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党和政府提出了“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同时又大力激发与弘扬企业家精神，而企业家精神的核心更多应指向管理创新。管理创新不同于技术创新，因为管理可以积极地模仿。作为发展中国家，中国长时间积极借鉴先进国家的管理经验，基于此，中国的管理创新之“新”应该如何合适地解读，这变得更加重要。李培挺副教授基于其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结项后出版的专著——《转型境遇下中国管理理论创新的哲学研究》（中国商务出版社2019年版）用近47万字的论证给予了详实回答。其有三个特色值得解读。

第一，對于管理创新之“新”是一种什么样的“新”，本书进行了回应。应该如何看待中国的管理创新，这涉及到如何看待新中国70年的管理现代化。众所周知，专业的管理创新是1980年代之后的事情，而中国在全国层面奖励管理创新是2003年之后的事情。而本书从更广义上理解了管理创新，管理创新就是管理上有特色、解决了管理实践的问题，基于这种标准，新中国70年的管理创新之路就不仅仅是2003年之后的事情。对这种管理创新之“新”，其立论依据得益于本书创造性地把管理创新分成了管理现代化意义上的管理创新与管理创新时代的管理创新，新中国70年中的优秀管理经验若有管理创新的话，多是管理现代化意义上的管理创新，这使中国的管理创新之路有了更丰富的外延。而管理创新若仅仅是原创创新，一概排除相关管理移植的话，中国的管理创新之路就变得很窄。

第二，德鲁克认为，管理的本质是实践，其相对于管理之“知”更重视管理之“行”。而管理实践本性更是在特定“情境”中，即针对中国本土，解决特定情境下的管理问题并行之有效，也可称之管理创新。例如新中国成立初期的鞍钢宪法，它能解决管理问题、反映本土特色并有成效。这不仅得到学界认可，还得到毛泽东主席的认可，同时得到国外关注，例如日本业界就曾受到鞍钢宪法的启发。而在1978年之后中国的管理移植也不是理论上的空想，而是直面中国实践，根据本土情境进行适应性改造，这就是管理创新中的次生创新、再生创新。当然，中国的管理创新不可能仅仅是次生创新、再生创新，肯定还有原创创新。这说明，直面管理的实践特性，使得管理创新之“新”可以有多种理解。

第三，从管理诠释学看管理知识生产。既有的管理研究其主流是一种管理科学导向，更多从实证向度进行管理知识生产。这是一种模拟理工科知识生产的方式。而管理的本质是实践，而实践是人的实践，其必有历史性、人文性。管理需要有科学主义向度，也应该有人文倾向，从管理的本质来看，其注重人文倾向的知识生产，也是管理直面实践的题中应有之义。本书认为，这种知识生产方式是一种管理诠释学，不能用管理实证论的科学主义来否定管理诠释学的人文倾向，管理直面实践的知识生产需要有管理诠释学，因为管理需要人的体悟，这种体悟凸显管理以史为鉴的诠释学研究特色。

总之，新时代正呼唤管理创新，而《转型境遇下中国管理理论创新的哲学研究》这本书符合时代精神，我们相信它一定会对中国本土的管理创新之路有积极意义。

作者简介：李晓玲，曲阜师范大学，山东日照，276826。

（责任编辑  辰  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