厉庆云，唐 恒

（南京财经大学 公共管理学院，南京210023）

一、问题的提出

婴幼儿照护服务发展不平衡、供给不足是政府民生政策关注的焦点问题。2017年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幼有所育、学有所教”的民生发展目标，为婴幼儿照护服务指明了方向。2019年5月9日，国务院办公厅发表了《关于促进3岁以下婴幼儿照护服务发展的指导意见》，规定了婴幼儿照护服务的政策法规体系和标准规范体系。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采取多种优惠措施鼓励社会力量积极参与婴幼儿照护服务机构的发展。

目前，我国3岁以下的婴幼儿中，接近80%的婴幼儿是祖辈参与照护。2013—2015年，《中国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报告》指出，24.8%的北京被调查家庭和23.9%的上海被调查家庭曾有过找不到托儿所的经历。2016年来自全国10城市的需求调查显示，城市家庭3岁以下婴幼儿托幼服务的家长需求率为35.8%。这进一步证实了发展托幼服务刻不容缓。然而，在国际上，2014年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35个国家的数据表明0—3岁婴幼儿平均入托率是在34%，超过三分之一，其中，法国的入托率达到49.7%，瑞典高达55%，新加坡接近90%。我国根据2019年卫健委的数据显示婴幼儿在各类照护服务机构的入托率仅为4.1%，不足5%。上述数据表明，我国的托幼服务事业面临供需结构失衡问题，因此，分析家庭对托幼服务机构选择的影响因素意义重大，有利于挖掘婴幼儿照护服务市场的有效需求，更精准地定位“幼有所育”政策的直接发力点。

在家庭对托幼服务选择的影响因素分析中，主要考虑三大块因素。一是收托主体。如收托主体和婴幼儿家庭的距离远近、收托主体在其他家长中的口碑等都是父母考虑的因素之一①。二是服务内容。其中绝大部分学者都认为托幼服务的费用是影响家庭选择的主要因素之一，但是结论侧重点不一样。Heckman揭示出托幼服务价格是托幼服务选则的决定因素；Connelly认为托幼服务价格越高，妇女选择托幼服务的概率越低。Cleveland et al.认为女性托幼服务的选择对其成本具有敏感性②③④。此外，还有服务的可用性⑤和可靠性等⑥。三是家庭环境。家庭的经济条件影响托幼服务的选择，但是研究结果具有非一致性，有学者认为家庭条件越好父母越是有能力将婴幼儿送入质量更好的托幼机构照护，获得全身心的成长⑦。也有学者认为家庭条件越好，对女性能够工作的要求越低，照顾家庭的要求更高，即成为“持家人”的角色而非“养家人”的角色⑧。此外，父母的年龄、学历、价值观念、职业性质等一些个体特征也是影响托幼服务的选择因素。

上述所分析的是家庭对托幼服务选择的影响因素，然而婴幼儿的照护责任主体往往是家庭中的女性，“男主外，女主内”一直是中国的传统。而随着社会的发展，经济水平的提高，生活成本的增加，女性的家庭角色逐渐淡化，由“持家人”向“养家人”转变，双职工家庭已经成为社会普遍的现象。此时，已婚且有婴幼儿的女性面临着照护子女和工作的两难困境，所以婴幼儿是否进行托幼服务的决策权往往在于女性的选择，女性是家庭内婴幼儿托幼行为的主要决策人。因此本文主要研究女性能力因素对托幼服务选择的影响。之所以聚焦于女性的能力因素，是因为近年来越来越多的研究承认能力的重要性，并且认为能力具有家庭再生产性，即父母的能力可以通过各种方式实现代际传递⑨⑩⑪。因而更多的女性会选择陪伴在子女身边，影响到托幼服务的选择问题⑫。虽然能力一直是研究者的“黑洞”，但是学者们对于未知的探索永无止境。能力在学术上分为“认知能力”和“非认知能力”。认知能力是指与语言、逻辑、算术、阅读、写作等相关的方面，学者们一般用受教育程度（受教育年限）做认知能力的代理变量⑬；非认知能力则与之相对，但是非认知能力具有不可观测性，这也导致了具体指标选择的困难。李波将非认知能力分为六个维度：自尊、自我控制、人际交往、领导力、合作、适应性⑫；李丽和赵文龙根据CEPS的具体问题界定非认知能力：表述能力、反应能力、学习新知识的速度和好奇心⑭。此外，心理学家基于人格的稳定性，开发了一些非认知能力量表，被大多数学者认同的主要有Rotter的内外点控制量表⑮、Rosenberg的自尊量表⑯、大五人格因素量表等。

