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疫情时代抗疫常态化与经济社会发展

2020-08-31张劲松

江汉论坛 2020年8期

摘要：新冠肺炎疫情危害极大，影响至深。中国经历疫情后，首先进入后疫情时代，抗疫也随之进入常态化。后疫情时代，新冠病毒将与人类长期共存，这是包括世界卫生组织在内的科学界的基本判断。由于新冠病毒的不确定性，疫情应对上的非对称风险，以及发生“大概率危机”的可能，抗疫将进入持久战阶段，这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新常态。在抗疫常态化前提下，在坚持生命至上原则的同时兼顾经济社会发展，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是中国作出的艰难抉择。在保生命与保生产之间实现均衡，要求中国政府做到通过主动大分流来坚守生命至上，通过坚持科技创新来落实民生为要，通过共担风险来实现大国抗疫责任。

关键词：后疫情时代;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经济社会发展;非对称风险;大概率危机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新型城镇化视角下社会体制改革与社会稳定长效机制研究”（14JJD810019）

中图分类号：D630.8 文獻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54X（2020）08-0015-08

2020年伊始，新冠肺炎疫情在中国爆发并逐渐席卷全球。中国人民经历艰难困苦并付出巨大的牺牲，在疫情防控上取得重大战略成果。中国进入了后疫情时代，但病毒在短期内不会从人们的生活中消失，抗疫将成为常态，与此同时经济社会发展的任务异常艰巨。采取何种经济社会发展策略，是抗疫常态化后中国面临的重大挑战。

一、基本判断：后疫情时代新冠病毒将与人类长期共存

后疫情时代，新冠病毒将与人类长期共存，这是包括世界卫生组织在内的科学界的基本判断。

（一）中国进入后疫情时代，但世界疫情还看不到尽头

我们曾经期望，新冠病毒能像2003年的SARS那样，在夏天来临时忽然从人们的视野中消失。现在看来，这是一种奢望。因为，从整个地球来看，南北半球气候是相反的，北半球爆发疫情时正值冬季，而处于夏季的南半球同样也爆发了疫情，这次疫情几乎同一个时间段在全球爆发。这就说明，新冠病毒不受气候的影响，它寄生于人身上，在任何气候条件下都与人类同在。

疫情首先在中国爆发，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武汉封城、湖北封省、中国“锁国”停航。中国共产党以生命至上为原则，全力抗疫，已经取得阶段性成果。但是，疫情是否结束并不取决于一个国家，正如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塞博士2020年5月22日在新冠肺炎疫情媒体通报会上所说：“随着全世界COVID-19报告病例超过500万，我们认识到必须举国团结一心和举世团结一致，相互学习借鉴，在世界各地遏制冠状病毒。”① 疫情是否得到全面控制，要看世界疫情发展情况。事实上，目前世界疫情还没有看到尽头。

世界上最发达的美国，拥有最先进的医疗技术和医疗设施，但在应对重大传染病上，其政府容易陷入两党选举政治的泥泽中，将医疗卫生政治化，政治优先，最终使疫情治理失败，出现了极为严重的“有组织的不负责任”：明明知道病毒的危险性，却放任它在美国肆虐。福山对此作了总结：“尽管从整体看，‘民主国家在处理危机方面的表现并不比所谓‘威权政府差，但中国的表现胜过了美国。现在，全世界都在关注这场双边比较。”②

除了美国之外的其它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同样未能躲过疫情的影响，其控制疫情的措施也被诟病。疫情“震中”在全球流转，从欧洲转至北美，从北美转至南美。如果卫生医疗条件落后的非洲也大爆发，则世界疫情将没有尽头。

（二）中国进入后疫情时代，而世界疫情取决于最不发达国家

病毒只要还存在于人类身上，那么病毒的高传染性就决定了它将与人类长期共存。而病毒是否长期存在于人类身上，并不取决于经济发达国家，而取决于经济最落后的国家。世界疫情是否能过去，取决于最不发达国家。

在世界上最落后的非洲国家，生存都存在着问题，更难有好的医疗卫生条件了。即使新冠疫苗出现了，仍然也会有大量的人群用不起疫苗，这就决定了除非有强有力的世界组织来推动，世界疫情将延续，新冠病毒将成为与人类长期伴随的一种新病毒，就像艾滋病病毒、埃博拉病毒一样。

