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丽平

近日读刘保昌先生的《楚武王》一书，先是被封面引语“武王出征，不胜不归”的霸气所吸引，翻几页之后，则很快沉浸其中，及至读完全书，感慨良多。《楚武王》让我们看到了一段不一样的春秋史，它以历史小说的方式填补了楚地在春秋史书上的空白。

春秋战国是一个乱世，自周分封诸侯至秦一统天下，这段历史可谓极其复杂多变。鲁国编年史《春秋》起于鲁隐公元年，即公元前722年，而后代史学家为方便起见，一般将周平王元年，即公元前770年定为春秋之始。无论是公元前722年还是公元前770年，距今皆已近三千年的时间，所以我们回望这段上古历史就变得尤为艰难。

《楚武王》一书从楚君蚡冒末年写至楚武王之死，从楚庸大战写至楚随大战，前后历时五十多年。正是斗沮所言：“是以底定江汉，不会超过五十年。”在这五十年之间，发生过几次大的战争，灭权国，灭罗国，灭卢国，伐百濮，三次与随交战，不愧于“武”之号。

战争之外，《楚武王》一书的精彩之处更在于它的还原性，它将历史的一抹剪影晕染成了丰富多彩的楚地生活，展现了春秋的人与社会、文化与风貌。作者在后记中也提到了其写作目的——“真正的写作冲动，在于为楚人和楚王‘正名”。楚国在春秋时期被认为是一个刁蛮小国，以中原为正统的史书极少对其进行记述，即使有记载，也多将其异化。由于历史久远，这一时期的历史小说也并不多见。正是基于这样的现状，对楚史有着深入研究的刘保昌先生创作了《楚武王》一书，意图真正为我们展现楚人筚路蓝缕的精神，展现楚人的“爱恋、青春、理想、奋斗和正义”。

楚武王熊通在位五十一年，这五十一年是楚国底定江汉的奋斗史。他整顿水系、提高粮产，发展货殖、商计天下，还效仿中原制造战车、操练兵甲。而历史上这一时段，自认为是文明正统的中原各国却正因征战不已而陷入一片黑暗。

楚地自古便巫文化盛行，这种独特的文化风俗既为楚地增添了神秘色彩，也使它成为中原文明之异端。《楚武王》一书中，让我们可以对此有更深入地了解：在稻粱成熟收割的季节，小伙子、姑娘们被鼓励钻野林子，模拟阴阳交感以助丰收;楚随大战前，随侯乞灵于卜，打卦占问，因出兵大不吉而暂不追袭楚师;楚罗大战之后，巫术大师带着大小巫祝在丹阳城楼设祭，为一万多名阵亡的将士招魂;等等。这种浓厚的地域文化风俗在史书中常被丑化与妖魔化，实际上它背后所隐藏的是楚人对生命的敬畏与内心的纯净虔诚。楚人相信万物有灵，人为灵长，与其说这是一种巫术崇拜，不如说是一种生命崇拜。

楚地是一个热血的多民族栖息地，至今仍是如此。当中原各地在两千多年的封建时代不断被披上礼教面纱时，楚地、楚人依然饱有着生命的原始活力。人们在后来的史书中不断地看到反礼教、反理学、重回本心的学说，甚至会以为漫长的封建时代是一个被禁锢的时代，而《楚武王》以“为楚地正名”的方式提供给了我们另一种历史，填补了被历史抛弃的一隅一地。

近年来，在现当代文学研究中多有“回到历史现场”之说。无疑，在研究遥远的古代之时，我们也需要“回到现场”。史书是我们回到现场的重要路径之一，《楚武王》的出现为我们提供了另一条路径，那就是文学。它以历史小说的方式为我们展现了史书之外，一段血肉丰富的社会人生。

《春秋》“三传”在编写时即以鲁为正统，甚重周礼，楚地逾礼之举在其中自然难寻踪迹。《史记》为二十四史之首，在编选时以政治人物为中心，记录其生平事迹，亦在“书”中记述制度发展。其余史书大致如此。但我们不得不承认在这些严肃的历史之下存在着另一种“历史”，第一种历史是书本上的，第二种历史是历史之下，如形而下，此二者皆不可以说是历史本身，但其结合必定比其中任意一个更接近真实。