综上所述，本文研究核心为女性能力对托幼服务选择的影响。为了更全面地衡量女性能力因素，将能力划分为认知能力和非认知能力。基于前者的研究，总结可以代替认知能力和非认知能力的变量，实证检验女性能力是否会对托幼服务的选择产生影响，能力的各项指标对其影响程度有多大？以此为今后托幼服务更快更好地发展铺平道路。

二、研究设计

（一）数据

拥有能力变量的数据库并不是很多，与能力相关研究的学者们主要选用 “中国教育追踪调查”（CEPS）、“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中国家庭收入调查”（CHIP）、“北京市义务教育发展状况调查”项目等四类数据库。本文充分考虑能力因素和托幼服务因素，最终决定选取CFPS2016数据库，该数据库的抽样范围覆盖全国95%以上的人口，具有全国代表性。且包含“成人问卷”“少儿问卷”和“家庭问卷”，每一部分都有“访员观察”数据，有学者为了避免“自我回答”问题的主观性影响到数据的真实性，采用“访员观察”数据代表个人的非认知能力，或者采用“访员数据”对自我回答的数据进行稳健性检验⑰。此外，该数据库还设有专门的认知模块内容,分记忆测试和数列题两部分。

（二）变量

首先筛选出少儿问卷中年龄在0—3岁的婴幼儿数据，其次保留成人数据和家庭数据有用信息，最后通过少儿数据的父亲母亲样本编码以及家户号将少儿数据、成人数据和家庭数据合并，合并后总共有1836个样本。控制变量有婴幼儿年龄、母亲年龄、母亲年龄平方、父亲年收入的对数、家庭年收入的对数、父母受教育年限。核心解释变量为认知能力和非认知能力。认知能力选择CFPS数据独有的认知模块测试的记忆测试和数列测试的结果。非认知能力由于不易测量、人格的非稳定性和心理活动对人的具体行为影响的不确定性，经济学家们久久未介入这个领域⑱，但是随着人格心理学的发展，不同环境下人格的稳定性得到了一定的验证，心理学家们也开发了一些测量非认知能力的工具，有关非认知能力的研究引起经济学家们浓厚的兴趣⑲。

学者们使用最多的量表是 “大五人格因素量表”(the Big Five Personality Scale)⑳㉑，该量表主要有五个维度：“严谨性”(Conscientiousness)、“宜人性”(Agreeableness)、“外向性”(Extraversion)、“开放性”(Openness)、“情绪稳定性”(Emotional stability)。 其中“严谨性”即尽责性，具有责任感，有条理性、审慎性和事业心，在数据中用以下问题来衡量：“受访者的理解能力”；“对自己未来信心程度”；“我能把事情做好”；“受访者对调查的疑虑”。“宜人性”即亲和或随和性，对人信任，有利他行为，在数据中用“是否有邻居帮助”；“受访者对调查的配合程度”；“喜欢信任还是怀疑别人”来衡量。“外向性”即拥有正向情绪，交往沟通能力较好，为人热情、乐群，在数据中用“小区邻里关系如何”；“自己有多幸福”；“自己人缘关系如何”；“受访者的待人接物水平”来衡量。“开放性”即具有创造力和好奇心，由于数据受限，该维度剔除。“情绪稳定性”即与焦虑、抑郁、脆弱相对，有自信和安全感，在数据中用“我因一些小事而烦恼”；“我感到情绪低落”；“我觉得沮丧，即使有家人和朋友的帮助也不管用”；“我是一个失败者”；“我自认为一无是处”来衡量。这些问题的回答有些在1—7内选择，有些在1—5内选择，但是表达的意思都是“不好——很好”。本文对其处理方式是用每个id针对具体维度每个问题的回答除以总选项，再将具体维度内所有问题的回答结果求和除以总问题的个数，确保最后“非认知能力”的所有维度的赋值范围在“0—1”之间。除“大五人格”模型之外，本文还选取了“内外点控制量表”的一个小指标:个人努力程度。内控(internal)者常常将失败归因于自己，而非推卸责任，相信自己可以选择命运，在面对困境和危难时，愿意付出更大的努力找出出路，外控者(external)与之相对，更愿意相信命运和运气，常常将失败的原因归咎于外界因素。

