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蕊 徐倩

摘要：产业效率变革是集合劳动生产率提升、资源配置能力优化与消费需求满足的有效途经，而缺乏外部需求刺激，加之较高的技术与制度转换成本，容易引致产业朝非绩效方向发展。因此，得益于技术创新拉动、政策限制放松和消费需求推动共同作用而形成的产业融合态势，将有效打破产业效率的锁定刚性，实现效率水平提升。“文化+旅游”产业融合能够显著提升两大产业的效率水平，但其对文化产业和旅游产业效率提升的作用效果却存在非对称性，冲破制度路径依赖与技术路径依赖的束缚，形成新的路径创造，才是实现文化产业效率解锁与效率变革的核心所在。在物质条件极大丰富的当下，精神追求与对美好生活的无限向往已成为我国经济生活的焦点，作为扩大内需、实现经济转型升级的重要动力，文化消费的点滴变化都应引起相关产业充分重视。只有跨越行业与地域阻隔，实现不同产业间技术、管理与市场的全面交融，才能在提升绩效水平的基础上推动经济增长新动力的进一步形成。为此，要继续扩大全国文化消费试点，努力调动地方政府的主观能动性，发挥行业协会的协调作用，对参与试点的文化企业、商户在市场推介、创意转化、投资融资等方面予以支持，力求从多角度激发居民文化消费需求，取得良好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从而实现文化消费试点工作各参与主体的互利共赢。

关键词：旅游产业;文化产业;产业融合;产业效率;路径依赖

中图分类号：F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54X（2020）08-0037-09

一、引言

文化产业是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精神文化需求、提高人民群众生活品质和幸福感的重要途径，是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重要载体，更是培育经济发展新动能、推动经济社会转型升级、促进创新创业的重要动力。当前，我国文化产业正在形成“文化+”产业融合的新业态。这种以文化资源为依托、以结构调整为主线，表现为“文化+制造”、“文化+金融”、“文化+旅游”等的全新模式正在对产业发展的效率解锁与效率变革问题产生深刻影响。

长期以来，效率问题都是经济学研究重要的使命与核心。亚当·斯密（1787）将效率体系划分为分工效率、竞争效率与宏观经济效率三个层次，他强调效率表现为劳动生产率的提高。Jondrow（1982）基于静态生产前沿面理论，将效率进一步分解为规模效率和技术效率①，认为最优效率状态不仅关系着社会福利水平，更将深刻影响经济格局的演进与变迁。正因如此，学者们不断尝试从技术创新、资源配置能力、经济规模、人力资本和制度政策等層面解析效率优化的作用机制②。为此，钟廷勇（2014）基于要素错配视角阐释了文化产业效率损失的作用机制，认为行业管制与地方分割加深了要素错配程度，这是造成我国文化产业全要素生产率在区域、所有制和企业间存在异质性的主要原因③。郭淑芬等（2018）发现我国西部地区文化产业受文化科研水平、文化消费需求与文化政策等不利条件限制，存在产业规模效率偏低的现实④。王惠等（2015）基于空间异质性考察了农村文化产业技术效率的收敛性问题，结果表明我国农村文化产业技术效率绝对收敛不明显且存在低值集聚，文化产业区域发展不平衡的态势日益加深⑤。由此可见，文化产业效率提升绝非一朝一夕之功;纠正要素错配、打破制度制约、激发技术升级更不会一蹴而就。Douglass C. North（1997）认为文化产业发展的路径依赖是引致产业效率低端循环的核心和关键，好的路径将引致产业进入良性循环，而不好的路径则将导致产业在无效率状态下出现停滞，进入厄运循环。L. Bebchuk， M. Roe（1999）认为，虽然产业制度与技术存在进化本性，但高昂的公共选择与信息成本将最终导致产业放弃决策行动，维持现状⑥。Liebowitz和Margolis（1990）也认为，巨额的技术与制度转化消耗是产业无法摆脱低效惯性的主因，由路径依赖所造成的效率锁定正在成为阻碍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桎梏⑦。

