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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乡村公共文化空间重构研究

2020-08-31刘玉堂高睿霞

江汉论坛 2020年8期
关键词:文化记忆乡村振兴

刘玉堂 高睿霞

摘要:乡村公共文化空间是村民日常生产和交往过程中形成的精神文化生活场域,是乡村公共文化生活的空间表达形态,集中体现了村民的文化价值取向。在乡村公共文化空间重构路径中,完善公共文化服务是由外而内的最全面引领;培养文化自觉是由内而外的最根本途径;重拾文化记忆、凝练文化空间特色是生命力的源泉。以满足村民日益多样化的精神文化需求为价值取向,从空间重构的角度对乡村公共文化空间的变迁进行研究,能够拓宽当代乡村振兴发展的基本思路。

关键词:乡村振兴;公共文化空间;文化记忆;空间重构

中图分类号:G249.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54X(2020)08-0139-06

在乡村振兴战略提出的背景下,全方位地促进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从制度、经济、文化、生态等方面转变乡村的发展方向,推动乡村全面振兴的实现成为新时代乡村发展的重要内容。习近平同志在十九大报告中强调,要完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深入实施文化惠民工程,豐富群众性文化活动①,而乡村文化建设在整个战略实施中具有重要地位。作为乡村中最为典型的内在精神表达,乡村公共文化无疑是乡村振兴战略的助燃剂,而公共文化空间作为乡村文化的承载体,随着社会的发展发生了从内容到形式的流变。为了更好地适应人民对多元精神文化的需求,对乡村公共文化空间的重构成为必然趋势。

一、建构与解构:乡村公共文化空间的实践表达

乡村公共文化空间是乡村文化鲜活的载体,是村庄历史文化积淀和村民日常生活交往过程中形成的公共场域,是村民精神文化的集中体现。农村公共文化空间,是一个既包括农村文化生活所依托的物理场域,又涵盖文化资源、文化活动和文化机制在内的整体性概念②。乡村公共文化空间是在长久的历史流变过程中建构起来的,与乡村的发展历史紧密相关。在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的时代背景下,完善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发展农村公共文化服务成为了重要任务。

(一)乡村文化的“都市想象”

城市和乡村并不是一个对立面。乡村这一概念的提出有别于农村一词,农村是单纯地从经济角度与城市划分区别,而乡村则更多的是从地域和空间的角度进行的划分。党的十九大提出要按照“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总体要求实现乡村全面振兴,而乡村振兴的过程就是乡村公共文化空间重构的过程。长久以来,乡村空间一直被定位为城市发展的资源性补给站,乡村自身空间的发展被忽略,造成大量资源的流失和消逝,进而导致城乡差距不断扩大。随着新型城镇化的快速发展,有一部分村民已经走出了乡村,成为了新型城镇化的生力军。对于他们来说,与其说城市是相对于乡村发展起来的,不如说乡村是相对于城市而存在的。城市是基础设施、文化娱乐、经济基础、人文环境、社会组织等都相对完善的空间,文化空间也更为丰富和多元。成功走出去的生力军们进入到城市感受到了城市公共文化空间的活力,回到曾经赖以生存的乡村,就不自觉地成为了耳濡目染的城市文化的传播使者,成为了乡村公共文化空间建构的引领者。社会组织结构的完备给城市蒙上了一层神秘的魅力面纱,让生活在乡村的人们对其充满了想象和神往,努力地想要成为城市的影子,以缩小城乡差距,正是这样的“欲望追求”才使得新型城镇化有了快速发展的可能。在这样的背景下,现代乡村公共文化空间的建构必然透露着都市的色彩,充满着村民们的都市想象。但因为建构过程的独特性和村民与文化空间的有效互动,使得乡村公共文化空间又是一个有别于城市文化空间的独立存在,有其自身的发展逻辑。村民是乡村公共文化空间中相对固定但又不稳定的因素,村民个体的独特性对公共文化空间的建构有不言而喻的催化作用。完成对乡村“都市想象化”改造的最原始动力就是村民对都市文化的自觉认同,但在这一过程中,对乡村原生态文化的尊重是与一切他者文化融合发展的基础,文化的在地性发展是保障文化健康良性发展的根本。

