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桑邓珠 曹森皓

摘要：发展产业是实现稳定脱贫的根本之策，培育产业是推动脱贫攻坚的根本出路。自脱贫攻坚战打响以来，西藏自治区大力推动扶贫产业发展，有效带动贫困人口脱贫致富。基于对拉萨市曲水县的调查研究，从民族经济学角度，对上述问题进行探讨，可以发现：西藏的产业发展面临特殊难题，包括严酷的环境与偏远的区位的地理因素桎梏、劳动力素质与内生动力问题的社会因素钳制、市场适应能力与发展水平问题等。产业扶贫是西藏有史以来规模最大、最深刻的“产业革命”，也是农牧民的“劳动革命”。政府引领下，以生态保护为底色实现绿色的内涵式、外延式拓展，以第一、第二、第三产业融合的净土健康产业为产业发展方向，建设田园综合体并整体推进产业扶贫，实行易地扶贫搬迁与产业扶贫相结合，并建构起多层级的扶贫体制。

关键词：西藏自治区;脱贫巩固;扶贫产业;可持续性发展

2016年7月18日，习近平在宁夏固原考察脱贫攻坚工作时强调，“发展产业是实现脱贫的根本之策。要因地制宜，把培育产业作为推动脱贫攻坚的根本出路。”西藏是全国唯一的省级集中连片贫困地区，也是深度贫困地区。自脱贫攻坚战以来，在习近平扶贫重要论述的指导下，在自治区党委、政府的坚强领导下，西藏脱贫攻坚取得了历史性成就。到2019年，西藏解决了“两不愁、三保障”问题，基本消除了绝对贫困。习近平指出：“脱贫既要看数量更要看质量，不能到时候都说完成了脱贫任务，过一两年又大规模返贫。要多管齐下提高脱贫致贫，巩固脱贫成果”。如何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实现稳定脱贫，成为当前西藏脱贫攻坚面临的主要问题。经过多年探索，实践证明发展产业是实现稳定脱贫的根本之策，培育产业是推动脱贫攻坚的根本出路。基于对拉萨市曲水县等地的调研，文章指出在巩固脱贫成效阶段，西藏产业扶贫面临的特殊难题，总结出西藏净土健康产业扶贫的做法与成效，需要进一步解决的问题，并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一、西藏产业扶贫面临的特殊难题

青藏高原作为一个系统，存在高原自然—文化—社会—经济共生关系，其生态环境具有高原性、脆弱性，藏族文化具有宗教性、多元性和超世俗性，藏族社会具有居住的分散性等。① 实施“精准扶贫、精准脱贫”方略以来，西藏各地根据“五个一批”“六个精准”的要求，设立产业扶贫专项资金，加大产业扶贫投入。这些常规的产业扶贫方式促进了西藏的产业发展，助力脱贫攻坚。众多研究表明，偏远民族地区扶贫开发面临“兴业难”的问题②，藏族地区也不例外。西藏是深度贫困地区，常规的产业发展效果有限，“兴业难”问题更加突出。西藏产业发展的基础非常薄弱，既是历史上长期慢性贫困的延续，又有现实中诸多难题的困扰;既有生态环境的约束、地理区位的劣势，也有民众产业意识淡薄、内生动力不足，还有市场应对能力很弱等。概括起来，产业扶贫中最大的难题表现在地理适应性、社会适应性、市场适应性等几个方面。

（一）产业扶贫的地理因素桎梏：严酷的环境与偏远的区位

马克思指出，“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选定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继承下来的条件下创造。”③ 对藏民族而言，他们所以碰到的、既定的、继承下的无疑充满了艰辛与挑战。西藏位于青藏高原腹地，是偏远的边疆民族地区。与其他地区相比，西藏自然环境的恶劣和生态环境的脆弱都是显而易见的，西藏的产业发展面临更大挑战。西藏基本属于禁止开发区和限制开发区，其地理区位劣势明显，距离国内外市场较远，不适宜也不可能大规模发展工业，脱贫攻坚也不可能依靠工业发展。地理因素型塑了农牧互补的产业结构，且长时期难以改变。严酷的自然环境和偏远的市场区位下，在西藏寻找既结合原有产业模式，又能突破环境桎梏的产业发展并非易事。