由此可见，冲破制度路径依赖与技术路径依赖的束缚，形成新的路径创造，才是实现文化产业效率解锁与效率变革的核心所在。张晖（2011）在分析利益集团、学习效应、转换成本和适应性预期等相关因素的基础上，提出了破解产业发展路径依赖的重要途径——产业融合⑧。产业融合意味着通过技术创新和放宽制度限制来降低行业壁垒，进而实现产业边界的模糊或消除。Rosenberg、Porter（1963）均认为产业融合的动力源于技术变革与政策引导，而这二者恰好与产业发展路径依赖效应的破解原则相符合⑨。因此，文化产业的业态裂变和跨界融合将加速其业态重组，不同产业主体之间会打破原有的线性关系，形成产业系统的有序化发展⑩。

基于上述逻辑推演，本文的研究重点是“文化+旅游”产业融合视域下的产业发展效率锁定与效率变革问题，并将研究视域转向了路径依赖理论下产业融合与产业效率的关系，这为产业效率问题研究提供了新的思路。

二、产业融合视域下产业发展的内在作用机制

（一）产业效率变革的内涵与影响因素分析

分工效率是斯密效率体系的第一个层次，它强调专业化分工对劳动生产率的增进，具体表现为创新性技术与劳动熟练度对效率水平的提升。张国强（2011）认为内部与外部分工将引致产业发展趋向专业化，并将在比较优势的作用下加速产业组织演进、深化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的影响;依照斯密的逻辑，竞争效率是效率体系的第二个层次。在“经济人”享有最充分的“天赋自由”权利之时，分工愈发达，技术就愈成熟，交换便愈频繁，竞争也愈完全。在这种自由主义思潮下，“看不见的手”为社会资源的优化配置开辟了道路，人们也开始更关注在一定技术条件下各投入要素在各产出主体的分配过程中所产生的效益问题。蔡昉（2017）基于劳动力重新分配视角重新审视了中国经济改革的效应问题，强调改善激励机制、矫正价格信号和拆除体制障碍是提升我国三大产业劳动生产率的正确选择。鉴于古典经济学暗含市场出清的假定，宏观经济便存在长期动态均衡的趋势。可以说，宏观经济效率很好地继承了斯密自由竞争的思想精髓，在供求双方的角力下，价格机制不仅决定了资源调配与转移的方向，更消除了市场“过度生产”与“资源闲置”的可能。

产业效率变革的内涵界定沿袭斯密效率体系中分工、竞争与市场出清等理念。首先，产业效率变革应该表现为产业劳动生产率的提升，在分工与生产层面，这意味着产业专业化运作愈发成熟、精细，产业技术创新能力显著增强，即单位投入所带来的产出存在质与量的飞跃;其次，产业效率变革应表现为产业资源配置能力的优化。弥补政策缺陷，消除制度阻碍将为产业竞争提供一个更加自由宽松的环境，人力、物力与财力的重新整合亦将催生出强大的规模经济效应;最后，产业效率变革应表现为对消费需求的深层次满足，产业效率变革的根本在于生产符合市场诉求的产品，市场出清状态也预示着产业的生产、营销与管理能力能够相互协调。

综上可见，产业效率变革是一个综合且多元的系统工程，它与技术水平、制度限制和消费需求等因素存在着密切联系。因此，本文选取Malmquist指数法将产业效率分解为技术效率、规模效率和纯技术效率，进而从多维度对产业效率变革问题进行实证检验。