(二)文化记忆的“朝花夕拾”

记忆是阐释空间和地方性意义的组成部分,并对地方的认同产生重要影响③。文化记忆是乡愁的凝练。扬·阿斯曼提出了文化记忆的概念,这在人地关系发展急剧变化导致乡村文化记忆逐渐没落的当下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记忆和乡愁所依附的城乡空间,是其赖以延续和发展的物质载体④。文化记忆是建立在群体记忆基础之上的,在代际交流中逐渐形成范本,并发生着流变。这一文化空间内的群体对空间内的文化记忆有着高度的认同感和文化自觉,因此文化记忆具有稳定性,不会轻易地随着代际交流主体的更替而消逝。乡村文化记忆空间是具体的记录、承载和展示乡村文化记忆的特定场所,它不仅是乡村文化产生、发展和延续的空间载体,也是乡村地方身份认同、乡村旅游价值展示和地方场所精神再现的重要组成部分⑤。新型城镇化带来了许多城市人的“都市综合征”,繁冗的工作让人满心疲惫,快节奏的生活压力促使人们想要逃离,乡村的文化记忆在这时被激活重拾。为了迎合都市人休闲的生活理念,在原有的乡村社会框架基础之上,具有地方文化特色、符合都市情感认同、体现乡村文化延续、反映社会发展倾向的文化识别符号集合被建构起来。

二、根源与冲突:乡村公共文化空间重构的原因及问题

乡村文化空间是与村民休戚相关的主要生活空间,风俗习惯和地域文化造就了特色的乡村公共文化空间,这个文化空间反过来又会影响村民人生价值观、道德情操和人文素养的养成。法国哲学家列斐伏尔说过,如果未曾生产一个合适的空间,那么“改变生活方式”和“改变社会”等都是空话⑥。由此可见乡村的全面振兴必然是生活方式和乡村社会的双重改变。

(一)乡村公共文化空间重构的原因

1. 乡愁的“无处安放”

乡村是多数人的情感归宿,乡村文化是中国文化的根本,是中国的根脉。城市文化空间是乡村文化空间的延展和升级。新型城镇化的快速发展加快了城乡二元结构的进一步失衡,人员流动成本的降低促进了大量外来人员涌入城市,但是乡村文化的烙印却始终印刻在这些“外乡人”身上。乡土文化和都市文化形成了交织,两者间的博弈造成了人们自身文化场域的力量失衡,产生了“无处安放”的乡愁。习近平总书记说“要记得住乡愁”,乡愁是乡村文化记忆深层次的精神映射,是乡村公共文化空间现代建构中重要的文脉支撑和灵感源泉。乡愁是乡村文化“重生”的动力,“乡愁力量”成为新时代的生产力。文化记忆是由特定的社会机构借助文字、图画、纪念碑、博物馆、节日、仪式等形式创建的记忆,它具有特定的载体、固定的形态和丰富的象征意义⑦。乡村文化记忆的体验就是乡愁实践性的表达,民众在对乡村文化记忆的体验中寻求乡愁的回归。对乡村公共文化空间的建构不仅要从乡村自身的公共文化服务角度出发,还要向外寻求与文化消费市场的契合。尤其是在一些古村落的现代转型中,旅游市场成为了发展的契机。文化消费旅游的最终目的是对文化的消费和对文化记忆的追寻。“只有在某人的形象唤起了我们的回忆和感情的时候,我们才会愿意去了解他的行为举止。”⑧ 记忆不断经历着重构,过去在记忆中不能保留其本来面目,持续向前的当下生产出不断变化的参照框架,过去在此框架中被不断重新组织,也就是说,记忆不仅重构着过去,而且组织着当下和未来的经验⑨。在这一组织框架下,对文化记忆的凝练、表达与重构就是对乡愁的再定义,它构成了乡村文化体验空间建构的基础,并表现出连贯性和持续性。乡村公共文化空间就是唤醒文化记忆的“培养皿”,乡愁的“无处安放”从根源上推动了乡村公共文化空间的重构。

