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基础设施建设并非一项单纯的技术工程，人们通过探究基础设施的建设历史、筑造过程及使用状态，可以寻求到基础设施背后所暗含的一整套社会逻辑。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过程中，乡村社会的公共生活基础设施与私人生活基础设施得以改善与更新。然而，在基础设施建设过程中，我们需要意识到乡土社会逻辑与现代性逻辑对于基础设施的不同需求与定位，警惕项目施工的预期想象与实践效果的偏差，注意如何更好地将基础设施嵌入到当地的日常生活。更主要的是，我们应当积极参与到当下中国范围广阔的基础设施建设的现场中去，描绘、记录乃至反思这样的发展行径。

关键词：基础设施;国家工程;乡村振兴;美丽乡村建设

中图分类号：C912.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099（2020）04-0054-11

Infrastructure，National Engineering and Rural Revitalization：

Field Investigation Based on the Beautiful Rural Construction Project

LUO Shijiong

（The School of Marxism， Beijing Sport University， Beijing， China， 100084）

Abstract：

Infrastructure construction is not a purely technical project. By exploring the history of construction， construction process and usage status of infrastructure， people can seek a set of social logic implied behind the infrastructure. In the process of implementing the rural revitalization strategy， the public life infrastructure and private life infrastructure in rural society can be improved and renewed. However， in the process of infrastructure construction， we need to be aware of the different needs and positioning of local social logic and modernity logic for infrastructure， be wary of deviations from expectation and practice of project construction， and pay attention to how infrastructure is better fitted into Everyday local life. More importantly， we should actively participate in the current scene of Chinas extensive infrastructure construction， and describe， record， and even reflect on such developments.

Key words：

infrastructure; national engineering; rural revitalization; beautiful rural construction

生活于现代世界中的我们，对于水泥路面、自来水管、下水道之类的基础设施早已司空见惯。然而，人类学针对基础设施的研究告诉我们，基础设施并非纯粹的物质存在，它的背后总是携带着人们赋予其中的政治、权力以及文化观念。这正是汉弗莱所说的“基础设施中的意识形态”的题中之意[1]。作为“物”的基础设施实际上是可见的，但是这个“物”背后的社会关系、政治经济及其文化逻辑却是不可见的。因此，人们可以通过探究基础设施的建设历史、筑造过程及使用状态，去寻求基础设施背后所暗含的一整套社会逻辑。正如拉金所揭示的那样：“关注形式问题，或基础设施的诗学，可以让我们了解如何通过不同的手段来构建政治。它指出了欲望和可能性。”[2]毋庸讳言，“建设基础设施已经构成了现代性的条件。”[3]

国家对于基础设施的建设总是不遗余力。一方面，民众对于国家参与地方事务的期望，使得基础设施的建设和维护被视为政治合法性的组成部分，否则的话政府就可能失信于民。关于这点，弗劳尔对四川雅安的一座寺庙及一条道路的研究业已证明[4]。另一方面，基础设施的建设被认为是国家力量介入到人们的日常生活之中，从而有利于国家开展社会治理并实现政治意图。哈维与诺克斯强调将道路视为探索国家影响的一种民族志方式，他们从2005年开始对道路展开研究，目的就是研究道路作为基础设施技术如何能够为当代社会关系的政治提供新的视角[5]。国家力量进入到人们的日常生活之中并在极大程度上形塑了人们对于未来生活的想象。梅利的研究表明，达喀尔的基础设施改造不仅使得遥远的（难以置信的）未来变得引人注目，也让人们对当下有一种非常特殊的看法，这种看法使得基础设施改造所带来的日常苦难变得合理[6] 。

然而，不容忽视的问题在于，“许多基础设施项目都是复制品，这样城市或国家就可以通过重复其他地方的基础设施项目来参与现代的共同视觉和概念范式。”[2]对于这种现象，达拉科格罗认为它最终带来的后果是“物质基础设施的拜物教”（fetishism of the material infrastructure），因为，他们优先考虑的是物质基础设施及其经济，而缺少了社会关系和个人主体性之间的联系[7]。毫不夸张地说，“今天的基础设施似乎既是一个无所不包的解决方案，又是一个无所不在的问题，既不可或缺又不能令人满意，总是已经存在着却仍有未完成的工作在进行中。”[8]365基础设施之所以不能令人满意，其主要原因就在于基础设施本身所存在的三个悖论，即破坏、改造和风险[9]。从这个意义而言，我们在建設基础设施的过程中需要保持一种警惕，不能天真地将其视为一种“万能药”而认为只要将基础设施建设好，现代性也就自然而然地实现了。此外，我们还得明白“人作为基础设施”（People与Infrastructure）这个概念的重要性。西莫内将基础设施的概念直接扩展到人们在城市的活动之中，认为依赖于个体行动者的能力，客体、空间、人和实践才得以连成一个基础设施[10] 。