（二）基于路径依赖理论的产业效率锁定

若要明晰产业效率变革的动力机制，首先便需要挖掘产业效率低位徘徊的内在原因。因此，本文基于路径依赖理论对产业效率的“变”与“不变”问题进行系统阐释。

根据路径依赖理论，产业效率“不变”意味着产业在沿着某一特定路径演进，若其他潜在或更优的体系难以对其形成替代，产业发展便存在因外部偶然性事件所导致的系统自我强化。W. Brian Arthur（1989）和David将路径依赖的概念引入技术变迁问题，发现人们在信息不对称情况下做出的决策，会因所选技术路径的缺陷而最终后悔这种选择，而技术变迁的自我积累又会使得产业的转变成本异常巨大。就产业技术选择而言，采用高效率技术始终风险性较强且收益的不确定性偏高。相较之下，低效率技术更易于被大规模模仿，这也使得产业内部存在一定的技术创新惰性，所以产业效率才表现为“锁定”刚性。

与技术路径依赖的“随机性”不同，制度无效率则是一个“非随机”过程。制度变迁追求与产业组织的协调互动，它是一个文化、意识形态和认知的全面学习过程。制度变迁的顺利与否有赖于公众适应性预期与包容能力的高低，它的演进历程绝非一蹴而就。新的制度创造不仅需要极高的重建成本，更需要同制度矩阵相关的学习效应。因此，一旦产业发展进入“效率锁定”状态，想要脱身便不得不借助外力。诸如，增强政府在互补性活动中的协调作用，或是通过降低技术与制度的转化成本，下调公众的适应性预期。

由此可见，在路径依赖理论下，产业发展极易落入“效率锁定”的泥潭，因此，为实现产业效率变革，本文认为产业发展的路径依赖需要从三个方面进行突破：首先，需要通过产业内部的“技术创造性破坏”，利用技术升级与革新沖破技术路径依赖;其次，需要借助产业外部制度层面的“有意识偏离”，进行政策优化，降低行政管制与行业束缚，冲破制度路径依赖;最后，产业效率变革需要充分注重外部需求的催化作用，最初，产业发展路径依赖的形成存在某种偶然性，而消费升级与市场导向则是促使产业效率变革的重要推手，它不但是引领产业发展的先进动力，更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技术变迁与制度变迁的演进方向。

综上，路径依赖理论下产业效率锁定问题的根本症结恰好与产业效率变革的影响因素一一对应，因而技术创新、制度优化与消费引领将是实现产业效率变革的必经之路。

（三）产业融合对产业效率变革的作用机制

日本学者植草益（2001）对产业融合作出了明确的概念界定，认为产业融合不仅是通过技术革新和放宽限制来降低行业壁垒，加强行业竞争合作关系的一种经济行为，更是需求方对产品替代性与互补性功能深切诉求的必然结果。Michela Addis（2013）则认为文化消费指引着文化产业的发展模式与融合方向。实际上，“文化+旅游”产业融合的最终形成得益于技术创新拉动、政策限制放松和消费需求推动的共同作用，而这恰好同路径依赖理论下产业效率的解锁机制完美契合。

就技术创新而言，我国已在文化领域共性技术、文化产品生产服务技术和文化传播信息技术等方面实现重要突破，文化科技发展已呈现出跨行业、跨领域的特征。产业融合为传统产业创造了一条全新的技术路径，它不仅使传统产业摆脱了过去大量依靠内部自主技术研发的低效模式，更使得产业研发成本、生产成本和交易成本大幅度降低;就制度优化而言，2018年，作为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的重要内容，文化和旅游部正式揭牌，这标志着我国已完成文化部和国家旅游局的职责整合，两部门合并亦将有助于进一步提高工作效率及办事效率，彻底解决两部门职能混淆、办事难度高的现状。因产业融合而带来的资源配置优化，不仅提高了产品生产的柔性，更强化了产业组织网络，使得产业内外部连结度进一步提升，这也是引致产业制度路径变迁的主要原因。就消费需求而言，产业融合实现了产品创新、引致了需求创造。在产业融合的过程中，消费者被很好地嵌入制度优化与技术革新之中，技术与制度路径的优化与再造均得益于消费需求的积极引领。就“文化+旅游”产业融合而言，文化消费的升级与转型是最不容忽视的环节，文化消费决定着文旅产品新旧服务的集成方向，而最终产成品的多功能融合也将使得原产业的市场绩效进一步增强。

