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_张喁

马克·吐温（Mark Twain，1835—1910 ），美国作家、演说家，美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奠基人，被《大西洋月刊》评为影响美国的100位人物第16名

在我们的中小学里，最出名的美国作家是马克·吐温，他的多篇文章入选教材，其童话和中短篇小说代表作，甚至自传，入选必读书目。

解放后，作为美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奠基人，马克·吐温迅速在中国出名：他讽刺资本主义国家的不合理现象，种种丑恶人性，控诉欧美列强的殖民掠夺，站在全球受压迫族群一侧……

在这些意识形态迷雾背后，马克·吐温是一位深谙人性，深具正义感，对不同文化具有包容心的大作家。

我们熟悉的马克·吐温

1835年11月30日，马克·吐温出生。头一天，东方的满清王朝，最后一位实际掌权最久的领导人慈禧太后也出生了。

参照西方世界的历史坐标，马克·吐温和慈禧生活的年代，大抵是英国的维多利亚女王时期；而他们的离世，参照东方中国的坐标系，是在千年帝国土崩瓦解前两三年内。

也就是说，马克·吐温一生基本算个古代人，不仅没听说过中华民国，更不知道20世纪还会发生两次世界大战。但在中国人心目中，马克·吐温却是历久弥新的，显得像个现代作家，一个青春而有力的形象。

究其原因，他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新中国礼送不受欢迎的司徒雷登离开后，保留并弘扬了马克·吐温这位批判现实主义作家，因为他毫无悬念是新时代需要的揭露和批判资本主义的大杀器。1950年，茅盾在《人民文学》发表《剥落“蒙面强盗”的面具》一文，赞扬马克·吐温不畏美国资产阶级的威逼挤兑，大胆揭露美帝统治集团的丑恶面目；同一年，语言学家吕叔湘在《光明日报》发表《吐温著作的失踪》，一边学术性钩沉马克·吐温从未出版过的小说《44号，神秘陌生人》，一边借机抗议了美帝在联合国发起的对朝侵略政策。

《汤姆·索亚历险记》和《哈克贝利·芬历险记》，常年入选中小学必读书目

1960年，投湖前6年的老舍先生，参加了有关部门举办的马克·吐温逝世50周年纪念活动，他的发言稿在《世界文学》刊登，标题为《马克·吐温——金元帝国的揭露者》。正是在这次活动、这次发言和这篇发言稿中，马克·吐温作为“美国杰出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的地位在新中国得以确立。

从同一时期开始，马克·吐温的一篇不起眼的短篇小说《竞选州长》，被选入中学语文教材。几十年间，中国有数代人逐字逐句地阅读了这一名篇，在统一的语文教学大纲中，“这篇小说的思想意义远远超出了它所产生的那个时代，今天，它依然是我们认识资产阶级民主的虚伪和欺骗性的好教材。”

在此形式之下，长期以来，马克·吐温多篇作品得以进入中小学教材：《我的第一次文学尝试》被选入语文版七年级上册语文教材；《辛劳的蚂蚁》被选入北师大版八年级上册语文教材；《威尼斯小艇》被选入长春版四年级上册语文教材和人教版五年级下册语文教材；《死是千真万确的》被选入长春版四年级下册语文教材；《金钱的魔力》（选自《百万英镑》）被选入人教版五年级下册语文教材；《汤姆·索亚历险记》被选入人教版六年级下册语文教材、苏教版七年级第一学期教材、牛津英语深圳版八年级下册，以及沪教版七年级下册语文教材。

一组马克·吐温的漫画

玉米面包观点

改革开放后，这些被选入教材的马克·吐温作品，已经超越了意识形态批评的工具性，逐渐呈现出本来面目。比如，马克·吐温最著名的长篇小说，《汤姆·索亚历险记》和《哈克贝利·芬历险记》，很大程度上被美国读者当做儿童文学。按马克·吐温的本意，这些却是写给成年读者看的小说。这两本小说在中国大陆和港台地区的常年出版销售，似乎替作家扭转了这一“误读”——在大中华地区，有学者考证，仅《哈克贝利·芬历险记》，就有多达90种中文译本，总销量极为可观。

然而，这两本历险记，在马克·吐温生活的19世纪可以风靡一时，那时世界上还没有什么儿童文学，电影也还没有被发明，连电话都还在试验改进之中，更没有手机、电脑。历险记这种惊险刺激的小说，就充当了类似今天的《王者荣耀》这样的国民智力产品。而时代演变，在今天的《王者荣耀》面前，马克·吐温曾经那么精彩绝伦的历险故事，显得多么乏味啊。

