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宝良

摘要：幕府与衙署，均属官府，却稍有差异。一至清代，幕府从临时开府转而变为专设衙署，总督、巡抚随之成为固定的地方大僚，幕府与衙署趋于合一。明清入幕之人，称谓众多。最为闻名者，当数“幕宾”“幕友”与“师爷”，通称“幕僚”，一身而兼具宾、友、师三重身份。明清私人聘请的幕宾，其职掌主要在于佐治、检吏两个层面。幕主与幕宾之间，是一种相互依凭的关系：幕主得幕宾之助以治事，幕宾得幕主之倚金以糊口。幕主与幕宾之间，是一种东翁与西宾之间的关系。

关键词：明清;幕府;幕宾;人事

引论：问题的提出

幕府与衙署，均属官府，却稍有差异：幕府属临时开府，最初无衙门，无专属佐治人员，需要自辟幕僚;衙署属专设官府，有衙门廨舍以供治事休息，且有专属幕官佐治。在明代，总督、巡抚开府地方，既是“添设官”，是在“诸司职掌”之外增设之官;又是“专敕官”，随带皇帝亲自赐予的敕谕，以规范其临时性的具体职掌。一至清代，幕府从临时开府转而变为专设衙署，总督、巡抚随之成为固定的地方大僚，幕府与衙署趋于合一。

在明清两代，幕府、衙署人员，大抵包括官、吏与宾。所谓官，其义为“倌”或“管”，“一职皆立一官，使之典管，而以治人为重，故又从倌”。可见，官的职掌偏重于“治人”。所谓吏，“即府史胥徒也，各役执事，亦庶人在官也”。吏的身份是庶人，他们服务于官府，其职掌偏重于“执事”。比较而言，官与吏如钱币之两面，不可分离。明清朝廷檄下地方，或云“该管官吏”，或云“官参吏处”。事无大小，有主持之官，即不能无承行之吏。所谓宾，即幕宾，是幕府、衙署长官私人聘请的佐治人员。唐代节度使、观察使开府地方，可以自辟僚属，称为“记室”“参谋”。此即明清幕宾的嚆矢。

通观前人研究成果，其中关于明清幕府幕宾的起源，大抵有下面三种说法：一种说法认为，幕友可能起源于明代京官出外任地方督抚时“随带京吏”的官场习惯;另一种说法认为，南宋的狱吏趋于专业化、世袭化，经过元明清历史演变，私募化的狱吏队伍日益壮大，极易成为地方官员竞相聘用的专职法律帮办，谓之“刑名幕友”;还有一种说法，根据明万历年间王肯堂的一则记载，认为可以将“讼师”作为“刑名幕友”前身之一的一个证据，当然这不能作为后来幕友都起源于讼师的证据。

仔细考察上面三种说法，幕友源于明代京官出外任地方督抚时“随带京吏”的官场习惯，显然可以得到史料的印证，这在明代称为“奏带人役”。按照明代惯例，总督军务等官，到了地方，大抵均有“奏带人役”。故毛伯温在上疏中，要求上任时奏带“官舍、通事、吏差、医士人等”，借此“传报号令、译审夷情、催督军需、书办写本、疗病等项”;此外，又要求奏带“弟男并侄以备肘腋，家人以供使令”。所有这些在军门效用的人数，均由朝廷支给口粮、马匹、草料。在这则奏疏的旁批中，《明经世文编》的编者刻意加批云：“军中用人，断不可拘拘朝廷现任职官，非开府辟召不可。”可见，这些奏带人役，决非朝廷现任职官，而是“开府辟召”，属于自己用人。然这种自己用人，由于尚须朝廷支给口粮、马匹、草料，故很难称为真正意义上的自己用人。刑名幕友来源于南宋以来专业化、世袭化的狱吏一说，尽管明代不乏书吏人幕之例，终究缺乏连接二者必然联系的充足证据。至于讼师成为刑名幕友的前身，仅仅证明有讼师成为刑名幕友的个案，并不能成为幕友起源于讼师的有力证据。