为了弥合城乡之间的发展差距，解决城乡发展存在的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要实施 “乡村振兴战略”。为此，国家通过“项目进村”等多种方式调整乡村产业、改善乡村生态、发展乡村文化、培育乡村人才、打造乡村组织，以期实现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总要求。在此期间，大量的国家工程开始在乡村实施并给乡村社会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其中就包括诸多基础设施的引入与更新。然而，上述基础设施的研究启发我们，需要关注到基础设施在付诸建设之前的预期想象与实践效果可能存在的偏差，这种偏差甚至会产生无法预料到的各种各样的社会后果。与此同时，我们不能忽视使用基础设施的主体本身，他们对于基础设施的诉求以及更为具体的使用状态在很大程度上左右了基础设施的功能与价值。毫无疑问，在建设乡村之时，尤其是在更新乡村既有的基础设施之前，我们尤其需要思考基础设施与乡村振兴之间的复杂关系。唯有如此，我们才能抛弃单一的建设思维，避免不必要的观念冲突，杜绝重复的建设所带来的资源浪费。

笔者自2018年3月至2019年5月在河北太行山区的段村开展了为期一年有余的田野调查，重点关注该村是如何开展“美丽乡村建设”以及“传统村落保护”这两项“国家工程”。段村隶属于河北省井陉县，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古村落，全村500多户，2 000余人

依照学术规范，本文已对文中出现的地名与人名做了技术处理。。位于“太行八陉之第五陉”（井陉）的交通要道之上，一条被认定为“秦皇古驿道”的道路穿村而过，至今在村中的东西阁洞下方还保存着很深的车辙印。在村庄北边，有一条国道从村里经过。村中明清时期的建筑依然保存了很多，古庙宇分布于村中的不同方位，在村里有“三桥四阁七庙”之说。2016年，该村被列入到国家级传统村落名录，同年进入河北省美丽乡村重点建设的名单之中。因此，自2017年开始，这两个项目工程依次在村中逐步实施。

一、项目进村与基础设施建设

1999年，村委在拓宽南巷子之时将几户人家的宅基地进行置换后改建了一所镇级敬老院，也就是村民口中所说的幸福院。这是一栋按照当地风格建筑而成的房屋，主房的两侧建有南北对称的配房，最多的时候曾经有二十多位老人在此居住。如今，敬老院已经搬迁至镇里其他地区，这栋建筑也就闲置下来并被赋予了其他的职能。由于具备了水窖、卫生间等生活基础设施，平时除了当作库房以外，这里一度成为村委招待外来宾客就餐的重要场所。

1.项目进村

美丽乡村建设项目工程队的葛老板就住在幸福院里。葛老板是一位四十多岁的中年男性，他对于工程并不是非常了解，为此他特地请了两名监工协助处理工程施工的具体事项，但他清楚地知道，要想工程顺利进行，争取本村村干部的支持是极其关键的一步。村委并不会直接介入到工程的具体施工之中，然而作为整个项目的三方之一，工程最后的验收需要村委干部的签字，因此，妥善处理好与村委的关系对于工程的验收影响甚大。葛老板在接手村庄的工程之后便跟当地村干部取得联系以寻求他们的支持。作为施工方，葛老板无非想要达成两个目的：第一，确保工程能够按期完成;第二，确保工程能够顺利通过验收。前者是对于速度的要求，后者是对于质量的考核。在此之前，其所在的公司陆续派了几个人过来，由于当地村民的阻碍，工程的开展一度举步维艰，要么施工材料准备之后没有办法正常施工，要么就是村民对于工程质量不满意暗中进行破坏，甚至还有村民不满于自家厕所没有得到翻新而直接前往施工现场“讨说法”。项目施工显然不仅仅只是一项单纯的技术问题，在项目进入到村庄之后就意味着它与村庄的关系网络产生了勾连，从而不得不面对整个村庄的权力关系网。因此，取得村委的支持并由他们来充任一个“中间人”的角色，以便协调项目施工过程中遭遇的可能问题，自然成为葛老板首要考虑的问题。

与此同时，他还将项目进行分包或者招聘本村人进入工程队，从而使得当地人也得以参与到整个项目实施的过程中。借助这种“分利”的方式，可以避免与本村人发生直接的利益冲突，甚至在冲突发生之后，事情的解决者往往不是这些来自其他县区的施工人员，而是本地村民。笔者在调查期间就碰到过此场景：某个村民不满于施工队未及时清理掉建筑垃圾，想借机刁难对方，然而由于该村民的舅舅在施工队干活，最后在他的调停下，一场看似要爆发的冲突很快就消散了。当然，即便如此，整个项目在施工过程中仍不可避免地遭遇到“文化的抵抗”，当地村民发挥出自身主体能动性，利用自己惯有的逻辑及行为方式，从不同程度上消解了外来介入力量的可能支配，并试图以此界定村庄自身的发展方向[11]。