所以，可以大胆推想，今天市场上汗牛充栋的马克·吐温作品，不过是教育体制和家长们硬塞给孩子们的，他们大多数对西方文学、美国文学的了解止步于马克·吐温。甚而至于，大多数人也只是熟悉马克·吐温的名字，至于他的作品，他们没什么认识，感受寥寥，毕竟，马克·吐温几十年来被运用于他们失败的教育。

欲扬还抑地把马克·吐温灌输给大众，只教育出昏昏欲睡的几代人。这真是奇怪了，马克·吐温的文字明明可以用来警醒中国人，效果为什么适得其反？

答案还得到马克·吐温本人身上去找。在一篇生前没有发表的文章《玉米面包观点》中，马克·吐温的态度很唯物主义——因为人类的首要任务是要吃饭。

马克·吐温出身美国底层社会，12岁就没了爸爸，家里揭不开锅，只好辍学去当印刷学徒。那时美国还没发生南北战争废除蓄奴，所以作为白人童工，他的命运比他认识的黑人要好些。他非常钦佩结识的一位黑人奴隶小伙，小伙完全没有做奴隶的不适，整天机智幽默乐呵呵，常常当众发表充满激情让人脑洞大开的演讲——其实就是吹牛。

有一天，这个小黑奴一边用口技奏出锯木头的声音，好骗过主人，一边吹出了一句让少年马克·吐温记忆终生的牛：“想知道一个人的真实观点是什么，要看他从哪里搞到玉米面包糊口。”

这句话几乎等同于今天的“屁股决定脑袋”。几十年来，我们的脑袋里，没有装进去马克·吐温——这个位居影响美国的100位人物第16位的大咖的任何真实观点，一定是因为我们的“玉米面包”，已然是“玉米面包革命”后的分配。服从分配，本身失去了让我们警醒的功能，而回去读老是不服分配要闹事的马克·吐温，我们怎么能走心呢？

水深两英寻

出身底层，后来成名成家的人，首先是不服命运的分配。

马克·吐温12岁死了父亲，那时村子里又流行小儿麻疹，由于惊吓、忧虑、绝望，整个村子已经瘫痪。马克·吐温小小的心灵也沉浸在极度的沉闷和恐惧中，最后他觉得感染才是解脱之道，于是悄悄和邻居家的病儿睡在一张床上，感染上了麻疹。

但他却成功免疫了，也成功地中断学业，去当印刷学徒，然后找印刷工作，由于换工作，有十年时间他近乎流浪。好在十年印刷工，让他排版时顺便阅读了大量良莠不齐的文学作品，培养起阅读的兴趣，阅读使他生发出离心，一本关于亚马逊河的书让他不假思索就动身前往南美。

然而他找不到开往南美的航船，这时南北战争爆发了。马克·吐温失去了刚得到的密西西比河上领航员的工作，稀里糊涂加入了南军混了几天，因为患疮疖病，脚关节脱位，在行军途中掉了队，他又稀里糊涂脱离了军队。

这时，他的哥哥被任命为北军新建的内华达州的秘书，他前去当哥哥的助理。在内华达，他参与到淘银热当中，想着发财是件好事。

二十出头正是爱写作的年纪，他觉得发财只是想要的事情，而不是要干的事情。从业余为报纸写稿，引起注意跻身记者之列，到被外派到还不是美国领土的夏威夷写专题报道，再到被派往欧洲采访，回来写成了《傻子国外旅行记》，他终于跨入了白领行列。

在这期间，从小说《跳蛙》开始，他开启了文学写作，并且用上了马克·吐温这个怪怪的笔名，这是领航员术语，意思是“测量水深两个英寻”，即12英尺，三米六七深，船只可以前行。

在马克·吐温的人生经验中，这些经历却不是对命运的抗争和奋斗，在《人是什么》中，他否认人有“自由意志”，觉得一切都是“情势”下的人的“自由选择”而已——“人的气质、教养及日常影响，作为不可控制的力量为他做出了选择。”

所以，这不是不相信命运的励志故事，反而是相信，既是相信自己的服从，所以可以干10年印刷工，也可以想要发财，又相信自己的不服从，因为在人生的“想要”之外，能感受到自己“要干”的使命——不服从“想要什么”，而服从“要干什么”。

老子也是“义和团”

马克·吐温今天在美国被视为幽默作家，那是因为在19世纪，作家还有一条获利的路子，就是演讲。演讲和写作不同，马克·吐温从中练出了幽默。

几乎相当于今天的直播，那时的作家演讲曾经风靡一时。后世的鲁迅读过一点马克·吐温，评价道：“他的成了幽默家，是为了生活……”