在亚非拉经济落后的国家，病毒的传播与落后的治疗手段之间的冲突，将会以政治不稳定的形式表现出来。在这些国家，“社会动员和政治参与扩张的速度偏高，政治组织化和制度化的速度偏低，其结果只能是政治不稳定和无秩序。这些国家面临的最为重要的政治问题，是政治制度的发展落后于社会和经济的变革。”③ 一旦医疗卫生危机与政治危机交织在一起，最落后国家的抗疫将难以取得决定性的成果。世界各地都需要做好与这种全新的传染性强的病毒作长期斗争的准备。

（三）中国进入后疫情时代，但世界疫情时刻威胁着中国的抗疫成果

虽然中国不足半年就进入了后疫情时代，但全球进入后疫情时代还需要一段较长的时间。世界疫情变化时刻威胁着中国的抗疫成果。

首先，经济全球化决定了中国离不开世界，世界也离不开中国。哪怕在世界各国“锁国”的状态下，中国与全世界仍然保持着密切的经济贸易往来，中国生产的抗疫物资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源源不断地运往全世界的。政治、经济、文化的交往不中断，人员的交流就不会中断，潜藏在人类身上的病毒就会时刻威胁着人类（包括中国人）。新冠肺炎疫情爆发之后，我们再也难以回到过去的生活状态，外部输入性病例将会不断出现。

其次，诸如美国这类与中国意识形态不同的国家，总会将中国作为对立面，进行政治攻击，甚至将抗疫这样的公共卫生事件政治化。“如果某件事失败的代价过于沉重、难以承受，那么其成功的概率有多高根本无关紧要。比如说，在美国，在自家游泳池溺死的概率远远高于在恐怖袭击中死亡，但民众对政府反恐政策的关注却远胜于自家游泳池，这是由于恐怖袭击发生的可能性虽然小，但其后果却是民众不能承受的。”④ 很明显，病毒是更危险的敌人，若把全部精力放在抗疫上，凭借强大的经济实力和良好的医疗卫生条件，美国绝不应该像现在这样抗疫严重失利。但美国政府却把矛头指向中国，导致抗疫目标偏离，这既不利于美国抗疫，也威胁着中国的抗疫成果。

最后，亚非拉落后国家公共卫生条件的改善不是一日之功，新冠肺炎甚至会进一步摧毁其现有的医疗卫生系统。应对世界性的公共卫生事件需要全世界的共同努力，而当前美国政府以“美国优先”作为对外政策，连世界卫生组织这样具有公共性的世界合作组织都“退群”及“断供”，落后国家的希望在哪里？没有世界抗疫的合作，中国哪怕进入了后疫情时代，也仍然面临着世界疫情的威胁，仍有可能迎来二次疫情的爆发。

二、持久抗疫：后疫情时代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新常态

中国进入了后疫情时代，中国的新冠肺炎疫情基本上得到了控制，但是世界疫情仍然在继续。因经济社会发展要求，中国必须再次“打开”国门，输入性病例将增加，中国抗疫进入持久战阶段，这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新常态。

（一）病毒的特征和疫情的影响具有不确定性，后疫情时代中国需要随时做好应对疫情突发的准备

习近平在2020年全国两会期间指出：“必须在一个更加不穩定不确定的世界中谋求我国发展。”⑤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在一个不确性的时代，应对疫情需要有持久战的心理准备，任何懈怠都是不允许的，在战略上必须高度重视新冠病毒的危害性。

加尔布雷思认为，20世纪初人类社会已经从确定性时代转入不确定性时代。“19世纪，资产阶级确信资本主义的成功，社会主义者确信社会主义的成功，帝国主义者确信殖民主义的成功，统治阶级认为他们注定要统治。现在这些确定性几乎都不存在了，考虑到人类今天面临的令人沮丧的复杂问题，如果它们还存在的话也应该是支离破碎的了。”⑥ 在后疫情时代，中国要面对的不仅是病毒，还有更多的不确定性，其中包括由应对疫情引发的国内外政治经济秩序的变化。“在这样一个不确定的时代，只有一项是确定的：我们必须面对这个‘不确定的事实。”⑦

一方面，病毒本身的不确定性，使人类难以掌握其更多的特征。近半年来，中国乃至全世界被新冠病毒所折磨。然而，至今仍有许多科学问题人类没有更确切的认知，比如病毒的源头、病毒的性质、何种药物对症、何种疫苗有效等。对病毒的本质认知不深、对疫情的危害认识不够，这些就是中国（武汉）及西方国家（包括美国）在疫情发生的早期应对不及时的重要原因。一种全新的病毒出现，在一个极短的时间内酿成全球性的公共卫生事件，不确定性是重要原因。深入研究和全面认知新冠病毒，是中国及全世界共同的使命。但完成这个任务需要时间，可以说是一场持久战，很难毕其功于一役。仅仅疫苗一项，我们就得做长期准备。疫苗何时能出来，出来后是否有效，还有太多的不确定性因素。做好充分的心理准备，政府在决策时才不会被动。

