涂石

王仿是王文华的笔名。虽说今天的年轻读者对他可能感到陌生，但像我们这些老一辈的人，对他却是十分熟悉的。虽说，他离开我们已经22个年头了，但他留给我的印象却是那样的深刻。因为他对民间文学事业钟情，为它付出了自己毕生宝贵的时间和精力，对民间文学理论和实践作出了重要贡献，从而令我无比怀念他。

话还得从我19年前对他的一次采访说起。1991年6月12日上午8时许，我和我当时还在复旦大学中文系读三年级的大儿子涂殷康，一起到天平路310弄树德坊6号王文华的寓所采访了他。尽管事先我同他已取得过联系，但正式访问他时，我们仍清楚地感觉到了他那掩盖不住的激动内心。他神情专注地回顾起自己40个春秋默默无闻地从事编辑、调查、研究、写作的日日夜夜，一下子，仿佛又回到了40年前的青年时代。

王文华青年时代经历了抗日战争的洗礼，经受过战争风云、学校迁徙之艰苦。1950年他毕业于国立社会教育学院新闻系，接着进入上海新华书店华东总分店编辑部工作，担任文艺编辑。1951年底，他转入上海人民出版社，开始接触通俗文艺，从此，他对民间文艺发生了浓厚的兴趣，下苦功熟悉国语和吴语语音，用国语编写通俗文化读物。1956年参加编辑出版《民间文艺选辑》（先后共出版11辑），内容包括民间曲艺、民间歌谣、民间故事、民间传说以及民间文学作品搜集整理体会、经验和评论等。1954年在上海文艺出版社负责戏剧曲艺和民间文学两个组的编辑出版工作，使他开始有更多的机会接触民间文学作品，结合工作，开展研究。

他研究的成果，最初表现在韵文的民间语类作品方面。散文类如传说、故事等，他只写了一些评论文章，着重谈文学创作与民间文学记录整理的界限问题。他认为创作与加工，表现的是现代人的思想和观念，把这些作品当作过去时代的民间文学作品来研究，得出的结论必然也是不科学的。韵文类作品与散文类作品比较起来，相对稳定些，作品在流传过程中，创作加工的程度低些，也比较容易辨认其真伪，所以王文华认为先从韵文类作品着手研究是较为稳妥的。

王文华在工作中接触到大量的谜语方面的来稿，为提高自己的编辑业务水平，他阅读了有关理论著作。前人的著作对他有着很大的启发，但他也感到不满意，因为大多数著作对谜语的看法，都以刘勰《文心雕龙》的《谐隐》为圭臬。刘勰虽然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位将谜语引进大雅之堂——文学创作领地加以研究的先行者，他虽也指出谜“词欲隐而现”“使昏迷”等谜语特征，但由于他当时所能看到的资料十分有限，使得他对谜语的研究就显得不够深入，所得出的有些结论也并不科学，比如关于谜语的起源问题，他说谜语产生于魏，是由于当时文人的“嘲隐”演变而成的（“君子嘲隐，化为谜语”），这个论断是与历史事实不相符合的，因为从史书和其他古籍的记载中，可以找到许多产生于汉代以至更久远的春秋战国时期的谜语资料。

王文华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研究谜语，一直到20世纪80年代方才正式出版谜语研究著作，这中间相隔了一段相当长的时间，原因是，他不满足于已搜集的资料。他说，其实许多问题早已得到解决了，但为使问题解决得更加完美，更有說服力，必须运用尽可能充分的材料来加以说明和论证。问题在于不少材料早些时候不易找到，比如谜语的起源问题，就因为材料不够充分，不愿贸然下结论，直到他搜集到足够的资料后，方才动笔著作。