基于上述理论分析，本文认为“文化+旅游”产业融合是冲破产业路径依赖，实现产业效率变革的有效途径。它可以更好地链接市场，拉动消费，亲和大众，并将因自身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的兼容性而完美地助力经济发展。

三、“文化+旅游”产业融合度及产业效率的测算

为具体刻画“文化+旅游”产业融合与产业效率的关系，本文将对我国30个省市的“文化+旅游”产业融合程度、文化产业效率和旅游产业效率加以测算，明晰其时空演进趋势，进而为实证检验提供必备的数据基础。

（一）“文化+旅游”产业融合度的测算

产业融合度的测算方法包括赫芬达尔指数测算法、熵指数法、专利系数法、投入产出法和耦合协调度法。这些方法均可达到测算产业融合度的目的，但均存在某些不足。赫芬达尔指数法与专利系数法的计算原理是将产业融合与技术融合相等同，以专利数据作为测算依据，不仅存在片面性，而且特定产业的专利数据也较难获得;而熵指数法则较为依赖行业分类的合理性，它以企业在四位行业代码的销售收入占总销售收入的比重作为衡量基础，计算量繁重;投入产出法主要衡量的是由产业渗透所形成的产业融合，但它无法衡量产业交叉或产业重组所引致的产业融合。因此，基于数据可得性和方法包容性原则，本文将选择耦合协调度法对我国“文化+旅游”产业融合度进行测算。

（二）文化产业与旅游产业的效率测算

在进行产业效率水平测算时，本文依据Jondrow对效率的分解方式，将产业效率水平划分为技术效率、纯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同时参考王恩旭等（2011）和周锦（2012）的做法，将文化产业与旅游产业效率评价指标体系设计如表2所示。

在此基础上，本文搜集了中国大陆30个省市（因数据获取不全，去掉西藏地区）2004—2018年文化、旅游产业的相关数据，利用数据包络分析法得到我国文化与旅游产业效率值，如图2所示。

四、实证分析

为探析“文化+旅游”产业融合对产业效率变革的影响程度，本文将分别采用普通OLS回归模型、二阶段最小二乘估计模型、最优两步GMM模型和迭代GMM模型对二者的作用关系加以刻画。因为虽然2SLS模型能够通过加入工具变量解决一些内生性问题，使得回归结果更具说服力，但是其他一些不可观测因素的影响仍会不可避免地带来异方差以及弱工具变量问题，这些会导致OLS和2SLS估计存在一定偏误。为此，我们将通过GMM模型和迭代GMM模型，控制并减少模型的异方差性问题以及弱工具变量等问题。

（一）数据说明

本文将选择文化产业技术效率值y1、文化产业纯技术效率值y2、文化产业规模效率值y3、旅游产业技术效率值y4、旅游产业纯技术效率值y5和旅游产业规模效率值y6作为因变量;选择“文化+旅游”产业融合度r作为自变量;同时，本文将选择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income）、文化消费（yt）、专利数（代表区域技术创新水平z）、国民生产总值（gdp）、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额（代表区域资本投入水平fix）、文化专项财政支出（ce）、就业人数（代表区域人力资本投入people）七个变量作为控制变量进行模型回归分析。

关键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如表3所示。

（二）结果分析

“文化+旅游”产业融合对文化产业技术效率影响的实证估计结果如表4所示。其中，列（1）显示了加入控制变量的OLS的回归结果，解释变量“文化+旅游”产业融合度r系数显著为正，表示“文化+旅游”产业融合对文化产业技术效率具有正向影响。列（2）为2SLS回归结果，控制了省级固定效应后，解释变量“文化+旅游”产业融合度r系数仍显著为正。列（3）为采用两步GMM估计的回归结果，解释变量“文化+旅游”产业融合度r系数显著为正。列（4）是采用迭代GMM估计的回归结果，解释变量“文化+旅游”产业融合度r系数也显著为正。