2. 乡情的“迷失自我”

乡情是维系乡村内部结构稳定的“稳压器”,是乡风的传输带和乡村文化凝聚力的体现。随着新型城镇化程度的加深,乡村文化资源逐渐成为了文化消费市场的“新宠”。在人地矛盾突出的当下乡村,能够带来可观收益的外来力量的进入,迅速地改变了村民们的生产生活方式,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生活场景逐渐被遗忘在了逝去的光阴里,对经济利益趋之若鹜,“绿树村边合,青山郭外斜。开轩面场圃,把酒话桑麻”的景象也逐渐成为了都市人午夜里的乡愁。外来力量的进入给村民带来了经济收益的同时也让村民失去了自我,一味地迎合文化市场的消费需求,却并没有成为文化的主人。昔日的邻里在市场中成为了竞争关系,曾经的和睦也逐渐变得淡漠。但是这样的经济效益并不长久,一旦乡村的文化资源被消耗殆尽,这些市场就会马上撤离。例如,因长篇小说《白鹿原》而广为人知的山西白鹿原,借着电视剧《白鹿原》的热度打造了白鹿原民俗村,在運营初期人流如织,但随着新鲜感的淡化逐渐被冷落,商铺纷纷倒闭,究其原因,除去经营策划层面的问题,便是对白鹿原文化缺乏深入的剖析。急功近利必然带来不可逆转的后果。寂静的白鹿原在一阵喧嚣过后又恢复了往日的寂静,带着满身的伤痕败下阵来,村民们从热闹的经济市场这个战场上打靶归来,有胜有败,争夺客源时的六亲不认演变成了此时的尴尬,村民间的淳朴乡情也变了味道。在经济利益对乡村的巨大冲击下,乡情逐渐迷失了自我。但是旅游市场进入乡村并不是只有弊病,只要合理地配置乡村文化资源,旅游过程也能唤起往事记忆形成集体回忆⑩,这对乡情的重建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因此在乡村文化空间构建过程中应该充分利用好旅游市场繁荣的大环境,既让村民享受到经济利益,又要保证乡村传统文化的传承。只有乡情被重新建立起来,村民有了共同的文化认同,乡村才能恢复往日的安定祥和,才能实现乡村真正的文化繁荣。

3. 乡俗的“移风易俗”

“风俗之变,迁染民志,关之盛衰,不可不慎也。”风俗是社会实践活动中村民不约而同形成并认可的在处理社会事务时的心理活动和行为方式的总和,对乡村社会治理起着潜移默化的作用。乡俗是一个集体情感概念。法国社会学家涂尔干曾经提出过集体意识的概念,他认为“集体意识是社会成员平均具有的信仰和情感的总和”,因此乡俗就是聚居区居民共同的文化传统、社会礼仪、风俗习惯等一系列文化符号的集合。乡俗文化本是村民价值观的集中体现,诸如崇德敬祖、孝让礼信、和睦修身等仪式活动,都是以宗族谱系为基础而展开的,通过举办具有高度心理认同的乡俗活动可以增强宗族间的凝聚力,维系宗族乡村社会的安定和谐。但是外来经济力量进入乡村,对乡村的传统乡俗造成了冲击,仪式性的乡俗活动成为了旅游活动中的文化展示环节,乡俗开始“移风易俗”以迎合消费市场。有些乡俗一味地迎合消费者的消费心理,过多的体验项目使得乡俗失去了本身的文化意义,过分注重形式的改变,而忽略了仪式自身的文化表达逻辑。所以,乡俗活动的体验化发展是一把双刃剑,既可以让外来人感知乡土文化的魅力,提升乡村知名度,以吸引更多的旅游资源,为乡俗文化传承营造环境,又容易让原汁原味的乡俗文化沾染上过重的商业气息。这样的“移风易俗”要用审慎的态度来面对。