整個美丽乡村工程涉及的种类较多，依据河北省颁布的《关于加快推进美丽乡村建设的意见》主要有：民居改造、安全饮水、污水治理、街道硬化、无害化卫生厕所改造、清洁能源利用、“三清一拆”和垃圾治理、村庄绿化、特色富民产业、农村电子商务网点建设、乡村文化建设、基层组织建设等。在具体施工计划中，特色富民产业、农村电子商务网点建设、基层组织建设这三项没有被列入到建设计划之中。而在其他拟建的八个项目里，民居改造所占投资比例达到最高的30.3%;污水治理、“三清一拆”和垃圾治理都在10%以上，分别是19.8%、14.4%;剩余五项都在10%以下，其中饮水安全占用资金最少，为 4.7%;而无害化卫生厕所改造、乡村文化建设、街道硬化以及村庄绿化分别是5.6%、8.0%、8.5%以及8.7%。我们当然不能简单地依据投资金额的多少来判定哪个项目孰轻孰重，但是从类别的划分来说，这八个项目实际上有公共生活基础设施与私人生活基础设施的区别。其中民居改造以及无害化卫生厕所改造可以被归入私人生活基础设施的行列，而类似污水治理、“三清一拆”和垃圾治理、饮水安全、乡村文化建设、街道硬化以及村庄绿化则可以归入到公共生活基础设施之中。正因为厕所改造与私人生活紧密相关，在调查中能发现，这也是最容易吸引村民直接参与并为其谋取个人利益的一个项目。

2.厕所革命

虽然政府倡导在气候条件适宜的缺水平原区、浅山区，推广使用三格化粪池式厕所改造，不过该村仅有24户实施了此项改造，更主要的改造形式是在当地旱厕的地面及四周墙壁贴上瓷砖，并且安装一个坐便器而已，相较于当地原有的旱厕，此类改造工程无疑大大改善了如厕的环境。该村已经顺利改造了400户厕所，尚有134户需要改造。这134户家庭的厕所之所以还没有改造，主要有三个原因：

首先，部分家户的厕所是用石块垒砌而成的简易厕所，除非重新建盖，否则无法按照既有的模式进行改造。对于那些残破不堪或者施工队认为不适合贴瓷砖的旱厕，他们实际上不愿意为之翻修，并且强调厕所改造是为既有的厕所进行如厕环境的改造，而非重新建造厕所。施工队非常清楚地知道重新建造一个厕所所需的成本远高于改造一个厕所。不过，他们依照项目计划书在村中建造了6个公共卫生间。

其次，廁所改造的指标不足，从项目规划上来说就无法将全村所有厕所覆盖。农户厕所计划改造的数量原本是230户，这显然与本村的总户数相差甚远，这就使得部分村民的厕所没有办法列入项目计划之中。不过，在项目开展最初，没有人会料到随后一年，村委干部们依据上级政府部门的要求，将没有完成厕所改造的家户名单上报，那些尚未改造的厕所在“厕所革命”的推动下最后也会被纳入计划之列。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他们争夺的不是名额，而是名额的前后顺序。

最后，部分家庭是多户共用一个厕所，尚未就改厕达成一致意见。但是施工队乃至村干部却不得不面临村民的指责、质疑、甚至谩骂，尤其是那些因自家厕所简陋而无法获得改厕机会的村民。在他们看来，国家实施此项工程的最终目的就是为了帮助村民改善如厕环境，既然别人都能获得改厕的机会，就不能以厕所简陋为由使得自己失去此次机会。

在厕所改造之前，村庄实际上是没有公共厕所的，建造公共厕所与该村正在全力打造旅游村有非常大的关系。由于被列入到美丽乡村以及传统村落保护名单之中，该村正积极借助当地的传统建筑、民俗文化、特色饮食等资源创造出商业机会，以便在这一空间改造的过程中获利。随着外来旅游人口的增多，此类公共基础设施的修建也就被提上了日程

朴忠焕（Choong-Hwan Park）在研究中国乡村的农家乐旅游时发现，卫生间是影响顾客入住的最重要因素。当地政府的农村发展政策也明确了农村空间现代化的中心地位，第一步便是厕所改造运动，而农家改造项目的第一个目标往往也是厕所。参见：Park， Choong￣Hwan：Nongjiale Tourism and Contested Space in Rural China. Modern China，2014年，第40卷，第5期，第519-548页。亦可参见该文的翻译版，朴忠焕：《中国乡村的农家乐旅游与竞争空间》，罗士泂、李飔飏，译，赵旭东，校.原生态民族文化学刊，2019年，第5期。。但是，修建好的公厕却并没有发挥它原本的功能。该村的旅游本身具有阶段性特征，在元宵节以外的其他时间此类公共厕所并不能发挥多大的用途。更为严重的是，由于缺乏专人维护，虽然修建时间不长，内部卫生却污秽不堪，此外，还有大量卫生设备遭到损毁乃至失窃。与之对应的是，由于大部分家户的厕所已经得到了改造，村民为了防止外人不文明的如厕行为往往都将自家的厕所锁住。无疑，当地村民并不会像对待自家私人厕所那般去维护这些公共厕所，一种公与私的区别在此显得格外突出。厕所改造，意外地造成了原本可能处于公共性存在的私人厕所越发地回归到私人家庭，厕所门上的那一把锁，便是私人厕所的外在象征。

