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照

摘要从迪士尼乐园选址落沪到开放的整个过程中，空间都被作为一种媒介，进行生产、包装、复制和传播。本文即考察对空间的记忆如何形塑地方。笔者梳理了自哈布瓦赫以来的记忆理论，发现“媒介”要素成为关照记忆理论的一个盲点。本文运用记忆理论，提出“空间”作为媒介，如何重塑人们的记忆和地方的模式。其中，资本也是一个重要的变量，实现着空间的历时性传播和记忆的延续。使浦东从开发型的空间逐渐转变为以迪士尼乐园的嵌入为特征的消费型空间。

关键词：空间生产；记忆理论；文化记忆；媒介；资本

一、记忆理论的耙梳：“媒介”要素的缺失

回顾记忆理论的发展，哈布瓦赫和瓦博格将生物学理解的可以遗传的或种族的记忆，即个体心理学和生理学研究路径转向社会学的研究。Assmann夫妇（Jan.Assmann；Aleida.Assmann）区分了哈布瓦赫的集体记忆理论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文化记忆理论。文化记忆的特点是和日常生活保持一定距离。文化记忆有固定点，一般并不随着时问的流逝而变化，通过文化形式（文本、仪式、纪念碑等），以及机构化的交流（背诵，实践，观察）而得到延续。”Jan概括了文化记忆涉及的三极，即记忆、文化和群体（社会），并把它们联系起来阐释其相互关系，从而归纳出各自特征。与之不同的是，康纳顿强调记忆的惯性，关注记忆与身体实践的关系，他区分了个人记忆、认知记忆和习惯记忆三种记忆。他注重规则和运用之间的差距，人们不但需要记住规则，而且需要有关操演这种规则的记忆。在哈布瓦赫那里，集体记忆是通过社会交际来维持的，在康纳顿这里，社会记忆是通过“操演来传达和维持的”，他更多关注的是社会记忆的传递性和持续性。

笔者认为，考察记忆，可以引入媒介的维度，“资本”注入空间，改造空间，改造后的空间伴随人们对过往的记忆又生成新的空间。我们可以引入“记忆理论”奠基人扬·阿斯曼（Jan，1995）对记忆的重构能力的论述，即认为没有什么记忆可以原封不动地保存过去，留下来的东西只能是“每个时代的社会在其当代的参照框架中能够重构的东西”。因为从某种程度上说，记忆只有通过回忆才能显现，因此，追溯浦东的空间历史，是记忆的一部分，也是空间生产的开端。

二、空间生产：浦东的地方性书写

（一）文献记忆：地图空间

浦东的版图，是将对这个地方的具有内在时间性的记忆凝练转化为一种空间的记忆，也是将记忆与人的实践活动以抽象的形式相联系起来。由唐人宋，海岸线的推进速度越来越快，浦东先民也逐渐向东拓展生存空间。近300年前也就是清朝时期，南汇县首任知县钦链采用以工代赈的办法重筑了外护塘等现代海塘的修筑，浦东地区版图终于形成今天的大格局。

有浦东“活地图”之称的沈人群老人，通过12张手工绘制的地图，逐年描绘了浦东自1993年来发展、变化的轨迹：

“‘杨家有女初长成，养在深闺人未识。当年浦东刚开发时就面临这样的情况，浦西人依旧把浦东看作乡下，外地人甚至外国人更不知道浦东。……12张地图反映了浦东开发15年来的变化。1993年绘制的第一幅地图上，引人注目的只有东方明珠电视塔和金茂大厦；仅过三年，到1996年，陆家嘴金融贸易区已初具雏形；2000年，浦东国际机场投入使用。”