（二）產业扶贫的社会因素钳制：劳动力素质与内生动力问题

西藏发展新产业的人力资源严重不足。长期的农牧业生产型塑了农牧民的劳动力技能与习惯，农牧民劳动技能单一、认知不足、劳动习惯的不适应等，都是发展新产业的人力资源短板。西藏各级各类教育低于全国发展水平，教育结构不合理，人才培养质量不高，对经济社会发展的支持不够。而且，在长时期历史宗教文化濡化下，形成“安于现状”的思维定势，表现出强烈的畏惧心理、守旧心里、自卑心理，使得社会开放不够，农牧民积极主动改变自己生存境遇的内生动力有待进一步激发。

（三）产业扶贫的经济因素瓶颈：市场适应能力与发展水平问题

农牧互补的经济模式下，农牧民生产的自给自足特性明显，较少针对市场而生产和加工。在西藏，市场意识淡薄与市场风险巨大并存。农牧产品加工能力弱，难以延伸产业链，产品附加值低。西藏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与全国相比差距较大，管理、服务生产成本总体上高于全国平均水平，相关研究表明，最少在10年内西藏的区域发展成本要比全国平均水平高出50%以上。④ 这表明，西藏社会发育程度低，市场狭小、市场体制机制不健全、城乡差距大、购买力有限，这些都严重制约了地方的产业发展。

二、政府引领下的净土健康产业扶贫的做法与成效

产业扶贫是西藏有史以来规模最大、最深刻的“产业革命”。首先是产业类型的“革命”，即产业扶贫所发展的产业会使得西藏由自给自足的农牧业经济变为市场交换经济。其次是劳动者的“劳动革命”，产业扶贫中，传统作物种植转变为经济作物种植，农牧民可以学习新的种植技能以及加工、销售，还可以不断转变“安于现状”的观念。总之，产业扶贫的相关主体（政府、合作社、农牧民）都在扶贫产业发展中，学习积极地应对市场风险，脱贫致富。

（一）政府引领型产业扶贫

这场“产业革命”，是政府引领型的革命，政府在此扮演着多重角色，责任重大。在西藏，政府是产业扶贫产业方向选择者、产业扶贫的规划者、资金投入者、产业发展的组织者和引导者等。2016年以来，曲水县共实施扶贫产业项目56个，投入资金9.53亿元，共带动贫困群众就业471人、人均工资收入3000元/月，共分红922.421万元，带动贫困群众分红4020户15029人次，人均分红1502.57元。⑤ 在曲水县的实践中，政府选择了产业发展方向，即拓展绿色为基础的“第一、第二、第三产业”相结合，拉萨市称之为净土健康产业;政府建设了“田园综合体”，并依托其进行试验、推广;政府组织和引导农牧民参与产业发展，采用集体经济等组织方式，将易地扶贫搬迁与产业脱贫紧密结合起来;政府依托扶贫产业，建设多层级的扶贫体制。应该说，曲水县产业扶贫的经验和成效，主要依靠政府引领。

（二）以生态保护为底色：绿色的内涵式、外延式拓展

青藏高原极其脆弱的生态环境需要更高程度的保护。在西藏，绿水青山是金山银山，冰天雪地也是金山银山。曲水县的产业扶贫是在生态保护过程中发展产业。曲水县进行了内涵式、外延式的绿色拓展。内涵式绿色拓展，主要是指将已有的绿色资源发展成扶贫产业，一是将现有林地拓展为旅游产业基地（如将国有苗圃改扩建动物保护园，成为重要的休闲、学习之地），二是将绿色的水资源、光资源加工成绿色产品（如饮用水加工和光伏电站等）。外延式绿色拓展主要是不断扩大“绿色”，将荒地变绿地（如建设了万亩苗木基地、万亩藏药材种植基地等）以及曲水县域内全域实行有机生产（如2016年曲水县获得玛咖、黑青稞等7个有机农产品认证证书，2017年又获得了葡萄等5种经济作物的有机转换认证）。

（三）产业发展方向：第一、第二、第三产业融合的净土健康产业

净土健康产业，是立足于青藏高原的水、土壤、空气、人文资源的“净”的独特价值，以有机农牧业为基础，开发高原有机健康食品、生命产品、保健药品、心灵休闲旅游，融合第一、第二、第三产业，共同发展。曲水县净土健康扶贫产业发展的主要做法有几个方面：