笔者曾撰有关明代幕宾制度一文，其意有二：一则厘定幕宾的起源;二是系统阐述明代的幕宾制度。很多学者论定幕宾的起源，大多喜欢引用王阳明《答方叔贤》一信，信中提到了“荐贤于朝”与“自己用人”的不同。此信写于弘治四年（1491），过去的研究者多以此为依据，证明至迟在弘治初年即有“自己用人”之例，而幕宾则为自己用人的典型产物。可是，引用此说者又无法找出实例，证明弘治初年即有幕宾的存在，只是以嘉靖年间胡宗宪幕中徐渭、王寅、沈明臣诸人为例。瞿同祖据况钟《明况太守龙冈公治苏政绩全集》卷三《太守列传》之记载，“内署不延幕客，一切奏疏、榜谕、谳案，皆公所亲裁”，证明宣德、正统年间已有幕宾的存在。然此说为房兆楹反对，理由很简单，况钟文集为其后人编定，其中所言无法作为可靠的证据。在旧文中，笔者根据前人的研究成果，再结合一些发现的新材料，大抵断定：明初幕府制度即已存在，它是元末群雄四起，自置幕府、自己用人的延续。而至少在正统年间，即已出现幕宾人员入幕的例子。至于王阳明的“自己用人”说，更非空口白言，确实有自己用人实例的存在。在此，笔者拟在旧文的基础上，以“幕宾”“幕友”“师爷”三个称谓为考察中心，对明清幕府人事制度重加论定。

一、幕府：从帷帐到衙署

据清人平步青引王衍梅《绿雪堂遗集》卷一七《幕学类要序》，以及赵翼《陔余丛考》可知，幕府一词，最早出现于《汉书·李广传》“莫府省文书”一语。“莫”有“大”义，如卫青征讨匈奴，“绝大莫，帝就拜大将军于莫中府，故日莫府”。莫府之名，始于此。然据颜师古注，“莫府”之“莫”，并非“大”义，而是指“军幕”，古字“莫”与“幕”通用，亦即“帐幕”与“帷幄”。“幕”作为帷幄的通称，见于《周礼·天官》《仪礼·聘礼》及《左氏传》。如廉颇、李牧市租皆入幕府，并非因卫青始有“莫府”一称。由此可见，“幕府”一名始于战国。但古人所谓的幕府，原本指将帅在外之营帐而言，亦即指兵门帷帐，官吏衙署并不称“幕府”。《后汉书·班固传》：永平初，东平王苍以至戚为骠骑将军辅政，开东阁，固奏记于王日：“今幕府新开，广延英俊。”后世称衙署为幕府始于此，且成为“连帅”（如唐之观察使、节度使）的通称，如陈琳称袁绍幕府，即为此例。于是，幕府转而为衙署，幕府与衙署之间的区别随之消失。

（一）幕府兴起的原因

明清两代，幕府兴盛，私人聘请幕宾成风。究其原因，大抵有如下四个：

其一，幕府缺乏官属。自明代出现专敕的总督、巡抚之后，无专门的衙署，因而缺少属官听用。尤其是身处边地的总督、巡抚，舉凡军马、钱粮、城池、关隘，皆其职掌所关，凭借一人而兼摄众事，平时或能竭力支持，而到了倥偬之日，思虑恐难周悉，才识也不能兼该。值此之时，幕府佐治人员尤显重要。为了解决这一难题，总督、巡抚大致采用以下两种方法：一是从现任官员中选任幕僚，充任参赞、赞画、纪功诸职。如韩雍与胡共之，早在正统年间，同为都察院监察御史。成化元年（1465），韩雍出任总督两广军务，胡共之则正好担任广西右布政使，韩雍就将胡共之“礼致幕下，凡行师机宜，多与共之计”。这是现任官员充任总督幕僚之例。明代一有大的军事行动，除了由总督加以督理之外，总督幕下通常设有参赞、纪功二职：“参赞者，筹画之辅;纪功者，赏罚之司。”参赞有时又称赞画，大抵也是从现任官员中选任。如明代宣府、大同、偏头关、保定四镇总督，开始只是专督兵马，后来事务渐繁，兼理四镇钱粮，而且各边文移往还，靠一人批答，更是“昼夜不遑”，所以专设兵备道一员，“赞理边务”。二是奏带人役。明代总督军务等官，“俱有奏带人役”。如毛伯温在开府外地时，就要求奏带官舍、通事、吏差、医士等若干员名，甚至自己携带家人“以供使令”。

其二，各级衙门幕官权力受到长官的侵夺，时常处于一种尴尬的境地，无法发挥佐治的职能。长官下属幕官，其职掌有类于幕宾，故在明代将幕官同样称为“幕宾”。如布政司中幕职都事，其职掌是“以代书记之劳”;府一级衙门中的幕职经历、知事，属于“古莲幕之职”，相当于“古参军、掌记之流”，其职掌是“参军之事也”;军事单位卫下属的幕官经历，属于“古掌书记之任”，其职掌是“赞军政、辅戎机，治籍幕下，以文事佐诸武臣”。明代各级衙门所设幕官，显然出现了两大变化，进而导致幕官陷入尴尬的境地，甚至形同虚设。这两大变化分别为：一是幕职从地方长官自辟，进而变为朝廷铨选。如按照明代的制度，布政司下的都事一职，布政使无权自辟，故“废置悉诏于朝”;卫下属的经历，在明代也是“以资选”。二是自宋以后，尤其是到了明清，幕官权力逐渐受到削弱，无法真正发挥佐治的功能。在地方府、州、县衙门中，长官与佐贰、幕官之间的关系，自宋代已有所改变，即长官逐渐剥夺了佐杂官处理地方司法事务的权利，并将司法权完全揽入自己手中。明清两代，朝廷三令五申，下令佐杂官“不准擅受”词讼，就是最好的例证。