厕所改造，不仅仅只是卫生设备的更新以及如厕方式的改变，更主要的还是一种卫生观念的改变及卫生知识的更新。如果既有的厕所改造项目仅仅在原有的厕所里贴上几块瓷砖并增添一个马桶就以为“厕所革命”在乡村已经得以实现，那将大错特错。相反，与之匹配的显然还有一整套的卫生观念及卫生知识。只有当卫生观念及卫生知识被作为一种文化价值从城市转入乡村并且被当地民众所实践之时，这才意味着达到了厕所改造的真正目的，而所谓的“厕所革命”也正是在此基础上发生了实践性的意义。“卫生是定义现代性的主要因素，这不仅是对个人而言的，也是对城市的建筑环境甚至想象中的国家整体而言的。”[12]导言我们当然不能否认的是乡村社会的确有一整套的卫生观念以及处理卫生的地方性知识。但是，一旦乡村试图通过旅游来吸引城里人前来参观的话，就不可避免地需要在某种程度上做出适度的让步、调整乃至接纳，卫生观念以及卫生知识就是其中重要的部分。作为美丽乡村建设的重要一环，厕所改造的确为当地民众的日常生活环境带来了改变，而它也正以一种有别于当地的卫生观念形塑着每一个人。

3.被堵住的下水管道

投资的项目有公共生活基础设施与私人生活基础设施的区别，不过这并不表示当地民众只关心与自己私人生活更为密切的厕所改造，而对其他公共生活设施建造漠不关心。相反，他们往往诉诸舆论的压力，建构出一种当地的话语体系，在一定程度上倒逼当地村委与施工方进行沟通与协商。

2018年7月12日早上，村庄东阁附近一户人家因为路旁的下水道被堵，雨水漫灌至自家车库之中，导致很多人聚集在一起，此时，施工队早已撤离本村。村民们反映，早在一个月之前他们就针对下水道的问题与村委会沟通过，不过村委会干部认为这是美丽乡村建设的施工方的问题。因为，对方没有把下水道出口处的架子拆除，导致下水道淤积了很多垃圾，一旦下雨，下水道极容易被堵住。恰巧这几天村里下了几场雨，使得这个平时容易忽视的问题顿时凸显出来。

现场村民议论纷纷，有人认为此事不应该直接归咎于美丽乡村建设的施工方，他用“小家”与“大家”的例子来说明此事：“比方说你一个主家请工人施工，如果工程验收不合格的话，你怎么可能会把钱给对方？同样的道理，如果大队验收不合格的话，美丽乡村建设这边怎么可能就收工了呢？怎么能拿到钱呢？”因此，他认为此事就应该请大队的人来出面解决。还有人甚至提议直接把整个路段挖开，或者干脆将钩机停在路中央，他认为只有这样大队才会出面解决。不过有村民反问道：“请钩机是要花钱的，即便你不用，让它停在这里也是按照小时来收费的。你去请钩机，你这钱从哪里出？还能指望大队？如果是大家出的话，谁愿意跟你一起负担。”为此，有人愤愤不平地批评在场的村民：“你们这些人啊，人家当初施工的时候一声不吭，这会有问题才说。当初他们铺设管道的时候，你们只知道不能埋在你家门口，对方挪一挪，不在你这里就不管了。谁家没有吱声了，施工队肯定就不管了，铺设好了拿到钱就完事了。”到场后的村书记赶紧向现场的村民解释：“大早上我就过来这边查看过，不是我们不管，我已经跟项目施工队通了电话，对方答应很快就会过来解决。”得到这个承诺之后，聚集在现场的村民也就慢慢散开了。后来得知，此事最终由施工方找来本村两个村民，将下水道中的垃圾清理掉。

“卫生的现代性要求城市景观进行功能性分离区划，创造可见与不可见的事物。与一个现代城市的地面建筑相对应的，便是地下的城市，一个由管道、下水道、水槽和坡道构成的城市，可以让垃圾和水变得无影无踪。”[12]208“地下城市”无疑就是由不可见的基础设施所组成。在美丽乡村建设过程中，同样有一个可以被称之为“地下乡村”的设计，下水道即为其中的构成部分。阿帕杜莱在为一本基础设施研究的书作序时指出，将基础设施作为城市日常生活的一个维度而不是城市技术的一个维度来处理，将使得不可见的基础设施变得更加具有可见性。研究日常生活中的基础设施，可以让我们看见社会的脆弱性（the fragility of the social）[13]。从这个案例我们可以看到，社会的脆弱性不仅体现在城市的日常生活之中，同样也体现在乡村，尤其是在一個试图实现基础设施现代化的村庄。在美丽乡村建设过程中，无论是类似道路、牌楼这类可见性的基础设施，还是类似下水管道这类不可见性的基础设施，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施工过程中存在的问题，而这个问题不是基础设施本身的毛病，实则是社会脆弱性的表现。尤其是当一场大雨将原本铺设在地下的基础设施的不足暴露出来之后，社会的脆弱性由此也就暴露无遗。基础设施的修复，同时也是人与人之间关系的修复与维系。不难想象，如果村委干部们一直对这被堵住的下水道不闻不问或者推脱干系，那么民众与村干部之间的信任关系无疑要受到考验与冲击。

4.传统建筑的修复

相较于美丽乡村建设项目，传统村落保护项目的开展要更晚一些，迟至2018年10月份，施工队伍才开始进入本村进行传统建筑的修复工作。原本计划是三个月之内将所有的修复工程结束，实际的时间比这更久。县里的相关负责人在正式施工的半年前来过一次，对需要修复的庙宇及古民居挨个查验了一番。分布在村庄主要街道上的庙宇与古建筑是此次修复的重点，这些修复点的选择明显是为了让这些传统建筑能够以一种更全新的面貌出现在外来游客的眼中。

