处于转型时期的近代中国，城市承载着形形色色的人们，绘就了丰富多彩的都市生活图景。城市这个复杂的有机体，既是达官贵人、工商巨子、文化精英展示力量的大舞台，也是贩夫走卒、凡夫俗子、芸芸众生求取温饱的谋生地。在城市经纬中，有一个群体，几乎和所有市民的日常生活发生联系，那便是流动摊贩。近年随着史学工作者“目光下移”的努力，都市底层群体如人力车夫、码头工人纷纷进入学界视野，并形成了较为丰富的成果。但囿于史料零散和匮乏，尚未有聚焦流动摊贩群体的专著问世。

三峡大学胡俊修教授新著《流动摊贩与中国近代城市社会》（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9年版，以下简称“胡著”），作出了开拓性尝试。该书以深描流动摊贩群体自身的生活史开篇，接着讲述流动摊贩与都市日常生活与大众文化的共生，进而以1908年汉口摊户风潮和1946年上海摊贩风潮为中心，缕析流动摊贩与城市社会的冲突，最后以武汉、成都、上海为中心，论及近代摊贩治理，丰富了人们对底层群体和城市社会的认知。

一、细致重构流动摊贩群体自身的生活史

流動摊贩到底过着怎样的生活？长期以来，流动摊贩是失语的，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没有精彩或心酸的故事。只不过，他们的故事往往不是由他们自己讲述，而是由当时的文化人诸如学人、编辑、记者记录下来，见诸报章杂志。胡著不仅搜集了这些史料，而且还创造性引用了竹枝词、散文等文学性史料。当然，这些是经过过滤的、他者眼中的摊贩人生。别出心裁的是，作者还访谈了一些在旧社会曾经在城市从事小贩职业的老人，搜集到宝贵的口述史料，让他们自己开口说话。这些可以互补的多样性史料，共同重构近代都市社会的流动摊贩群像。

流动摊贩是游走在近代中国城市社会的一个为数众多的底层群体。在近代乡村灾害匪患频发、难以为生的大背景下，背井离乡的四周乡民成为城市流动摊贩的主要来源。同时，流动摊贩也成为一些城市失业者的谋生方式。

流动摊贩是一个悲苦的职业。他们手提背负，走街串巷，叫卖饮食和日常所需，还想方设法在嘴上和手上练就绝活，甚至不惜伤害身体，以图在激烈的都市竞争中生存下去。流动摊贩还饱受生命之虞和生计威胁，因为日日穿梭街巷，飞来车祸可能会使其毙命;而家庭负担和债务难偿又时常让其陷于绝境。货栈老板与伙计的欺凌、固定摊贩的勒索、警察的敲诈和暴力、社会流氓的抢劫以及同行之间的恶斗都让摊贩生计时常处于威胁之中。多数小贩选择了独自面对、忍气吞声。当生计受到威胁成为多数摊贩面临的窘境时，流动摊贩也会团结组织起来，成立摊贩联合会，来抵抗捐税和当局取缔，以维持可怜的生存权。

最终，他们艰难地在城市生存下来，过着最低限度的生活，成为后来许多城里人的祖先，终于实现了脱离农村的梦想，过上城里人的生活。

二、精彩呈现流动摊贩与市民生活的互动图景

流动摊贩与市民生活互动往来，构成一幅丰富多彩的城市画卷。城市的博大胸襟容纳了摊贩，市民日常生活所需为摊贩提供了谋生机遇。流动摊贩便利和丰富了市民日常生活世界，饮食摊温饱了城市平民，货郎担与手艺摊便利了市民起居生活。流动摊贩与市民在情感世界相互连通，城市贫民与流动摊贩因为境遇相似、郁结相同成为命运共同体，相互体谅，相偎取暖。城市平民与流动摊贩惺惺相惜，市民照顾摊贩生意，同情摊贩，声援摊贩，反过来摊贩有时也温暖市民。同时，流动摊贩有时也会成为城市社会不和谐的音符，摊贩自身的一些不良习性，加之暴力倾向，以及与市容、交通、卫生之悖，有时会对城市生活造成妨害;相应地，市民时而会给摊贩造成肉体和精神上的伤害。

胡著用丰富多彩又生动活泼的史料，阐明流动摊贩丰富了近代城市大众文化，承载了都市集体记忆。流动摊贩成为城市的流动风景，装点了城市之声、城市之味和城市之乐。“城市所发出的声音是有灵性的，是含有文化的，是有着自身的历史的。城市之味也是历时的，不同时代有着对城市之味的不同记忆。”① 摊贩花样百出的叫卖声、招徕生意的器具声宛若城市的交响乐;他们滋润着五味俱全的城市味觉，在某种程度上形塑着城市品牌与市民品味;他们售卖货品，又身怀绝技，表演街头艺术，丰富了城市大众娱乐。他们游走在城市街巷，早已成为市民日常生活与城市大众文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三、深刻揭示摊贩风潮背后的社会变迁