“文化+旅游”产业融合对文化产业纯技术效率影响的实证估计结果如表5所示。其中，列（1）显示了加入控制变量的OLS的回归结果，解释变量“文化+旅游”产业融合度r系数显著为正，表示“文化+旅游”產业融合对文化产业技术效率具有正向影响。列（2）为2SLS回归结果，解释变量“文化+旅游”产业融合度r系数仍显著为正。列（3）为采用两步GMM估计的回归结果，解释变量“文化+旅游”产业融合度r系数显著为正。列（4）是采用迭代GMM估计的回归结果，解释变量“文化+旅游”产业融合度r系数也显著为正。

“文化+旅游”产业融合对文化产业规模效率影响的实证估计结果如表6所示。其中，列（1）显示了加入控制变量的OLS的回归结果，解释变量“文化+旅游”产业融合度r系数为正且显著。列（2）为2SLS回归结果，解释变量“文化+旅游”产业融合度r系数显著为正。列（3）为采用两步GMM估计的回归结果，解释变量“文化+旅游”产业融合度r系数显著为正。列（4）是采用迭代GMM估计的回归结果，解释变量“文化+旅游”产业融合度r系数也显著为正。

“文化+旅游”产业融合对旅游产业技术效率影响的实证估计结果如表7所示。其中，列（1）显示了加入控制变量的OLS的回归结果，解释变量“文化+旅游”产业融合度r系数显著为负。列（2）为2SLS回归结果，解释变量“文化+旅游”产业融合度r系数为负，但不显著。列（3）为采用两步GMM估计的回归结果，解释变量“文化+旅游”产业融合度r系数显著为负。列（4）是采用迭代GMM估计的回归结果，解释变量“文化+旅游”产业融合度r系数显著为负。

“文化+旅游”产业融合对旅游产业纯技术效率影响的实证估计结果如表8所示。其中，列（1）显示了加入控制变量的OLS的回归结果，解释变量“文化+旅游”产业融合度r系数显著为负。列（2）为2SLS回归结果，解释变量“文化+旅游”产业融合度r系数为负且不显著。列（3）为采用两步GMM估计的回归结果，解释变量“文化+旅游”产业融合度r系数为负且不显著。列（4）是采用迭代GMM估计的回归结果，解释变量“文化+旅游”产业融合度r系数为负且不显著。

“文化+旅游”产业融合对旅游产业规模效率影响的实证估计结果如表9所示。其中，列（1）显示了加入控制变量的OLS的回归结果，解释变量“文化+旅游”产业融合度r系数显著为负。列（2）为2SLS回归结果，解释变量“文化+旅游”产业融合度r系数为负，且较为显著。列（3）为采用两步GMM估计的回归结果，解释变量“文化+旅游”产业融合度r系数显著为负。列（4）是采用迭代GMM估计的回归结果，解释变量“文化+旅游”产业融合度r系数显著为负。

综上可见，在迭代GMM模型估计下，“文化+旅游”产业融合度r对文化产业影响的系数均显著为正。这意味着 “文化+旅游”产业融合将极大地提升文化产业的技术效率水平、规模效率水平和纯技术效率水平。从产业层面来看，“文化+旅游”产业融合对文化产业技术效率水平、纯技术效率水平和规模效率水平的影响分别达到了0.3096、0.3161和0.0782;而“文化+旅游”产业融合对旅游产业技术效率水平、纯技术效率水平和规模效率水平具有负面影响，分别为-0.2034、-0.0803和-0.0945。即“文化+旅游”产业融合对文化和旅游产业效率变革的作用效果是非对称的，相较于旅游产业，产业融合的正向经济影响更易惠及文化产业。就效率水平而言，“文化+旅游”产业融合对文化产业纯技术效率水平的改进程度最高，达到了0.3161，这意味着产业融合已对文化产业的技术及管理能力进行了显著优化。相较之下，“文化+旅游”产业融合对旅游产业的纯技术效率水平影响并不显著，对旅游产业的技术效率及规模效率水平拥有显著的负向影响。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可能在于我国旅游产业发展的很多问题，如产品品质低、体验差、供需失衡等容易被行业增长所掩盖，我国旅游服务的升级换代不及文化产业迅速，因而在适应文旅融合的过程中，它将在保障体系建设、消费体验与服务对接等层面面临更多的挑战。

