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塞拉斯·拉帕姆的发迹》是威廉·迪恩·豪威尔斯的现实主义的代表作。基于鲁枢元的生态三分法，即自然生态学、社会生态学和精神生态学，分析塞拉斯在追求物质财富中，与自然、与他人和与自我的复杂关系。对财富和地位的渴望使得塞拉斯逐渐与自然、与整个社会甚至与自我内心世界疏远，精神受到污染。此文深刻反思人类精神危机，寻求人性的回归。

关键词：《塞拉斯·拉帕姆的发迹》 自然生态 社会生态 精神生态

中图分类号：I7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5349（2020）13-0222-03

作为19世纪美国杰出的小说家，威廉·迪恩·豪威尔斯（William Dean Howells，1837—1920）是美国现实主义文学运动的中心人物和领袖，规定了美国现实主义文学的宗旨和范围，对后来的现实主义者有着深远的影响。其长篇小说《赛拉斯·拉帕姆的发迹》是最富有戏剧色彩的现实主义的力作，被公认为他的传世之作，是20世纪美国文学发展的一场序幕。此作品集中反映了豪威尔斯对商业规范和社会道德的看法，反映了他对社会现实的关切。19世纪末，美国资本主义迅速发展，由自由资本主义向帝国主义过渡，大约经历了40年。在这个过渡过程中，资本逐渐走向集中和垄断，这不仅导致了人民群众和无产阶级的贫困，而且导致了大量中小企业的破产。《塞拉斯·拉帕姆的发迹》中的故事便发生在这个特殊的历史时期，反映了19世纪末资本垄断对中产阶级和衰落的贵族生活的影响，描述了美国社会各种复杂的关系，例如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自身的关系，这些关系恰恰反映了生态意识。生态批评是当代生态思潮与文学研究的结合，是对生态危机的综合回应，发轫于美国，后迅速发展成了生机勃勃的国际文学、文化绿色批评潮流。在中国，著名生态学家鲁枢元在其著作《生态文艺学》中指出，生态学可以大致分为三个方面。“以相对独立的自然界为研究对象的‘自然生态学，关注人与自然的关系;以人类社会的政治，经济生活为研究对象的‘社会生态学，强调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以人的内在情感生活与精神生活为研究对象的‘精神生态学，关注关系是人与自我的关系”[1]146。因此，本文旨在从生态批评的角度研究塞拉斯与自然、与社会、与自我的关系。在现代工业文明中，对物质财富的追求使塞拉斯与自然、与整个社会甚至内心世界疏远，精神逐渐变异化和空虚。

一、自然生态：环境的变异

在生态学上，同一起源的个体由于内在或外在的原因而出现的形状差异叫作“变异”。因遗传原因引起的差异叫作“遗传变异”。因环境方面引起的差异叫作“环境变异”。主人公赛拉斯离开乡村，来到城市带来的改变就是“环境变异”。故事发生在19世纪后期，美国城市地区迅速扩张，正快速成为一个城镇化国家，这为美国人带来了全新体验。波士顿就是这样一个人造城市，它的三座山丘被夷为平地，后湾也从海上开垦出来。波士顿建造在一个半岛上，通过一个狭窄的地峡与大陆相连。波士顿的早期欧洲移民最初根据这里的三座小山丘命名为三山城（Triqountaine）;19世纪进行了巨大的“削山填海”的改造工程。从1807年开始，灯塔山的山顶被用于填平一个面积50英亩（20公頃）的池塘。1872年波士顿大火之后，工人用碎石重建了濒水的市中心地区。在19世纪中后期，工人们用铁轨从尼达姆高地取来泥土，填平了波士顿西面大约600英亩的查尔斯河沼泽地。从波士顿建立开始，大自然就不断遭到破坏和改造，这也意味着对大自然的征服。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带着希望和勇气、精力旺盛的年轻人来到波士顿，追求美好未来。塞拉斯就是其中之一，他出生于“佛尔蒙州，再往北就是加拿大”[2]12。佛尔蒙州的老农场远离工业文明，高度赞扬早期的开拓精神，也塑造了塞拉斯独立和努力的本质。豪威尔斯描述这个传统的家庭，不受世界的影响，亲密团结，氛围和谐。巴特利在这部小说中描述道：“拉帕姆先生三言两语便很快带过他童年的生活，那贫穷、艰辛的童年，不过当他回忆起父母亲时，却感到甜滋滋的。母亲对他倾注了全身心的爱，父亲虽然教育程度不及她，对孩子的前程同样寄托着热切的期望。他俩普普通通、沉默寡言，却遵循时代的风尚而笃信宗教，而且德行卓然。他们对孩子进行教育时依据的是《旧约》的朴素道德观以及《穷理查历书》”[2]28。当他长大后，开始经营油漆业务。他的原材料发现于“佛尔蒙州原始森林的心脏地带。四十年前尼迈亚拉帕姆就在这里发现了一种矿物，而他的儿子则依仗由进取精神和旺盛精力练就的炼金术把这种矿物转变成最贵重金属的锭条”[2]14。赛拉斯·拉帕姆的巨额财产原来就躺在洞底，多少年来却像一座废矿似的毫无价值。然后“不到六个月，我们那地区到处可以看到用我们创业时生产的三种颜色的油漆所写的‘拉帕姆矿漆样品。每一座木栅、每一座桥的大梁、每一堵墙、每一座农仓，甚至岩石表面都涂上了这种字样”[2]23。塞拉斯似乎正在远离大自然，他通过“挖掘”自然来获得物质财富，并且充分利用自然资源来宣传他的颜料，以赚取更多的钱，因为他认为“风景是为了人存在，而不是人为了风景存在”，他的自然生态观表明人类是自然的支配者，他们可以在追求致富的过程中使用，控制和征服自然[2]23。塞拉斯生存环境的变异导致了他自然观的改变。