另一方面，疫情对中国的影响也有许多不确定性。习近平在2020年全国两会期间指出：“如果没有这次疫情，一般情况下经济增长目标会定在6%左右。但是，疫情发生以后有的事情不由我们作主，世界经济衰退已成定局，我们受到的影响有多大、有多深，还有很多不确定性。”⑧ 这次疫情导致全球处于大变局之中，中国处于大变局的核心。世界疫情尚不明朗，世界各国的经济衰退到何种程度及其应对策略也不明朗。大变局时期，也是不确定性因素最多的时期。应对疫情带来的大变局，既要求中国果敢决策，又要有长久应战的心理准备，这是在一定时期内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新常态。

（二）病例偶发是一个大概率事件，后疫情时代中国需要持久做好应对“大概率危机”的准备

抗疫期间上海著名医生张文宏认为，“全球疫情可能要连续一到两年，输入性偶发病例或成常态。所以我们没理由对零星散发输入病例过度恐慌性反应，但也不能放松警惕，建立好强大的公共卫生网络体系，早发现早隔离早治疗！经济发展不能停！”⑨ 中国进入后疫情时代，输入性病例偶发将成新常态。全球疫情不断，输入性病例偶发就将是一个大概率事件，其中潜藏着大概率危机。

美国学者渥克认为，人们总是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用于那些虽然会带来危害但是概率极低的事情上，而对迫在眉睫而且是可以预见的危机却经常故意视而不见，这种危机就是所谓“大概率危机”。他指出：“过去的众多危机都有明显的先兆。不幸的是，这些先兆都没有引起人们应有的重视。……许多风险的存在已经被发现，但没有得到积极的防范和应对。”⑩ 美国在应对新冠肺炎疫情时，就犯了这种错误。武汉疫情爆发之后，美国在2020年1月26日从武汉包机撤侨，此时美国政府肯定知道了新冠病毒，而此后近两个月几乎没有采取任何应对措施。在世卫组织已经向全世界通报武汉的疫情之后，病毒的世界性传播已经是一个大概率事件，但美国政府仍然视而不见，因政治选举原因放任疫情在美爆发。“大概率危机”的教训沉重，美国可能会因此付出几十万人的生命为代价。

后疫情时代，中国政府需要应对输入性偶发病例以及本土偶发病例，这也是一个大概率事件，中国必须做好持久应对“大概率危机”的准备。偶发病例是大概率事件，若中国认真对待，它也可能不会转化为“大概率危机”。美国的前车之鉴，也让中国明白，不能心存侥幸，疫情将会常态化，应对将是持久战。有备而战，疫情才是可控可防的。

（三）面对疫情应对上的非对称风险，后疫情时代中国需要长期做好与全世界共担风险的准备

现代化、工业化让世界进入了“风险社会”，正如乌尔里希·贝克所说：“现代性正从古典工业社会的轮廓中脱颖而出，正在形成一种崭新的形式——（工业的）‘风险社会。” 面对风险，作出决策的权力与需要承担的责任要做到对称，但古往今来总有着大量的权力和责任不对称的问题存在。一般来说，以“风险共担”为核心的对称性，始终是有组织社会的主要规则。人们在面对非对称风险和外部压力时，只有践行“风险共担”的原则，才能作出正确的决策，以应对现实世界中的不确定性。事实上，早在人类出现以前，风险共担规则就已经广泛适用于高度进化的自然界。“没有‘风险共担，就没有进化。” 当非对称风险出现时，“就会出现类似于‘向无辜者转移风险的行动，从而导致自然界的系统崩溃，乃至生物大灭绝。”

新冠肺炎疫情爆发，这是人类共同的灾难。面对灾难，人类应当共担风险，共克时艰。当中国发生疫情时，世界各地人民都向中国人民伸出了援助之手。在一批日本驰援湖北的物资上印着的“山川异域，风月同天”、“青山一道同云雨，明月何曾是两乡”的诗句感动了无数中国人，而当日本遭遇疫情时，中国人民也给予了大量的物资援助。这样的风险共担行为，给人的感觉是“很美，很有力量”。