然而仅凭这些无法完全触及人们对这个地域的时间性的感知，而这样一种感知正是资本想要激活和记忆得以唤起及持续的要素。

（二）日常记忆：居住空间

人们的感知与认识，主要来自日常生活层面的。居住，或以资本气息更浓重的话语称它，“房产”。地域之间的融合或分隔，会引发不同的效应。早至浦东与南汇合并，就对整个上海房产格局带来冲击。而最初，关于浦东，有句口口相传的俗语，“宁睡浦西一张床，不住浦东一间房”，它形象地表明浦江两岸在市民心中的地位存在着极大的反差。对浦东的感知，融入了日常生活的空间体验。这个层面的记忆，是日常生活实践的记忆。它不同于历史的文献记忆，不同于康纳顿作为控制社会秩序的权力记忆，不是关于行为的仪式操演的记忆，也不完全是阿斯曼夫妇（Jan·Assmann；Aleida·Assmann）以不介入日常生活中的具有纪念碑意义的文化物质为标记的记忆。房产是生活空间的一个资本表征，相应的，“居住”成为记忆中一个独特的空间，甚至成为记忆本身。

“上世纪80年代中，我搬到浦东居住，轮渡上下来的落脚地就是东昌路码头，知道了与东昌路成丁字形相交的那条路，唤作烂泥渡路。早晨起床，许多人拿茶缸对着墙根刷牙。晚间，马路就是客堂，小方桌子放露天，一包猪头肉一瓶黄酒，‘安静地躺着和立着，女主人则在屋外泥砌的灶头上烧菜，生活的氤氲之气就那么简陋地散发在狭窄的空间里。……那时我骑自行车采访，现在的东方路，当年的文登路，仅是一条8米宽的煤屑路。”

（三）流动空间：地与人的迁移

地与人是空间的腾挪置换，在记忆中留下一串串脚印和轨迹。

“上海船厂已迁去崇明……位于东昌路与浦东大道相交处的‘141号，在这18年的风云际会中，为东西大通道让路，其2号楼整体‘北上9.13米，‘东进2米。‘141号平移过程中，工人借助液压机，如开汽车一样把这幢小楼安全地送到离原址9米多远的‘新家……就像搬一只大蛋糕要用托盘一样。”

事实上，早在上海世博会筹建期间，在浦江两岸动迁居民18452户，企业272家，创下了上 海历史上单个项目动迁量之最：“如果没有世博会，我们全家可能还住在黄浦江畔连接浦东周家渡的江边码头旁、那50多平米的小房子里。”

“上海世博园区有30多万平方米场馆是由老建筑改建而成……上钢三厂、南市发电厂、华伦印染厂……”

浦东作为一个被转让的、腾出的“空间”行使着自身的再生产。若再把时间线往后推，早在南宋时期，随着宋皇室南迁，大量北方人口纷纷定居浦东，浦东地区经历了一次人口大迁徙。再后来，浦东见证了上海的一段历史，参与其中：

“上海开埠，清同治元年（1862年），英、美、法、日、德等国，在境内先后辟建仓库、码头、堆栈、工厂。同治十年，清政府建立轮船招商局，并在烂泥渡建北码头，在陆家嘴设立南栈房。英商在烂泥渡建太沽栈。在陆家渡有法商永兴栈，德商瑞记洋行火油池等。陆家嘴沿江先后建起英商祥生铁厂、日商黄浦造船所、日华纱厂、英商茂生纱厂、英美烟厂等。民族工商业也在此兴办天章造纸厂、荧昌火柴厂、鸿翔兴船舶修造厂等。烂泥渡地区商业渐趋繁荣，大宗家用器具、砖瓦竹木等建筑材料，各类土特产等均以此为集散地，逐渐形成商业街。

进入抗战时期：

“区内商业由烂泥渡路和陆家嘴路，逐渐移向东昌路。沿江区域内自南向北，设有陆家渡、烂泥渡、游龙路、隆茂栈、春江、坟山、小南洋、泰同栈等8个舢板对江渡。后大部分渡口被工厂、仓库等所占，仅存3个轮渡站。

解放后：

“东昌路成为浦东地区最繁荣的一条商业街。有百年老店松盛油酱店、大鸿运酒楼、东方羊肉面店、德兴馆等名特商店。较为‘出名的轮渡站，有东昌路、泰同栈、陆家嘴等。”

