她心里咆哮。她跑了起来，漫无目的地狂奔，希望在团团迷雾中找到一个安全的地方。这暗示斯佳丽已经在追逐金钱的道路上迷失了，她感到前所未有的混沌、恐惧和迷惘。她的精神痛苦是有代表性的，代表着处在精神文化转型期的人们内心的挣扎和困惑。

对于文化转型的出路，作者并没有给予清晰的回答，而是以一个开放式的结局给予读者思考和想象的空间。结尾，斯佳丽再次使用了她的精神法宝——“明天就是新的一天了”，这句话既是斯佳丽充满信心与勇气的体现，也是作者对美国精神的充满希望的表现。

伟大的作品总是有着复杂多元的含义，值得世人反复咀嚼。《飘》有着复杂的文化内涵，这种内涵体现的是作者对于文化交替的思考。尽管作者受到时代局限性的制约尚未给出解决文化困局的办法，但她也借主人公之口传达了对于文明未来的信心。

也许是《飘》的爱情故事让读者们太过意难平，时隔六十年后，美国南方著名女作家亚历山德拉·雷普利续写了这段爱情故事。她把续集命名为《斯佳丽》出版，在这本书里，斯佳丽和白瑞德终于有了圆满的结局。然而，作品抽离了原著对于文化变更的思考，人物因为失去了南北方文化带来的独特个性色彩瞬间扁平化了，其爱恨情仇也不再体现出文明的激烈冲突，整部作品简化为一个普通的言情故事，这不得不说是一种遗憾，但也再次证明了《飘》具有不可复制的文学魅力。

参考文献：

[1]刘德源，高红霞.论托马斯·沃尔夫及其小说[J].太原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06）.

[2]李雯宇.小说《飘》中白瑞德形象简析[J].保山学院学报，2016.

作者简介：

朱一丹，女，广东中山人，本科，研究方向：外国文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