五、研究结论与对策建议

本文基于“文化+旅游”产业融合视域研究了产业发展的效率锁定与效率变革问题，结果表明产业效率变革是一个集合劳动生产率提升、资源配置能力优化与消费需求满足的系统工程，它的最终实现需要技术层面、制度层面与市场层面的多方助力。鉴于技术变迁与制度变迁需要消耗巨額转换成本，加之以供给为导向的产业生产忽视了市场需求的引领作用，故产业发展不仅存在技术创新惰性，更易引致效率水平始终处于低位徘徊。因此，为了打破产业效率锁定的僵局，本文认为以技术创新拉动、文化消费需求推动和制度管制放松作为动力机制的“文化+旅游”产业融合是推动两大产业效率水平提升的有效途径。为验证这一结论，本文测算了全国30个省市的产业融合度与效率水平，并利用动态面板模型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表明：“文化+旅游”产业融合能够显著提升文化产业和旅游产业的效率水平，但其对二者的效率水平提升效应存在非对称性。相较之下，产业融合的积极影响更易惠及文化产业而非旅游产业。

基于本文研究结论提出以下几点建议：

第一，加大对产业技术创新的扶持力度。技术创新源自于产业内部，是一项高风险、高投入的研发业务，但产业效率升级却深度依赖科技进步与技术更迭的正向影响。因此，政府应给予相关产业更多技术创新层面的财税优惠和贷款扶持。这不仅会消除产业运行过程中因高研发成本而引致的后顾之忧，更将为产成品功能的高端化与多元化实现提供强大助力。

第二，进一步放宽政策限制，鼓励不同产业深度交融。产业发展的桎梏不仅源自于产业内部，更来自于市场垄断或既得者利益的难以均衡。同时，制度与政策的调整与优化绝非一日之功，产业效率变革迫切需要一个公平、公正的市场竞争环境，积极有效的市场机制将加速生产要素与物质资料的快速转移，展现出行政限制条件下无法比拟的高绩效水准。只有跨越行业与地域阻隔，实现不同产业间技术、管理与市场的全面交融，才能在提升绩效水平的基础上推动经济增长新动力的进一步形成。

第三，扩大文化消费试点，积极捕捉文化消费需求新动向。在物质条件极大丰富的当下，精神追求与对美好生活的无限向往已成为我国经济生活的焦点。作为扩大内需、实现经济转型升级的重要动力，文化消费的点滴变化都应引起相关产业充分重视。为此，我国应继续扩大全国文化消费试点，努力调动地方政府的主观能动性，发挥行业协会的协调作用，对参与试点的文化企业、商户在市场推介、创意转化、投资融资等方面予以支持，力求从多角度激发居民文化消费需求，取得良好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从而实现文化消费试点工作各参与主体的互利共赢。

注释：

① J. Jondrow， C. A. K. Lovell， I. S. Materov and P. Schmidt， On the Estimation of Technical Inefficiency in the Stochastic Frontier Production Function Model， Journal of Econometrics， 1982， 19， pp.233-238.

