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_王化桥

陶行知（1891—1946），安徽省歙县人，人民教育家、思想家，开创了中国近代教育典范

1919年，改写了中国近代革命史，从旧民主主义革命变为新民主主义革命。1920年，则改写了中国近代教育史，从精英主义教育转向平民主义教育。

这一年发生的数件大事，都影响了其后百年中国的独特历史进程。其中包括，晏阳初归国，陶行知率先促成第一所大学男女同校，推动学科教学改革，还有最重要的两件事是：杜威在中国的五大演讲完成并出版；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各地共产主义小组、社会主义青年团陆续成立，并展开工人教育运动。

而回顾这段历史，还要从陶行知说起。

为什么是陶行知？——不是晏阳初，不是张伯苓，不是梁漱溟，不是蔡元培，不是胡适，更不是梁启超或者章太炎——成为了新中国最著名的教育家。

陶行知的名声，早已超出了教育界，在中国，大凡有一点文化的人都知道他的名字。受过一点教育的人，都知道他提出过著名的“生活即教育”。

如今，“陶行知研究”和“鲁迅研究”一样，成为官方显学，“陶研会”和“鲁研所”一样，已经成了学术界的习惯用语。全国各大高校、以及省、市、州、县的“陶研会”已逾千数之众，另外，还有不少以他名字命名的学校、期刊、纪念馆以及无数立身室内外的陶行知塑像。

这些塑像竖立在祖国各地的教育机构里，在几十年的风吹雨打中，严峻地凝视、关注着新中国教育的历程——从恢复高考到教育产业化，从“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到提倡素质教育，从高校扩招到学术腐败……陶行知的塑像作为中国校园里一道几乎不可缺少的景观符号，点缀在中国教育的这一套符号系统里，像一道醒目的甜点。

是甜点，不是主菜。假如我们认真审视当下教育改革的现状，甚至甜点也算不上——陶行知批评应试教育，痛斥“杀人的会考”，而现在，我们的学校却成了残酷的“考试站”；他反对书呆子，提倡学校即社会，倡导教、学、做合一，但如今，大学城的围墙把学生和社会远远隔离……在中小学生连睡眠时间也无法保证的校园时空里，可以这样说，陶行知先生的形象和话语符号是这个时代精神分裂的象征。

但究竟为什么是陶行知？

他是谁？他从哪里来？他要到哪里去？

创刊八年以来，本刊记者曾去过他的故乡，也走近了那些为数不多的、坚定的践行陶行知教育理想的教育工作者，有校长、老师，也有企业家，有发端于苏州的“新教育实验”，也有陶行知故里的“平民学校”。

陶行知留下来的遗产究竟是什么？

他的教育思想在这个时代还有价值吗？

如果有，它们面临的，又是怎样的处境？

陶行知的师承

陶行知是陶渊明的后裔。虽然他自己很少提及，至少陶行知的太祖父陶舜廷自认自己是东晋大诗人陶渊明的后代，为了遥奉先祖，他在歙县黄潭源村建了一所草房，求祖先庇荫，以勉励后人，由陶渊明《五柳先生传》而将房子取名为“五柳堂”。

据《陶行知——最后的圣人》一书作者王一心的估计，陶行知很少谈及陶渊明，可能是他还不能完全肯定这位大诗人是其先祖，以免贻笑大方。还可能是基于他的平民意识，不愿用先祖的名望增加自己的身价。

这两种猜测都有一定道理，但在逻辑上，还有一个更为重要的原因，那就是历史背景。从晚清到“新文化运动”，正是中国内忧外患、知识分子对自身文明极端不自信的年代，比如鲁迅，他从来不说自己是宋代大儒周敦颐的后代，尽管后来的鲁迅研究专家早已从族谱上得出了结论。那个年代，人人都在勇当打倒“孔家店”的急先锋，陶渊明的后裔又算得了什么，都该被扫进历史的垃圾堆。

安徽黄白二山之间的歙县和休宁，钟灵毓秀，人文荟萃，这是陶行知出生和成长的地方，就算陶行知没有出国留洋师从杜威，他也一定会成大器，这是陶行知的蒙学老师、当地秀才方庶咸的判断。