其三，权在胥吏。官设幕官一旦失去佐治检吏的功能，其結果必然形成一种权在胥吏的局面。揆诸宋、元、明以降的政治史，虽号称“官治”，实则不过是“吏治”而已。究其原因，主要还是在于治国人才的选拔，出现了很大的转变，即从“吏与士同途”，转而变为“儒吏分为两途”。吏与士同途，“吏习于民事，故循绩易奏”，“人不耻为吏”。科举兴起，儒吏分为两途：科举凭借文采声华取士，以致士“不习民事”;吏习于民事，却“不得美仕”。吏日下，士日尊，判然两途。其结果，则造成“士之子恒为士，降而为吏，即为隳其家声，于是吏益以无赖”，甚至有些胥吏甘心于顽钝无耻，惟日以舞文黩货为事。最为值得关注的是，官有除降，而吏则长子养孙;官须避本籍，而吏则土著世守。这更使胥吏得以把持地方政治，作奸犯科，为所欲为。

其四，读书仕进之途受堵，缺乏出路，只得靠入幕维持生计。明清科举取士，举人、进士均有定额，一个庞大的读书人群体，能中举人、进士得以出仕者终究是少数幸运儿，其中绝大多数的读书人，往往止步于生员这一科名身份。

明清两代庞大的生员群体，其谋生之路，大抵不出处馆、入幕、从医、做讼师，尤以处馆、入幕居多。不妨试举几例：如明人梁朝锺，广东番禺人，为县学廪生。当时任两广总督的熊文灿，欣赏梁朝锺的文才，就将他“延为馆宾”。至熊文灿出任总理九省军务时，又将梁朝锺携入军中，“参谋军务”。又清人赵大润，后改名肃，常州府江阴县人，为郡诸生。赵大润的友人贡息甫任建平知县时，邀请赵大润前往相助，代为处理县内讼牍。

读书人谋生之具，以处馆、人幕居多，此即所谓的“书馆”与“幕馆”，且均被称为“馆宾”。馆宾一称，至晚见于元末孔齐《至正直记》的记载。孔齐所云的“馆宾”，是教书先生，抑或入幕之宾，不可遽下论断。然从孔齐另一则记载可知，所谓的“馆宾”，即“村馆先生”之流，亦即教书先生。此类馆宾，在明代尚有遗存。如李廷机，中隆庆四年（1540）乡试解元。当时的主考是申时行，将李廷机“留为馆宾，转馆于董宗伯家”。书馆、幕馆虽均为明清读书人无奈之下的谋生手段，然在当时人的眼中，却有高下之分。如吕留良论道：“惟幕馆则必不可为，书馆犹不失故吾，一为幕师，即于本根断绝。”在吕留良看来，入幕成为幕宾，尽管“其名甚噪，而所获良厚”，但最终会坏人心术，“人品至汗极下，一总坏尽，骄谄并行，机械杂出”，其行为甚至类同于法律所称的“光棍”。在读书人的眼中，书馆优于幕馆，但读书人“托客授为活”，即使称得上是本分事，“实不足给俯仰”，无奈之下，读书人只好“去而为从事、为衙推者，如恶影而走日中，非计之得也”。可见，幕馆更是读书人末路中之末路。

（二）明代幕府的兴盛

明代中期以后，幕府趋于兴盛。一方面，大臣开府地方，幕下宾客云集;另一方面，文武各级衙门，大多自己聘有幕宾佐治。

明代的大臣幕府，以胡宗宪、孙承宗、史可法幕府为盛。胡宗宪总督浙江时，幕下会聚幕客数十人，较为著名者有沈明臣、王寅、徐渭。明末孙承宗督师时，曾设立占天、察地、译审、侦谍、异材剑、大力六馆，“招天下豪杰，奇材剑客，争摩厉以求自效”，在孙承宗的幕下，聚集了很多幕宾。如周文郁，字蔚宗，常州宜兴人。其人能谈文武大略，当天启年间，满族势力攻占辽阳时，他就仗剑出关，谒见孙承宗，首上四卫之议，被孙承宗称为“紫髯将军”，留在幕中，“参预谋议”。史可法督师，开府扬州，曾设礼贤馆，“招四方智谋之士及通晓天文、阴符、遁甲诸术者”，一时幕客丛集，人才济济。