当中国率先进入后疫情时代而世界仍然处于疫情之中时，中国人民与全世界共担风险，并将抗疫常态化，做好了持久战准备。对世界上疫情严重的地方，中国总会伸出援助之手，不仅提供抗疫物资，还给一些国家提供医疗队，并共享抗疫的经验。中国体现出了一个负责任大国的风范，风险社会中巨大风险具有的“跨域性”，也要求中国承担起与自己的大国地位相应的责任。人类社会是一个共同体，病毒是人类共同的敌人，而感染病毒的人类不是我们的敌人。

建立在共担风险基础上的对称性原则应当为人类所遵守，但非对称性风险却时刻存在着。“一般来说，人们越崇尚所谓的神圣不可侵犯的国家（或者同样神圣的大公司），他们就越讨厌‘风险共担;人们越相信自己的预测能力，就越讨厌‘风险共担。” 这是美国学者对非对称性风险特性的精辟描述。抗疫中的美国政府，就陷入了这种非对称风险之中。美国疫情大爆发后，政府因过分自信与傲慢，根本上没有把疫情当回事，直到疫情全面爆发时才醒悟过来，应对不力已成事实。此时正确的选择应该是共担风险，与全世界一起共同抗疫，但美国政府却走了一条“向无辜者转移风险”之路，它们不把精力用于抗疫，而是用于推卸责任。就此，福山指出：“中国的（抗疫）表现胜过了美国，被全世界围观。在我们想着‘改变中国之前，我们需要先改变美国。”

渥克曾说：“所有灾难的发生，不是因为发生之前的征兆过于隐蔽，而是因为我们的疏忽大意和应对措施不力。这些事前征兆早就明白无误地呈现在绝大多数人的面前，但他们不仅视而不见，而且不愿适时采取应对措施加以防范。” “疏忽大意和应对措施不力”正是当前美国政府所犯的过失。理性的做法应该是正视风险，采取合作、协商的方式与全球共同抗疫、共担风险。而美国政府采取的是“非对称”手段，不愿承认失误，更不愿承担责任。中国面对世界疫情，不仅要与病毒作持久战，还要与美国等不负责任国家所导致的非对称风险作持久战，这就是中国在今后一个较长的时期经济社会生活的新常态。

三、艰难抉择：后疫情时代坚持生命至上并兼顾经济社会发展

后疫情时代中国的总体部署，党中央和国务院作出了明确安排，即“紧扣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任务，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在疫情防控常态化前提下，坚持稳中求进的工作总基调，坚持新发展理念”。

（一）后疫情时代中国仍然要坚守生命至上原则

面对残酷的新冠肺炎疫情，选择生命至上还是经济至上，是不同国家体制的分水岭。面对疫情的不同选择，极有可能成为中国与欧美未来再次“大分流”的诱因。

1. 中国选择生命至上，奉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原则。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在党章和宪法里都明确了执政为民，权为民所用。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合法性来源于人民的拥护，政府的权力来源于人民的授权。因此，在落实党章和宪法的基础上，选择生命至上是不言而喻的。

在中国“家国一体”的体制下，执政党和中央政府任何时候都应选择把人民的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放在第一位，任何人的生命，不分男女，不分年龄，不分民族，都是我们要救治的目标。在中国人眼里，所有人都该得到同等的救治，包括80岁以上即将“老”去的人也一样。对生命的尊重和对病患的全力救治，使党和政府深得人民的拥戴，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合法性进一步提高。

中国的目标不仅仅包含着民族国家的建构（复兴），还包含着重建一个对全球事务有重大影响的文明大国，中国“不能用‘这是中国的特殊国情来自我辩护，而是要用普遍的文明标准来说服世界，证明自己的合理性。中国作为一个有世界影响的大国，在今天要实现的不仅是民族与国家的复兴梦想，而且还应包括民族精神的世界转向。” 世界范围内的公共卫生事件，涉及各国人民的生命健康，无论意识形态冲突多么激烈，中国始终奉行生命至上原则，尽一切可能向全世界输送抗疫物资，哪怕美国政府的政客不停地推卸责任给中国，抗疫过程中，中国仍然向美国人民提供了人均7只以上的口罩。