这样的为了生活，一生体制外创业的草根作家，对官方的传统是一点都不买账的。美国文学的传统来源于欧洲，马克·吐温对欧洲传统一向就不够“敬重”。和前辈新英格兰地区的“绅士文人”不同，马克·吐温是一个土生土长的美国作家，“水深两英寻”这个笔名就非常接美国本土的地气，具体地说接的是密西西比大河的“河气”。

写欧洲纪行的《傻子国外旅行记》，假拟傻子的视角和口吻，极尽揶揄欧洲虚假的君主制式的“体面”，目的就是要普通美国人作为共和国民，在捧腹之余生发出自信。

为此，马克·吐温不惜像今天的网文作家一样，下笔写作“穿越文”。《亚瑟王朝廷上的美国人》，让先进的美国人穿越1300多年回到英格兰早期亚瑟王时期，对国王和欧洲传统中重要的圆桌骑士，进行洋枪洋炮对冷兵器的“凌迟”。

马克·吐温的一生，都在挑衅这种欧洲宗教传统体制在美国和全世界的沿袭，他没有挑战“上帝”，只是幽默地揶揄嘲弄当时的“上帝的代理人”。实际上，马克·吐温青年时就喜欢弥尔顿的《失乐园》，他承认，自己对撒旦“一直很友好”。

马克·吐温没有欧洲传统的“哲学包袱”。19世纪是哲学的世纪，可以说那些哲学导致了20世纪成为战争的世纪。马克·吐温从来没有过“言必称希腊”，他的各类文字从不掉书袋，更不要说在演讲当中——那要直接面对观众，而美国群众“素质普遍不高”。

马克·吐温具有“世界公民”和“多元文化”意识，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扩张

19世纪的中国正在被列强强迫沦为工业革命原材料供应国，为了获取贸易平衡他们又大肆向中国倾销鸦片。对此行径马克·吐温看得清楚，1900年北京爆发了义和团驱赶杀戮西方传教士和本土教民而引起的“庚子事变”，马克·吐温在演讲中站在中国人这边，讽刺挖苦俄国、德国、法国不从中国撤军。

从早年当记者开始，马克·吐温就一直关注在美华人遭受欺凌的命运，这回他可谓大发雷霆——

既然我们并不准许中国人到我们这儿来，我愿郑重声明：让中国自己去决定，哪些人可以到他们那里去，那便是谢天谢地的事了。

外国人不需要中国人，中国人也不需要外国人。在这一点上，我任何时候都是和义和团站在一起的。义和团是爱国者。他们爱他们自己的国家胜过爱别的民族的国家。我祝愿他们成功。义和团主张要把我们赶出他们的国家。我也是义和团。因为我也主张把他们赶出我们的国家。

致坐在黑暗中的人

“我也是义和团。因为我也主张把他们赶出我们的国家。”后面一句话令人费解，既然为义和团站台，又何必狗尾续貂呢？

实际上这正是马克·吐温的思维特点和文风：正话反说，反话正说，牢骚满腹，牙尖刻薄。“因为我也主张把他们赶出我们的国家”，讽刺的是长期以来美国对华人移民的歧视、排挤乃至非人对待，同时，也表明他对早期中国移民的缺点看得清楚，不是一味地吹。

他曾指出，华人移民“一切事，达到目的就是好的，没达到目的就是坏的”，“至于良心，他们是在所不计的”。

这些观察来自当记者时对华人社会的实地考察和亲身经历，对当时华人生存的悲惨现状，他饱含同情，认为“他们是最顺服的族群”，“这些中国人是那么安静、温和、稳重、不醉酒，每天从早忙到晚”，“总能找到活干，从不像白人那样怨天尤人”。

对帝国主义用刺刀收割全球的世界局势，他同情地把受列强瓜分的中国人、被英国军队屠杀的南非的布尔人、比利时国王利奥波德二世私家生杀予夺的刚果原住民、被殖民的太平洋小岛的原住民、被美国欺骗的菲律宾人，归类为“坐在黑暗中的人”：1901年，他发表长篇时评《致坐在黑暗中的人》——

我们是不是要？也就是说，我们是不是要继续把文明赋予坐在黑暗中的人民？或者说是不是要让那些可怜的东西得到安宁？

综合考虑一下我们的文明手段，看有多少现有的手段是需通过玻璃珠加神学、马克沁机枪加赞美诗唱本、劣质金酒加进步与文明之火炬的方式加以实施的？

19世纪，社会达尔文主义大行其道，欧美列强认为自己殖民全球是人类唯一的出路，如此才能“先富带动后富”，迎接20世纪的“共同繁荣”。当然，第一步是在全球抢夺自然矿产资源，以扩张自己国内繁荣的工业生产。

