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定国

沙梅是我国早期的著名音乐家。他先后就读于北平艺专和上海国立音专，师从萧友梅博士，专攻西洋作曲技法。他谱写过不少有影响的音乐作品，还与人合作创办、主编进步刊物：中国第一本音乐戏剧评论刊物《戏剧与音乐》。抗战时期，在中共地下党领导的“左联”旗下，沙梅积极参与、组织、领导如火如荼的上海抗日救亡歌咏运动。全国解放后，他历任上海音乐界多个领导岗位。但自幼就痴迷于川剧的沙梅，骨子里心心念念的还是川剧的传承和发展及其音乐的改革和创新。其一生的主要精力还是致力于川剧的变革。此举从抗战胜利后的1946年始，一直持续到1993年他病故，时间长达近半个世纪。

2019年，成都川剧院为庆祝建院60周年，决定出版一套川剧纪念文集，其中有沙梅的遗著《川剧传统音乐的科学剖析》。沙梅已去世25年了，这本30多万字的川剧理论研究著作，倾注了他的毕生心血。从60年前沙梅着手写作到如今公开出版，一路上磕磕碰碰，犹如他坎坷的命运。

1960年，北京音乐出版社领导来沪约谈沙梅，希望他能撰写一本有关川剧音乐的专著。作为川剧音乐长期研究者的沙梅欣喜不已。这么多年来，他一直在专注收集、研究、评论川剧及其音乐，因此手头已有不少现存积累的资料。写作历时五年，六易其稿。但就在专著即将定稿时，“文革”来临了。手稿被抄走，下落不明，让深陷囹圄的沙梅心痛不已。不料手稿竟神奇般躲过浩劫，拨乱反正后又奇迹般回到沙梅的手中。1979年至1981年，沙梅在亲历了川剧《红梅赠君家》改革的基础上，又补充修改了新手稿的内容。不久，新稿又重新寄往北京音乐出版社。未料一年后遭退稿。理由很简单，那时市场经济勃兴，纯理论研究的“小众”书稿，已无法保本，更谈不上盈利了。手稿就这样又重新静静地躺在沙梅家中的书橱里10多年，沙梅已不再提及此书的出版了，但他心中的痛楚是不难体会的。

1995年，沙梅去世两年后，他的家人决定自费出版此书，以告慰老人一生的心愿。新书的编辑、校对、画五线谱、封面设计都由家人完成。此书属于没有正式出版刊号的“私生子”，只印了几百本，分送给四川的一些川剧院团和国家及各省市的图书馆，还有一些老朋友。

沙梅的妻子季峰在赠书的附信中写道：“沙梅的遗愿：川剧不能亡。尤其是川剧中的高腔音乐和川剧锣鼓不能失传。本书主要供川剧爱好者研究、探索、改革、发展之。……川剧是一定有前途的。”

沙梅本名郑志，1909年出生于四川广安协兴乡的一个贫民家庭，父母早亡，沙梅从小就喜爱川剧，5岁即随老艺人学唱，7岁成为川剧清唱票友，学会了不少复杂的川剧曲牌，会打过街锣鼓、金钱板、会唱道琴、圣谕腔及连响调。乡人誉之为“九龄童”。天府之国的四川，造就了川剧的繁荣。因为雅俗共赏、贫富皆宜，就连那里的农村、小镇也到处有戏台。沙梅打小就在戏台边蹭戏，精彩的故事人物，跌宕起伏的戏文，令人眼花缭乱的表演，特别是川剧高腔音乐的丰富变化，激昂的帮腔随着悲喜剧人物的出彩表演，激荡着他年幼的心。儿时看到那些常演的戏文，他几乎都烂熟于心，经典的剧目更是倒背如流。随着岁月的累积，这种痴迷更是深入骨髓甚至灵魂，再也不能自拔。他晚年多次对我讲起：要不是家人千方百计地竭力阻拦，他早随那时戏班入梨园行了。