4. 乡村的“文化失忆”

在城乡二元结构体制背景下,乡村文化逐渐被边缘化,文化共同体日益消解,成为了一个缺少精神内涵的符号集合,乡村居民对自身的文化系统产生了怀疑,导致乡村文化传承的主力军——青年群体对乡村文化失去了认同,转而“欣赏”“他者”文化。在全球化时代背景下,文化的多样性造就了当下年轻一代对文化的多元需求,但乡村丰富的文化资源与多元性的外来文化之间并不是不可调和的,如何让乡村文化更有包容性才是真正守住乡村文化根脉的途径。随着新型城镇化进程的加速,以“乡愁文化”和“乡情文化”为纽带的乡村文化开始觉醒,基层管理阶层也意识到乡村文化资源自身的价值,积极致力于以乡村文化为基点,围绕乡愁和乡情主题,创新形式,传承和弘扬乡村文化。在文化自觉中,“自”强调的是主体性的问题,同样的乡村文化面对多元的文化主体会折射成不同的文化价值观,但乡村文化最直接的创造主体始终是村民。“觉”更多强调的是过程,从文化自发阶段过渡到文化自觉阶段需要一个漫长的意识觉醒转变的过程,其中既有批判继承又有去除糟粕。但是受客观因素影响,诸如村民的平均文化水平、乡村的文化经济基础、复杂的宗族事务关系等,乡村文化自觉的过程往往是布满荆棘的曲折道路,对原生态文化的过分守旧导致了在文化觉醒过程中的固步自封,或对原生态文化的完全摒弃导致了文化本源的断代,造成了“文化失忆”。为此,引导乡村文化的健康发展方向,是重构乡村公共文化空间,实现乡村文化治理的首要任务。

(二)乡村公共文化空间重构中的问题

乡村文化空间重构的根本目的是实现乡村文化的振兴。文化是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参照系,无论如何发展都要回归到文化这一身份认同的落脚点,但文化是复杂多元的,时空的转换使得社会文化发生着流变。文化记忆的存在让文化可以超越时空,实现跨代际存续和共享,乡村世代聚居的特点为文化的延续共享提供了空间上的可能。乡村文化是人们在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创造的赋存于乡村地域的各种物质和精神财富的总和,伴随着“寻找乡愁”热潮的兴起,乡村文化旅游进入了一个新纪元,田园景观、农耕文化、建筑文化、饮食文化、手工艺文化、家庭文化、艺术文化等具有浓郁的乡土气息,构成了乡村旅游独具特色的核心吸引物。加强乡村文化记忆与乡村文化深度融合成为了乡村文化空间重构的关键环节,但在重构过程中必然存在诸多问题。

1. 文化传承主体单一

文化传承主体是乡村文化空间重构中的主角,他们对乡村文化传承保持积极乐观的态度是乡村文化空间重构的动力和源泉,但现实情况却不尽如人意,乡村文化在文化自觉的过程中缺乏传承主体,青壮年人员外流的情况相对普遍,村中多是留守老人;因为城市政策的开放,外来务工人员子女可以就近解决上学问题,所以留守儿童的数量也逐年递减。乡村文化传承的中坚骨干力量不断流失,新鲜血液也无法快速补给,这就造成了村庄的“空心化”。老人对外来文化的接受程度远远不够,对在地文化又缺乏系统的了解,无法实现在地文化与现代市场的无缝对接。重要文化主体的代际断层使得乡村的文化传承出现了危机。