② 江小涓：《网络空间服务业：效率、约束及发展前景——以体育和文化产业为例》，《经济研究》2018年第4期。

③ 钟廷勇：《要素错配对文化产业的影响：理论、制和实证》，东北师范大学2014年博士学位论文。

④ 郭淑芬、郝言慧、王艳芬：《文化产业上市公司绩效评价——基于超效率DEA和Malmquist指数》，《经济问题》2018年第2期。

⑤ 王惠、王树乔、李小聪：《基于空间异质性的农村文化产业技术效率收敛性》，《经济地理》2015年第8期。

⑥ L. Bebchuk， M. Roe， A Theory of Path Dependence， Stanford Law Review， 1999， 52（1）， pp.137-179.

⑦ S. Leibowitz， S. Mugolis， The Fable of the Keys，Journal of Late & Economics， 1990， 22（4）， pp.1-26.

⑧ 张晖：《技术创新、路径依赖与路径创造——产业升级的困境与突破》，《当代经济管理》2011年第7期。

⑨ Natham Rosenberg， Perspectives on Technological Change in the Machine Tool Industry： 1840-1910，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1963， 23（4）， pp.414-443.

⑩ 李凤亮、宗祖盼：《文化与科技融合创新：演进机理与历史语境》，《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16年第4期。

张国强：《分工、专业化与产业组织演进：一个理论分析模型》，《求索》2011年第3期。

车圣堡：《效率理论述评》，《商业研究》2011年第5期。

蔡昉：《中国经济改革效应分析——劳动力重新配置的视角》，《经济研究》2017年第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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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沂：《路径依赖经济学分析框架的演变——从新制度经济学到演化经济学》，《江苏社会科学》2008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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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芳、潘毛毛：《產业融合、绩效提升与制造业成长——基于1998—2011年面板数据的实证》，《科学学研究》2015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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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琰飞、朱海英：《西南地区文化演艺与旅游流耦合协调度实证研究》，《经济地理》2014年第7期。

其中国内旅游收入、国内旅游人次、旅游创汇收入、国际旅游人次、旅游企业总收入、旅行社营业收入、星级饭店营业收入、旅行社数量、旅游星级饭店数量、星级饭店从业人员数、文化市场经营营业收入、文化市场经营机构个数、文化市场经营机构从业人数、艺术表演团体从业人员数、旅行社数量、饭店数量、旅游企业固定资产、旅游从业人员、国内旅游总人次、国际旅游总人次、国内旅游总收入、国际旅游总收入和旅行社从业人员数来自于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信息网;文化机构经营收入、艺术表演团体经营收入、艺术表演团体演出收入来自于文化文物统计年鉴;博物馆数、艺术表演团体机构个数来自国家统计局;文化、体育、娱乐固定资产、文化、体育、娱乐从业人数来自于万德数据库;文化产业营业收入包括文化机构营业收入（数据来自国研网）和文物机构营业收入（数据来自中国文化文物统计年鉴）。

王恩旭、武春友：《基于超效率DEA模型的中国省际生态效率时空差异研究》，《管理学报》2011年第3期。

周锦：《文化产业的创新体系和效率评价研究》，南京大学2012年博士学位论文。

文化、体育、娱乐固定资产、文化、体育、娱乐从业人数来自于万德数据库;文化产业营业收入包括文化机构营业收入（数据来自国研网）和文物机构营业收入（数据来自中国文化文物统计年鉴）。

其中专利数、GDP、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额、第三产业增加值、财政支出（科技亿元）、财政支出（文化亿元）、财政支出（教育亿元）和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来自国家统计局;文化事业费、文化消费、农村居民家庭教育文化娱乐支出、城镇居民家庭教育文化娱乐支出数据来自于中国统计年鉴及各省份统计年鉴;城镇居民可支配性收入2004年至2012年数据来自于国家统计局，2013年至2015年数据来自于中国统计年鉴;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数据来自于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

作者简介：黄蕊，长春理工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副教授，吉林长春，130022;吉林省科技创新与区域发展研究中心，吉林长春，130012。徐倩，长春理工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吉林长春，130022。

（责任编辑陈孝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