正因为沙梅当年受到川剧如此熏陶和浸润，从而也深刻影响着他日后出川前往北平、上海求学，乃至以后一生音乐创作的理念和方向。

沙梅虽然学的是西洋作曲技法，但他的内心和骨子里，心念的还是川剧。在他创作的音乐作品中，无论旋律，还是风格，都充溢着鲜明的民族风情，细细品味总透着些川剧音乐的影子和元素。这从他的代表作《岂有这样的人我不爱他》中，就可见一斑。

诚然，沙梅学习西洋音乐的目的，就是为了改革川剧，用西方科学的作曲技法和歌唱方法，来改变川剧中的一些不足，并在此基础上，闯出一条崭新的中国民族歌剧发展之路。这也是沙梅一生的情怀和毕生追求。

川剧作为中国戏曲百花园中的重要枝蔓，并非常人以为的只有变脸、喷火等一些绝活。其实，其剧目琳琅满目;表演流派纷呈又精彩绝伦，而且名家众多。光演唱的曲牌就有二百多支。但美中不足的是：那时的川剧没有乐谱和剧本，全靠戏班里的艺人一代代的口授心传，而且伴奏音乐里是没有主旋律的，以锣鼓点子为主……

但川剧并非横空出世，它是川人根据昆曲、高腔、皮簧、梆子等融入四川当地的“灯戏”等而形成的。沙梅认为：既然古人能造就川剧，那今人更应传承、改革和发展它，使之更加绚烂璀璨夺目。

沙梅10岁投奔在重庆工作的胞兄，除读书外，所有时间都泡在剧场及茶楼票友处，学戏、看戏、唱戏。14岁到北平表姐处借读。课余他唱京戏、拉京胡、学昆曲、吹笛吹箫、练钢琴。……

1926年，他考入了蔡元培刚创办的北平国立艺术专门学校，在萧友梅主持的音乐系学习，与冼星海同窗，主修西洋音乐理论、作曲技法和西洋器乐。那时他作为热血青年，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积极参加刘天华组织的“国乐改进社”的民族器乐和演奏的改革活动。1927年，北洋军阀政府强行解散北京各高校的音乐系科。蔡元培旋即就在上海創办新的音乐院校，沙梅和冼星海随恩师萧友梅离平来沪筹建上海国立音专，成为该校的第一批学员。在音专学习期间，沙梅还与冼星海一同领导过该校的学潮，以抗争校方对贫穷学生的不公。冼星海因此被学校除名，无奈去法国勤工俭学。沙梅则记大过一次，留校察看。

沙梅的音乐活动，一开始就是在革命思想指导下进行的，与中国人民的命运紧紧相连。那时他撰写了大量激进的音乐评论文章，但许多报纸杂志都不敢登载。于是，沙梅萌想自己办个刊物。有一天，他在上海的大街上偶遇四川老乡章泯。此时的章泯已是上海滩名导演，由于两人多年不见，便结伴来到附近的咖啡馆小叙。他俩从生活、爱情、工作一直谈到艺术，由于两人都想办本杂志能随时发表自己的艺术观，因此一拍即合，商定一起筹措资金，搞一本戏剧与音乐合一的杂志，其中音乐类与戏剧类稿件分别由沙梅和章泯各司其职。

经过多方努力，沙梅说通了锦江饭店女老板：四川同乡董竹君，由她出资百元在杂志上登个广告。因为沙梅和章泯各自都有一些现成积压的稿件，在找到一家东北人开的印刷厂后，很快出版了我国第一本专门登载音乐和戏剧类评论文章的杂志《戏剧与音乐》。

这本近百页的杂志，刊登了观点鲜明的音乐和戏剧类稿件各10篇。沙梅在杂志里第一次提出“音乐为大众服务”的口号。杂志总共印刷了2000本，由沙梅和章泯分送上海的一些书店代销。但遗憾的是，原本想长办的《戏剧与音乐》，由于沙梅从事中共地下党活动被捕入狱而中断。如今这本弥足珍贵的杂志，只有中央音乐学院的一个研究中国音乐史的机构里，尚有存本。