在明代，文武官员聘幕成风。以文官为例，知府上任，就需要聘请幕宾佐治。如明末清初小说《鸳鸯针》记广东潮州知府前去上任，“要在本地请个幕宾”。最后秀才时大来前去应聘，讲妥聘金6两，每年的俸金120两，先兑一半安家。武将聘幕，其例甚多。早在明初，大将常遇春幕中，就有一位姓上官的幕客，“专掌书记”。明代中期以后，大将幕下更是幕客、幕弁、私人云集。如嘉靖二十九年（1550），蒙古人侵犯京城，明世宗特别宠信大将军仇鸾，而仇鸾因此也广招天下奇才剑侠人幕。当时仇鸾听到茅乾的名声之后，就将其招入幕府，并尊之为“上客”。嘉靖年间，倭寇起于海上，康从理即追随将军刘子高入吴，成为幕下宾客，“闻关兵革间，濒死数四”。倭寇平定后，刘子高官拜大将，“幕下士日众”。据汪道昆的记载，当戚继光领兵入闽之时，汪长公就以布衣的身份随从入闽，并且献计建功。为此，“诸戚将军客善长君，则交誉长君戚将军所”。汪道昆又称，在戚继光幕下的“诸儒”有若干人，无不是“济济良士”。可见，戚继光幕下也聚集了不少幕客。明末崇祯十二年（1639），杨嗣昌在上疏中称：“督监各携幕弁，镇将各有私人。”各镇将领有“私人”，其实就是私人聘请的幕宾。如山人许氏，河南开封人，曾被举为茂才。崇祯年间，曾向杨嗣昌献剿贼三策，不被杨氏所用。随后，许氏成为东平侯刘泽清的幕客，又因言语不和，辞去。

入清以后，史籍亦称学校教官为“师爷”。不妨引述一例如下：

予邑（东莞——引者）钟冠斗先生，良平乡人也。才思富丽，善于属文。康熙初，冒籍风行，钟随叔至廉州，得典试。……康熙十七年（1678）七月念九日，钟如省制锦屏为祝叔寿，偶经双门，遇钦（钦州——引者）学役，学役喜对钟日：“师爷望秀才来战棘闱，眼穿千里矣，今及时也。”挟同诣学官，欣悦，录送监临，钟不得已，遂逐队入试。

而在小说《儒林外史》中，同样称学校教官为“师爷”。小说整理者在校注中做如下解释：“指儒学教官。教官是管秀才的，尊称‘学师或‘学里老师，一般没有称‘师爷的，这里也是作者描摹夏总甲口吻的写法。”此说为是。学校中的书役以及如小说中夏总甲一类，为了表示一种尊敬，方称学中教官为师爷。

至于家塾中的塾师，大家仆人有时亦敬称其为“师爷”。如丁腹松，博学能文。30岁中举人，屡次参加会试不第。当时正是明珠当国，听闻他的名头，“延之课子”。丁氏后又参加会试，在发榜前数日，明珠府中宠仆安三忽然入贺道：“师爷中式矣。”此即仆人称塾中教师为“师爷”之例。

仿照上述之例，清代民间亦称幕宾为师爷。据清末人傅崇矩记载，成都民间一概将就幕之人称为“师爷”，或尊称“师大老爷”“师老爷”。至于军营中的“书记”，一般称为“师爷”，或称“师太爷”。时风所染，以致官方文书中，地方官员亦有称入幕之人为“师爷”的例子。如清代地方官文书有云：“凡刑钱批过副呈，即送官府阅过，交管黑笔师爷誊正，对明批语不错，即在批之示尾用官府图章盖上一颗。有誊错者，或添该涂抹者，即用官府图章遮盖。”此“黑笔师爷”一称，即指幕宾。

（四）相公与先生

在明清两代，入幕的幕宾，通常又被称为“相公”与“先生”。

究“相公”一称，在明代所指有二：一是内阁大学士，二是秀才。入清以后，秀才被称相公，同样不乏其例。清代咸丰以前，奴仆之于尚未入仕之人，如监生、诸生，均称“相公”。有时将其姓或名或号“列冠于上”，称“某某相公”。

至于幕宾被称“相公”，显然源于明代的“主文”与“主文相公”。明人王廷相云：“各衙门积年主文、书手、老人、皂隶、弓兵、门子、马夫，由其凡百事情，无所不知，经历乖滑，无处不透，是以通同作弊，易如吹毛。主文则改抹文卷，出入罪名。”文中所云“主文”，即“主文相公”。随后，明代史料已经出现“相公掌稿”一称，云：“刁悍之地，多有保歇诈骗，私向人犯称云：我能打点衙门，我能关通相公掌稿。”所云“相公掌稿”，同样是指“主文相公”。

