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在叶多多的作品中，意象的表达承载了作者对表现边地之美的追求。意象是主观抽象的“意”与客观具体的“象”的统一体。根据作品中作者对“象”的感受以及“象”的特征，可将主要意象概括为地域意象、民族意象两种类型，代表意象为雪山、峡谷、森林以及火塘。意象与意象之间的内涵没有绝对的界限，作者表达自然美、人情美的创作价值取向在意象与意象的融会贯通中得到凸显，给予读者“视觉”与精神上的双重美感享受。

关键词：叶多多;意象;文学创作;美学追求

作者简介：张一鸣（1998-），女，湖北省襄阳人，云南省大理大学文学院汉语言文学专业学生。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20）-23-0-02

叶多多，昆明回族作家，当代云南少数民族代表作家之一。历任宣传干部、记者、编辑。出版《我的心在高原》《澜沧拉祜女子的日常生活》《美丽不需要结尾》《边地书》等多部散文集、小说集。获第十届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等众多奖项。她的作品多数以非虚构散文的形式，生动地呈现出云南少数民族生活图景和游历过程中非凡的见闻，作品中意象的刻画体现出纪实性与文学修饰相结合、情感与想象相交织的特点，成就了作品深厚的意蕴与视野的广阔性。

一、“雪山”意象，圣洁崇高

在叶多多的文学创作中对标志性地域景观的描述表现了云南山地的人文景观、地方特色，承载了地方经验、历史记忆同时展现了自然生态之美与当地人民面对自然与生活的态度。

雪山意象是作家作品中典型的包含着矛盾的意象，它一方面圣洁而富有光辉，另一方面充斥着未知与灾难从而衬托出人精神的崇高性。短片《遥远的雪山》——与牧人仁青合作拍摄的剧情短片，主角碧落雪山在作者心里是没有渣滓的纯净的光，在这种光的沐浴中童真得到显现，表达了人的真诚和对原始的依恋。碧落雪山若是单单立在那里，也只是简单的一座雪山而已，因为有了翻越它的决定，才有了后来笔下与它相关的人、事、物的模样，也即有了“改造”，地域景观变得更生动，更有人文色彩，也为作者的创作提供生成的空间，满足了“情景交融”这一中国传统美学给予意象最一般的规定。

碧落雪山的另一面：难以攀登，神秘，阴森，像一面镜子，让人看到自己的渺小与生命的脆弱。攀登雪山的路途中，作者目睹载着四个男孩的越野车滑下悬崖后，产生了对人生的疑惑，意识到了人的渺小和生命的无意义。灾难对于山地人民来说似乎已经习以为常，灾难的旅程上，理性思维与习惯已经无法判断和衡量，生命似乎随时可以消失。在翻越碧落雪山见到路上的森森白骨时，她感叹这是宿命和前定。这其实正是在认识到人的力量的微弱后，依然不惧与时间里的一切和谐共处的决心，是精神之崇高。美的效果，不依赖于愉悦与快感的产生。大自然的气势磅礴如诗如画带来的自然美、山地人民温暖美好的人情人性和命运的困顿中不屈服的精神带来的人情之美，都昭示着作者对作品审美价值取向的明确表达，也成就了碧落雪山这一意象带给读者的丰富的审美感受。

二、“峡谷”意象，雄奇险峻

叶多多的散文中多次出现“峡谷”意象，表达了自然美与人情美相交织的精神内涵，雄奇险峻的峡谷成就了人们正视苦难的勇气。

如果说翻越雪山或在阿佤山生存是对自然景观物质上的“改造”，那么文人意识的附加则是精神上的“改造”。“移情”是这一过程里最重要的心理基础。希腊建筑的多立克石柱本是无生命的大理石，然而在观者眼中它们却显得“有生气、有力量，仿佛从地面上耸立上腾，这就是移情作用”[1]多立克石柱的姿态唤起了人们毫不屈服的人生记忆，正如回忆里的怒江峡谷，它更多的是精神上的意义而不是简单的物理存在。它向世人诉说真理，像一个童心未泯的人。怒江峡谷在审美活动中与人性的东西、生命的东西相关联，这正是作家对怒江峡谷的自我意识的投射，也可以说怒江峡谷内在的审美属性被审美主体所唤醒。

怒江峡谷风景描述部分相当经典，作者着重描写了多种色彩交织造成的视覺冲击。山、天空、大地都融合成“肆无忌惮”的青黛，大地上一种颜色压住另一种颜色，重重叠叠，视觉上的不和谐反而制造出令人愉快的效果。自然美的呈现，不一定依赖于镜头的记录，甚至不需要感受者亲身接触美的对象。作者致力于营造一种让读者“亲身感受”大自然之美的氛围。就像叶多多笔下的怒江峡谷，无疑为读者提供了再造想象的基础，静心感受，高原的险峰奇石、花草树木、活泼生灵就跃然纸上。作家对高原的景色有着自己独特的认识与表现方法，所以当景致被抽象化成为文字时，它的美也丝毫不会被剥夺，反而添上了缕缕精神芳香。作家通过语言技巧“将由意象组成的画面直接诉诸人的视觉，从而使得意象得以具象化呈现出来。”[2]

峡谷意象同样有展现人情之美的一面。澜沧江大峡谷极目所至，一片荒凉，高原上的一切都是凶猛的，雷霆暴雨会在大地上肆虐，迁徙的路途充满未知和变数。不易的高山峡谷生活造就了各民族独特的审美意识，残酷的生存环境没有剥夺人们生活的勇气，他们在单调的生活中发现美好，繁衍出生命的欢歌。这即是人的本质力量的显现，是关于崇高的精神美表达。