当年在淮海西路三角花园聂耳铜像的落成典礼上，专程来沪的中国音协主席吕骥披露了一段聂耳同志从未面世的日记。这篇日记对《戏剧与音乐》中的一篇短文《音乐短论》（沙梅编译），作了详细摘记、并评论道，它是站在大众化立场谈话的，“着实，现在我必须用这个来指导一下音乐的正当出路。不然，自己想着有时的思想，居然和社会、时代冲突起来，这是多么危险的啊！”

人民音乐家聂耳的高度评价，使晚年的沙梅备受鼓舞，他再度鼓起前行的风帆。

1932年，沙梅因散发、存放共产党的宣传品，被法租界当局查获而入狱。三年的牢狱生活并未磨灭他的斗志。在狱中，他除了与难友们一同与反动当局斗争，同时还翻译了《和声学》一书。1935年出狱后，沙梅非但没有屈从反动派的淫威，反而以更大的热情投入正在上海风起云涌的全民抗日救亡运动。

在党的领导下，他和左联的吕骥等一批革命音乐家一同组织上海的群众歌咏运动。起初，他与刘良模一道组织“民众歌咏会”，这是我国最早建立的以演唱革命歌曲为主的进步歌咏团体。它为上海推广救亡歌曲、培训音乐骨干、促进群众歌咏运动的发展，起到了先锋和模范作用。著名音乐家麦新和孟波，就是从“民众歌咏会”走上音乐创作和革命道路的。

“七七事变”后，沙梅只身去武汉参加郭沫若领导的军委政治部第三厅音乐科的工作，与冼星海、张曙同事。在武汉期间，他和冼星海、刘雪庵、盛家伦、夏之秋等革命音乐家组织“中华全国歌咏抗敌协会”，又与张曙一同举办歌咏培训班，为抗战培养了一百多名新的音乐工作者。那时武汉的群众歌咏是风生水起，群情激昂。歌声唤醒、激励无数国人投身波澜壮阔的抗日洪流。

第三厅内迁重庆后，冼星海去了延安，张曙在抗战前线牺牲了。于是沙梅肩负起全面主持音乐科的工作，负责战时音乐的组织工作。抗战后期，他先后在四川的国立江安戏剧专科学校、江津白沙国立女子师范学院任教，为传授音乐、宣传抗日，身先垂范。

沙梅对自己的音乐创作一直要求：旋律要动听能反映时代声音，乐曲内容与形式统一，还要个性鲜明，民族风格浓郁。抗战的十多年间，是他创作的鼎盛时期。他创作了大量各种样式、题材和风格的音乐作品，深受人民群众喜欢。其中有合唱、独唱、电影音乐和器乐作品，还有《中国不能亡》《打回东北去》《岂有这样的人我不爱他》等许多抗日救亡歌曲，作品流传甚广，影响深远。

同时作为左翼音乐家，沙梅不断在《立报》《光明》《生活知识》等进步报刊上，发表《说音乐大众化》《国难时期作曲家的任务》《说音乐批评》等几十篇乐评，呼吁、动员音乐家们用音乐和歌声来投入战斗。

抗战胜利后的1946年，沙梅在重庆第一次尝试改革川剧。上手的剧目《红梅阁》是川剧四大经典之一。故事讲述了南宋末年，奸相贾似道与小妾李慧娘、临安才子裴禹间的人鬼情。

沙梅据此改编的三幕新歌剧《红梅记》，是以其中《放裴》一折为重头戏而展开的。他对原先的剧情进行大幅度的浓缩改编，使之表演更适合歌剧的样式。音乐，包括所有唱段，基本是新创作的，但保留了川剧的韵味，又融入了现代音乐的魂。由于川剧演员原本都是用本嗓来唱高腔的，声带容易疲劳，甚至充血、小节，为此沙梅还专门悉心辅导剧中的主演李文杰、周世禄、彩凤夫妇科学发声和演唱，使他们的音乐表达能刚柔并济。他还不耻下问，认真向演员讨教舞台上表演和身段的一些问题，以使自己有感同身受的体验，这对他以后改革川剧是大有益处的。沙梅所在国立剧专的学生和川剧界的一些朋友，也为新歌剧的上演尽心尽力地奔忙着。无奈演出经费最终没有落实，沙梅只能忍痛将自己当年赠与妻子的结婚戒指典当，用作场租和演员的报酬。以后妻子多次追问婚戒的下落，沙梅一直“谎称”已丢失。此事直到他去世后，家人才从他的日记中得知真相。