三、结果分析

（一）描述统计结果

表1为全样本、参加托幼服务样本和未参加托幼服务样本的变量描述统计结果。样本婴幼儿年龄的均值为1.75岁，参加托幼服务的婴幼儿年龄均值要大于未参加托幼服务的婴幼儿年龄均值，说明在孩子年龄很小的时候，母亲更倾向于自己参与照护。父亲年收入变量参与托幼服务样本均值为10.186，而参与托幼服务样本为10.409，说明父亲年收入更低的家庭更会选择让婴幼儿进行托幼服务，释放家庭女性劳动力参与就业，进而获得更高的家庭总收入，因此表1中的婴幼儿参加托幼服务的样本家庭年收入均值更高。父亲受教育年限和母亲受教育年限都使参加托幼服务的样本均值更高，因为受教育年限与就业收入之间存在正向显著的影响关系，可观的教育回报率促使高教育水平的年轻人参与劳动力市场。女性认知能力指标的记忆测试和数列测试的均值都是未参加托幼服务样本的更高，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女性认知能力越高越不会让婴幼儿进行托幼服务。非认知能力的五个维度变量除了努力程度以外，其他的外向性、宜人性、情绪稳定性和严谨性四个维度都是未参加托幼服务样本的均值略高于参加托幼服务样本，与上述认知能力体现的规律一致，即非认知能力越高的女性更偏好于自己照护婴幼儿。

（二）实证分析结果

表2为女性认知能力和非认知能力对托幼服务选择的Logit回归结果，为了更方便地估计概率值，本文的系数采用“平均边际效应”（dy/dx）。模型(1)为加入非认知能力“外向性”维度的估计结果，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婴幼儿年龄每增加一岁，参加托幼服务的概率值增加6.1%，且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母亲年龄每增加一岁，婴幼儿参加托幼服务的概率值增加12.5%，在5%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父亲年收入对婴幼儿托幼服务选择具有负向显著影响，年收入每增加1%，选择托幼服务的概率值降低2.5%。父亲受教育年限和母亲受教育年限对婴幼儿是否进行托幼服务有不一致的影响，父亲受教育年限每增加1年，选择托幼服务的概率值降低1%，母亲受教育年限每增加一年，选择托幼服务的概率值增加0.9%，且都在5%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模型(1)—(6)的控制变量估计结果系数的大小，符号和显著性水平大同小异。核心解释变量认知能力和非认知能力对托幼服务选择的影响大小与加入的非认知能力具体维度指标有关。模型(2)中“宜人性”维度的加入使得认知能力指标的数列测试对托幼服务在5%的显著性水平上有显著负向影响，同时“宜人性”对托幼服务选择也具有负向影响，且在1%的水平上显著。具体来说，在其他条件不变的前提下，数列测试得分每增加1分，婴幼儿进行托幼服务的概率值降低1.9%；“宜人性”提升一个单位使得托幼服务的概率降低50.6%。模型(5)中加入“努力程度”的认知能力数列测试指标系数为-0.020，与模型(2)接近。模型(1)(3)(4)分别是加入“外向性”“情绪稳定性”和“严谨性”的回归结果，结果虽然不显著，但是回归系数均是负数，对托幼服务选择皆有负向影响。模型(6)是将认知能力和非认知能力的所有维度放在一起后的回归结果，控制变量的系数绝大部分都有所提升，认知能力的负向影响有所缓解，从1.9%减少到1.5%，非认知能力的负向影响进一步加重，从50.6%增加到70.8%。因此，本文认为女性能力因素包括认知能力和非认知能力对托幼服务选择的影响整体是负向的，即能力越高的女性更注重参与婴幼儿的全部身心的成长，通过能力的代际传递给子女塑造一个良好的开端。此外，模型的数据较大，说明模型对观测值的拟合程度较好。

表1 分样本变量描述统计结果

四、结论与讨论

本文利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基于数据独有的认知能力调查和国际公认的“大五人格因素量表”，就女性能力因素对托幼服务选择的影响进行了实证检验，得出以下结论：（1）女性认知能力对婴幼儿托幼服务的选择有显著的抑制作用。具体而言，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认知能力增加一个单位，选择托幼服务的概率值降低1.5%。认知能力一般是通过读写、记忆、计算表现出来，也有学者用考试成绩来反映，受教育年限也是一种表现方式，读写、记忆、计算能力好的人一般考试成绩也会很好，因此受教育年限会更长一些。本文实证分析中也包括了父母受教育年限解释变量，结果显示，父亲受教育年限对托幼服务选择有负向显著影响，而母亲受教育年限对托幼服务选择有正向显著影响。（2）“大五人格”模型的四个维度和“内外点控制量表”的一个维度对婴幼儿托幼服务选择皆有抑制作用，但是显著的结果不一致。实证结果显示只有“宜人性”维度是负向显著的，具体而言，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宜人性”增加一个单位，选择托幼服务的概率值降低70.8%，并且在所有非认知能力的维度中，降幅最大。在学者们研究“非认知能力对工资收入的影响”成果中，结论显示对于女性劳动者而言，“情绪稳定性”和“宜人性”的正向促进效果更重要，对于男性劳动力而言，“尽责性”的正向影响更大㉑。