2. 公共文化服务供给失衡

加强乡村公共文化服务是乡村振兴的基础,乡村的公共文化建设的目的是实现乡村文化的新繁荣。当前,面向乡村的基础文化建设涵盖面广泛,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农家书屋、乡村图书馆、广播电视村村通、乡镇文化综合服务站、农村电影放映工程等一系列惠民工程在基层顺利实施。但是由于这些惠民工程都是政府主导的,在实际的落实过程中难免会缺乏对当地社情的深入调研,导致出现管理模式僵化、文化服务内容脱离实际等问题,提供的文化服务内容无法满足村民的文化需要,单方面的文化输出服务与村民的文化自主选择间形成了障碍,造成了公共文化服务供给失衡,大量的文化空间被闲置或空转。

3. 片面注重经济效益

乡村文化旅游热潮带来了乡村经济结构的转变,靠土地获取经济收入的时代已经远去,经济来源呈现多元化趋势。对乡村文化的热捧成为了都市人休闲度假的首选,村居的功能逐漸从民居转变为了文化体验空间。作为乡村文化多元价值的承载体,村居功能的转变成为了乡村经济转型中最快做出响应的,原本只是用来生活的居所变成了可以获得经济收益的工具。而与此同时传统农耕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异常艰难,村民对经济利益的过分追逐使得乡村文化的传承主体过分重视单方面的局部利益,忽略了乡村文化的系统性保护以及整体发展规划,更导致了乡村市场主体间的利益博弈,导致乡村文化传承无法实质落实。

4. 乡村公共文化空间特色不鲜明

乡村公共文化空间大多是在政府主导下构建起来的,为了快速实现对乡村的文化输出,导致了乡村的公共文化空间存在同质化现象,没有结合当地的人文环境做出特色典型的文化空间。比如农家书屋中提供的书籍内容,不论是农作物种植方面的内容还是培养村民文化素养的书籍,都应该充分考虑当地的文化平均水平、文化接受能力以及文化需要。对于主要种植小麦的地区投放大量水稻种植方面的书籍,这样的文化收益率几乎为零。对相对偏远落后地区的村民应尽量先提供通俗易懂的书籍内容,潜移默化地逐步形成村民的文化自觉。

三、探索与调适:乡村公共文化空间重构路径

以一种凝固的空间承载、寄托和表达对故乡文化的眷念,并且在他乡的空间上表现出来,这构成了中国城镇一种极为鲜明的时空特征。乡村公共文化空间是乡村群众精神食粮的获取地,为了更好地满足村民的精神文化需求,乡村公共文化空间的重构成为了必然趋势,但在重构过程中存在着诸多问题,造成了“乡村文化供给”与“乡民文化需求”的错位现象。公共文化服务配套设施陈旧、文化教育资源配置不均衡、基础设施不完善等都是阻碍当代乡村全面振兴的短板。

(一)提升村民的文化自觉意识

充分调动多元主体在乡村文化自觉过程中的合作力,发挥政府的引导作用,协调好文化供给与村民文化生活需求间的矛盾。

要充分调动文化程度较高的群体的积极性。作为乡村治理的非制度性主体,新乡贤在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中扮演着四个重要的角色:政府和群众之间的联系者,公共文化服务的参与者、监督者,道德教化的示范与引领者、乡土文明的继承与发扬者。应充分发挥新乡贤的自身文化优势,提高村民的文化自信心,鼓励村民进行文化创新;立足于乡村文化表达形式的创新,利用好旅游消费市场带来的外来文化主体,与本地文化完美拼接,形成他者文化到我文化的转变。

村民是乡村公共文化空间重构的重要参与主体,对乡村公共文化空间的重构应充分尊重村民的日常生活交往行为习惯。对日常生活的公共文化空间来说,作为乡村信息集散地和村民表达自我的自在场所,乡村公共文化空间是村民自我意识萌芽和发展的摇篮,村民文化自觉的建立就是对这一文化空间的建构与维护。政府主导下建构起来的公共文化空间是外来力量参与下构建的,是村民实现乡村现代化治理的重要场所,政府在文化空间重构过程中应该充分尊重乡村文化生成法则。村民文化自觉意识的培养是最直接的文化创新源泉和文化传承的有效路径。通过文化自觉的培养,建立一个多元的乡村文化传承体系,丰富乡村文化传承内容,充分发挥新乡贤等有文化的乡村人的能力,创建乡村文化名录,建立乡村文化传承人制度,以不同文化程度或民族或年龄等为标尺,形成立体化的传承人体系,改变乡村文化传承主体单一现状。