陶行知5岁时到邻村玩耍，他用木炭在地上描画出中堂对联上的字，一时被村人传为“神童”。6岁时，他随村中孩子到砀村去玩，被砀村的塾师方庶咸相中，方是位秀才，认为“此子若培养有方，来日必成大器”，于是告诉陶行知的父亲陶位朝，要收其为弟子。陶位朝家道中落，方庶咸收入也极其微薄，但爱才心切，几度登门造访陶家，决意免费收小陶行知为学生。

所谓“三岁看大，七岁看老”，陶行知得遇良师，这个起点很不低，尤其这位方秀才，他在当地悬壶济世，修身养德，澹泊为怀，算得上一位绝佳的启蒙榜样。

韩愈说：“圣人无常师”，陶行知算不算“最后的圣人”应该由历史来判断，但陶行知的确做到了“师无常师”。除了师从方庶咸，师从贡生王藻，师从传教士章觉甫……包括陶行知推行的生活教育，他也自认是师法实业家张謇的，陶行知曾说“和农民生活习惯打成一片，我是学张謇的，我搞生活教育，他是我第一个先生。”

但是，在陶行知所有的师承中，最引人注目的还是杜威，也正是因为杜威，让陶行知在新中国成立后被冰封雪藏了20多年。

1915年，陶行知在美国伊利诺大学只用了一年时间就修完了必修课程，获得硕士学位。当年9月，他进入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学习。

当时的杜威声誉正隆，是哥伦比亚大学哲学系的教授，也一度在师院兼课。他将实用主义哲学理论运用于教育，首先影响了师院的师生，继而通过他们影响了世界。

杜威，20世纪影响了美国教育30多年的哲学家、教育家、心理学家，在美国国内，也是一位积极推动社会改革，倡言民主政治理想的自由主义派人士，同时也是一位致力于民本主义教育思想的实践者。他的思想，不仅形成了美国继实用主义之后而起的实验主义哲学体系，而且也是间接影响到新教育——所谓进步主义教育——实施与理论的一位教育家。由于他毕生从事著作、教学，受业学生分居世界各地，其影响是他人所不能匹敌的。

当时，胡适正在哥伦比亚大学哲学系学习，是杜威的门徒，陶行知是否直接修了杜威的课，成了历史上的一个谜。杜威任教《学校与社会》一课，但陶行知上没有上，谁也知道得不确切，因为杜威很可能让他的得意弟子来帮他授课。但有一点是肯定的，陶行知与杜威有来往，因为在胡适的留美日记中，有一张杜威与安庆人胡天濬的合影，注明照片为陶行知所摄。胡适还记载“杜威……今为哥伦比亚大学哲学部部长，胡陶二君及余皆受学焉。”

就算陶行知没有上过杜威的课，至少也可以说，陶行知是私淑过杜威的，私淑的原因，除了完善和形成自己的教育思想，大概还因为“他山之石，可以攻玉”，“西学东渐”正是时代潮流，美国大哲学家的威力，远比他的先祖陶渊明大得多。

1950年8月，新中国最具权威的教育杂志《人民教育》发表社论：《革命的教育家陶行知先生》。这是为纪念陶行知逝世四周年而作的文章，文中这样写道：“陶先生的教育思想虽然并不完整，并且因为受杜威影响而包含某些重要的弱点，但是他反对抄袭外国，反对洋教条……”

在新中国，杜威是教育界的头号敌人，《人民教育》创刊号上就有对杜威实用主义的批判，文章说：“假使我们要批判旧教育思想，我们首先应该批判杜威。第一，杜威的教育思想支配中国教育30年，……第二，杜威的理论，立场是反动的……”又说：“在社会哲学方面，马克思主义与杜威主义是冰炭水火的。”同时提到了陶行知：“其早期主张，例如，做、学、教合一的主张，显然是受过杜威的影响。”之后还有一句话：“陶行知先生的教育体系，最后是超过杜威主义的。”

陶行知主张解放学生的头脑、双手、眼睛、嘴巴、时间、空间，使学生成为学习的主人

美国知名教育家杜威，其思想深刻影响了陶行知、胡适等人

尽管如此小心翼翼，由于顺之而来的“反右”和“十年文革”等政治运动，陶行知还是被中国教育界雪藏了。直到1978年拨乱反正之后，冰雪开始消融，“陶行知”快速复苏。1980年，安徽、江苏、上海、北京等地先后成立了“陶行知研究会”。