新歌剧《红梅记》如期在重庆得胜大舞台成功上演，引起圈内外褒贬不一的热议。沙梅也因此为以后新歌剧的创作总结积累了经验和教训。为了让更多的群众能喜欢川剧，听懂川戏的高腔，尤其是帮腔，不久，他又组织重庆女子师范上演了一出学生版的《红梅记》。此后，还举办了一场音乐会样式的改进版的《红梅记》清唱剧。

全国解放前夜，中共中央决定1949年6月在北平召开全国第一次文代会。沙梅作为资深的作曲家，有幸与梅兰芳、贺绿汀、黄佐临、赵丹、白杨、黄贻钧等一批艺术大师一同被选为上海代表，晋京参会。会议期间，毛主席、朱总司令亲临会场看望代表。在聆听了周恩来副主席作的长达8小时的对形势和对新中国文艺工作者期望的报告，代表们群情振奋。

一天， 代表们被安排观摩延安的文艺工作者创作的歌剧《刘胡兰》。当晚，赵丹一回到住所就边舞边唱，学起了《刘胡兰》中的唱段《数九寒天下大雪》，赢得满屋的人哄堂大笑。这时的沙梅再也坐不住了，他想起了熊佛西先生新近写的一首颂扬劳动人民翻身当家做主的歌词，酝酿许久的旋律似乎在此时要喷涌而出，这首只有8句歌词，名为《打起锣鼓通街唱》的群众歌曲就這样诞生了。

沙梅回沪后，又对歌曲反复进行雕琢，然后精心配器，完稿后交唱片厂录音。在听了歌曲的小样后，沙梅总感到新作有些缺憾：旋律配器似乎太洋气，全曲没有充分体现劳动人民欢庆喜悦之情。于是沙梅想到了歌名中的锣鼓，他决定在西洋管弦乐队中加入大量的锣鼓效果。虽然沙梅从青年时代起就对我们民族的乐器很感兴趣，还收藏了几面锣，但锣因它的厚薄，也是有调性的，要完整地把锣声变成旋律，需要许多面各种调性的锣。而当时沙梅任教的上海戏剧学院只有零星的一些锣鼓，刚进城的部队文工团也没有这些乐器。当熊佛西院长得知这一状况后，在学校经费很紧张的情况下，破格批准沙梅购买用于作曲的全部锣鼓。在不到半个月的时间里，沙梅和学院总务处处长几乎跑遍了整个上海市区，还是不能如愿以偿。最终无意中在城隍庙附近一条不惹人注意的小路上，才觅全了这些“宝贝”。《打起锣鼓通街唱》的欢快旋律和激昂歌声，终于在当年国庆节的游行队伍里高奏、唱响。

新中国成立后，沙梅一直在上海担任音乐界领导，但他始终不忘川剧音乐的变革，在繁忙的工作之余，还在用心创作。据沙梅的女儿郑安梅回忆：当时她家就在武康路上的一幢花园洋房里，但在钢窗蜡地、钢琴沙发的洋气家中，遥远的巴山蜀水的家乡“土戏”川剧，却是她家永远压倒一切的主旋律。那时，但凡四川来沪演出的川剧团，沙梅都要在家中热情地接待，忙前忙后，像过节一样热闹、隆重。客厅里宾客满座、谈笑风生。大伙儿无拘无束地评说上演剧目思想内涵的提高和升华，议论演员表演的得失。但逢有演出的晚上，郑安梅总会随父亲钻到演出后台，看演员化妆、换戏装、登台，从而看遍所有剧目。