(二)优化乡村公共文化服务供给

政府所提供的乡村公共文化服务的出发点是为了营造和丰富乡村的精神文化环境,面对供给失衡的尴尬境地,应该深入乡村,调研乡村实际所需,提高乡村公共文化资源的利用率,注重优化公共文化服务配套设施,提升乡村公共文化服务质量。公共文化服务不仅仅是一个“编码”的过程,而且还必须从受众的角度研究“解码”,重视公共文化服务消费者的需求表达,尊重民众的意见。在实际落实工作中,将对接乡村公共文化服务的工作人员联系方式进行公示,打通村民意见反馈渠道,切实从村民的实际需要出发,建立乡村公共文化服务联络员体系,提高乡村中新乡贤、文化程度较高村民的参与度,及时反馈村民的文化服务需求,做好村民与政府间的桥梁,为村民提供寓教于乐、文化休闲、科学普及、信息服务等方面的公共文化服务。进一步提高政府公共文化服务的精准度,充分考虑乡村公共文化服务的对接群体,针对留守老人和儿童的特殊性进行多元化的文化供给服务,为老人提供诸如戏曲、评书等文化娱乐项目,为儿童提供游玩空间和文化角等,打造真正深入民心的公共文化空间。借鉴学习打造好“一场、两堂、三室、四墙” 的公共文化服务平台,让村民在公共文化空间中接受熏陶,主动参与到乡村公共文化空间的重构中,提高乡村公共文化服务水准。

(三)引导乡村文化市场健康发展

在文化市场日益繁荣的当下,乡村文化逐渐成为了一个重要参与者。都市人对乡村文化的追逐为乡村文化市场的发展创造了条件,但乡村文化本身的局限性导致其在与文化市场对接过程中产生了错位。对于乡村文化市场的发展应该充分尊重村民的市场主体地位,调动村民参与的积极性。面对乡村文化旅游市场大发展大繁荣的现状,政府应该扮演好引导角色,给予村民必要的方向引领,通过知识讲座、学习培训等形式丰富村民的市场经济相关知识,提高村民在文化市场中的参与度,增加村民的经济收益。以政府引领、村民主导的发展模式完善乡村文化市场,做好与旅游市场的对接,营造健康的市场环境,切实增加村民收入,改善村民生活,实现乡村振兴。

(四)凝练乡村公共文化空间特色

乡村公共文化空间的现代重构过程过于标准化,缺乏乡土文化的吸引力。要积极推进针对不同的乡村文化资源提炼特色文化精髓,创新适宜其发展的传承展示形式,提升乡村特色文化的创新性发展和创造性转化。结合旅游市场,扩大文化生产能力,提高文化产品质量,满足人们精神文化消费需求多样化,将真正在社会生产力的意义上为现阶段中国文化产业发展带来结构性的变革和创造巨大的“文化红利”。要加强乡村特色文化的宣传力度,建立乡村特色文化展厅以及乡村特色文化博物馆、展览馆等,将乡俗文化、乡愁文化、乡情文化等作为乡村文化与文化市场消费者间引起共鸣的情感因素;充分利用融媒体的资源整合优势,通过拍摄微电影、短视频等方式加强宣传力度,创新形式对乡村文化进行宣传,增强乡村特色文化的互动性和体验性。要促进乡村特色文化与科技手段的融合,结合声光电等多种元素,多元立体地对乡村特色文化进行展示;培养一批综合素质较高的村民担当乡村特色文化宣传员,利用好“一场、两堂、三室、四墙”的特色文化空间,将乡村文化展示出来,同时也可以利用宣传员的工作,充分调动村民参与乡村公共文化空间建设的积极性。原住居民是乡村文化最为直接的受众和创众,可以最大程度地保留文化的原生态,同时也是乡村文化创新最直接的参与者。在具体的实践中应该充分尊重村民的主体地位,提高村民的文化自觉意识,通过文化研习所以及文化活动广场等文化空间,培养村民的乡村文化自信心,提高乡村文化凝聚力,形成激发乡村文化特色的内生动力,借鉴一村一品的特色乡村发展思路,形成一村一特色的发展路径,利用内外力量的结合凝练出乡村公共文化空间的文化特色。