及至近年来，浦东开发开放成为中外才俊施展才华创新创业之地，成为人才流、技术流、信息流的汇聚之地。它写满了过去，不断生成充满回忆的空间：

“曾经这里以上钢三厂、82路终点站、江边码头‘三足鼎立，周围散布着很多上海旧式住宅：老式公房、‘本地人的小楼、拥挤如‘72家房客的弄堂……从某种意义上说，这里就像一个封闭的小镇，除了要过江，一般很少有人会来到这里，更不要说游客”

（四）目光记忆：从“凝视”到“沉浸”

“凝视”是外来者的目光，“沉浸”是本地的视觉语言。在迪士尼乐园之前的浦东，有东方明珠、金茂大厦、环球金融中心等这些标志性的建筑。而在1990年前，浦东的最高建筑是浦东南路上24米高的消防站瞭望塔。

“在1975年以前浦东还有一条上川铁路线，从黄浦江边的庆宁寺到现在浦东的祝桥镇，全长35公里。想想真有意思，从这一头到那一片，本属一方水土，过去却要专门搭乘火车，浦东在传统的浦西人眼里无比遥远。”

矛盾的是，对上海人来说，浦东虽然长期以来发展迅速，但对浦东的回忆仍是“落后的，乡土气的，物质相对匮乏，文明建设迟滞的”。一直以来，本土的上海人，对顶级高楼聚集的浦东新区，始终不如新上海人那么有兴趣。在过去，浦西的上海人觉得浦东是乡下，站在外滩都不想朝对岸看，而浦东的老居民，又觉得陆家嘴把他们的故乡消灭了。

“东女偏西嫁”，浦东小伙娶个浦西姑娘，近乎平民男子娶个贵族小姐。

但恰恰相反的是，对外国人来说，浦东表征的中国的改革开放，是一个神话：

“我才到中国两天，我从浦东机场出来时有了如下感想：这地方比美国还美国。人群忙乱，大楼林立，大家争先恐后，追求成功，追求金钱。”

这个错觉，混同着他者想象，自我想象以及对回忆的重构的问题。对于浦东，外来者反而更留恋：

“也许‘美这个形容词会让这里的居民哑然失笑，他们在这里经历了太久的脏乱，已经无暇去欣赏建筑艺术价值。站在老弄堂、老房子前留影的都是一些外来者，而不是在这里生活了几十年的，四世同堂的老百姓们。”

当它重建之后，是充满现代气息的交往空间。由此，迪士尼乐园它不是一个建造和开放投入使用的“事件”，而是一个新形象的契机和回忆的重构。

（五）空间生产力的命名重构

古老的地名是历史活化石。“浦东”之名载见于明朝嘉靖年间所编修的《上海县志》，该地区呈三角形，由长江带入东海的泥沙冲击成陆，其时约在初唐之际。

追溯浦东的“出生”，它是从海里生长出来的，成陆之初，浦东地区侧重制盐，煮盐要先垒灶，于是出现了三灶、四灶、五灶、六灶等地名。出海捕捞，由滩地下海，便叫出了小泐港、黄沙港、庙港、芦潮港。抗倭防盗，构筑烽火台，便出现了一墩、二墩、三墩、四墩。地名文化是空间文化资源的重要元素，它包含人类活动，是历史的活档案和文脉。

南汇濒海，是候鸟迁徙必经之地。旧志记载：“鹤坡塘，一名鹤窠村，相传陆逊养鹤处。旁有鹤坡塘。鹤沙，即今下沙。相传产鹤，故名。”南汇的“下沙”，当地土音仍念作“鹤沙”，也许“下沙”确实是以鹤的栖息地得名的。

上海迪斯尼介入后，路名随之变化：包括迪士尼大道等十条乐园内外道路的路名有迪士尼大道、阳光大道、星光大道、申迪北路、申迪西路、申迪南路、申迪东路、探索路、奇妙路和灵感街。

过去的生产方式、组织方式塑造了地名，而当这种生产方式、组织方式，人类活动不再延续，发生更换后，这些地名的所指便由回忆填充。直到以资本为驱力的新的生产力对地名的重塑，同时催生出“回忆”的新增长点。新的地名将承接新的空间和文化脉络，通过回忆而产生的地名元素，通过与现实当下的地理空间对照，形成新的生产力。