陶行知的遗产

陶行知的遗产是丰厚的，700万字的著述，无数次演讲，以及他亲手创办的晓庄师范、安徽公学、育才中学等学校遍及大江南北。

作为一个教育家，陶行知的遗产也是珍贵的，即使现在来看，他最重要的著作《中国教育改造》也有现实意义。今年夏天，记者从网上购买的人民出版社《中国教育改造》的版权页上写着：“2008年12年第1版第1次印刷，印数3000册……”

这就是陶行知著作的当下处境，这三年来，这三千本并没有卖完。

美国当代教育家约瑟夫·费瑟斯通在《见证民主教育的希望与失败》中，这样阐述杜威：“自杜威时代以来，以儿童为中心的思想和教育在美国教育中一直是鲜明的少数人的观点，总的说来，它在低年级学校教育中的影响力大于高年级……”

同样，陶行知的教育思想对中国当下教育环境的影响，也主要表现在幼儿教育阶段，尤其“2001年中国幼儿教育新纲要”颁布后，“以儿童为中心”“尊重儿童成长规律”才成为主流话语。

和杜威一样，只是在儿童教育方面有影响，而在中等教育以上，陶行知的影响甚微。

而陶行知教育思想最有价值的那部分，诸如由“生活即教育”而引申出来的乡村教育、职业教育等，我们在实践中能看到的影响也太少。

现在，有必要厘清，陶行知的“生活即教育”与杜威的“教育即生活”，究竟有什么不同。

杜威的思想受惠于黑格尔以及晚期马克思主义，他尝试通过民主主义教育、或者说“新教育”来构建民主主义社会，以改良资产阶级对人类的异化。

杜威的教育思想针对的是成熟的资本主义社会，而陶行知面对的是现实状况更为复杂的中国。

陶行知于1927年创办的晓庄学校小学部旧址

南京晓庄学院附属小学校训墙

杜威继承了卢梭的自然主义哲学，提出“教育即生活”，一是生活离不开教育。他主张，生活就是发展，没有教育即不能生活。二是生长是生活的特征，而教育就是成长。所谓生长，就是指向未来的发展过程。三是教育是对生活的改造。这种改造，不仅是对个人，而且也是对整个社会的改造。

陶行知在教育与生活的问题上，进一步发展了杜威的教育思想，他提出了“生活即教育”，也有三层意思：一是生活本身对人有教育作用。二是教育又促进生活的变化。三，教育随生活的变化而发展。生活无时不变，教育也随之发展，不是静止的、一成不变的。陶行知的生活教育理论克服了长期以来教育脱离人民大众、脱离社会生活的现状，把教育与生活真正熔为一炉。

在如何促进儿童发展的措施上，陶行知进一步发展了杜威的思想。一是以儿童为中心到“六大解放”。陶行知认为教学首先应确立学生的主体地位，把学习的基本自由还给学生。因此，要解放学生的头脑、双手、眼睛、嘴巴、时间、空间，使学生成为学习的主人；其二则从思维到创造。陶行知认为在教育中不仅要启迪学生思维，更重要的是要引导学生创造，解放儿童创造力，“敢探未发明的新理”，“敢入未开化的边疆”，使人人都能创造。

杜威认为知识就是经验，杜威强调直接知识的获得，主要表现在：一是倡导“从做中学”，改变传统教学中学生“静听”“填鸭”的模式，引导学生从自身的活动中进行学习。二是课程改革，杜威认为学校的课程计划必须适应社会生活的需要，课程教材必须以社会生活为基础，而且随知识的发展而发展。

陶行知在因袭了杜威的“从做中学”的思想的同时，他又结合了本土经验中孔子的“教学相长”传统，创造性地提出了“教、学、做合一”的理论，强调教育要与生活实践结合，教与学都必须以“做”为中心，把教、学、做一体化。