对此，樊小不无抱怨地说道：“有人住的不修，没人住的都修，真是个怪现象。”他的房屋是一处居于村内巷道中的古宅院，早在多年以前，这处房屋就被列入到危房改造的名单之中，却迟迟没有动工。樊小是村里为数众多的单身汉之一，而贫困的经济状况使得他根本无力修复这处赖以生活的院子。整个院落的多个房屋出现了坍塌，以至于他现在只能蜷缩在一个小配房里生活。他甚至愤恨地说道：“如果这个小配房也没法住的话，到时候我就把铺盖搬到大队去住。”被列入到修复名单的院子中的古民居，只有位于奶奶庙对面的一处还有人居住，其他的都空无一人，甚至有好几处房屋的主人自始至终没有回来监督施工队修复他们的宅院。

首先，对于那些很早就外出工作并且已经定居城市的人来说，他们一年里头返回老家的次数少之又少，就连老宅院的钥匙都交给附近的邻居代为保管，他们很少将过多的资金投入到看起来已经不再可能长期居住的老房子上。因此，这些老房子恰恰由于房屋主人们的外出与离去而没有获得更多的翻新机会。这些房屋的主人们并没有像20世纪90年代村里大部分的村民那样，将整个院落按照当时流行的风格重新修整，从而使得房子更多地保留了原有的面貌。而那些居住在家的人，尤其是当经济条件稍微好转，就为了子代的婚事而装修房屋，反而使得原有的房屋格局及样貌发生了极大的改变。其次，村庄中那些经济状况不佳的人，尽管他们的房屋已经破旧不堪，但是修复之后包括村干部在内的其他村民也没有办法从他们身上换取更多的好处，自然也就很容易被排除在优先考虑的范围之内。也就是说，至少在资源有限的条件下，他们并不会成为优先考虑的对象。最后，由于村庄的旅游发展计划，所有修复的房屋都被圈定在更方便的主干道上，这样每个前来旅游观光的游客进入村庄之后都能顺利地被这些建筑所吸引，更是缩小了选择的范围。某种意义而言，这类项目的修复工作就是一个资源再分配的过程。村干部们已经顺利地将项目争取下来，如何再将这些项目妥善安排，自然需要考虑上述多个方面的因素。在这样的情况下，也就容易出现樊小所说的“怪现象”。

需要提及的一点是，村中奶奶庙的重修工作早在施工队进驻村庄之前就已经基本完成。所有的修复款都来自庙宇平日的积攒以及村民的捐款，其中村民的捐款多达14万元。在这之前，奶奶庙的会头吴二咨询过村里的干部们，是否会将此庙的重修纳入项目计划之中，不过并没有得到对方的肯定答复，吴二便依靠个人的关系，号召村民捐资重修庙宇。村里老百姓对于此类修庙的事情非常热衷，大量在外生活的人都被动员回来捐款，在没有国家的相关款项的支持下，他们仍然不遗余力地将庙宇修建好。庙宇的修建意味着公共生活空间的扩展及延续，此类公共事务的存在，从一定意义上凸显了村民自身的日常生活逻辑。毕竟奶奶庙与当地村民的生活紧密相连，很多宗教生活都在此发生，比如：小孩的开锁仪式、司机们的祭车仪式等。

当然，这并不表示他们排斥国家项目的修复，否则也就不会在后期与村委沟通修庙的一些花费问题。在这里，“沾光”一词值得一提。在项目进村之后，当地村民经常使用这个词语来解释自己的行为。对于当地村民而言，他们理所当然地将这个项目归功于国家，而不是村干部或者与之相关的群体的“跑项目”行径。如何在项目实施的过程中“沾国家的光”，是他们力图达成的一件事情，如果谁不让他们沾国家的光，他们就非常容易记恨某个人，这也是村干部们所忌惮的一点。因此，村干部们往往需要为自己的决策提供足够多的解释空间。

三、国家工程与乡村政治

虽说基础设施的建设已经结束，但是村民们对于该项目实施过程中出现的问题的批评却没有随着施工队伍的离去而消失，并且这种批评借由村庄的选举而公开化。2018年，恰好村委会要举行三年一次的换届工作

此后，村民选举的时间从原本的3年改为5年，这意味着重新换届的村干部们的任期延长至5年。，虽说换届的时间在五、六月份之时尚未敲定，不过某天清晨，醒来的村民突然发现大街小巷的墙壁以及电线杆上张贴了打印出来的“大字报”，内容主要是斥责村两委的干部们“监守自盗、贪污受贿、中饱私囊，把村里的工程搞得都是豆腐渣项目”。村里人对于是谁张贴了这份带有攻击性质的“大字报”议论纷纷，不过他们无一例外地认为这是提前吹响了换届的号角。显然，有人想借这次换届的机会让现任村干部们下台。