第一，增强第一产业的市场性，集中力量发掘特色优势。曲水县在保持传统优势产品（青稞、土豆）的基础上，大力引进—试验—推广符合市场需求的品种。针对市场的品种，有的是本地野生植物驯化种植（如藏边大黄），有的从别的地方引进，经过一段时间的适应，可以生存和推广的，有药材（玛咖、藏红花、白肉灵芝等），花卉（玫瑰、百合、牡丹等），水果（雪桃、葡萄、蓝莓）等20多个品种。

第二，加工产品，提高附加值，延伸产业链，适当发展第二产业。曲水县的玫瑰被加工为玫瑰鲜花饼、玫瑰精油、玫瑰纯露、玫瑰面膜、玫瑰肥皂、玫瑰香露、玫瑰护手霜等;烟叶被制作成辅酶Q10胶囊、牙膏、雪茄;玛咖被加工成精片、玛咖粉、玛咖酒;雪菊被制作成雪菊酒、雪菊茶等。此外，曲水县与茅台集团、白金酒业公司等合作，加工玛咖酒、雪菊酒、葡萄酒、鹿血酒等，销量很好。

第三，以旅游业提升农业生产和加工产品价值。结合市场需求，坚持文旅结合，大力发掘农业、民族手工及藏医药民族文化价值，打造西藏特色旅游业。将旅游渗透到乡村，使农牧民生产生活及其文化内涵成为旅游“新景色”，赋予民族手工业新的时代内涵。规划完成集文化传播、生态康养、休闲娱乐为一体的百亩联动温室，成为完善县域旅游布局的重要阵地。

（四）建设田园综合体，带动产业扶贫整体推进

产业发展必须因地制宜，精准实施，要增强扶贫产业的脱贫成效，改变以往“嵌入式”的产业发展方式是关键，在项目选择、产业运行、体制机制建设上要水土相服，落地生根。曲水县探索建设田园综合体成为微型增长极，带动扶贫产业在县域内推广。曲水县建设了才纳国家现代农业示范区，采取“园区+企业+基地+贫困户”的模式，将园区扶贫产业发展与各村各户精准对接，构建起产业分红、稳定就业、技术培育的多层次脱贫致富带动体系，保障产业发展与贫困户精密相关，化解单打独斗的脱贫风险，实现稳定脱贫。园区年均带动贫困户就业1000人次以上，年人均增收10000元以上。⑥

（五）易地扶贫搬迁与产业扶贫相结合

曲水县将易地扶贫搬迁与产业扶贫精密结合，搬迁不仅为了改变原有居住环境，更著眼于实现资源集聚、优化产业布局、疏通产业发展障碍等。因此，曲水县在易地扶贫搬迁村庄内及其周围同步进行产业配套，同时还积极扶持易地扶贫搬迁村庄建设了种植合作社、养殖合作社等，以此促进集体经济发展。通过“公司+合作社+贫困户”的有效联动，将搬迁村庄的集体经济吸收为县域产业发展的有机组成部分，实现“1+1>2”，推动县域经济发展。同时，贫困户因先定岗、后搬迁，一搬迁、就上岗成为效益的贡献者与直接受益人，把蛋糕做大，增加贫困户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有利于 “搬得出、稳得住、逐步能致富”。2016年以来，拉萨河畔·三有村累计为群众分红312.8万元，与2015年相比，2019年全村贫困户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了218.68%，达8120元。⑦

（六）产业扶贫中，建立多层级的扶贫体制

曲水县建立有效扶贫产业与贫困户的利益联结机制，依托扶贫产业建设起县—村两级扶贫体制。全县扶贫产业项目产生的效益分红资金，实现县级统筹。县财政设立分红资金池，县扶贫办负责效益分红资金的核算与清查，平衡居住于不同村庄的贫困户。2016年以来，全县产业项目共分红4020户次15029人次922.42万元，带动贫困户就业2361人，月工资在2500—6000元。⑧ 在村级层面，曲水县推动村组集体经济发展壮大，增强集体经济的扶贫能力。坚持以扶贫脱贫为落脚点，立足于增强贫困户参与度，激发内生动力，实施“一村一社一品”的发展战略，依托合作社与企业对接市场，吸收农户参与到整个产业运作，以此打造具有特色的自主品牌，形成了“合作社+农户+自主品牌”的村级带贫模式。从多主体、多维度、多层级做到精准再精准，立体式保障产业扶贫项目精准、带贫精准、受益精准。