西方国家认为其“民主”形式最好，并以此来衡量中国。在抗疫过程中，西方国家政府仍然坚持这种抗疫也要政治化的倾向，并不断抹黑中国。人们知道，“意识形态是具有符号意义的信仰和观点的表达形式，它以表现、解释和评价现实世界的方法来形成、动员、指导、组织和证明一定的行为模式或方法，并否定其他一些行为模式或方法。” 西方国家的抹黑，并未能得逞，因为中国在抗疫期间始终坚持生命至上，快速封城封省，以及社区全封闭，在抵抗病毒上效果最为显著，充分体现了中国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水平。西式“民主”不能在抗疫中救治生命，抗疫更看重的是国家治理能力。保护住人民的生命，人民就会认同政府，并将政府治理能力的强大烙印脑海。抗疫常态化后，若再出现偶发病例，甚至局地再次爆發疫情，中国仍然会奉行生命至上原则。哪里有疫情，政府就会在哪里救治生命，中国人在这点上对自己的政府有百分之百的信心。

2. 欧美选择经济至上，实行以资本为中心的原则。面对病毒，欧美国家与中国的选择不同，更多的西方发达国家选择了经济至上。我们不能说它们不顾人民的生命，但在经济发展与生命之间，大多数西方国家会选择经济发展。这既有政府自主选择的一面，也受到国家治理状况的影响。

从政府的自主选择来看，执政的政府是公民选出来的，政府替公民负责，公民替自己的选择负责。在西方国家，“与家国天下‘大脱嵌的个人，成为赤裸裸、孤零零、无所牵挂、无所依傍的自我。而一个个彼此隔绝、相互对象化、工具化的自我，为了形成一个共同的世界，不得不依赖一个‘必要的恶的政府，虽然这个政府也是工具化的存在。” 政府是公民选出来的，公民得认命，所以像美国这样的国家，总统可以说：专家们说可能病毒会致死几十万人，而在我的领导下，仅仅死了十万人，我的功劳很大。相较而言，病毒带走了四千余中国人的生命，中国上到党中央下至民众，举国哀伤。在不同体制下，国家面对病毒，选择应对的大原则不同，其结果也会截然不同。

从国家治理状况的影响来看，在现代社会，政治权力能够以全覆盖的方式对社会产生整体性影响。“在此情形下，无论哪一种单独的价值冲突都能够被视为意识形成冲突的一部分，比如民族、宗教、市场、教育以及日常生活等等方面发生的冲突展现出了不同的价值观念，并且成为意识形态斗争的场所，使得意识形态直接或间接地和政治合法性相联系。” 正是因为西方国家选择经济至上，而其国家治理能力不足以让国家实行严格的隔离措施，牺牲人民的生命就成为了不得已。资本要逐利，病毒却不分“阶级”地侵害人类，西方国家在两难的纠结中偏向了资本。加上资本主导下的西式“民主”，宁要“自由”也不要命。两者叠加，对新冠肺炎疫情应对不力也就在所难免。在找不到更合适的推卸责任的对象时，政府引领一部分人不断将“祸水”引向中国。在后疫情时代，中国不仅抗疫进入常态化，应对西方国家政府推卸责任也将常态化。

（二）后疫情时代中国仍然要坚持“发展是硬道理”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生命至上原则保证了中国社会尤其是底层民众的生命安全。根据国家卫健委2020年4月的统计数据，湖北救治的80岁以上的新冠肺炎患者有3000多人。“对我们这样一个拥有14亿人口的发展中国家来说，能在较短时间内有效控制疫情，保障了人民基本生活，十分不易、成之惟艰。我们也付出巨大代价，一季度经济出现负增长，生产生活秩序受到冲击，但生命至上，这是必须承受也是值得付出的代价。” 改革开放40余年来，中国经济发展首次出现大幅度的负增长，中国牺牲了一定的经济发展速度来保护生命。

生命至上是中国必然的政策选择，但这并不说明中国就不顾经济社会发展。李克强在2020年全国两会期间答记者问时说：“中国是一个人口众多的发展中国家，我们人均年收入是3万元人民币，但是有6亿人每个月的收入也就1000元，1000元在一个中等城市可能租房都困难，现在又碰到疫情，疫情过后民生为要。” 疫情过后，中国仍然要以民生为重，仍然要坚持“发展是硬道理”。

新冠肺炎疫情对中国经济影响至深，“很多时候，损失已经无可挽回，事情也无法回到初始状态，但是，如果我们能把损失控制到最小，也不失为一种进步。如果不能做到避免灾难，那么维持现状也是一种不错的选择。” 面对这场灾疫，中国一刻都没有忽视生产，哪怕是疫情最严重的时刻，仍然有“逆行者”赴灾区生产抗疫所需要的产品，武汉“火神山”、“雷神山”两医院就是在亿万“云监工”的眼皮底下建起的;全世界所需要的大量抗疫物资，也在中国率先复工生产。疫情远未结束时，中国人就已经组织起来进行生产自救。在一个有6亿人月收入千元的国家，“发展是硬道理”不言而喻。在抗疫常态化之后，一边抗疫，一边生产，中国人已经有了充足的经验。