王文华说，谜语开头并不是韵文，而是口头回答式的散文（北欧神话、希腊神话中的谜语都是附在传说之中），那么后来为什么由散文转变成韵文了呢？这是因为韵文比散文更便于流传、便于记忆的缘故。谜语为什么只能产生于原始社会后期，而不能产生于这个年代之前呢？这是因为谜语的产生在相当程度上依赖于社会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和人类智力的发展。总之，经过几十年的潜心研究和探讨，王文华对谜语的起源问题提出了自己独特的看法，他认为：一，原始的民间谜语使用赋的手法，最初出现的可能是散文形式;它在发展过程中逐渐向韵文的形式过渡，表现手法也不断更新，不断丰富;二，民间谜语的成熟期，大约在人类生产力和智力都发展到相当高度的野蛮时代末期或野蛮时期向文明时期过渡的历史阶段，它的萌芽或胚胎期则在父系氏族社会时代。

关于谜语的特点，包括谜语的表现手法，也是王文华先生注重研究的一个问题。王文华说，要给任何一个事物下定义，就要将该事物同他事物区分开来，找出该事物的本质特征。王文华认为谜语的根本特点是智力锻炼、娱乐活动，而不是用于政治思想教育。从研究分析大量的谜语资料，王文华认为谜语特征的显示，只要求在三两句话中把一件事物的特别性质指明出来就可以了。再从出谜和猜谜的过程看，出谜者通过观察、比较、选择，找到能跟其他事物相区别的本事物特征告诉猜谜者，而猜谜者则以它为线索进行思考、分析、判断，找出事物的本体。将这个过程化为简单的公式，就是：出谜是从事物形象到事物特征;猜谜则是从事物特征到事物形象。民间谜语的全部秘密在于：谜面上出现的是尽可能少的、不显露的、能与其他事物相区别的特征，这是“隐”，这些特征是追寻事物的线索，又是“显”。谜面上出现的是“隐”与“显”的矛盾统一体。由此，王文华给民间谜语下了如下的定义：民间谜语是事物特征的概括的描写或形象的表现。出谜者通过观察、比较、选择，寻找出能够与其他事物相区别的特征告诉猜谜者;猜谜者以它为线索，通过思考、分析、辨别，找出本来的事物。出谜、猜谜双方通过猜谜活动以测验智慧、锻炼智力。几十年来，多少学者写过许多文章和著作，都未曾对谜语的特征下过如此简单明确的定义。王文华研究谜语，历经30多年的时间，最后在编选出版《中国谜语大全》的基础上，方才正式著书立说。他编选的《中国谜语大全》1983年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之后，10余年里重印了十多次，累计印数达50余万册，俨然成了上海文艺出版社的一本常印长销的畅销书。而1986年出版的《谜语之谜》一书是他对谜语进行系统、深入的理论研究的一个总结。

王文华从事理论研究很注重田野作业、注重解决实际生活中存在的种种问题。20世纪60年代，王文华参加上海市新民歌调查组，在崇明发现了《贩桃郎》和《红娘山歌》两部叙事诗。1960年他又参加了由上海作家协会、上海文艺出版社和上海市群众艺术馆联合组织的调查组，深入奉贤，挖掘、采集了《白杨春山歌》《林氏女望郎》《严家私情》三部汉族叙事诗，同时还在奉贤发现了仪式歌《哭嫁歌》。在松江则采集到了《刘二姐》《张大姐》两部叙事诗。王文华说，既然今天已经发现了这些叙事作品，那么是不是可以说，它已从根本上否定了胡适等先辈学者关于“汉族没有叙事诗”以及“叙事诗往曲艺、戏剧”发展的说法呢？这就说明，理论研究必须建立在社会调查的基础上。近代，汉族民间叙事诗被发现之前，是谈不上理论研究的。20多年来，王文华在搜集大量汉族叙事诗的同时，还深入探讨了民间叙事诗歌的起源、形式变化等问题，发表了10余篇论文。他认为汉族近代民间叙事诗，不仅数量十分丰富，而且形式、风格、曲调也都纷纭多样，鲜艳夺目。由于自然地理环境和历史文化传统不同，经济生产和生活方式有别，方言语音又多差异，不同地区的作品很自然地会显现出各自不同的色相和特点来。从现有材料看，若以篇幅长短划分，汉族近代民间叙事诗可分为长篇、中篇、短篇和“花名山歌体”四种类型。“花名山歌体”主要风行于吴语地区，它采用人民大众所熟悉的《十二月花名》歌，按一年月序逐月叙唱，每月的句首为花名。它大致可分为抒情山歌、叙事山歌、戏文山歌、新闻山歌、物产山歌和虫名山歌等六类。那么，为什么叙事诗歌开始篇幅较短，经过流传、演唱，篇幅越来越长呢？这是因为，原来山歌是顺着自然发展的，演唱者演唱时见物见景，触景生情，即兴演唱时自然而然地加上了许多新的词句。同时，往往还会从别的作品中吸取养分，直接或间接（将原作品某些东西加以变动后）吸收进来，所以，演唱的过程，即是不断再加工的过程，时间一长，便慢慢地成为较长的作品了。比如《姐夫接阿姨》，这一叙事诗是在上海郊区南汇、川沙交界地发现的，起初全首篇幅仅为300行，后来流传到了上海郊区上海、青浦两县，沿着北上路线又流传到了江苏吴江、吴县、无锡后，全首篇幅已演变成为3000行的作品了。

