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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价值论研究的新成果

2020-08-10汪信砚

社会科学动态 2020年7期
关键词:创新性创造性教授

江畅教授的《中国传统价值观及其现代转换》是我国价值论研究领域的一项非常厚重的新成果。该书计八十多万字,可谓鸿篇巨制,是深入研究中国传统价值观及其现代转换的一部力作。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必须立足中华优秀文化传统,要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要对先人传承下来的价值理念和道德规范有鉴别地加以对待、有扬弃地加以继承,使之成为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但是,中华传统的内容极为宏富,其中哪些属于优秀的传统文化、特别是其中哪些属于主要的价值观、哪些属于优秀的价值观,又应该如何对它们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到目前为止系统的、深入的探讨并不多见。在这方面,江畅教授的《中国传统价值观及其现代转换》做了一件特别有意义、有非常重要的理论贡献的工作。

首先,江畅教授在书中对中国传统价值观作了系统的梳理和阐释,特别是在对传统价值观作出自己的界定的基础上,考察了传统价值观的形成和演进过程,非常详细地阐述了传统价值观的主要思想、主导观念和基本精神,同时还探讨了传统价值观的实践体现,亦即传统价值观在社会生活各个方面的具体表现。在如何看待中国传统价值观的问题上,我特别赞同作者的这样一个看法:“所有的传统价值观都有粗劣的内容,即使是最优秀的价值观亦如此。”① 这与那种在中国传统文化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国传统价值观与中国优秀传统价值观之间划等号的观念是有本质区别的。

其次,江畅教授在书中对中国传统价值观的现代转换作了专章探讨。作者把中国传统价值观的现代转换放到近、现代世界历史发展和现代文明的兴起与扩散以及近代以来的中国历史发展和古今中西各种思想大激荡这样一宏大背景下来加以观照,考察了自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从革命价值观到核心价值观的发展历程,阐述了现代价值观对传统价值观的弘扬和更新,还分析和论述了传统价值观现代转换所面临的任务。我也非常赞同作者的这样一个看法,即中国传统价值观的现代转换是自中国革命文化和革命价值观的形成以来早就在进行着的客观过程,并且这种现代转换有力地促进了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有些人否认中国传统文化、传统价值观的现代转换的必要性、甚至根本反对中国传统文化、传统价值观的现代转换这一提法,认为所谓的“现代转换”就是丧败传统文化、传统价值观,是完全没有道理的。事实上,通过这种现代转换而形成的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文化引领了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飞跃,并由此使中国传统文化不断发扬光大,使孔子名扬四海。可以说,是中国的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文化拯救了中国传统文化、传统价值观,而不是相反。

再次,江畅教授的著作还专门探讨了当代中国价值观的构建问题,特别是分析和阐述了“当代中国价值观”的基本规定、当代中国价值观构建过程中传统价值观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当代中国价值观理论基础的构建、核心价值观实践转化的各个方面,以及让优秀传统价值观融入当代价值观的诸多问题。在如何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问题上,作者在书中提出和阐述的核心价值观的法制化、政策化、道德化等主張是很有针对性、也很有创意的。

最后,江畅教授的著作提出了很多需要我们今后下力气进一步作深入研究的问题。我这里仅简单地谈谈其中的三个问题:

一是到底应该怎样系统地呈现和科学地概括中国传统价值观。在这方面,江畅教授作了创造性的探索。他分别阐述了中国传统价值观的主要思想、主要观念和基本精神,从而对中国传统价值观作了体系化的建构。但是,这里面也存在一些令人困惑的问题,其中,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区分中国传统价值观的主要思想、主导观念和基本精神的依据和目的是什么?为什么“中庸之道”、“忠恕之道”、“内圣外王之道”等等属于传统价值观的主要思想,而不属于传统价值观的主导观念或基本精神?为什么“阴阳五行”、“天人合一”、“仁者爱人”、“忠孝两全”、“和而不同”等等属于传统价值观的主导观念,而不属于传统价值观的主要思想?又为什么“尊道尊德”、“厚德载物”、“知行合一”、“协合万邦”等等属于传统价值观的基本精神,而不属于传统价值观的主要思想或主导观念?比如说,江畅教授在书中写道:“如果说孔子的根本思想是‘仁者爱人,那么忠恕之道就是实现这一根本思想的途径。”② 既然如此,那么,为什么忠恕之道属于传统价值观的主要思想,而“仁者爱人”却只是传统价值观的主导观念呢?再比如,说“天人合一”是传统价值观的“主导观念”而不是“主要思想”也让人不好理解。今天人们常说“天人合一”思想具有生态伦理意蕴,但即使是在中国传统文化的最主要的流派即儒释道那里“天人合一”也并不是一种统一的观念。其中,儒家主张敬畏天命、“制天命而用之”,道家强调弃绝贪欲、遵从自然,佛家认为“众生悉有佛性”并把不杀生奉为五戒之首,看似都有“天人合一”思想,其义理实则南辕北辙。