表2 女性认知能力与非认知能力对托幼服务选择的Logit估计结果

本研究有助于家庭、社会、政府及其相关部门更好地关注认知能力和非认知能力，共同认识到能力日益凸显的重要性。首先，家庭成员尤其父母要时刻做好给婴幼儿树立榜样的准备，注重认知能力的培养和多多参与婴幼儿日常活动，对非认知能力的提升有潜移默化的作用。其次，社会托幼服务机构给员工做培训时，要更注重非认知能力的培训而非仅仅关注专业技能培训。最后，政府及其相关部门在制定托幼服务的相关政策时，要考虑家庭抚育孩子的优势，家庭为主，社会为辅，建立健全放宽带薪产假以及父亲陪产假的政策制度。

当然本研究还存在一些不足。认知能力的两个维度和非认知能力的五个维度都仅仅只有一个维度是通过显著性检验的，因此对托幼服务选择的影响解释力度不够强。同时，本文因数据因构建的非认知能力变量有限，“开放性”“自尊量表”等都无法观测。

注释：

①王英,高健.婴幼儿母亲育儿压力的影响因素分析[J].护理学杂志,2009,24(6):79-81.

②Heckman J J.Effects of Child-Care Programs on Women's Work Effort[J].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1974,82(2):136-136.

③Connelly,Rachel.The Effect of Child Care Costs on Married Women's Labor Force Participation[J].The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1992,74(1),pp.83-90.

④Clevel and,G.;Gunderson,M.and Hyatt,D..Child Care Costs and the Employment Decision of Women:Canadian Evidence[J].Canadian Journal of Economics,1996,29,pp.132-151.

⑤Coppola L,Mamolo M,Cesare M D.Formal Childcare Use and Household Socio-economic Profile in France,Italy,Spain and UK[J].Population Review,2011,50(1):170-194.

⑥El-Attar M.Trust,child care technology choice and female labor force participation[J].Review of Economics of the Household,2013,11(4):507-544.

⑦周欣.托幼机构教育质量的内涵及其对儿童发展的影响[J].学前教育研究,2003,(7).

⑧吴愈晓.影响城镇女性就业的微观因素及其变化:1995年与2002年比较[J].社会,2010,30(6):136-155.

⑨Anger,S.Intergenerational Transmission of Cognitive and Noncognitive Skills.In:Ermisch,J.,Jantti,M.,Smeeding,T.(Eds.),From Parents to Children:The Intergenerational Transmission of Advantage.Russell Sage Foundation,New York,2012,pp.393-421.

⑩Black,S.E.,Devereux,P..Recent Developments in Intergenerational Mobility.In:Ashenfelter,O.,Card,D.(Eds.),Handbook of Labor Economics,2011,(4B):1487-1542.

⑪Brown,S.,McIntosh,S.,Taylor,K..Following in your Parents'Footsteps?Empiricalanalysis of Matched Parent-offspring Test Scores.Oxford Bulletin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2011,(1),40-58.

⑫李波.父母参与对子女发展的影响——基于学业成绩和非认知能力的视角[J].教育与经济,2018,143(03):56-66.

⑬王子涵,王小军.包含认知能力的教育回报率估计——基于CHIP2007年数据的实证研究[J].教育与经济,2016,(1):39-46.

⑭李丽,赵文龙.家庭背景、文化资本对认知能力和非认知能力的影响研究[J].东岳论丛,2017,38(4):142-150.

⑮Rotter,J.B.(1996).Generalized expectancies for internal versus external control of reinforcement.Psychological Monographs,80.

⑯Rosenberg,M.(1965).Society and the adolescent self-image.Princeton,NJ:Princeton university.

⑰黄国英,谢宇.认知能力与非认知能力对青年劳动收入回报的影响[J].中国青年研究,2017,(02).

⑱Wood,D.,&Roberts,B.W.(2006).Cross-Sectional and longitudinal tests of the personality and role identity structural model(PRISM).Journal of personality,74(3),779-810.

⑲Fleeson,W.,&Noftle,E.(2008).The end of the person-situation debate:An emerging synthesis in the answer to the consistency question.Social and Personality Psychology Compass,2(4),1667-1684.

⑳王询,岳园园,朱晨.非认知能力与创业——来自中国家庭追踪调查的经验分析[J].财经论丛,2018,239(11):15-23.

㉑乐君杰,胡博文.非认知能力对劳动者工资收入的影响[J].中国人口科学,2017,(04):68-78+1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