仿上述之例，清代也称幕宾为“相公”。如小说《儒林外史》即有如此称谓。在小说这段记载后面，整理者对“幕客”一称做如下解释：“一般指的是受地方官私人聘请，帮助官员办理公事的人。学政聘请的幕客，只管看考生的文章，就是前面说过的‘看文章的相公。”又《儒林外史》记范进中进士后，历任山东学道。在考童生时，“随即在各幕客房里把童生落卷取来”。又云：“一会同幕客们吃酒，心里只将这件事委决不下。众幕宾也替疑不定。”可见，这些学道内的幕客，其实就是“主文相公”，又称“幕宾”。

根据《儒林外史》所载，幕宾称为“相公”者，又分“刑名相公”与“钱谷相公”。有时又“幕宾相公”连称。如小说《儒林外史》记道：“不说别的，府里太尊、县里王公，都同他们是一个人，时时有内里幕宾相公到他家来说要紧的话。百姓怎的不怕他！像这内里幕宾相公，再不肯到别人家去。”

幕宾称“先生”，源起于明初的“門馆先生”。其后，方称幕宾为“先生”，随之出现了“幕宾先生”“内幕先生”诸称。如小说《儒林外史》记载蘧公子蘧景玉，说自己父亲任知县时，有言：“家君在这里无他好处，只落得个讼简刑清;所以这些幕宾先生，在衙门里都也吟啸自若。”又清人谢金銮云：“内幕先生，有刑名，有钱谷，固矣。”此即清人称幕宾为“先生”的佐证。

三、佐治检吏：幕宾职掌及主幕关系

明清私人聘请的幕宾，其职掌主要在于佐治、检吏两个层面。这两项职能，原本是由朝廷铨选的幕职承担。事实却并非如此。自明代以后，一方面幕官不再由长官自辟，而是改由朝廷铨选;另一方面，幕官之权已被长官侵夺，成为形同虚设的冗员。随之而来者，则是胥吏承担了佐治之职，甚至舞文作弊，把持衙门之政。诸如此类的“奸蠹”，导致地方长官不得不私人聘请幕宾，借此佐治检吏。

在明代，幕宾大抵已经承担刑名、钱谷、书启三大职掌，但尚未系统归类，更未出现专职的幕席。至清代，随着幕府人事制度的定型化，幕宾开始有所区别，幕席随之专门化，职掌也更加细化。如钱谷一席之中，又可细分为“案总”“钱粮总”“征比”;书启一席之中，又可细分为“书禀”“号件”“红黑笔”等。

（一）幕宾职掌

细究明清幕宾的职掌，大抵可以分为主持文稿、参赞军事、阅卷、钱谷、刑名诸项。下面分类述之。

一是主持文稿。幕宾主持文稿，源于记室、书记、掌记诸称。在早期，幕宾有“记室”之称。所谓记室，其意是指“宾佐”。明清私人聘请记室以掌文稿，其例甚多。如山人黄之璧，自负其才，旁无一人，被西宁侯宋氏延为“记室”;昆山徐乾学的祖父，在明朝时曾为严讷的“记室”，当三吴发生水灾时，代严讷“具疏草请赈”。

书记一称，同于记室，其职掌可以由家人承充。如练子宁死国时，有侍妾抱其幼子匿于民间，展转入闽，“为人佣保”。后练子宁的六世孙，在万历二十六年（1598），替一位陈姓举人“掌书记”。从需要“赎取”可以看出，这位练氏子孙替人“掌书记”，实与“书佣”身份相近。又明代有一位胡姓佥事，是徽州人，任职贵州按察使佥事，随带的仆人胡文训、胡文学，“掌书记，得其意”。地方官上任，一般的“套启套书，俱发礼房誊写”。至于那些“密禀密事”，则完全依靠“内书”。在明代，“内书”一职，新官上任时多视“书仆”为首选，一般将善书、通文义，且又可“托腹心”者视为“内书”的上佳人选，其次方为“不通文义，而善书”的仆人。只有本家无此内书，才“聘掌稿进衙，凡事倚赖”。这种外聘的掌稿，就是书记，主要负责文稿事务。如余怀自称，在崇祯十三、十四年（1640、1641）以后，“入范大司马莲幕中，为平安书记”;清初勇略将军赵良栋入成都时，有一位浙人王某，任赵良栋“幕下掌书记”，负责“削稿”之事。

至于掌记，原本指剧本或执剧本以提示台词者，类似于后世的场记。入明之后，掌记演变为“掌书记”，已成幕宾之职。如昆山人王逢年游京师，为内阁大学士袁炜“掌记”;郑晓任刑部尚书时，已知严嵩必败，“不欲以一名刺留其记室”，于是倡议，“自今各部大僚往来名刺，率以月朔命掌记聚往本官”。此为掌记掌管官场官员间名刺往来的例证。

