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敏 娄芹芹

[摘 要]中国农村有着差异化的村治主体谱系，比较典型的村治主体包括富人、能人、乡贤和混混等，差异化村治主体的出现和发展不仅与村庄特点有关，也与村庄所在区域的经济发展、社会结构和政府政策有着密切联系。从郊区社会的理论视角分析浙北乡村中存在的与浙南“富人治村”相差异的“常人治村”经验。“常人治村”的村治形态特点是村干部属于收入中等且能力有限的社会中间阶层，村干部群体半职业化，存在较为普遍的兼业现象。“常人治村”可以理解为郊区社会和国家力量对村级组织的一种塑造，这种村治模式配合了由政府主导的经济大开发格局，实现了城市政府试图达到的发展和稳定目标。

[关键词]常人;村干部;“常人治村”;郊区社会;乡村治理

中图分类号：D42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410X（2020）06-0076-10

一、问题的提出

浙江省私营企业发达，普遍存在“富人治村”的现象。有学者界定浙江式“富人治村”的特定内涵为村民“因富、因义、因贤而获得社会权威进而取得村治权威”[1]，特指在农村经济发展和村民自治不断完善的背景下，一批先富起来的村民凭借其在经济发展、乡村治理和公共服务中的引领性作用，获得村民认可的社会性权威，他们采取自荐或村民举荐等方式，在村民选举中获胜，成为村治体系中的主导力量。浙江也是我国“富人治村”现象兴起早、推广快的省份之一。“据浙江省民政厅统计，2008年全省2/3以上的村由企业家、工商户、养殖户等先富起来的人担任村委会主任或村党支部书记，其中不乏资产过千万元乃至上亿元者，被称作‘老板村官”[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