2018年8月初，村庄选举的事情终于提上了日程。在推进乡村振兴战略的过程中，中央为了加强党对农村工作的全面领导，贯彻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明确了“村党组织书记应当通过法定程序担任村民委员会主任和村级集体经济组织、合作经济组织负责人”这一条例。这一举措的初衷也是为了避免村主任与村书记在工作过程中互相推诿，影响工作的效率及积极性。实际上，当地镇政府在引导该村的选举过程中就试图贯彻这一条例，从而实现村书记与村主任“一肩挑”的局面，并且在该镇范围内的人口较少的大多数村庄中收获了预期的效果。然而，这一举措并没有在本村实现，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镇政府并没有正式宣布本村村书记的正式任命通知。尽管村内党支部已经完成了内部选举，被推选出来的书记却始终没有得到镇政府的一纸任命，而是让他暂时负责所有工作，这一度让村中的党员们感到困惑，等到选举前夕，人们才恍然领悟到镇政府的意图。然而，该村是全镇的人口大村，在完成镇政府指派的任务时，其工作量相比一些人口较少的村庄要大得多。村书记考虑到如果自己兼任村主任，这就意味着村委班子成员将要减少一名，而分担在每个村委成员身上的担子又将加重，今后更为繁重的工作任务是可以预见得到的。最终，村书记向镇政府表达了自己的想法，并表示不参与此次村主任的竞选。

及至9月份正式选举前夕，村中再次出现了大字报，相对第一次而言，此次内容更加详细。在这份公开的大字报中，村干部又一次受到了点名道姓的抨击。有意思的是，国家正在全国范围内进行一场力度相当大的“扫黑除恶”的行动，本村的院墙上按照镇政府的要求也张贴了一些宣传标语。这份大字报将村干部任职期间的某些所作所为界定为“严重的黑社会行为”，显然别有深意。实际上，村书记已经不遵从上级政府的命令，放弃参与此次村主任的竞选。况且，村书记一职也并不从村民委员会的选举中产生，但在另外一份公开书中还是遭到了批评。在这份公开书中，大量有关“良心”“黑心”“公心”之类的词汇出现，从道德层面对村干部们予以批评，并历数了他们的“罪证”。这些谴责大多涉及国家投入到本村的一些建设项目，尤其是美丽乡村建设项目，投入资金多且牵涉项目类别广。而就在选举当天，有一村民甚至在现场阻拦村民往投票箱中投票。在他看来，选举之前应该要求这一届村委干部们将村中财务公开，他特别提及美丽乡村建设项目的款项问题，质疑部分款项去向不明。他的发言引来了现场的一阵骚动，不过并没有持续多久。选举现场，有两名镇政府工作人员负责监督选举流程，同时还有两名派出所的民警维持现场秩序，这位村民最终被拉入到屋子内进行了时间不算太久的训话，这场选举小风波也就此告一段落。我们不能直接断定上述大字报就一定是那些竞选人所为，然而毫无疑问的是，村中有人想借助村庄选举这个关键节点，将此类国家项目建设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公开化，以方便更多的民众参与其中，从而达到选举他人上台的目的。

需要提醒的是，此次村庄选举采取的是自荐方式，所有准备竞选的村民都必须在规定的时间里提交一份自荐书以获得候选人的资格，竞争的职位包括村主任、副村主任、村妇女主任、村会计等，其中妇女主任与会计是一人兼任，所以，实际上只有三个职位。而在正式选举之前，所有候选人的资料都将递交到镇政府，但凡在公安机关留有打架、斗殴甚至是更严重的刑事犯罪等案底的候选人都将无法通过政审，并自动取消其候选人的资格。在最初申请竞争村主任的5人中，有1人因早年有过交通肇事逃逸罪而失去了候选人的资格。现任村主任试图在此次选举中连任，他在自荐书陈述了任期内所做的工作，其中特别重要的功绩就是顺利申请到美丽乡村建设以及国家传统村落这两个大项目。可能是凭借这样的政绩，村主任与副村主任在此次选举中最终都顺利连任。

从最初的“跑项目”到最终的“项目进村”，我们俨然看到此类国家工程在实施过程中遭遇到一些不曾预料到的社会后果。“地方干部们竭力追求并赢得上层领导控制的资源，正如在不同朝代许多代人所做的那样。”[14]导言他们为了顺利争取到国家项目，不停地与上级领导部门周旋，并发动可以调动的所有资源去“跑项目”。虽然，国家有意通过各种手段规避村中干部们直接参与项目的具体实施，但是，这些国家工程并非单纯地作为一项国家投资进入到村庄中来，而是被村庄领导人当作一项政治资源加以利用。一旦项目申报成功，村干部们很容易将其视为自己的一项功绩，甚至由此认为自己具备分配项目的权力。事实上，施工队伍如果离开了村干部的支持，要想顺利施工也并非易事。而民众则认为，项目来自国家，属于国家投资项目，在项目实施过程中就算是享受项目带来的实惠也是“沾国家的光”。因此，他们理所当然地认为，村干部们没有这个权力去随意分配这些项目资源。更主要的是，这项政治资源在分配过程中，一旦没有兼顾到某些村民的利益导致村内分配不均，或者说一旦民众发现村庄领导人在项目实施过程中有不当之处，这些国家工程又演变成村民攻讦村庄领导人的武器，国家工程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被深深地嵌入到当地的政治生活当中。