书记掌管幕府中的“削稿”事务，这是明清幕府的普遍特征。如崇祯十七年（1644），皖督马士英开府江、浙，幕下有一位秀才顾观生，“与谋削稿”。为此，形成一种幕客文章。但凡幕府大僚文集中的升迁贺序，均属应酬文章，无不是“假时贵之官阶，多门客为之”。这些幕客所为文章，在清初人郑禹梅看来，不过是“以割裂为修辞”，根本算不上是真正的文章。

二是参赞军事。早在秦汉之时，专设一种幕职，“在宾幕中筹画戎机”，且由“多学深识者”担任。在明代，各边巡抚都御史幕下，设有选自在京、在外的“晓畅军事”的官员作为幕僚，“补其谋议之缺，相战守之宜”。其后，参赞军事，多由私人聘请的幕宾承担。如孙燧开府江右时，新建有一位李生，人孙氏幕中。当时宸濠谋反已显，李生“数密言当预为之备”。此即幕宾参赞军事之例。

三是阅卷。明清两代，学使、知府校文地方，时常私人聘人阅卷。所聘之人，除了学官之外，多以幕宾居多。如明景泰年间，聂大年凭荐举出仕，任仁和县学训导，为地方官员与达官显宦所礼重。景泰四年（1453），正值大比之年，两广、湖、湘、山西、云南“皆以较文来聘”，最后应“云南之聘”。此即学官被聘阅卷之例。

至于私人幕宾参与阅卷之事，其例更多。以明代为例，如沈金马，少有俊才，为文率意口占而成，“督学御史与之有故，檄令读卷，玄朗不屑意，故为妄言却之，御史莫能致也”。事虽未成，然督学御史聘人阅卷，显已成惯例。以清代为例，如费元杰，18岁时补府学生员，随后每次考试，均“冠其曹”。前后出任湖广提学的官员，如董养斋、李渭湄，“咸聘佐衡校之人，所取士，率满人望”。

四是佐理钱谷之事。幕宾佐理钱谷之事，一般被称为“钱谷师爷”。此类幕宾，当源起于元末私家之“掌事”，以及明代商人聘请的“掌计簿”之人。在元末，有些人家会聘请“掌事”，具体掌管财货出纳，属于“佣工受雇之役”。其所管账簿，一般称为“黄簿”，又称“帐目”，其式分为“旧管”“新收”“开除”“见在”四柱。这几与钱谷幕宾所管之事相近，所异者不过一服务于私家，一服务于官府。此外，在明代的商人经营中，也有一种专门替商人“掌计簿”之人。这些人因为没有资金，尽管自己识得一些字，并懂会计之术，却只能替一些商人掌管“计簿”。

明代程大位《算法统宗》一书专门讲究珠算的特点，显然属于“胥史商贾之书”，并为钱谷幕宾的广泛出现提供了帮助。而明代的记载更是证明，每当知县上任，有时也会聘“写算人”。此类写算人，其实就是钱谷幕宾。如小说《警世通言》记一位范举人选了浙江衢州府江山县知县后，就需要寻一个“写算的人”。当时有一位名叫宋金的人，因为自幼学得一件本事，会写会算。经过范知县的考察，其人确是“书通真草，算善归除”，于是就将他留下，并一同上任。小说称此类人为“门馆先生”。

五是佐理刑名事务。至晚在元代末年，就已经出现了“宪幕宾”的说法。如孔齐《至正直记》记载，“时安吉凌时中石岩为宪幕宾，一见甚喜”，这或许就是刑名师爷的源起。至明初，如湖广、江西、直隶府州县，六房大多有“主文老先生书写，积年把持官府，蠹政害民”，这是胥吏“主文”之例。其后，明代知縣上任，则开始出现私人聘请“主文”之风。如李乐最初出任江西新淦县知县时，其兄考虑到李乐“不理会民事”，建议“请一老主文同行”。李乐虽未采纳建议，但在明代官场，知县聘请主文之风甚盛，“雇主文行者，十有四五”。明末清初人魏禧曾记载其长兄魏际瑞客居北京时，“有按察使要之人幕，坚不肯往”。魏际瑞不入幕的理由很简单：“刑名之事，吾未素学。此人命所系，岂可以骤习幸中而苟富其利乎？”可见，魏际瑞被按察使所聘者，为担当刑名师爷一职。

人清以后，幕宾佐理刑名事务，其风更盛。如清顺治十四年（1657），姚廷遴自记：

是年四月，因老家人吴元受、顾明甫等商议，对大兄二兄日：“看来我家官私还有，不如将大官进一房科，一可熟衙门人面，二可习熟文移律例，后日好去作幕，每年可得百金，比处馆者差几倍。”因此乘阎县将去，随入供招房，拜徐翰远为师，学习律例起，自此沦落十五年，后悔无及。