三、“森林”意象，幽深茂密

“森林”意象多次出现在作品中，表达了作家的坚定的生态理念。冷杉和硬阔叶林，是高海拔地区的名片，它们像那里高大、威猛、强悍的民族一样，给人“披麾挂剑、刀枪林立”的威严感。两千八百米海拔以下的云南松，在叶多多眼里则像秀丽、优雅、不失风度的思茅人，可见云南高原森林的地域特色。糯福的森林冒着油的绿色给人一种无法言喻的快感。它有着与世无争的美丽，给人幸福、懒散的感觉，同时它又十分神秘，懵懵懂懂的才能转出来，可见云南森林幽深茂密的特点。

此外，在《我的心在高原·阳光下》这一章，描写了一位在森林中生活的老人——老扎俄。他对森林了如指掌，与森林相依为命。扎俄打猎生涯结束于误把妻子娜蕾当作猎物麂子射死。这部分的写作手法很有玄幻意味，凡是读者定会好奇扎俄认定要捕到的猎物如何突然变成了娜蕾。这里给人留下了很大的想象空间。这发生在森林中的故事，让从前身为猎手的扎俄和来自森林外的作者都开始反思，干预动物的生活是否是正确的决定。

这些地域意象中的“地域”不单指某一高原或山川峡谷，也包含着“从现实继承的、理解与想象的空间”[3]，蕴含着作者在观察这一空间时的感受、情绪、主观的情境认识与价值判断。它们作为地域景观的自然存在状态既因为自身的地理位置容易引起关注，又能作为审美客体给审美主体带来心理愉悦。这些意象呈现的核心可归纳为“生态性”。叶多多曾表示自己的文字让生命“蓬勃而丰沛，轻盈而美丽”[4]，这得益于创作时一字一句所传达出的“生态性”，不只是传统意义上文学创作对环境保护表现出的重视，而是一种作者作为高原生活的亲历者表达出的对高原生命由衷的敬畏与赞叹、一种从自然汲取力量的感恩之情。这种生态性具体表现为对自然生态的欣赏和保护意识，通过挖掘少数民族传统文化中的生态资源，增强人们对自然的敬畏感。其作品中鲜有对人们生态伦理观上的说教，却潜移默化地促使读者思考现代化进程中出现的各种失衡导致的现代性危机，以及如何面对这些危机。

四、“火塘”意象，热闹欢乐

以火塘为代表的民族意象为叶多多在游历过程中进行审美活动感受到的蕴含民族精神的物象审美，它们与山地少数民族人民的生活息息相关，展示了少数民族人民在生活中关怀自身、关怀命运与自然的独特生存美学。

火塘是作为作品中民族符号而存在的意象，它们代表了民族的信念与希望。

在拉祜族漫长的迁徙和生活中，火是永远不会熄灭的。生活在深山里的游猎民族拉祜族的大部分劳作是在与自然作斗争，他们仰仗刀耕火种技术。火塘承载了拉祜族人民一代又一代的共同记忆，拉祜人的欢乐很大程度来自于它，一方面火的温暖驱走孤独，另一方面相关习俗塑造了拉祜人的历史。即使随着现代化生活的到来正在消失，但它作为拉祜族民族意象是永不寂灭的，永恒燃烧于见证者的回忆中。拉祜族人民热衷于在火塘边载歌载舞，在丰收以及阖家团圆的日子里，他们在围绕着火光唱起古歌，跳起民族舞蹈。与之息息相关的古歌是拉祜族文化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作家认为古歌是拉祜人永生不灭的灵魂，是文字不发达时历史相传的重要途径，印证着时间和空间的无限延伸性。此外与之相伴的拉祜族舞蹈和芦笙，都是拉祜人独有的精神宝藏，随着火塘的光芒也温暖着作者与读者的心。

从以此为例的民族意象可以看出作家钟情于少数民族的生命气象，着眼于云南少数民族聚居的山地，“她以一颗深深忧民的心将少数民族群众的贫穷与落后面貌展现在了读者面前”[5]。表达了作者对关于人们在现代文明面前该何去何从的问题的思考。

综上所述，叶多多在散文中书写边地云南时使用了丰富的地域意象、民族意象，其中不乏对各类标志性自然地理风貌的直观感受、对少数民族特有习俗的转述，显示出作者独到的审美经验以及文化与文化、价值观与价值观之间的交流与碰撞，表达出对自然美、人情美、生命美的追求和对现代文明的思考。她是少数民族穷苦人民的帮扶者，也是云南边地的记录者、歌颂者，为读者打开了一个观察边地高原人民、景观甚至苦难的新视野。我们从中看出了叶多多对少数民族文学要表达生态性以及健康美学导向的执着以及最佳实践。

参考文献：

[1]立普斯.论移情作用[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4：3.

[2]于兴财.《生命之树》的意象呈现与美学效果[J].电影文学，2016（17）：133.

[3]潘泠.汉唐间南北诗人对地域意象的不同形塑——以《乐府诗集》为中心[D].上海：华东师范大学.2015：18.

[4]叶多多.时代呼唤生态的民族文学[N].中国艺术报，2013-12-13（003）.

[5]高傳峰.新时期以来云南回族文学发展概述[J].宁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7年（06）：1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