中国的历史，从黄帝蚩尤至光绪溥仪，从周公旦至曾国藩，无一不是以善恶忠奸分类，人的复杂性在这里遭到了简单粗暴的抹杀。史书的评判者是竭力置身事外的，即使是面对当朝历史，亦需秉笔直书，这是几千年来形成的史官系统的独立性。这自然有利于历史书写的真实，可也容易造成历史书写的“无我”性。书写者致力于以“零度”情感进入历史，可历史又恰恰是由一个个感情充沛的具体的人构成的，这何尝不是一个矛盾？作为历史小说，《楚武王》为我们塑造了一幅血肉丰满的春秋人物群像。熊通从一开始并无夺位之心，到后来九死一生回到丹阳登位，再到横扫周边小国、底定江汉，直至自尊为王，这远不是《左传》或《史记》中几句话可以进行概括的。更有斗伯比、季梁等政治家，琴伯、武云横等侠客，以及斗沮、公子瑕、斗廉等将军形象。作者尽可能地展现每一个人物的多侧面，甚至冲破历史定论，将一个个复杂的血肉人生摆在读者面前，留给读者去评判。斗伯比是一位深谙国事的左大夫，又是一个深陷情爱的痴心男人;武云横是闯荡江湖的侠客，却又听于王命格杀熊通;公子瑕骄傲轻敌，可他又敢于以死谢罪，无愧于楚民族血性……在这里，我们面对的不是死的历史，而是活的人生。

至于“历史之下的历史”，如果不好理解，可作如下划分：“正统”的历史与“蛮夷”的历史，统治者的历史与人民的历史，政治的历史与经济的历史、社会的历史、文化的历史，男人的历史与女人的历史，等等。这就很容易发现，中国的历史是一半历史，且是有意为之的一半。那我们以这一半来回归，是否就要陷入一个由历代史学家设定好的圈套？这又是否是真正的回归呢？

《楚武王》一书以文学的方式重返春秋，这在上古历史研究中是不多见的。我们对春秋的印象大多来源于史书，如《春秋》“三传”、《史记》以及后代种种。历史小说在史书之外开辟了一条新的道路，即使我们无法断言其价值高低，但就描写近古时期的历史小说来看，这样返回历史现场的路径是无法忽略其意义的。以清朝为例，我们对清朝的了解未必大半源于史书，从《白门柳》到《雍正皇帝》，从《大清相国》到《慈禧全传》，这些历史小说在我们对清朝的认知中扮演着极重要的角色。

文学相较于历史，在表现中有其天生的优长。《楚武王》一书，在历史资料并不丰富的上古历史中，作用尤为突出。我们可以在《左传》与《史记》中，找到熊通的相关记述，但语言十分简略。《史记·楚世家》说：“三十年，楚伐随。随曰：‘我无罪。楚曰：‘我蛮夷也。令诸侯皆为叛相侵，或相杀。我有敝甲，欲以观中国之政，请王室尊吾号。”楚随之战直接影响了熊通称王，前后三次征战时间延绵十六年之久，直至武王卒于军中，其中涉及到了诸多历史人物。史书讲究的是盖棺定论，对一个人作总体性的评价，以春秋笔法寓以褒贬。这也是史书中为何多大善大恶之人，小善小恶，相抵即消，不值当记录。而文学展现给我们的则是立体的人，让我们看到人的复杂性与社会的复杂性，让我们从结论走向因果。

当然，历史小说要以历史为依据，要尽量避免出现明显的史实错误，为人所诟病。《楚武王》在这一方面表现尚好，虽然在蚡冒伐庸、熊通何时与邓联姻等时间问题上值得商榷。这又涉及到历史的模糊性，众多史书对同一事件的记载可能有所出入，由于相隔久远，事实已不可考。但我们在历史小说中很难用“另一种说法是”这样的字眼罗列其可能性，所以只能从中选取一种加以展开。《楚武王》在史实上的准确性，得益于刘保昌先生在历史尤其是楚史研究方面的深厚造诣。

如何在历史的基础上以文学的方式“回归现场”？如何填补被历史遗忘的角落？我想《楚武王》无疑提供了一种范例。

作者简介：唐麗平，武汉大学文学院，湖北武汉，430072。

（责任编辑庄春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