二、社会生态：存在的疏离

除了与自然渐行渐远之外，塞拉斯的社会关系也存在着疏离感。他不仅与旧贵族、与商业伙伴，甚至与自己家人都存在疏离感。

在波士顿，虽然拉帕姆家庭有大笔钱，但他们没有社交生活。波士顿人属于不同的阶级，每个阶级都有自己的居住地、习俗和生活方式。这些差异在最后仍然“没有消除，纵然不是无法消除的话”[2]381。科里家族这样上层阶级的人住在“退隐贵族”的灯塔山中，然而，在未受过教育的人眼睛里，这些美丽的老式房屋异常单调[2]197。拉帕姆一家人住在南端的南肯广场，这个区域不再流行，因此房屋的价格很低。“房子不是他造的，而是从一位出身望门的绅士那儿廉价买来的，那位绅士很迟才发现南区非居家之地，便慌了手脚，急不可耐地搬回后湾区居住，匆忙之际，卖屋时连地毯和窗帘也搭上了”[2]32。科里家族和拉帕姆家庭代表的不是一类人，他们的子女不上同一所学校，他们也不读同一类型的报纸。为了让他的家人融入波士顿社会，塞拉斯决定在后湾建造一所房子，认为这个新家将使他与科里处于同一社会层面。他甚至希望自己的女儿艾琳嫁给科里以享受更高的社会地位。当妻子波西斯质疑科里如果不利用这种特殊关系，是否能成为在南美的代理人时，“上校自己觉得脸唰地红了”。这表明塞拉斯或多或少地利用了他女儿的婚姻[2]99。更重要的是，书中有一个暗示，塞拉斯利用商业合作伙伴罗杰斯的投资赚取利润，却在随着公司的崛起而不断挤压他。虽然他知道罗杰斯的交易是非法的，但仍然借钱给他，因为他希望这笔钱可以补偿他以前的不道德行为。当塞拉斯处于破产的边缘时，没有人向他提供富有洞察力的建议，并且“他发现别人对待他既不大度也不诚实，而且不少人似乎联合起来要扳倒他，于是一种对所有债权人的敌对情绪在他心里滋生起来;他暗想，何不让这些人也吃点苦头呢”[2]326。完全依靠财富和婚姻并不足以让塞拉斯消除他与社会阶级之间的对立。他说话粗俗，行为粗鲁，被上层阶级鄙视和拒绝，像他这样出身于农村的人在19世纪是不能被波士顿上流社会接受的。

塞拉斯在波士顿的苦苦斗争都是为了进入社会上层。然而，极具讽刺的是，他所有的付出却使他疏远了社会和他人，这体现了塞拉斯与社会的关系，表明了个人在物质社会中的无助，打破了城市的中心地位。众所周知，在19世纪，美国的工业化和城镇化加速发展。一方面，经济增长大大提高了人民的生活水平。另一方面，经济积累引起了人们的欲望，逐渐侵蚀了他们的正直。工业文明社会已经从一个和谐、友好、繁荣的天堂变成了沮丧、歧视和痛苦的深渊。

三、精神生态：精神的空虚与回归

那些以物质追逐和外在权利为主导的人不仅远离自然，远离他周围的其他人，也远离自己，这体现了精神生态。在金钱的快速积累中，塞拉斯逐渐失去自我，精神渐渐空虚。主人公塞拉斯的“精神污染”并不是以往我们所说的“资产阶级思想对于无产阶级的污染”，而是物质对于精神的污染、金钱对于情感的污染、权力对于灵魂的污染、工业生产对于人的内在天性的污染、高科技对于人文精神的污染[3]。