典型理论是王文华长期理论研究中的另一个重要问题。多年来，民间文学学术界一直认为民间文学作品中的形象，只有类型，而没有性格，也就是说只有共性而没有个性。王文华从大量民间文学作品的研究中，得出了民间文学作品中类型化形象虽然多些，但也不乏有个性的人物形象。中国四大传说中的孟姜女、牛郎、织女、白素贞、梁山伯、祝英台等人物形象都不同程度地具有鲜明的个性，尤其是后三个人物，不失为成功的文学典型。

1980年上海民间文艺研究会在姜彬主持下，创办了《民间文艺集刊》理论刊物，王文华一个人担负起组稿、审稿、编辑等大量工作，但在业余时间，他坚持对谚语、歇后语进行系统深入的研究，1989年写成了《中国谜语、谚语、歇后语》一书。在这一著作中，王文华对民间歇后语，提出了新的名称。他认为歇后语，是文人创作的，其名称是借用的，民间歇后语产生于汉语以事以物释义的特点，是用前面的事物来说明后面的意义。比如，在《诗经·柏舟》中有“我心匪席，不可卷也”，“席”是物，卷是物的性，性化为义，就成了“席卷而逃”。这个特点不但产生了民间歇后语，而且经常在日常用语中出现，如被辞职说“卷铺盖”，是以事代义;又如广东人说“炒鱿鱼”，也是“卷”的意思。因此，王文华认为，歇后语这一名称，应改为释后语更为恰当，更为科学。《中国谜语、谚语、歇后语》全书只有10万字，但细心的读者不难发现，从下定义到分析、论证，最后得出结论等方面，都有着著者的独特見解。全书还融知识性、科学性、可读性于一体，给人以生动活泼的新鲜感。王文华著作有个突出特点是，凡是研究某一问题，总是将前人的看法一一展示，让读者对这一问题研究的历史和现状有一个全面的认识，然后再提出自己的看法，从而将问题的研究引向深处。

40年来，王文华在极其繁忙的编辑工作之余，先后参加了近十部汉族叙事诗的采录、整理工作（他是个诗作不少的诗人，这对担当民间叙事诗的采录、整理工作大有裨益），他的另一部专著《民间叙事诗的创作》，是他10余年来关于汉族民间叙事诗研究的结晶。在我们采访他时，王文华正在搜集资料，潜心研究“中国巫术”这一新课题。现今国内虽已出版几部巫术著作，但多以书面材料的古俗为研究对象。王文华试图探讨民间文学与巫术之间的关系，而着重考察巫术的世俗化方面，从巫术在近代社会生活中的遗存，来探讨巫术的产生、发展与变化。

在我们这场长达三个多小时的交谈结束时，王文华意味深长地说：“文无新说不肯休。”王文华勤奋治学的精神令人钦佩。这次的采访，令我终生难忘。在他逝世22周年忌日，我写这篇回忆文章纪念他，因为他是一位对民间文学理论作出重要贡献的民间文艺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