（六）发展：空间的隐喻

浦东被誉为“中国改革开放的象征，上海现代化建设的缩影。”它的时间性由空间表征的。浦东是一个参照的框架，一个用于比较和衡量的空间节点。叙述和谈论浦东，总是和谈论上海的发展相联系。而上海的发展又是在中国改革开放的背景下进行的。上世纪80年代是针对计划经济，90年代是建立市场经济框架，新世纪以来是完善市场经济体制。

“日本人说，浦东的开发区规划是一个五子棋布局，一块一块的，好处是什么？各自发展空间都很大，他们碰不上，不是像其他地区由中间向外发展，郊区建市区还得改，这是很费成本的……”

作为上海发展进程中的一个重要网点，书写或讨论浦东逐渐将之放在一个更大的语境中，其所指意涵指向经济、指向发展、指向流动性的时间绵延。开发浦东是几代人的夙愿。早在1918年，孙中山在《建国方略》中就明确提出在上海以浦东为基地建设世界东方大港的构想。1990年4月18日，党中央、国务院宣布浦东开发开放。提出了“开发浦东，振兴上海，服务全国，面向世界”的方针。标志着浦东开发开放从20世纪80年代的上海地方战略构想，上升为20世纪90年代的国家重大发展战略，也标志着中国改革开放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当时上海面临北上还是东进的问题.北上就是向杭州湾发展，东进就是往浦东发展。浦东在1990年宣布开发开放……当时提浦东开发实际上是要解决把市中心的工业转移出去的问题，就那么简单。”

“得益于浦东开放开发的磁场效应和辐射效应，长三角地区迅速被推向对外开放的前沿……苏州、无锡、常州、嘉兴等一批对外开放的明星城市声名鹊起。”

三、迪士尼的空间消费：空间记忆的重塑

（一）集体记忆与日常生活记忆

从时间线上看，“熬波煮盐”可以说是人们聚集在地域空间中共同实现生存发展的“前记忆”。然后，浦东经历了从技术资本注入的技术生产空间：

“落户浦东是个集体的决定。‘浦东这块热土发展潜力巨大，是个独特的磁场。黄勇和同伴考察了国内很多地方之后得出了结论。”

“1990年开发开放之初，浦东就制定了面向世界招商引资的战略。1992年前后还在小心翼翼地投石问路的跨国企业，到1995年时已经全面地迈开大步，在加大生产性投资的同时，纷纷把研发中心和技术中心迁到浦东。在各大跨国公司从生产本土化到技术本土化的战略转型中，浦东也走上了从制造名牌到研发名牌的新路。”

“‘有幸参加第一批建设，不是我们本事特别大，而是天时地利人和……舒榕斌由衷地感叹，面对浦东‘二次创业，他依然‘充满理想：‘如果说一次创业是土地开发、功能开发、从无到有，二次创业就要精耕细作，要有更高层次、更高起点、更国际化的视野。”

这是人人参与其中，集体开发的空间的记忆。对比现在，浦东俨然成为了一个消费空间。

如果说生产空间是人类在空间中从事生产的自发行为，包含集体记忆的，充满运动汗水和热血的脉动的记忆。消费空间指的就是资本介入后，人们使用空间的新的方式。其中有忆苦思甜的甘冽，浴火重生后的舒朗。资本在空间中投入新的形式，触发主体的记忆机制，重构空间。从浦东的技术生产空间，到文化空间再到日常实践的生活空间以及以迪士尼为表征的消费空间。

“一些孩子的家长可能会为之高兴，几年之后不用通过签证与长途旅行，在上海就可以满足孩子游玩国际性顶级娱乐公园的梦想了。”

扬·阿斯曼认为，以字句、文章、文字和书本的形式，即语言传承的形式，以类似于“逻各斯为中心的方式”把传统紧紧固定在自身周围的元素是“文化记忆”，传统因此得以成为有机的整体。他还将埃及的王表为例，认为它们不能算作历史书写的手段，只是记录时间的工具，是“冷回忆”。