二是应该如何评价中国马克思主义对中国传统价值观的现代转换的影响。江畅教授在该书第六章“传统价值观的现代转换”中探讨了这一问题。他认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对传统价值观的现代转换产生了两方面的重要影响:“一方面,它使人们意识到马列主义价值观可以作为传统价值观现代转换的一个新方向和理论指导”;“另一方面,马列主义以更为激进的态度批判传统,不仅有理论上的批判,而且诉诸‘武器的批判,后来以它为指导思想的共产党长期批判、否定传统与此有直接关系。马克思主义特别强调现代价值观要同传统实行最彻底的决裂。……这种‘实行最彻底的决裂的观点产生了十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中国共产党从成立直至实行改革开放一直对传统价值观持批判的态度。”③ 这种把新中国历史上一个时期内、特别是“文革”中人们对文化传统的批判和否定归责于马克思主义的看法,在学界内外一直是经常见到的,但我觉得值得推敲。其实,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都有很多关于要求人们重视传统、批判地继承传统的论述。例如,恩格斯指出:“每一个时代的哲学作为分工的一个特定的领域,都具有由它的先驱传给它而它便由此出发的特定的思想资料作为前提。”④ 在谈到黑格尔哲学时,他特别强调说:“黑格尔学派虽然解体了,但是黑格尔哲学并没有被批判地克服。……费尔巴哈打破了黑格尔的体系,简单地把它抛在一旁。但是简单地宣布一种哲学是错误的,还制服不了这种哲学。像对民族的精神发展有过如此巨大影响的黑格尔哲学这样的伟大创作,是不能用干脆置之不理的办法来消除的。必须从它的本来意义上‘扬弃它,就是说,要批判地消灭它的形式,但是要救出通过这个形式获得的新内容。”⑤ 不仅如此,马克思、恩格斯在创立马克思主义的时候就批判地继承了包括黑格尔哲学在内的德国哲学的传统。诚然,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大多对中国传统文化持激烈批判和根本否定的态度,陈独秀在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以前甚至是一个全盘西化论者。但是,到1938年毛泽东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时他已经明确意识到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的这个缺陷,并且明确强调“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⑥ 事实上,毛泽东所提出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内在地包含着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文化传统相结合的要求。虽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有很多曲折,但我们不应否定,在现当代中国思想界,只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才真正使中国文化传统得到了继承和发扬光大。否则,我们根本无法理解中国传统价值观的现代转换。江畅教授在书中说:“从革命价值观的内容和精神不难看出,它既是一种马克思主义价值观,又饱含优秀传统价值观的内涵,是两者在20世纪上半叶中国革命面临的问题和革命实践基础上的融合。”⑦ 他还说:中国现代价值观包括革命价值观和社会主义价值观,它是对传统价值观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⑧。既然如此,好像我们就不能说中国共产党从成立到实行改革开放对传统价值观只是持批判的态度,更不能说以往一个时期人们对传统的否定源于马克思主义与传统“最彻底的决裂”态度。实际上,强调对传统的批判并没有错误,主张传统中什么东西都是好的才真正值得我们警惕。习近平总书记同样强调要批判地对待传统,强调古为今用,主张“有鉴别地对待”、“有扬弃地继承”传统⑨。这才是对待传统的应有的马克思主义态度。

江畅教授在书中还把中国传统价值观的现代转换與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要努力实现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论述联系起来。他认为,“传统价值观的创造性转化指的是传统价值观的一种革命性的变革,即从中国传统价值观转变为中国当代价值观”,而“要实现这种创造性转化的只能是传统社会占主导地位的价值观”⑩;“与传统价值观的创造性转化不同,传统价值观的创新性发展则不是指传统社会占主导地位的价值观的变革或转型,而是指不同价值观中一切有价值的、合理的东西的修正、更新或补充。因此,创新性发展不是革命性变革,而是改良性完善。”{11} 在我看来,这种理解和解释也值得斟酌。我认为,根据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有关论述,我们不能在传统价值观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与传统价值观的现代转换之间划等号,只有其中的传统价值观的创造性转化才关涉到传统价值观的现代转换问题,也就是说,传统价值观的现代转换只能通过传统价值观的创造性转化来实现。而无论是对传统价值观(包括占主导地位的价值观和其他价值观)的根本变革,还是对传统价值观的“改良性完善”,都属于传统价值观的创造性转化。至于传统价值观的创新性发展,则是指创造、构建传统价值观中所没有的新内容,它是无论如何都不可能从传统价值观中转化出来的,因而也根本不属于统价值观的现代转换。

三是应该如何看待当代价值观的理论基础。江畅教授在书中专门探讨了当代价值观的理论基础的构建问题。他所说的当代价值观的理论基础,实际上是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础理论。他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应该包括两个部分,一是基础理论部分,它应该是科学社会主义与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相融合的结果;二是应用理论部分,它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础理论应用于中国不同历史时期的实际的结果。不过,在他看来,作为当代价值观的理论基础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础理论目前是没有的,所以他探讨和论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础理论构建的必要性、可能性和逻辑进路等问题{12}。江畅教授的这些看法确实属于很独特的见解,但可能也得有面对和考虑人们已经形成的如下共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基础就是马克思主义(包括马克思主义哲学、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础理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成果,换句话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把马克思主义(不仅仅是科学社会主义)与中国实际(不仅仅是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的理论成果。按照这种学界的普遍共识,如果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础理论构成当代价值观的理论基础的话,那么,当代价值观的理论基础就只能是马克思主义,而不是江畅教授在书中所说的科学社会主义与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相融合而形成的东西。

总之,江畅教授的《中国传统价值观及其现代转换》一书有很重要的理论贡献,也提出了很多需要我们进一步思考的问题。我认为,这两个方面对于推进中国价值论研究都是非常有意义的。

注释:

①②③⑦⑧⑩{11}{12} 江畅:《中国传统价值观及其现代转换》,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0年版,第31、132、628—629、638、647—658、722—723、724、735—750页。

④⑤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03、223页。

⑥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34页。

⑨ 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6年5月19日。

作者简介:汪信砚,武汉大学哲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湖北武汉,430072。

(责任编辑胡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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