这段记载提供了以下三个信息：一是进入刑房为胥吏，通过熟悉“衙门人面”，或者习熟“文移律例”，拜人为师，其目的是为了“后日好去作幕”;二是“作幕”惰金，每年可得百金，明显优于处馆;三是相较于处馆，“作幕”更是一种“沦落”，是读书人的无奈之举。即使如此，清代士人出任幕宾，佐理刑名事务，仍然相当普遍。如赵大润，常州府江阴县人，为府学生员。其同门友人贡息甫任建平知县，邀请赵大润前往相助。“邑多地讼，岁久不决，一案之牍，高几盈尺。山人不惮烦，为之一一爬梳，要领既得，先以曲直之大判明示之，而期日与质，两造往往各自输服，请无对簿，而愿寝息者过半矣。诸欲为奸鬻狱者，咸不便山人所为，谗言繁兴，而终不得闲，于是建平之政声为群有司最”，这是幕宾佐理刑名事务的典型例证。

（二）主幕关系

揆诸明清两代士人人幕之风，不过是哔咕落魄之士的下场头而已，其目的在于从幕主那里获取“筐篚之赠遗、蓬蒿之霑润而已耳”。毋庸讳言，在幕主与幕宾之间，“间亦以意气之投，缔为石交”，但很少有幕主“汲汲求士者也”。正如清初学者张履祥所言：“近世居官恶劳，辄延幕客;书生不安贫，辄求为幕宾。”官员聘幕宾治事，其本意是为了“相与有成”，而其结果则反使“官方”与“士行”两败。

幕主与幕宾之间，是一种相互依凭的关系：幕主得幕宾之助以治事，幕宾得幕主之惰金以糊口。幕主与幕宾之间，是一种东翁与西宾之间的关系。在幕宾眼里，幕主是主人，是东翁。如在明代军队中，幕宾若是稍为雅谈，一般称总兵官为“兵主”。在幕主眼里，幕宾则是客，是“西宾”“西席”。至于西宾、西席称谓的由来，则源于衙门建筑的固有特点。按照制度规定，所谓的“塾”，属于门外之舍。一般说来，家庙在东，西堂为塾。塾师则称“西宾”“西席”，后转将幕宾称为“西宾”“西席”。

从根本上说，幕宾是幕主的“心腹”。正如清人叶可润所云，“作令不能不用幕友”。究其原因，实则缘于幕宾有佐治之功。除却主人私事不必与闻之外，其他只要“在官之事，以及官声之所系”，如“门丁之有无舞弊，书差之有无朦混，押犯之有无淹滥”，均属幕宾职掌。换言之，就身份地位而言，幕宾具有宾与师双重身份，即“幕友居宾师之位分，第本非甚卑”。一方面，幕宾是客，“主人以宾礼待之，见主人用晚生帖”;另一方面，幕宾又是师，“有师道，不可屈”。

有鉴于此，幕主对幕宾，必须以礼相待。如聘请幕宾时，必须下一“关聘”，即所谓的聘书。这大抵还是因为幕宾，如钱谷、发审、书启、征收、挂号、殊墨、账房及一切杂务之属，均属“佐官治事者也”。所以幕主对待幕宾，必须做到“有休戚事，必尽吾情;良时佳节，致敬尽欢”。

就明清幕府人事制度而言，主幕关系并非一概如师、如宾、如友，情洽无疏，而是存在着一些疏隔。一方面，居官者“间有薄视幕友，趾高气扬，遇事独出己见，不待商榷”，幕宾与幕主“难与共事”。另一方面，在幕宾群体中，其才品也是参差不齐，难得全才。细分之，大抵有如下三等：上等的幕宾识力俱卓，才品兼优，例案精通，笔墨畅达;中等的幕宾人品谨饬，例案精熟，笔下明顺;下等的幕宾人品不苟，例案熟练，而笔墨稍逊。更有甚者，有些幕宾立品不端，“宾主少有失意，辄操其短长，恐嚇赤诈骗，往往有之”。

余论：对“绍兴师爷”一说的重新审视

幕宾俗称“师爷”。今日一论及幕宾，就联想到“绍兴师爷”一称。对此，缪全吉有自己的初步解释。而郑天挺对“绍兴师爷”一称有所质疑，认为绍兴府属八县并非人人都学幕，而幕友也不仅仅限于绍兴附郭之山阴、会稽两县，更不是除绍兴以外无人学幕。此说承袭清人梁章钜之说，且具一定的道理，但仍然没有解决“绍兴师爷”一称的起源问题。