据此，浦东开发陈列馆和浦东展览馆推出的常年免费展，正是一种被物化为纪念碑式的“文化记忆”：

“曾经见证着‘老开发激情创业历程的浦东大道141号2号楼，如今‘修旧如旧，作为浦东开发陈列馆开始新的使命——以300余张珍贵照片、500余件各类实物再现当年情景，重温燃情岁月。……走进底楼展厅，当年老百姓获悉浦东开发开放后自发捐赠的冰箱、大哥大乃至小朋友一分、一毛攒起的零花钱，都‘重回故里，无声讲述‘众人拾柴的故事；旧空调、老式电话、‘搭伙时用的饭菜票，让人感受当年‘拓荒者艰苦创业的精神。

资本的介入，可以将冷空间转化为“热空间”，实际上空间是中性的，但对空间的记忆和回忆可以给它加温或冷却，正是因为记忆之热，浦东作为“热土”的隐喻生动展现了从物质性的匮乏到源源不绝的消费活力。它包含了人生经历和日常生活的鲜活感知。

（二）塑造差异：消费空间

记忆通过空间实现着自身的生产，塑造着空间和记忆，在这其中，资本注入新活力。从上海开埠开始，吴越文化的逐渐融合，形成了“上海”文化，特别是在鸦片战争之后，形形色色的西方文化和中国传统文化冲突和交融，到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到达了高潮，并形成了一种独特的经济、地理和文化环境，即“海派文化”。

“当上世纪90年代浦东新区被当作另一个深圳特区一样开发建设以后，旧的那片东岸生活更是仿佛未有存在过一般，人们很少去追问那一片故乡，他们坚定得把上海的记忆只记录成花园洋房、弄堂西施，或者洋买办与流氓大亨的乐园，似乎只有这样，才能与今天的国际大都会相配。……《东岸纪事》的作者在后记里写道：故事讲完了，生活还在继续，而那个记忆中的老浦东永远从现实世界中隐遁了。”

但同是“海派文化”，但浦东的陆家嘴文化与浦西的外滩文化差异极大，其最核心的表现就是对自由、平等理念和对共和、民主理念的认同，正是对这些理念的分歧，形成了外表繁华内在虚弱的浦东和外在典雅内在稳固的浦西。

“浦东相比浦西，商业氛围之稀薄，犹如平原与高原之间空气含氧量之比。”

“老浦东的市井面目，带着一点西西里的味道，爱恨情仇都容易燃起，少年的冲动与年轻女人的美，是上海话里说的‘下作坯与‘垃三。人和人之间的碰撞与流连，都带有快意恩仇的意思，不像浦西人那么文绉绉，那么前思后想。我很喜欢浦东沿江有一片地区叫‘后滩，这个叫法仿佛就是相对那个繁华洋气的外滩。后滩，就埋藏着一些被上海人自已有意忽略的一些渊源往事。”

现在，资本改造了空间的刻板印象和地域限制，通过塑造和传播差异化的空间，浦东作为迪士尼之地，正逐渐形成消费空间。客流是消费的表征，据测算，上海迪士尼度假区的客源结构大致为长三角游客占到总数的36.24%至37.06%，长三角地区以外的国内游客占据43.72%至44.49%，国际游客占到10.45%至12.94%。巨大而多元的客流，带动信息、购物、娱乐等服务发展。客流成为空间生产具有矢量的流水线，并进而实现对空间的消费。与客流相对应的是注重不让文化断裂，使记忆与资本耦合于空间，实现空间的范式转换：

“今后这里（川沙六灶社区）的部分农民房将被改造成民宿旅店，同时保留江南水乡的建筑风格……项目不会将农民房推倒重建，而是尽可能保留村民的原有住房，对于周边的山水河流，甚至一草一木，都会加以合理的改造和维护，给游客营造一个脱离尘世、充满江南风情、世外桃源式的居住场所。”

迪士尼乐园通过将作为生产开发型空间的浦东转化为消费型空间，在这个过程中，资本和记忆作为空间重塑的媒介，两相结合实现了空间的历时性传播和记忆的延续。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原来的空间作为媒介也重塑着日常记忆与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