三、尚需进一步解决的问题

西藏的产业发展本身就有诸多难题，经过几年产业扶贫，虽然成效显著。但下一步面临巩固脱贫攻坚成果以及与乡村振兴战略的有效衔接，有几个问题急需解决。

（一）产业的同质化明显、规模化不足、市场衔接不足

西藏的扶贫产业同质化趋势明显，集中瞄准农牧业产业，缺乏合理划分。例如拉萨、山南、日喀则各县都发展蔬菜温室种植，西藏自身的消费量有限，运往内地的成本极高，产业趋同的结果是产能难以消化。与产业趋同相伴的是各县各自为阵，各个产业在各县的规模都不大，难以大规模以及更深程度地加工，产品缺乏较强的竞争力。有的产业市场前瞻性不足，容易遭遇市场风险，产业难以为继。

（二）产业发展周期时间长、层次低、后续带动能力不强

产业发展周期是产业发展的客观规律，揠苗助长、竭泽而渔都不能实现扶贫产业的可持续发展。当前，西藏扶贫产业大多都处在发展初期，扶贫产业的生存与发展前景存在许多不确定性，且一些资本密集型产业，吸纳当地劳动力的能力有限，难以为当地人提供更多收入稳定的就业岗位，扶贫效能有待提高。产业发展层次低，在缺乏县域经济大背景的支撑下，大部分贫困户自主选择的产业都处在较低水平。例如，一些扶贫产业名义上是公司企业，实际就是手工业作坊;民族手工业与利用互联网水平不高，依然停留在先接单后生产的传统模式;旅游业只停留在发展初期，服务意识服务水平滞后。这些都导致了部分扶贫产业发展潜力有限，影响有效、稳定地解决贫困问题。

（三）农牧民劳动素质与产业匹配度尚待提升

生产方式变革的不同阶段，从生产主体讲，就是劳动者认识能力和实践能力发展的不同水平。⑨现阶段，在西藏产业发展中，企业招收不到适宜的劳动力与农牧民找不到适宜的工作并存，内在根源之一在于农牧民的技能、观念等没有对接市场经济下的产业发展以及内生动力的欠缺。在传统种养业不断受到现代农牧业产业发展的冲击下，贫困户受制于年龄偏大、占有社会资源不足，很难真正参与到当下的产业革命中。而如果离开农牧产业，投身到城市中，所从事的行业同样层次较低。与此同时，产业的可持续发展、升级转型所面临的适宜劳动力的缺乏，已成为不可跨越的障碍。由此，贫困户的稳定就业与产业发展陷入了互相制约的两难境地。

四、相关政策建议

（一）提高产业规划与设计层级，合理布局，错位发展并形成拳头品牌

在脱贫巩固时期，针对同质化、规模化相关问题，需要较高层级的政府（西藏自治区政府一级）进行顶层设计与规划，注重较大区域的产业布局与联结。处理好国家投资和社会投资的关系，发挥优势和补齐短板的关系，发挥市场在资源中的决定作用，不同的县市发展不同却又能够互补的产业，并将之做大做强。

或者以较高层级的政府统合相同产业的各地企业，精准扶持相关产业发展，加大科技创新投入，提升产业发展层次，创建高品质的品牌产品，瞄准青稞、牦牛等特殊优势资源，加快特色产业发展。增强产业的组织化程度，改变“单打独斗，多点开花”的局面，推动全区产业发展“和谐一章，齐头并进”，各产业之间形成较强的相互支撑相互需求的关系，产生强大的内生动力，推动产业扶贫质量提升。

（二）农牧民劳动素质提升，更多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如农文旅相结合

弱鸟可望先飞，至贫可能先富。在脱贫巩固时期，要大力完善西藏国民教育体系，特别是县区一级，要推动成人教育、文化夜校、职业技术学校向纵深普及，着力增强农牧民科学文化素质和科技生产技能。同时，在产业扶贫中，要通过培训等各种方式提升农牧民劳动素质，包括劳动技能、劳动习惯等，以适应新产业的发展。逐渐强化农牧民、合作社等经营主体的市场意识，转变过去落后的观念，为市场交换而生产和加工。