这便是文章《十九世纪向二十世纪致敬》的意思，为了顺应胸中愤懑的“激情主宰”，马克·吐温不惜牺牲文学的“纯洁性”与“独立性”，文笔旁敲侧击、拖泥带水，甚至显得酸溜溜、气呼呼。

他甚至总是假托他人的口吻写故事来抒发情绪。1870年的小说《哥尔斯密的朋友再度出洋》，假托的是英国古代作家哥尔斯密书信体小说《中国人信札》的续集，描述中国人艾松喜满怀希望前往自由之乡美国，却受尽盘剥和压榨，最后被屈捕入狱的故事。

顺着这个思路，即便是在最广为人知的两部长篇历险记中，马克·吐温也是站在弱小一边，肆意用上流社会看不惯的“粗俗猥亵”的语言，表达对豪强的出离愤怒。

反帝与厌世

年轻时，马克·吐温凑巧得到过美国共和党创始人、曾任驻华公使的蒲安臣的帮助，两人结下终身的友谊。

马克·吐温的终生挚友，美国共和党创始人、曾任驻华公使的蒲安臣

1881年，清政府的留美幼童计划夭折，容闳邀请马克·吐温前往纽约面见前总统格兰特，请求他从中斡旋

蒲安臣在华出色的外交作为，深受马克·吐温敬佩：蒲安臣取消了美国人在中国的治外法权，接受中国人的证词，判处一名杀死中国人的美国恶棍绞刑，这让见惯了外国人被从轻发落的中国民众大吃一惊。马克·吐温高度评价：“使得正义在中国就像在任何国土上人人享有。”

1867年，蒲安臣在驻华期满之后，被清政府力邀担任中国首任全权使节，办理中外交涉事务大臣，代表中国政府出使美、英、法、普、俄诸国。

马克·吐温36岁结婚，女方家境富裕，花8万美元在康涅狄格州哈特福德买下豪宅。婚后一二十年，马克·吐温生活富裕、著述颇丰。因为同在孩子学校的家长群，他还结识了中国人容闳。容闳作为最早的留美幼童，是中国留学生事业和中国改良事业的先驱。

1881年，清政府的留美幼童计划夭折，容闳邀请马克·吐温前往纽约面见美前总统格兰特，请求他从中斡旋，后来格兰特访问中国时果然专门和李鸿章面商此事。

说到底，马克·吐温是世界上最早具有“世界公民”和“多元文化”意识的“现代人”。这不是出于先进发达国家居高临下的“道德优越感”，实际上，十九世纪的世界中心仍然在欧洲，美国还远远没有成为世界头号强国，甚至，很多时候美国都要仰仗欧洲的鼻息，一般的美国人，常常会为自己的国籍产生民族羞愧感。

他们羞愧的原因被马克·吐温耐心地分析指出了——

1.我们在干涉一些我们不必也无权干涉的事，干涉姐妹国家的内政……

2.我们那些行为都打着虚假的人道主义幌子。

3.（我们的）否认是那样的苍白无力，显然是胡诌。正直的欧洲人民和你们一眼就能识破。

4.最后一点，你们之所以羞愧……是因为欧洲的惊骇。它以前从未遭遇过这种事，它再也不会尊重我们，再也不会同我们交往了。

马克·吐温认为这种羞愧毫无必要，因为他可牢记着欧洲各个帝国的发迹史，这可容不得一点历史虚无主义——此刻的俄国，正舒舒服服地躺在浸染中国人鲜血的满洲；法兰西的懦夫曾经靠圣女贞德救国，后来又一致抛弃了她，更发明了历史上的“恐怖统治”；西班牙已经遗忘怎么将无辜的西印度群岛人一半送去当奴隶，另一半送进坟墓——

欧洲职业谎言中心真对我们的品行感到忧虑吗……那只是出于对一个目前正走霉运的民族的善意同情……他们说这话时在眨着眼睛呢。

这些文章在当时够尖锐，尖锐中带着厌世的不耐烦。虽然面临来自各方面的压力，马克·吐温也豁出去了。而且，19世纪八九十年代美国经历一次经济危机，原本财务自由的他，58岁投资失败，欠了一屁股债，加之亲人的陆续离世，心情可以说相当不耐烦。

58岁打起精神，马克·吐温去欧洲巡回演讲挣钱还债去了。此去经年，中间的好多尖锐文章，包括回美国后的自传，其实都被他安排到了死后再发表。他已经不想在活着的时候惹麻烦了，可以说，马克·吐温好多文字就是留给今天的我们看的，这就是所谓“先锋”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