（三）统筹推进：在两难中寻找最优经济社会发展策略

2020年全国两会期间，一位代表说：湖北救治的新冠肺炎患者中有一位87岁的老人，身边10来个医护人员精心呵护几十天，终于挽救了老人的生命。习近平总书记予以点评：“什么叫人民至上？这么多人围着一个病人转，这真正体现了不惜一切代价。”生命至上，人民至上，中国做到了极致，所以中国在抗疫期间的成绩为全世界瞩目。“坚决打赢武汉和湖北保卫战并取得决定性成果，通过果断实施严格管控措施，举全国之力予以支援，调派4万多名医护人员驰援，快速扩充收治床位，优先保障医用物资，不断优化诊疗方案，坚持中西医结合，全力救治患者，最大程度提高治愈率、降低病亡率。” 用这样的大气魄去救治生命，在全世界独一无二，这也是抗疫过程中中国国家治理能力强大的体现。

当然，14亿人口的中国，人民的生存还需要有物质生产做保障。在保生命和保生产的两难之间，中国人的策略是：“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不失时机推进复工复产，推出8个方面90项政策措施，实施援企稳岗，减免部分税费，免收所有收费公路通行费，降低用能成本，发放贴息贷款。” 保生产也是中国国家治理能力强大的一个方面。

对于生命和生产，中国政府能够做到统筹兼顾。若局部再现疫情，可以通过统筹推进，早发现早溯源早治疗;当疫情平稳时，统筹推进则重在复工复产。在两难中，中国寻找到了最优的经济社会发展策略。

四、均衡策略：抗疫常态化下的经济社会发展途径

新冠肺炎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最严重的疫情，也是人类历史上最为严重的瘟疫之一。中国率先进入后疫情时代，在抗疫常态化过程中，中国针对偶发的病例，仍然要坚守生命至上的原则，发现一起溯源隔离救治一起，同时要兼顾经济社会发展。在保生命与保生产之间实现均衡，在未来一个不短的时期里，是中国政府必须采取的策略。

（一）以主动分流来坚守生命至上的经济社会发展原则

在保生命与保生产两难冲突中实现均衡的首要策略是，坚守生命至上的经济社会发展原则。中国凭借着强大的政府治理能力，可以主动地与西方国家分流，充分发挥中国的制度优势。

自1400年到1949年期间，中国经济社会發展大多数时期处于衰败或低迷状态，在这个500多年的长时间段里，中西方出现了大分流。这次大分流起源于欧洲技术革命，机械化、工业化、现代化是欧洲超越传统中国的标志。而近40多年来的改革开放，让中国在世界上重振声威。这次新冠肺炎疫情爆发，使得中西方有可能进入再一次大分流的时期。这次大分流的重点在于通过国家治理能力的比拼，显示体制的优劣以及政权的合法性程度，最终落脚在经济社会发展是否可持续上。

面对病毒，中国的制度优势得以充分展现。“人类历史的走向抑或无数个人的活动的结果，其实是可以预测和可以言说的，这就是会顺着制度的导向运动。因为绝大多数的人都会选择按制度的导向来设置自己的活动目的，于是他们的活动也就被统一到了制度所给定的方向上来。” 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势在于集中力量干大事，且能年年干大事，并能干成一件件大事。面对严重的新冠肺炎疫情，中国干成了抗疫的大事，救治了无数人的生命，也保护了无数人的生命，政权合法性得到人民的高度认同，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也得以充分体现。有了这样的制度优势和治理能力，面对可能的大分流，中国可以自主选择自己的道路，以实现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事实上，1400年以来西方与中国的大分流，各国的发展是多面向的，“人类历史非但没有朝着一个惟一的方向发展，而是各国人民或者各种文明之间都有了不同的目标，其中自由民主制度看来并没有处在突出的位置上。” 中国就没有按西方“自由民主制度”的方向来发展。“如果我们用总量指标作判断，1945年以来全球经济增长的重头戏并不是发生在西方，或非洲、拉丁美洲及其他西方人能够用一只比较自由的手留下印迹的地方的前西方殖民地，而是发生在东亚（和东南亚的部分地区），那里至少曾保持部分的政治独立，同时使西方的技术适应它们完全不同的社会传统和天赋资源，而不是简单地模仿西方。” 中国不以西方制度为尊，而是走出了一条适合本国国情的道路。在应对新冠肺炎疫情上所体现出来的体制上的优势，更让中国人对自己的制度充满自信。在如何应对常态化的疫情上，中国不会采取西方国家所谓的“群体免疫”道路，也不会放弃老年病患。