当前一段时期，在西藏发展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产业，难以带动更多就业，需要更多地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近年来，西藏逐渐发展起来的旅游业，主要依托于藏族地区的自然风光和历史遗迹，与农牧业生产相脱离，农牧民获益有限。第三产业旅游业一枝独秀，其他服务业发展缓慢。而净土健康产业使“农文旅”结合起来，可更深层次地将“文旅”引入各地村庄以及农牧民的日常生活，让农牧民在生产生活中分享旅游产业收益，而且这都属于农牧民能力所及的工作。充分利用好援藏资源，推动西藏特色产业更加开放，包括政策开放、资源开放、产业开放。在引进制度、资金、技术、人才的同时，拓展西藏产品市场。

（三）政府牵头组织团队，提高市场分析研究能力与应对能力

支持扶贫产业，行稳致远，是有效实现脱贫效果可持续的关键。脱贫成效巩固时期，要继续发挥政府投入的主体和主导作用，发挥金融资金的引导和协同作用。针对市场前瞻性不足问题，特别是在产业发展周期之内，政府政策倾斜和风险共担对扶贫产业、企业发展至关重要。因此，各层级政府应与企业一起，更多地关注市场、引导市场，降低市场风险。为此我们需要，一是建设起更具专业性、更强能力的市场调查分析研究团队以及市场联结团队，研究和分析市场，把握市场动态，并与内地及国外的相关市场与品牌企业建设起紧密的联结关系，开拓市场。二是更充分地运用互联网，建构起多种网络平台。三是健全市场风险应对机制，创新投融资体制机制，如产业发展的商业保险等。

（四）发挥集体经济优势，密切扶贫产业与农牧民的利益联结

巩固脱贫成效，精准是要义，扶贫产业必须精准带动贫困户增收，带动机制要符合实际，确保真实有效。集体经济是藏族地区乡村“集体的责任”的传承，或许“以社区为基础的治理”是理想的脱贫攻坚方式和社会治理模型。⑩ 在市场经济中，以集体经济的方式来联结农牧民，既可增强集体组织扶贫济弱能力以及集体激发个体的内生动力，也能以集体的力量共同应对各种风险。集体经济可以为作为扶贫产业发展的“聚能环”，亦可作为产业与贫困户的有效利益联结中介。贫困户个人发展潜力有限，多数贫困户在得到相应扶持之后只能选择开设小卖铺、茶馆等，从事简单的经营活动，影响稳定脱贫。发展集体经济，可以提高产业发展的组织化、规模化程度，为产业的稳定发展提供更多保障。農村集体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体现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增强脱贫意愿和“五个认同”是集体经济作为利益联结中介的溢出效应，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让贫困群众真正感受到党的关怀与温暖。由此，政府应大力支持农村集体经济发展，在产业扶贫中，下移项目，增强村级集体经济发展活力，在推动产业扶贫，巩固脱贫成果的基础上，为下一步实现农村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乡村振兴奠定良好基础。

注释：

① 冯雪红、安宇：《青藏高原作为一个生态、文化、社会系统——关于藏族的山地民族学分析》，《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4期。

② 刘智勇、吉佐阿牛、吴件：《民族地区扶贫的“兴业难”与政府扶贫模式研究——基于凉山彝族自治州M村的实地调查》，《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20年第1期。

③《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603页。

④ 罗绒战堆、樊毅斌：《西藏与内地区域发展成本差异比较》，《财经科学》2011年第10期。

⑤⑥⑦⑧ 相关资料来源于曲水县扶贫办。

⑨ 刘永佶主编：《民族经济学大纲》，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327页。

⑩ 李雪萍、陈艾：《乡村与国家的交集：藏族地区集体经济的逻辑》，《湖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6期。

作者简介：格桑邓珠，西藏自治区拉萨市曲水县委副书记、县长，西藏拉萨，850600;中央民族大学经济学院，北京，100081。曹森皓，中央民族大学少数民族事业发展协同创新中心兼职研究员，北京，100081;西藏自治区拉萨市曲水县政府办公室四级主任科员，西藏拉萨，850600。

（责任编辑陈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