在清代有两则俗谚，大抵可以证实绍兴人已经行遍海内。一则俗谚是“无绍不成衙”。其意是说绍兴人遍及各地衙门，已经成为各地方衙门佐治人员的主要来源。这则俗谚可以从明代的史料及其小说中得到印证。如明人崔铣云：“越、闽胥人革役者货县胥，窜名吏籍中，上部，往往冒官去。”冯梦龙在小说《醒世恒言》中，更是直云“天下衙官，大半都出绍兴”。另一则俗谚是“鷦鸟豆腐绍兴人”，“此三者，不论异域殊方，皆有”。此谚出自范寅《越谚》，其意是说绍兴人如麻雀、豆腐一样遍布全国各地。

其实，并非绍兴人天生好游，轻弃乡土，而是时势所迫，为了维持一家生计，不得已而为之。细究绍兴人远游的原因，大抵不外以下两点：

一是绍兴“地窄民稠”，生存压力骤增，为求生计，不得不外出。对此，万历年间纂修的《绍兴府志》有系统的记载。据此可知，在经历了六朝东徙、宋代南迁之后，绍兴已是“生齿甚繁，地更苦狭，非复昔之地广人稀矣”。明末绍兴人祁彪佳的记载，更将绍兴因“地窄民稠”而导致粮食自给不足的窘况暴露无遗。祁彪佳对山阴一县做了初步的统计，全县田仅62万余亩，“民庶之稠”，人口则超过124万。这无疑是“以二人食一亩之粟”，即使是丰登之年，亦止供半年之食，所以“每藉外贩，方可卒岁”。正如明末绍兴人王思任所言，“民稠则欲不足，欲不足则争，争之不得则骛，骛之思，必起于贤智者”。绍兴既是“贤智之乡”，且又“喜骛又善骛者也”，所以“骛必极于四方，而京师尤甚，得其意者什三，失者什七”。

二是绍兴人识字率高，士人科举仕途竞争加剧，那些在科举仕途上已经绝望的士子，只好外出觅生计。在明清时期，绍兴人好学成风，史称：“下至蓬户，耻不以《诗》《书》训其子;自商贾，鲜不通章句;舆隶亦多识字。”明末清初人张岱，更是说余姚风俗，“后生小子无不读书”。上述两则记载，大抵已经证明绍兴人读书成风，识字率相对较高。这就导致以下两大结果：一是绍兴一府科名甚盛，二是绍兴人外出处馆成风。就此而论，明朝人王士性说“宁、绍盛科名缝掖”，显非空穴来风。

相较而言，尽管在明代绍兴人已经遍布天下，且不乏人幕府为幕宾的例子，甚至出现了像徐渭这样闻名的师爷，然就明代绍兴人外出佐治而言，大抵还是以入京城、地方衙门为胥办与佐贰官居多。如明人王士性云：“山阴、会稽、余姚生齿繁多，本处室庐田土，半不足供，其儇巧敏捷者入都为胥办，自九卿至闲曹细局无非越人。”又如绍兴府山阴县人胡兆龙，就“佐书铨曹”，同县人丁某“亦同事相善”。

众所周知，根据明代的制度规定，鉴于浙江及苏州、松江二府，均属财赋之地，且江西士风谲诡，所以禁止此三处士人，不得出任户部官员。然户部的胥吏，大多是“浙东巨奸”，尤其是绍兴人。他们“窟穴其间，那移上下，尽出其手，且精于握算，视官长犹木偶”。京城官员，无论是政事，还是拜客赴席的日课，均不得自由，“前后左右皆绍兴人”。其结果，则导致衙门政事把持在绍兴人手上，即史料所云：“坐堂皇者如傀儡在牵丝之手，提东则东，提西则西，间有苛察者欲自为政，则故举疑似难明之案，引久远不行之例，使其耳目瞀乱，精彩凋疲，必至取上谴责而已。”

人清以后，尽管“六部直省胥吏”，仍然是“大半为浙东游手窟穴”，然就其大势而言，绍兴人则更是游幕天下。如汪辉祖云：“吾越业儒无成及儒术不足治生，皆迁而之幕，以幕之与儒近也。”清代湘乡人知府罗镜堃所撰《公余拾唾》自序亦云：“天下刑名、钱谷幕友，盛称浙之山阴、会稽。父诏其子，兄勉其弟，几于人人诵法律之书，家家夸馆谷之富。”据清人梁章钜的记载，清代更是有绍兴“三通行”之说，分别为绍兴话、绍兴酒与绍兴师爷。尤其是绍兴人的“刑名钱谷之学”，“本非人人皆擅绝技，而竟以此横行各直省，恰似真有秘传”。可见，至清代，“绍兴师爷”一称方最终定型，并与绍兴话、绍兴酒二者相合，“通行海内”，成为绍兴的地方名片。

责任编辑：孙久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