后疫情时代，中国将会与西方国家进一步分流，坚守生命至上的原则将更加彻底。“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党中央将疫情防控作为头等大事来抓，习近平总书记亲自指挥、亲自部署，坚持把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放在第一位。”

为了坚守生命至上，中国中央政府将会采用更多的统筹手段。积极的国家干预在历史大分流中发挥了关键作用，“如果不考虑国家及其对经济的干预与操控，或者不考虑这些国家准许使用的甚至是经常使用的强制与暴力，就无法解释历史大分流以及更一般的‘西方的兴起。” 中国中央政府的统筹措施比西方国家更具备优势，其干预的能力更强。相应来说，中国公众也愿意接受风险来临时的政府强力管制，这是有别于西方国家的地方。当全社会面临病毒感染风险时，在应对大概率危机上，中国人不会拿“自由”、“民主”作挡箭牌而不服从国家的管制。政府与公众共克时艰，这是中国国家治理能力强大的表现，也是中国与西方国家再次大分流的前提条件。这次大分流之后，中国将有更好的条件超越西方发达国家。

（二）以民生为要来坚持科技创新的经济社会发展方式

在保生命与保生产两难冲突中实现均衡的次要策略是，坚持科技创新的经济社会发展方式。在2020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中国罕见地没有提GDP增长指标。在一个存在着6亿人月收入千元的大经济社会发展环境下，中国人面对抗疫常态化的现状，将在不设明确指标的前提下发展经济。“如果我们硬性定一个，那着眼点就会变成强刺激、抓增长率了，这样不符合我们经济社会发展的宗旨，我们一直在讲不以GDP增长率论英雄。‘六稳‘六保，我们追求的是经济的科学发展、是贯彻新发展理念，追求的是广大人民群众的幸福美好生活。其实在追求这些的时候，也会间接推进国内生产总值降幅尽可能减少，但着眼点着力点不能放在GDP增速上。”

自疫情发生以来，中西方之间既有合作，更有摩擦。尤其是中美之间的政治和经济摩擦不断，且有中美脱钩的趋势。但是，“重大危机发生之前的种种端倪其实都是一次次绝佳的机遇。意识到危机的存在并且能够处理得当，这种与众不同的能力会给那些善于思考的人带来丰厚的利润。” “危”和“机”总是同生共存的，克服了“危”即是“机”。这次危机同样给了中国发展经济的新机遇，坚持科技创新将成为后疫情时代中国主流的经济社会发展方式。

坚持科技创新的经济社会发展方式，会导致同质化趋势。现代自然科学的出现对人类社会产生了一个统一的作用，“这个过程使所有人类，不论其历史渊源或文化传统，都必然走上一条不可逆转的同质化道路”，即中央集权基础上的统一，工业化、城市化、世界市场和消费至上等。中国在40余年的改革开放过程中，也走了这种同质化的道路，中国经济同样依赖科技创新获得了大的发展。“现实中的人们还是无法彻底摆脱300年前欧洲的发展模式，我们仍然期待着用源于工业革命时期的技术去解决人类当前所面临的问题。”

然而，“今天我们理想中的‘技术革新，目标不再仅限于推动经济增长，还必须包括扼制环境退化和生态灾难。” 后疫情时代抗疫常态化，在危机中中国人必须寻找到与西方有区别的异质化道路。其实，东亚国家尤其是中国在走同质化道路时，也包含了许多异质的一面，1945年以来东亚国家的快速发展，“看来是本地技术和经验与北大西洋技术和经验融合的结果，也是这些地区间的一种分工，而不是源于简单抑制以前对西方有利的做法。” 始于1960年代的“亚洲四小龙”的发展走的就是一条与欧美具有巨大不同的异质化道路。今天，在严峻的外部经济社会发展环境下，中国更要走异质化的经济社会发展道路。