胡著选取了两个典型个案——1908年汉口摊户风潮和1946年上海摊贩风潮，抽丝剥茧复盘了摊贩与城市冲突的来龙去脉，比较揭示出摊贩风潮背后的政治生态变更、大众心态展演与城乡社会变迁。

近代城市民变时常呈现出浓厚的传统品格。理性审视1908年汉口摊户风潮，其行为逻辑延续着传统斗争范式;群体心理依然保守，权威信仰与“清官”情结坚定而浓厚，恐惧、疑虑、易于从众等传统心理特质及正统主义观念根深蒂固;传统人所广泛坚守的社会关系网络持续运作——官与民之间保持着对立关系，而新兴绅商阶层维持着旧式士绅的传统权力，倒向了官府权威，官府与商会的互动与传统基层社会官绅同盟共治格局并无异趣。

抗战胜利以后，国民党上海市政当局在百业萧条、民生凋敝时期坚决整饬市容、严厉取缔摊贩，而伤及小民生计;摊贩请愿迅速升级为集体暴动，酿成了轰动性的1946年上海摊贩风潮。市政当局背离民生的执政理念及对摊贩居高临下的失衡姿态，警察与摊贩之间镇压而非保护的错位关系，使得下层民众成为激愤性社会冲突的参与者，报刊舆论成为冲突发展的催化者，原本可以妥善处理的摊贩问题变得困难起来。

比较审视1908年汉口摊户风潮与1946年上海摊贩风潮，摊贩集体行动的爆发是政府管理摊贩失效与异化社会环境共同作用的结果，其抗争方式、步骤、目标呈现出一般性展演规律和大众心态，也在历史的发展中发生局部变异。市政当局、商会组织、新闻媒体、权力谋求者等不同社会力量基于各自利益的考量与行动，左右了摊贩风潮的发展轨迹与社会关注。摊贩集体行动影响了市政公权与下层民众间的关系态势，在某种程度上改变了城市政治文化与日常生活，但并未根本改变摊贩的生存状态。

四、学术研究浸润深切的人文关怀

胡著是一部严谨的学术专著，勾陈史料，论从史出，凡引必注。但是，这丝毫不妨碍其浸润深切的人文关怀。

其一，既坚守学术中立，又表达悲悯、同情与欣赏。这种同情与欣赏，来自于作者的人民立场，也来源于历史中人的共情。该书征引了不少竹枝词，表达时人对摊贩之悲悯，“小菜贩，实可怜，三更起，五更眠，挑了一担菜，能卖几多钱？换得米，又没油和盐，那有鱼肉过新年！”同时，该书还展示了大量材料，叙述一些街头摊担技艺精湛，是在贩卖生活的艺术，甚至成为民间艺术家，成为一般人家快乐欢娱的重要来源。

其二，既重视籍籍无名者的记录，又倚重文化名人的书写。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胡著精心搜罗、引用了不少近代文化名人的摊贩书写。鲁迅、周作人、梁实秋、朱自清、林徽因、徐志摩、周作人等对街头巷尾小贩的回忆或诗性书写引人入胜。鲁迅用生花的妙笔记录弄堂小贩吆喝带给他的美感：“闸北一带弄堂内外叫卖零食的声音……也真漂亮，不知道他是从‘晚明文选或‘晚明小品里找过词汇的呢，还是怎么的，实在使我似的初到上海的乡下人，一听到就有馋涎欲滴之慨……”② 这些文学性史料的恰当运用，文采飞扬，让人回味无穷。

其三，精心谋篇布局，优化读者感受。一是图文并茂，形象化表达摊贩与市民生活的互融与冲突，在叙述1946年上海摊贩风潮时，还首次使用了一些珍贵的图片资料;二是巧用引语，每章开头用相关竹枝词或者诗歌作为导语，提升学术著作文化品味的同时，迅速将读者带入摊贩描写的现场;三是关注延伸阅读，在附录部分，归纳或罗列了一些有益资料，比如记录晚清北京一年到头吆喝声的《一岁货声》，供有兴趣者参考阅读。

总之，把普通人的日常生活纳入到城市史研究的范围，可以让我们看到更为鲜活的城市历史，可以透过精英群体的视角看到普罗大众的完整生活样态，感受到丰富的城市大众文化。③ 当然，胡著也有一些有待商榷之处。作者对流动摊贩治理的制度史考察，宏观梳理与规制罗列较多，微观分析与个案呈现较少，在应然与实然之间，在表达与实践之间，有所欠缺，但这并不妨碍其成为社会史和城市史研究的一部力作。

注释：

① 马敏：《让城市文化史研究更富活力》，《史學月刊》2008年第5期。

② 鲁迅：《弄堂生意古今谈》，《漫画生活》1935年第9期。

③ 王笛：《中国城市的微观世界——从成都茶馆个案看都市大众文化研究的视角和方法》，《史学月刊》2008年第5期。

作者简介：姚伟钧，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湖北武汉，430079。

（责任编辑  刘晓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