翟意安

【摘 要】 美国自新中国以来即对华进行政治战，尤其是冷战结束后，美国加紧了对中国的政治攻势，中国应提高警惕，对内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教育，对外“讲好中国故事”，营造一个对华友好的国际氛围。

【关键词】美国 对华政治战

1946年3月5日，英国前首相温斯顿·丘吉尔在美国富尔顿城威斯敏斯特学院发表著名的“铁幕”演说，标志着曾经在二战中并肩作战的欧美民主国家集团和苏联及其盟国之间短暂的友谊正式宣告破裂，冷战开始了。欧美民主国家成立了专门进行冷战的机构，包括自由欧洲电台、解放电台（对苏联广播）和自由亚洲电台。而此前业已存在的“美国之音”（Voice of America，简称VOA），英国广播公司（British Broadcasting Corporation， 简称BBC）以及在法国、土耳其和西班牙等地的国际无线电台，也都在此时由新闻机构转变为宣传机构，针对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进行意识形态的宣传，而1949年成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也成为了欧美集团宣传攻击的对象。

对于冷战，曾在自由欧洲電台做宣传工作的美国人拉.法拉戈发明了一个新词：“政治战”。他认为，政治战争就是“在情报工作中，用纯粹斗智的办法，利用消息来操纵舆论或者制造特殊条件，向敌人进攻”，“这种情报工作，除了军事力量以外，使用了一切可被称之为政治性的公开和隐蔽的攻击手段”。“它的目的是制造思想观念和设法把这些观念传播给别人”，“它是有计划地用非暴力的手段进行说服”。[1]

法拉戈指出，“政治战争”是英国人的提法，德国人称之为“思想战争”（Geistige Kriegfuhrung），苏联人称之为“宣传和鼓动”，美国人称之为“心理战或士气战”，但实际上，政治战争这个概念比上述提法所包含的意思还要更广泛一些，它除了宣传以外，还可以包括为了达到某个国家的目的而进行的外交活动和经济措施。

相比起更早之前西方学术界提出的“公共外交”[2]的概念，政治战争的提法更形象地表明了冷战两大集团之间斗争的不死不休的残酷本质。事实上，这种斗争在1946年之后从来就没有间断过。而对于一度和苏联交恶，一度成为美国盟友的中国，美国的政治战争也一直是不绝如缕，特别是冷战结束之后，中美两国关系几经调整，经由1999年的美国轰炸南联盟中国大使馆事件和2001年的南海撞机事件，双边关系进入低潮期。进入2009年以后，美国对华公共外交更是从“应急防御”进入到“常态进攻”阶段。在未来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斗而不破”或将是中美之间关系的常态。

中国希望中美之间保持和平友好的双边关系，合作共赢，但事实是，中国的发展壮大，中国在世界范围的影响力，打破了既有的世界格局。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势力，为了维护其在世界舞台上的核心地位，几乎是出于本能地试图打压中国的发展，这既是世界格局发展变化使然，也是由中西方的文化差异等诸多因素决定的。

早在十九世纪90年代，西方世界就提出了“黄祸论”，认为以中国和日本为代表的东方文明会从人种、人口、文明、军事等方面威胁西方，认为东方国家的经济发展和政治独立将威胁西方的利益。如果说，在中国尚且积贫积弱的时代，这种对东方的恐惧多少有些反应过度、危言耸听的话，自从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末中国在改革开放——尤其是本世纪初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来的飞速发展，则使西方世界对中国巨大的影响力有了更为直观的切身感受，也使得鼓吹新一代的“黄祸论”的“中国威胁论”受到某些西方媒体更为热切的追捧。又尤其，在经历了苏联解体、东欧剧变之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原本的最大敌人消失了，中国逐渐成为美国媒体刻意型塑的新“敌人”——文化差异、意识形态对立、经济飞速发展而且体量庞大——简直没有比中国更完美的“敌人”了！

因文化差异而导致的冲突，历史上不乏其例。儒学大行于华夏以来，中国人以温、良、恭、俭、让为美德，奉行以和为贵的处世原则，其出发点是“仁”，“仁者为人”，这是一种“为他”的处世哲学，乃是期望以“我为人人”，进而达到“人人为我”，社会和谐相处的目的。而西方人普遍信奉的价值观则包括个人主义、自由主义、平等主义、理性主义等，其思想内核首先是“为我”的。中国人希望天下人都是朋友，西方人则总想在他的世界里“发现魔鬼”。诚如罗福惠教授所指出的，“西方文化的古老源头有希腊和希伯来精神。而‘两希精神的共同的特色之一就是对人类无法避免的‘命运的预言，西方历代的‘智者和思想战都带有这种特征。”[3]这种所谓的“无法避免的‘命运”，往往是带有悲剧色彩的，所以的西方的宿命想象中，一定要找一个“恶魔”，而不管这“恶魔”是否真实存在——这是主张“与人为善”的普通中国人所无法理解的。如果说不同文明之间必然要发生冲突，那么这显然是其中的一个重要因素。

苏联解体前夕，1989年夏，美国人福山在《国家利益》杂志上发表了《历史的终结？》一文，认为西方国家实行的自由民主制度也许是“人类意识形态发展的终点”和“人类最后一种统治形式”，并因此构成了“历史的终结”。此论一出，在东西方学界掀起轩然大波，批评、拥护之声此起彼伏，很快形成了一股弥漫全球的“终结热”。