而沙梅对每出上演剧目都如数家珍，他熟悉每个川剧曲调，还会逐个点评演员表演的一招一式。那时，年幼的郑安梅对名角周慕莲主演的《情探》并不看好，认为他的扮相平平，但父亲沙梅却高度评价他演的敫桂英，无论舞蹈还是身段，美得很。那白色长袖一身飘逸，轻得像一阵风似地在舞台上飘荡。

名丑李文杰来家里，总用《谭记儿》中诙谐的丑角动作唱道“我的尚方宝剑断了尖尖儿……”引得满屋笑声。沙梅认为，川剧中的丑角不俗，是高雅的逗趣。川剧在沙梅家是被捧上天的。《打红台》《秋江》《放裴》《刁窗》《断桥》《萍雪辨踪》等川剧，都是沙梅常说常新的话题。说起这些，他不仅双目炯炯有神，还会身不由己地口中打锣鼓，亮相摆身段，唱念做打信手拈来。

沙梅一辈子在探索中国歌剧的民族化之路。他主张：中国民族歌剧应在中国戏曲的基础上进一步挖掘，去融合西洋科学的音乐样式。他认为：川剧音乐体系的丰富内涵与西洋音乐有许多共通之处，如果这两者之间能搭起一座桥梁，那么中国新歌剧的成功是有望的。中国传统戏剧必须合理吸收西洋音乐科学的表现手法进行改革，中国戏剧能与完美的音乐水乳交融，才能造就真正的中国民族化歌剧。

为了让川剧音乐能真正成为中国民族新歌剧的一部分，沙梅始终孜孜不倦地全面了解川剧音乐元素。光他收集记录的高腔曲牌就有200多支。这些曲牌堪比西洋歌剧中的宣叙调和咏叹调，他还用高腔中特有的“帮腔”来对比西洋歌剧中的合唱效果。沙梅从复杂的川剧音乐中提炼出音域、节奏、旋律、转调及大小调等西洋音乐的成分，以音乐家的专业论述来表达这两者间的关系。

但沙梅也十分清晰地认识到影响川剧发展的问题。如演员的演唱，基本都是用本嗓和原生态;伴奏的乐队不用主旋律等等。沙梅认为：川剧演员应该从小就用科学的方法练好嗓音，像演京戏、演外国歌剧一样，用有美感的声音唱出来。

1953年，沙梅应邀为北影拍摄的《川剧舞台集锦》谱写了片头音乐。那川剧锣鼓与交响音乐交相辉映的场面，令人耳目一新。1959年，成都川剧院来沪公演《白蛇传》，沙梅不仅为其中的《蒲阳惊变》一折重写音乐，还为此剧能搬上银幕，与上影导演陈西禾不遗余力。

在十年动乱中，沙梅遭到残酷迫害。那时全家从原来的花园洋房被扫地出门。当时，沙梅从家中带走的只是一直收集珍藏的一大摞泛黄的川剧剧本。诚然，这些“戏典”是沙梅维系生命所需的。

20世纪70年代末，文化部举办全国汇演。成都川剧院选中了沙梅创编、作曲的《红梅赠君家》去参演。此次沙梅创编的新川剧，对戏剧与音乐、舞蹈间如何紧密结合，川剧高腔能不能加入西洋乐队伴奏，帮腔可否有合唱样式替代，作了重大的探索和改革。

《红梅赠君家》是根据传统川剧四大经典之一的《红梅记》中《幽会》一折改编的。这出戏从剧本改编到唱腔设计，音乐创作直至乐队编配，无不出自沙梅之手。而且此次的改革是多方面的。新剧充分体现了戏是基础、曲是灵魂，这一中国戏曲艺術的特点。新剧在保留原作艺术技巧上的长处外，沙梅又从内容上推陈出新，剔除了原戏中的封建糟粕，在丰富主角李慧娘形象的同时，更赋予其健康的精神境界。对于剧中人物的刻画、渲染，剧情的展开、发展等，沙梅在运用音乐的表现时，可谓呕心沥血。由于深谙川剧音乐的元素，沙梅在运用川剧高腔曲牌间的套联，帮腔与唱腔的交织，举重若轻、成竹在胸。

