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即便波普尔对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分析法提出批判，但是经过比较发现，马克思主义历史分析法依旧具有现实的指导意义。认识中美关系就需要把中美关系放在具体的历史语境当中考察，中美关系存在结构性矛盾，表现在社会制度、意识形态、权力结构等三个方面。随着中美关系的发展，发展阶段的成了结构性矛盾的主要方面。

【关键词】 历史分析法 中美关系 结构性矛盾 发展阶段

2017年8月，随着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宣布，对中国正式发起“301调查”。9个月后，特朗普政府宣布对中国输美价值近500亿美元的商品加征25%的关税。至今，中美已经过几个回合的加征关税。于此同时，中美贸易谈判也连续进行了11轮磋商。目前，中美贸易摩擦谈判处于缓慢但未停止的阶段。就当前中美关系遇到的挫折和矛盾，很有必要通过马克思主义历史分析法进行分析，以找到双方矛盾焦点，解决矛盾。

一 马克思主义历史分析法

在进入20世纪后，波普尔（Popper）提出历史主义的贫困，其历史主义大有历史决定论的含义。其中波普尔更是提出了我们“我们一定不能假设社会生活中的一致性在时间或空间内永远不变是有效的，因为它们通常只适用于某个文化或历史时期”的论断，即否定了我们不能把握绝对的社会规律。进而提出对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分析法的挑战，认为马克思所言及的社会规律带有决定论和总体论色彩。其根本在于否认马克思认为的人类社会存在不为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社会规律。在对马克思主义历史分析法展开应用之前，很有必要将二者进行明晰，以便证明马克思主义历史分析法依旧能指导实践。

1.马克思主义历史分析法

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分析法认为，“任何政治事件都有一定的历史背景，研究政治现象应该将特定的政治现象放到特定历史范围中和背景中去加以考察。找出特定政治现象产生和存在的客观必然性或历史原因。从历史的因果联系中去把握社会历史的本质及其发展规律。在历史条件发生变化的情况下，还要站在新的历史高度，以新的观念和角度对过去的政治现象进行重新认识。”这也就是说，尽管社会处于永续不停的发展变化之中，但是可以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在具体的历史事件中抽离出一般的社会历史规律，指导我们的认识和实践。因此，人类在认识社会时需要将具体的社会历史现象放置于特定的历史环境中，既关注到永续变化的一面，又要关注到相对静止的一面，处理好社会历史中绝对运动与相对静止的关系，做到偶然性与必然性的辩证统一，以求正确认識社会。

因此，马克思主义历史分析法强调，客观的社会历史规律对于人类社会主观能动性的制约作用，从偶然性中发现社会历史规律的必然性。

2.波普尔的历史主义

波普尔对历史主义提出了五个方面的批评：

“①人类历史的进程是受着人类知识增长的强烈影响（这一前提的真理性必定会被那些在我们的观念中，包括在我们的科学观念中，仅只看到了某一种或另一种物质发展的副产品的人们所承认的）。②我们不能用合理的或科学的方法来预告我们科学知识的未来增长（通过以下所描绘出的那些考虑，这一论断是可以从逻辑上加以证明的）。③因此，我们不能预告人类历史的未来行程。④这就意味着，我们必须摒弃理论历史学的可能性，也就是说，摒弃一种可以相当于理论物理学的那种社会科学的可能性。不可能有历史发展的任何科学理论，可以构成为历史预告的基础。⑤历史主义的方法的基本目的，因此就是错误的构想，于是历史主义也就崩溃了。”

实际上，波普尔认为，历史是主观的，是随着人类知识的变化而变化的，但是人类无法预测和认识客观规律，进而进入了其唯心史观。波普尔对马克思主义历史分析法的批判是基于其唯心主义立场的批判，片面地强调偶然性、绝对变化与主观能动性，而忽略了主观与客观的辩证统一、相对静止与绝对变化的辩证统一、必然性与偶然性的辩证统一。因此，马克思主义历史分析法对认识社会、分析现实、指导实践具有现实的指导意义。

二 中美关系矛盾回顾

马克思主义历史分析法强调，要把社会历史现象纳入历史背景考量，因此中美关系研究学界认为，中美双方的矛盾是结构性的，并将结构性矛盾主要归因于社会制度、意识形态、权力对比等三个方面。