然而历史并未就此终结，社会主义的中国还在“负隅顽抗”，而且发展势头不错。于是西方学术界认为，敌人依然存在，冲突不可避免。只是这一次，冲突爆发的源起不是意识形态的差别，而是文明的差别。1993年夏，美国人塞缪尔·亨廷顿在美国《外交》杂志上发表文章称，冷战后，世界格局的决定因素表现为七大或八大文明，即中华文明、日本文明、印度文明、伊斯兰文明、西方文明、东正教文明、拉美文明，还有可能存在的非洲文明。冷战后的世界，冲突的基本根源不再是意识形态，而是文化方面的差异，主宰全球的将是“文明的冲突”。

实事求是地说，西方反华势力或出于意识形态的对立，或出于文明的冲突，早已有意识或无意识地开展了对中国的政治战。在改革开放初期，在中国社会经济文化各个方面还全面落后于西方发达国家的时候，我国奉行“韬光养晦”的政策，对于国外的批评建议，不管其出发点如何，不管其是否中肯，多半是虚心受教，暗自用功，经过数十年的努力，中国在社会经济文化等各个领域都取得了长足进步。西方的发展经验，很多时候已经不足以解释中国几十年来所取得的成就。然而，正如张维为先生所云：“多年来，西方话语对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的浸透非常之深，导致我们国内不少学者在一些重要观点的论述上喜欢引述西方知名学者的话语，有些甚至是不考虑前后条件和背景的‘生搬硬套，仿佛引述西方学者的话语能获得更强的权威性和说服力，心甘情愿当西方话语的‘打工仔。”[4]对西方的迷信，导致中国社会一时间对西方人的任何说教都甘之如饴，哪怕其中包含明显的政治战意味也视若无睹。

2015年前后披露的美国中央情报局的《十条诫令》中，有7条是讲怎样通过没有硝烟的意识形态战争搞垮中国的。不仅如此，西方敌对势力还以种种方式，从学术理论、思想文化、宗教等各个方面对中国进行渗透，利用大众传媒全方位包围我国，对我国进行“妖魔化”宣传，等等。[5]由此可见，以美国某些反华分子为首的西方敌对势力试图以政治战摧毁中国的用心是如何险恶！

对于西方敌对势力的对华政治战，我们一方面要树立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用以重塑我国的主流意识形态，另一方面也要引导人们正确看待我们和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同时指出欧美资本主义制度存在的问题及其在世界各地水土不服的背景和原因。当今的论著或相关探讨，焦点多集中在如何防范西方对华的“妖魔化”宣传，在指出西方的问题方面基本上还是处于“欲说还羞”的状态，导致众多国人仍将西方视为人间乐土。

过去数十年间，以美国、日本、英国、法国、德国等国为代表的西方发达国家一直是中国追赶的对象（尤其是在经济层面），“崇洋媚外”的风气一时之间席卷大江南北。人们将西方视为天堂，而对其所存在的问题视而不见，国内媒体也很少报道，这就进一步强化了人们心目中“西方是天堂”的印象。其实西方发达国家也存在不少社会问题，比如枪支泛滥、种族歧视、阶级固化，等等，我国学界对此也有不少的调查和研究，但普通民众对此则知之甚少。政府应该有意识地引导媒体——包括纸质媒体、电子媒体、自媒体，等等，对西方的这些社会问题进行深度曝光，让人们更全面、更深入地了解西方社会的整个面貌，在进行中外对比时不至于妄自菲薄。尤其是2020年以来，随着新冠疫情的爆发，美国的应对可以说是漏洞百出，体现出了美式资本主义制度固有的弊病。而5月份非洲籍美国人乔治.弗洛伊德死于警察暴力执法而引发的全美乃至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抗议浪潮，也再次说明了资本主义制度本身存在的问题。

同时，世界上非西方国家学习西方资本主义制度而不成功的事例，所在多有，这表明，资本主义制度在当今世界，并非放之四海而皆准！相反，中國经历四十年改革，社会、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均取得长足进步，事实表明，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制度也许并不是最好的制度，但至少是目前最适合中国的制度。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我们应该理直气壮地向民众宣传。在意识形态领域，如果我们不占领制高点，西方反华势力就会乘虚而入，将二十世纪后半期加之于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和平演变”故技施加于我们身上。

另一方面，中国要对外“讲好中国故事”。中国发展到今天，是改革开放的结果，是和世界人民发展经济贸易关系、进行各方面交流、和世界各国人民交朋友的结果。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中国的进一步发展，需要进一步加强和世界各国人民的联系，发展和世界人民的友谊，在国际上营造一个对华友好的整体氛围。

【注 释】

[1] （美）拉.法拉戈著，何新译：《斗智》，北京：群众出版社，1979年，第249页。

[2] 公共外交是指“通过国际交流、国际信息项目、媒体、民意测验以及对非政府组织的支持等，了解、获悉情况和影响国外民众，扩大美国政府、公民与国外民众的对话，减少他国民众对美国的错误观念，提高美国在国外公众中的形象和影响力，进而增进美国国家利益的外交形式。”——转引自程桂龙、刘新华：《从“应急防御”到“常态进攻”——美国对华公共外交的转变》，载《南京政治学院学报》2014年第1期。

[3] 罗福惠：《“黄祸论”与日中两国的民族主义》，载《学术月刊》2008年第5期，第139页。

[4] 张维迎：《中国的发展已经超出西方话语诠释能力》，载《环球时报》2017年6月16日。

[5] 转引自刘昀献：《当前我国主流意识形态面临的风险和对策研究》，《中国浦东干部学院学报》，2015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