新剧的乐队伴奏也是置于此剧的结构之中的，并未游离于剧情之外。无论是前奏曲，还是人物的上下场音乐间奏，抑或重头戏“幽会舞曲”，都紧贴剧情需要和进展。无疑，此剧的改革给人眼前一亮。在音乐上也颇有新意。沙梅认为：川剧除了是川剧外，由于它的戏剧表演和音乐与西方戏剧非常接近，因此在其基础上打造出新兴的民族歌舞剧和中国新歌剧是可期的。

为此次汇演，沙梅不顾年老体弱，在近两年的时间里，多次往返于沪渝，对排练中的每个细节都不放过。由于演出方乐队的编制不全，沙梅把已完成的音乐配器推倒重来。沙梅此次出山，事先就声明分文不取。他把该得的所有酬劳，全部用于新剧的制作。

沙梅新歌剧的亮相，令人振奋。在北京举办的座谈会上，许多专家学者对此高度评价。对于这些溢美之词，沙梅并未沾沾自喜。他觉得新剧还有许多不足，有待时日去精雕细作。他希望此剧在舞台上不断打磨后，能成为典范，对以后从事民族歌剧创作和川剧改革者能有帮助，可以提供借鉴。

沙梅始终把川剧《杜十娘》与西方歌剧《茶花女》相提并论，因为无论其故事还是人物，两者都有异曲同工之妙。多年来，他一直在尝试把川剧《杜十娘》，改编成新歌剧。

1982年底，沙梅完成了歌剧《杜十娘之死》的剧本和音乐后，想把它搬上舞台，以检验演出效果。此时他动员亲朋好友来帮忙。但由于演出的经费一直没有着落，无奈，只能把自己的在“文革”后补发的工资和家中所有的积蓄一万余元，全部用作场租费和服装道具制作费之用。其中参演的演员全都分文不取，像张莉等几位歌唱家都是从四川自费来沪的。

沙梅此举，起初遭到妻子及家人的一致反对。因为这些拿出来用于制作的经费，是沙梅妻子这么多年勤俭持家，省吃俭用、从牙缝里省下来的。而沙梅这一生，从不过问家中柴米油盐事。他的家人认为：沙梅写戏谱音乐可以不要稿酬，但排戏演戏之事应有政府有关部门出资，自家没有能力，也没有必要和义务自掏腰包。但沙梅是个为了艺术可以牺牲一切的人。因为他态度的坚决和坚持，最终妻子及家人为了他的心愿，也只能妥协了。首场演出在上海交通大学礼堂举行，那天的剧场座无虚席，高朋满座。孟波、瞿维、周小燕、葛朝祉、温可铮等著名音乐家观摩后，都给予新剧高度评价，使沙梅备受鼓舞。

可又有谁知道，此剧中的许多戏服，都是由沙梅的妻子季峰亲手缝制的。首演完后，戏服就珍藏在家中的箱子里。之后每年，家人总会把戏装拿出来晾晒，那时的阳台上红红绿绿像彩旗飘荡。沙梅渴望着有朝一日让戏服再派上用场，可至今也没机会用上了。

1993年初，成都歌舞剧院约请沙梅为该院根据川剧《红梅阁》新编的四幕歌舞剧《送我一支红梅花》谱曲。此时的沙梅已84岁高龄，且患有严重的白内障、双目几乎失明，但受约后沙梅喜出望外、一口应允。为了谱写此剧，沙梅寝食不安。因为视力的原因，他已不能直接在五线纸上创作了。但为了完成任务，妻子季峰和他一同想出一个办法：用家中的白被单当作五线纸，挂在墙上，然后用深色的布料制作一些可活动的音符来进行创作。季峰根据沙梅在钢琴上弹奏出的旋律，在白被单上挂音符，然后再一段段记录下来，这样的音乐创作速度比较缓慢……

不料，就在此剧即将完成之际，沙梅突发脑梗住院。弥留之际，沙梅还在迷迷糊糊、断续地哼唱着剧中的一些旋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