正如布罗姆菲尔德科里所说：“现在当然是金钱至上了，它是我们时代里传奇色彩最浓的东西，是我们时代的诗歌，只有它能激起我们的想象力。”[2]71塞拉斯是一个典型的商人，他的时间就是金钱。在他乘坐汽船时，“在开船前在甲板上停留一分钟也忍受不了”[2]86。用他妻子的话说，“哼，休息！这个人一年比一年更劳累。过去他还不时稍稍休息一下;可是现在他好像一离开办公室简直就没法呼吸了……似乎他得到的钱越多，他就越想得到。”[2]158梭罗在瓦尔登中感叹道：“劳动者没有真正的休闲时间……他只是个机器”，他敦促读者不要成为“自己的奴隶”[4]。此外，“当我注视着市场行情，看着那些可恨东西一天一个价，一会儿涨，一会儿又跌了，我真受不了啦。长话短说吧，我开始做投机买卖”[2]315。塞拉斯开始做他从未做过的事情，他开始失去并投入更多的钱。随着竞争变得更加激烈，他也濒临破产，不能免于被对手无情地挤出经济舞台的趋势。这时，一家英国公司提供了一笔可观的资金来购买他的工厂。塞拉斯清楚那些工厂就像一堆废物一样毫无价值。如果他接受，他就会活下来，英国客户也会从中受益，损失由一些慈善组织承担。如果他拒绝，他将破产。他犹豫不决，他内心开始斗争。他不愿意破产，但他更不愿违反道德良知。面对残酷的现实，沮丧的塞拉斯独自前往新房子。不幸的是，因为他没有扑灭壁炉的火，刚刚建成的房子被烧毁了。虽然这场火灾使情况变得更糟，但它让塞拉斯平静下来。他意识到了追求物质财富的虚无，拒绝了将他的财产出售给英国人的建议，守住了道德底线，实现了精神的崛起。

在这个关键时刻，塞拉斯坚持道德底线。新房屋的毁坏使他决心将家人带到祖先的农场，过一种真实生活。“在他取得成就的头几年里，他谨慎小心，头脑清楚;随后，他兴旺发达起来，这些品质似乎就跟着丧失了;现在又在他身上体现出来”[2]371。换句话说，在波士顿时，塞拉斯物质富裕但精神受到污染。当塞拉斯离开波士顿回到家乡佛尔蒙州时，他的道德同时也得到回归。塞拉斯回归自然的过程可以表现为重生，重新发现真正的价值观。此时的“回归”并不是机械地倒退，不是从来路上返回到原点。海德格尔曾明确指出：当代人“不能退回到那个时期未受伤害的乡村面貌，也不能退回到那个时期的有限的自然知识”[1]21。因此“回归”是一种精神上的改造运动，是人类精神的自我超越，人的精神生命的再次开花吐艳。

四、结语

通过分析塞拉斯与自然、与他人、与自我之间的复杂关系，指明了小说中体现的生态批评意识。塞拉斯白手起家，在佛蒙特州原始森林的中心发现油漆原料。之后，他利用自然宣传他的产品，为其发家致富，创造更多的财富，反映了塞拉斯与自然渐行渐远的关系。除此之外，塞拉斯的社会关系也存在着疏离感。他不仅与旧贵族、与商业伙伴，甚至与自己家人都存在疏离感。旧贵族科里家族和拉帕姆家庭代表的不是同一类人。为了让他（下转第219页）（上接第223页）的家人能够融入波士顿社会，塞拉斯决定在后湾建造一所房子，并且幼稚地认为这个新家将使他与科里处于同一社会层面。为了赚更多的钱，他挤走了他的生意合作伙伴，开始用钱投机。他甚至希望他的女儿艾琳嫁给出生显赫的科里，以提高他的社会地位。他所做的这一切都是为了进入社会上层。极具讽刺的是，他所有的付出使他疏远了社会和他人，这体现了塞拉斯与社会的关系。不仅如此，在金钱的快速积累中，塞拉斯逐渐失去自我，不再具有佛尔蒙州的“简朴美德”了，对金钱的热爱和贪婪使塞拉斯精神受到污染。以物质追逐和外在权利为主导的塞拉斯不仅远离自然，远离周围的其他人，也遠离自己，这体现了精神生态。在几乎失去一切之后，塞拉斯意识到追求物质财富的虚无，守住了道德底线，实现了精神的崛起。他最终选择回归自然，回归自我。因此，结论指出，面对城市化和工业化，人们对财富和名望的渴望使他们与自然、与整个社会甚至与内心世界疏远，精神受到污染。本文希望在深刻反思人类精神危机根源上，应该寻求人性的“回归”。

参考文献：

[1]鲁枢元.生态文艺学[M].西安：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2000.

[2]威廉·迪恩·豪威尔斯.赛拉斯·拉帕姆的发迹[M].沈蕾，王问生，译.合肥：安徽文艺出版，1996.

[3]鲁枢元，徐蓉.对话生态时代的文艺学[J].文艺报，2014（2）：1-4.

[4]Thoreau，H.D.Walden and Other Writings[M].New York： Bantam Book，1981：9.

责任编辑：刘健

[作者简介]冯梦杰，西安外国语大学在读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美国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