四、乡村建设与乡村振兴

如果我们回顾整个中国乡村建设运动史，可以发现乡村始终被作为“定性”的对象，生活在乡村中的人则经常被外界社会所“界定”，大量试图改造乡村的政治力量、经济资本由此很顺利地进入到乡村社会并试图去改造既有的面貌。这些“介入者”大多怀有极为强烈并不加任何怀疑的价值观念，试图以此去改造与现代性观念有着极大差异的乡村社会。然而，他们在建设过程中可能恰恰忽视了身处乡村社会中的主体本身，即农民。为此，方李莉甚至提出了“乡村重建是中国的百年之痛”的说法[15]。晏阳初在乡村建设过程中所说的一段话，至今仍值得深思：

农村建设应该由农民自动起来建设，否则，仍是和过去一样，在某个时代，由某一位名高望重的人出来提倡一种运动，社会上就风靡一时的随着动起来，等到时過境迁，当年的蓬勃热闹，也就消沉下去。为什么？因为运动的发动，不合人民的需要，不能在民众身上立基础，没有生根，自然不能生长，不能永存。[16]37

段村的美丽乡村建设与传统村落保护这两个项目都仰赖于国家的投资，很难说这两个项目是农民自发起来建设的，倒更像是当地民众为了应对乡村社会的发展而做出的主动调整与适应。村庄北边的国道是晋煤外运的一条重要运输线，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当地村民依赖着这条道路从事煤炭的运输与贩运，分布在道路两旁大大小小的煤场一度多达100余个，村民们在这长达三十年的煤炭经营中一度发展得很不错。即便是今天，这条国道依然承担着重要的运输功能，只是，随着近几年国家环境政策的管控，此类路边煤场不再被允许经营，这迫使以此为业的大量村民不得不外出务工。而村庄的发展模式也不得不做出调整，本村所实施的国家工程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开始申请并付诸实践的。

相较于以往，如今的村庄领导人越来越需要具备一种与上级打交道的能力，换句话说，就是是否具备“跑项目”的能力。自从税费改革以后，村庄的发展资金在极大程度上都依赖于国家通过各种项目重新分配到村，村庄再也不可能像以往那样依靠收取煤场承包费从而自主地应对诸如国家摊派的教育集资等各类费用。在这种情况下，村民们在选举之时更倾向于将手中的选票投给那些在村委任过职，并且与镇政府的工作人员都相对熟悉的那个人，在他们看来，这样的村干部更有可能争取到外来资金。2018年村庄换届的结果从侧面上证实了这点。最初的五个村主任候选人，只有在任村主任拥有较长时间的任职经历，其他四人均没有在村委会任职的经历。在任的村主任为本村争取到国家级传统村落以及河北省美丽乡村两项重要的称号以及与之配套的建设资金。因此，当村民们发现他们可以不用花费一分钱就能利用外来的资金重新改变村庄的面貌之时，这种选举的倾向由此得到了进一步加深。

在调查期间，一条被称之为“天路”的旅游路正在加快修建的进度。这条“天路”一旦修建成功，将连接整个县域范围的古村落，相关旅游景点由此也被纳入规划的旅游行程中来。段村最初并没有被纳入这条“天路”的修建范围之内，因为，从村庄里头穿过的那条国道的存在使得县政府认为没有必要再投入更多的资金去修建另外一条道路。然而，当地村干部却与某个国家级传统村落的村干部们协商一致，在坎坷的山路上开辟出一条行程更短的路线出来，使得两村的联系更加紧密，促使段村与远近闻名的另外一个国家级传统村落之间的交通变得更加便捷。显然，村庄领导人意识到当这条国道“越来越养不住人”之时，村里的古驿道、古庙宇、古建筑以及其他的村庄资源照样可以发挥不一样的功能。发展村庄经济的方向并非总是一条，可供人们依赖的道路并不是唯一的，这条道路之外依然还有另外一条道路可供选择。人们并不会拘泥于现实的状况而束手无策，相反，他们会利用既有的资源来努力开辟另外一条适合村庄发展的道路。因此，村庄领导人积极向外争取资金，向上“跑项目”，试图顺利融入整个县域范围内的旅游经济发展宏图中来，并让本村庄的既有历史文化资源成为发展旅游的优势资源，通过宣传与打造以吸引外人前来参观。

只是，无论是在城市还是在乡村，基础设施建设从来不是一项单纯的技术工程。国家工程在乡村展开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要与乡村社会文化网络、乡村政治发生碰撞甚至是冲突。段村的美丽乡村建设项目，某种意义而言尚处于初步阶段，因此，诸多项目更多地聚焦于基础设施建设。而在基础设施建设过程中，我们发现工程施工的预期想象在实践过程中总是会存在一定的偏差，这种偏差导致了一些没有预料到的社会后果。

