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嘉时期是中国封建时代极盛将衰的转折期，政治相对稳定，经济繁荣，文化集成。此间戏曲文化活动十分兴盛，在上者乾隆、嘉庆均酷爱演剧，乾隆南巡更是促成江南演剧的繁荣，钱泳《履园丛话》卷十二即云：“梨园演戏，高宗南巡时为最盛。”①在下者民间演剧日兴，“长安梨园称盛，管弦相应，远近不绝。子弟装饰，备极靡丽。台榭辉煌，观者叠股倚肩。”②加之花雅之争如火如荼，花部从雅部的成功艺术经验中吸取养分，改编移植剧目，俗化曲牌打破连套格式以构建板式声腔;雅部从花部中学习演出风格和运作模式，兼习乱弹剧目，花雅之争加速了中国古典戏曲的近代转型。即以此间文人传奇、杂剧创作而言，据笔者初步统计，乾嘉时期85年间出现文人曲家在216位以上，剧作580种以上，年均曲家不少于2.54位，年均剧作不少于6.82种。年均剧作量和留存量低于明末清初数量，但高于晚清民国水平，乾嘉时期是中国古典剧作史上继元代、明中叶、明末清初三个戏剧高潮之后的又一个次盛时期。囿于学术观念及时代思潮等原因，③较长时期以来，学界关于清代戏曲的研究主要集中于清初和晚清时期，對清中叶的乾嘉戏曲尤其是文人曲家、剧作的研究长期以来未进行有效展开。④

本文所探讨的方成培、周皑正是乾嘉之际的两位文人戏曲家，于行文中，我们努力贯穿两点理论视角，即贯通与主体。一方面，中国古代的作家通常是“全能型”的，以文体而论，往往同一个作家于诗词歌赋、文曲策论均擅，故而关于作家的研究，近年来有识之士主张“贯通”式研究，朱万曙：《古代文学研究：大数据与横向打通》，《古代文学前沿与评论》第一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