1.社会制度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即便改革开放后，邓小平提出思想基本原则，并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提出，走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经过改革开放40年的奋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意味着近代以来久经磨难的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习近平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创造人民美好生活的必由之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根本制度保障……”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在于经济上实行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政治制度，政治上实现党的领导、依法治国、人民当家作主的有机统一完善和发展根本政治制度，在党的领导下完善基本政治制度。

美国则是经济上坚持生产资料私有制，强调自由竞争的开放市场，政治上主张中央层级的立法、司法、行政三权分立，中央和地方的分权。

于此，就导致了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的差异，而由于冷战思维的惯性，双方在经济和政治体制上的差别成为不断斗争的焦点。

2.意识形态

中共十九大报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指导党和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理论”，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而言之就是要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最新成果武装全党，教育人民，在思想政治上受洗礼。并加强和巩固意识形态阵地，严防腐朽落后的思潮影响党和国家工作大局。

美国信奉自由主义逻辑，强调社会意识形态多元化，奉行多元文化主义，认为政府不应该主导和引领社会意识形态的塑造，应该让社会意识形态自发形成。

双方在意识形态上的认知不同，是在人权、宗教等领域有冲突的根源。

3.权力对比

根据肯尼斯·华尔兹关于国家权力分配的阐述，在无政府状态原则下，各个国家由于“同构压力”和群体无意识，功能趋同——确保生存。因此，唯一的变量在于权力的分配。随着中国的实力不断增强，美国的实力不断相对下降，导致权力朝着中国方向转移。由此，对美国的领导地位（leadership）构成威胁，即国际体系中国家的排位（ranking）潜在发生变化。为了避免此类情况，奥巴马政府采取“重返亚太”和后期采取“亚太再平衡”战略，改中美建交以来的“接触加遏制”战略为“遏制加接触”战略以平衡中国的影响力，特朗普政府更是提出“印太战略”，力图从经济、军事上包围中国，对中国构成战略压力。

尽管根据特定历史时期，中美的矛盾呈现社会制度、意识形态、权力对比的矛盾，但是当前中美关系的结构性矛盾则呈现发展阶段不同导致的矛盾的阶段。

三 当前中美关系凸显的结构性矛盾

当前，中美两国贸易摩擦不断升级。美方要求中国打开市场，用强力开辟市场。中国坚持主权优先，原则问题不能退让。这根本在于双方发展阶段不同所带来的结构性矛盾。

美国认为，中国是后发工业化国家，为了保障国内产业的发展，出台了一系列扶持性的产业政策，这包括以往的钢铁领域和当下的高新技术领域，最显著的政策在于“中国制造2025战略”，中国类似政策是重商主义政策。

实际上，美国是发达的工业经济体，完成了国内的经济转型，成为世界最强的资本帝国，需要为资本开辟投资市场，因此提倡自由贸易。而以往，美国过去也实行了重商主义政策，美国南北战争就是最好的例子。美国北方是工商业资本主义的热土，而美国南方是种植园经济的园地，北方为了保护工商业的发展关税壁垒高筑，由此引发了南方的不满。而美国完成了工业转型后，则要求其他国家开放市场。正如罗伯特·吉尔平指出的那样，自由贸易是工业强国的政策。

因此，当前中美贸易摩擦的另外一个结构性矛盾的根源在于双方发展阶段不同，导致的国家经济政策也会大相径庭。在国际的互动中，双方各自都有自己的社会政治背景，因此忽略了彼此发展阶段的不同，都想实行最有利于本国利益的政策，背后因素是社会历史条件下观念的差异。

【参考文献】

[1] 波普尔，《历史主义的贫困》（何林、赵平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87年版，第78页。

[2] 孙关宏等主编，《政治学概论（第二版）》，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14页。

[3] 波普尔，《历史主义的贫困》（何林、趙平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87年版，第42-43页。

[4]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10页。

[5] 同上书，第17页。

[6] 同上书，第17页。

[7] 肯尼斯·N·华尔兹，《政治结构》，见于罗伯特·基欧汉编，《新现实主义及其批判》（郭树勇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74-86页。

作者简介： 韩宇坤（1995-），男，汉族，河北深州人，四川大学南亚研究所2018级在读硕士，研究方向：大国关系与国际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