可以这样认为，陶行知的教育思想是中国传统智慧和西方现代教育思想的融合。同时，又因为他高超的演讲水平，他被记录下来的教育思想简明而生动。

陶行知说过，他的教育思想“决不应该看作完成的东西”，必须从当前教育改革现状出发，把历史的陶行知当代化。

陶行知的尴尬

一位伟大教育家的教育思想、教育实践，应该成为人类文明的共同财富。

1938年8月，陶行知访问印度时，与甘地谈论平民教育，其教育思想深刻地影响了印度的乡村教育。

但现在，比较令人尴尬的是，除了日本，海外几乎没有专门的陶行知研究机构。2000年3月，日本陶行知研究专家斋藤秋男去世后，陶行知的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国内。

斋藤秋男为重建战后日本新教育，开辟日本和平民主新道路的愿望，有感于陶行知伟大的人格和卓越的教育思想，半个世纪以来致力于陶行知研究。在陶行知的研究、著作的翻译以及陶行知研究人才的培养上，对日本教育有一定的建树，也在世界陶行知研究的历史上确立了重要地位。

研究是一回事，实践是另一回事，陶行知说过，他的教育思想“决不应该看作完成的东西”，他的意思是，应该从社会现实出发，从时代出发，从中国教育改革的现状出发，把历史的陶行知当代化，这才是陶行知最重要的遗产。

就像孔子，如果只是坐而论道、述而不作，而没有三千弟子，则不成其为孔子。

当然，几乎每一位教育家都是教育实践的失败者，尤其那些伟大的教育家，孔子也不能例外。朱子去世时，甚至因为被朝廷认为是“伪师”，连追悼会也无法召开，仅由他的好友辛弃疾写了一首词以为悼念。

失败几乎是教育家们的常态，要么生前就失败，要么身后才失败，列夫·托尔斯泰在文学创作之外，进行了长达50年的教育探索和实践，并率先创办了20余所平民学校——雅斯纳雅·波良纳农奴学校。而他的丰富的教育思想和实践，也在“十月革命”之后烟消云散了。

在这些失败者当中，陶行知是比较突出的一位。尽管1946年陶行知因脑溢血突然去世时，举国上下极尽哀荣，但这并不能阻止陶行知的教育遗产被束之高阁。

最后，陶行知留给我们的，只是一个符号，一个由他的名字和他闪亮的人格和行谊所构成的一个遥远的背影。

以杜威的另一位学生牧口常三郎为参照，陶行知的遗产我们继承得很少，更说不上实践。

陶行知和牧口常三郎几乎同时进行着中日两国的教育改革，1930年11月，牧口与弟子户田一起出版《创价教育学体系》第一卷，那一天被确定为“创价学会”的创立日。牧口以杜威的实用主义观点为基础，洞察出：“能被称为价值的唯一价值，是生命。其它的价值唯有与某种生命交涉才有可能成立。”即以对于人的生命、对于生存，是否有正面作用这一点，为价值的根本基准。

1941年12月，日本偷袭夏威夷珍珠港，加入太平洋战争。第二年，创价教育学会的机关刊物《价值创造》被迫废刋。牧口先生被视为思想犯，并以不敬罪于1943年被宪兵逮捕入狱。牧口在狱中断言：侵略中国与发动大东亚战争，根本上是起因于日本国家错误的精神指导而导致的“国难”。1944年11月18日，不可思议的，这一天也正是“创价学会”的创立日，牧口常三郎在狱中安然过世。

如今，创价学会在全球193个国家设有办事处，也是受到联合国承认的非政府组织之一。其现任会长池田大作，至今仍频繁地活跃在世界学术和教育舞台上。

从这个意义上说，陶行知没有当代传承，尽管我们可以看到，在国内基础教育领域，有很多优秀的教育工作者在追随陶行知的道路：近一些的，有贵州贵定县卖血维持的小学校长潘德江，远一点的，有为学生献出生命的殷雪梅……但不得不承认的是，陶行知闪耀的人格和行谊，多少遮蔽了他的教育智慧和教育理想。

而最尴尬的地方或许还在于：陶行知的形象和话语，一方面成为中国教育的一道文化甜点，一个励志符号，鼓励着一代又一代优秀的教育工作者，另一方面，却也成了“孩子们别动，让领导先走”这一类教育现状的遮羞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