四、结语

在全球化时代背景下,一方面,文化多元化成为了社会文化发展的现状,互联网的高速发展使得文化在与高科技手段的结合下具有了極强的渗透性;另一方面,多元文化在乡村社会的蔓延让乡村传统文化逐渐边缘化,村民产生了自我怀疑和自我否定,丧失了文化自信心。在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乡村文化的价值重新被认识,在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五个振兴” 中,“乡村文化振兴”是实现乡村振兴的保障。乡村振兴从根本上说就是乡村文化空间重构的过程,作为乡村居民人际交往、信息集散的重要空间,乡村公共文化空间无疑是激发乡村内生文化力量、克服传统文化管理和供给模式弊端、振兴乡村文化的重要途径。为此,应当重拾乡土文化的精神价值,将村民的生活实践与乡村文化空间重构紧密联系起来,切实满足村民精神文化生活需要,实现村民自由而全面的发展。

注释:

①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人民日报》2017年10月25日。

② 傅才武、侯雪言:《当代中国农村公共文化空间的解释维度与场景设计》,《艺术百家》2016年第6期。

③ Charles W. J. Withers, Landscape, Memory, History: Gloomy Memories and the 19th Century Scottish Hig-hlands, Scottish Geographical Journal, 2005, 121(1), pp.29-44.

④ 汪芳、吕舟、张兵:《迁移中的记忆与乡愁:城乡记忆的演变机制和空间逻辑》,《地理研究》2017年第1期。

⑤ 吕龙、黄震方、陈晓艳:《文化记忆视角下乡村旅游地的文化研究进展及框架构建》,《人文地理》2018年第2期。

⑥ 包亚明:《现代性与空间的生产》,上海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48页。

⑦ [德]扬·阿斯曼:《文化记忆:早期高级文化中的文字、回忆和政治身份》,金寿福、黄晓晨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370页。

⑧ [法]埃米尔·涂尔干:《社会分工论》,渠东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3年版,第255页。

⑨ [德]扬·阿斯曼:《回忆空间:文化记忆的形式和变迁》,潘璐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174—182页。

⑩ See D. MacCannell, The Tourist: A New Theory of the Leisure Class,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9.

黄震方、陆林、苏勤:《新型城镇化背景下的乡村旅游发展——理论反思与困境突破》,《地理研究》2015年第8期。

张艳、张勇:《乡村文化与乡村旅游开发》,《经济地理》2007年第3期。

胡惠林:《新型城镇化:重构中国文化产业发展的空间秩序——对当代中国社会变迁与文化发展的一种观察》,《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8期。

刘玉堂、李少多:《论新乡贤在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中的功能——基于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供需现状》,《理论月刊》2019年第4期。

吴理财:《编码与解码视域中的公共文化服务》,《江汉论坛》2012第1期。

参见疏仁华:《农村公共文化的场域、空间表达与结构再造》,《安徽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1期。

参见成婷、陶有祥:《“五个振兴”:乡村振兴战略的路径选择》,《社科纵横》2018年第9期。

陈波:《公共文化空间弱化:乡村文化振兴的“软肋”》,《人民论坛》2018年第21期。

作者简介:刘玉堂,华中师范大学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湖北武汉,430079;湖北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湖北武汉,430077。高睿霞,华中师范大学国家文化产业研究中心博士研究生,湖北武汉,430079。

(责任编辑  胡  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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