在走同质的工业化道路的前提下，中国的科技创新要走环境友好、资源节约的经济社会发展道路。其一，要继续走生态文明发展道路，科技创新要围绕着生态产业、生态价值、生态修复等方面深入进行。其二，要节省资源和能源。当美国阻挡全球化进程时，中国要准备过“苦日子”，靠大量消耗资源能源的道路已经不可持续。其三，“新就业形态”也要脱颖而出。要顺势而为，着力解决低收入人群的就业问题，全面实现脱贫攻坚目标。

总之，在严重的疫情影响下，全球经济的分化、分流将在很短的时间内来临。受西方国家打压的影响，中国必须走出一条依赖自己的科技创新來实现经济社会发展的异质化道路。

（三）以共担风险来实现跨域危机下的经济社会发展责任

在保生命与保生产两难冲突中实现均衡还必须坚持共担风险的策略，主动承担起跨域危机下的经济社会发展责任。中西方在全球责任的承担上有很大的区别，“西方国家的全球性政治扩张，以及起源于欧洲的资本主义制度所导致的经济变革，是推动近200年来世界历史发展的最强大的力量。” 近200年来，以欧美主导的世界具有“天生”的自大傲慢倾向，这种自大傲慢表现为以欧美价值为标准，尤其是以资本的价值来衡量全世界各国的行为。

在全世界应对极其严重的新冠肺炎疫情上，欧美国家的傲慢导致了其国家行为的脆弱性，尤其是美国成为了当前社会最主要的“脆弱者”。“社会最大的脆弱性制造者和最大的危机制造者，正是那些置身事外，不承担后果的人。一些人以牺牲他人利益为代价来实现反脆弱性，也就是说，他们从波动性、变化和混乱中实现有利结果（或获得收益），而将他人暴露于损失或伤害的不利因素下。” 当前，美国的一些政客采用的就是这种以牺牲（嫁祸）他人来推卸自身抗疫不力责任的“脆弱”行动。用这种手段转嫁危机，恰恰反映了其抗疫策略的自利与脆弱。

病毒不分种族、不分阶级、不分国界地攻击人类，共克时艰、共担风险才是人类最正确的选择。是否愿意承担人类社会的共同风险，也成了一国是否具有合作精神的表现。“‘风险共担用淘汰傲慢自大者的办法，约束了人类的傲慢自大倾向。”美国政客在如此大的人类共同风险面前，不顾人类共同利益，基于狭隘的民族利益采取的抗疫行动不利人也不利己。

中国在面临人类共同的敌人（病毒）时，主动承担起了国际责任。“‘风险共担实现了简单化——那种解决问题、赢得胜利的‘至简之道。”在抗疫常态化前提下，中国人以至简之道，破解了西方国家的责任“甩锅”。病毒跨越国界危害全人类，就是人类的共同敌人。中国应对艾滋病病毒、埃博拉病毒时承担了共同责任，今日面对肆虐全球的新冠病毒，中国一如既往地共担风险，主动承担大国责任，世界也将因此而变得更好。

注释：

① 谭德塞：《在2019冠状病毒病（COVID-19）疫情媒体通报会上的讲话》，世界卫生组织网2020年5月22日。

② [美]弗朗西斯·福山：《中国是哪种政权？》，《美国利益》杂志网2020年5月18日。

③ [美]塞缪尔·亨廷顿：《变革社会中的政治秩序》，李盛平、杨玉生等译，华夏出版社1988年版，第5页。

④ [美]纳西姆·尼古拉斯·塔勒布：《随机漫步的傻瓜：发现市场和人生中的隐藏机遇》，盛逢时译，中信出版集团2019年版，第1页。

⑤ 习近平：《危机中育新机变局中开新局》，《人民日报》2020年5月24日。

⑥⑦ [美]约翰·肯尼思·加尔布雷思：《不确定的时代》，刘颖、胡莹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前言第2页、前言第281页。

⑧ 杜尚泽：《“着眼点着力点不能放在GDP增速上”》（两会现场观察·微镜头·习近平总书记两会“下团组”），《人民日报》2020年5月23日。

⑨ 张文宏：《全球疫情可能要连续一到两年》，新浪网2020年5月23日。

⑩ [美]米歇尔·渥克：《灰犀牛：如何应对大概率危机》，王丽云译，中信出版集团2017年版，序言第4页、序言第5页、序言第13页、序言第6页。

[德]乌尔里希·贝克：《风险社会》，译林出版社2004年版，第2页。

[美]纳西姆·尼古拉斯·塔勒布：《非对称风险——风险共担，应对现实世界中的不确定性》，周洛华译，中信出版集团2019年版，内容摘要、第19页、第21页、第19页、第20页、第3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