首先，基础设施建设过程中需要触碰到乡村社会中广泛存在的公与私的问题。我们依据基础设施的使用群体来划定基础设施的类别，即公共生活基础设施与私人生活基础设施，这实际上意味着人们对待这两种不同类别的基础设施存在明显不一样的态度与行为。对于自家的厕所，尤其是那些建造在院外的私人厕所，当厕所改造得以实现之后，大多数人不再愿意将其与外人共享。而村里的公共卫生间，由于缺乏稳定资金的维护，不仅污秽不堪，甚至连设备也被损毁。这迫使村干部不得不同样采取锁门的方式来应对，有的卫生间的门甚至被撬掉。村民们不会像维护自家厕所那样，去维护属于村庄公共的卫生间而村中其他公共基础设施的建设，虽然不乏村民积极参与其中，并且通过不同方式迫使施工队不敢随意应付。然而，更多的村民依然还是抱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态度，充其量对村委或者施工队进行言语的抱怨或者舆论的谴责，却缺乏行之有效的举措去真正依照他们自己的意愿来建设这些基础设施。

其次，基础设施的建设是国家意志的体现，然而在实施过程中不可避免地要嵌入到地方政治当中。无论是美丽乡村建设项目还是国家传统村落保护项目，国家花费了如此多的资金去建设和保护村庄，其最终目的自然是为了创造一个更有利于当地民众生产与生活的环境。然而，出于技术或其他层面的考量，当地民众甚至村干部实际上是被排除在项目之外的，他们对于项目的实施并没有多大的发言权。从工程建设的角度来说，施工队完全不需要与当地民众发生任何关联就能顺利完成某个项目的施工。但是，在具体的实践过程中，尤其是从项目的科层管理角度来看，施工队又不得不处理好与当地民众的关系，尤其是与当地村干部的关系。即便村干部们无法直接参与到项目实施的现场中去，但是，当项目审批顺利通过之后，他们俨然已经将获批的项目当作某种政治资源，并借此来提高自己在村庄中的声望与地位。因此，在项目实施过程中，他们会巧妙地利用既有的话语权介入到项目的决策与施工现场，从而左右项目的进展速度与完成质量。事实上，民众也从来不认为村干部们与项目施工没有任何联系，他们理所当然地把施工队当作“外人”，而作为村庄主人的村干部无论如何都是不能缺场的。如果村干部想在项目施工过程中撇清关系或者说有其他不当的举动，都将遭到村民们的非议。

最后，基础设施建设的最初意图与基础设施使用者之间存在观念与理念之间存在的偏差，这种偏差是现代性逻辑与乡土社会逻辑之间的差别造成的。由于村庄在建设美丽乡村与保护传统村落的过程中，夹杂着其他层面的目的，即发展乡村旅游。这就决定了在资金无法覆盖村庄所有的传统建筑的情况下，必须对需要维护的传统建筑有所选择与取舍。对于樊小而言，他遵从的是一种乡土社会的生活逻辑，如果房屋出现了破损，那么在保证生活的情况下应该得到优先的选择机会。然而在建设乡村旅游发展的思路当中，他的房屋的維修却不是最急切的。这两种逻辑之间的偏差，往往容易激化村庄中潜在的社会矛盾，使得部分村民内心产生不公平感，这也正是乡村振兴过程中尤其不能回避的问题。

无疑，任何工程的实施都必须直面身处乡土社会行动逻辑中的个体与组织，切不可简单复制与移用来自城市的一整套经验与逻辑。在中国社会，类似“要想富，先修路”这样的话语与发展思路具有不容置疑的号召力与行动力，这句话的潜台词其实也就是基础设施建设先行之意。我们当然不是说否定基础设施的重要性，但是，我们亦不能陷入“物质基础设施拜物教”的陷阱当中，认为每一个村庄的发展都必须匹配带有模式化与类型化倾向的基础设施。我们更应该从乡村社会的既有资源出发，考虑到乡村社会中使用基础设施的主体本身对于此类资源的需求与看法，充分将乡土社会的逻辑纳入国家工程建设的过程中来。在建设乡村以及振兴乡村的规划设计图景之中，我们应该注意到什么类型的基础设施必须优先考虑，哪个方面的基础设施可能会在建设过程中出现实践的偏差。我们无须再去重申乡村建设与乡村保护对于振兴乡村的重要性，但是，我们需要提醒一点，“建设”与“保护”作为两个核心的关键词，始终伴随在中国乡村发展的过程中，甚至在一定时期相互抵牾，以至于各持一端的人们在面对中国乡村发展的道路选择上出现了诸多的分歧与矛盾。因此，我们更应该意识到，发展并非意味着拆除原貌，保护也并非意味着保留现状，乡村建设与村落保护并不是处于一个截然相反的对立面，两者应该结合起来。在尊重与保护村庄既有的历史文化资源基础上，继而进一步根据实际情况考虑村庄的建设与发展，改善或者更新乡村的基础设施，而非一味追求一种所谓的“现代化”发展模式[17] 。

五、结语

乡村建设，某种意义上来说也是基础设施的替代、更新甚至是反复循环的过程。基础设施的拆，既是社会界定或者社会选择的后果，亦是一种新关系的重建过程。一般而言，被拆的对象往往都被界定为“旧”的、传统的、不符合当前现状的，所以，需要用“拆”这个社会举动将之摧毁并随之“建”一个“新”的、现代的、符合当下的事物。在这样的观念认知下，人们很难拒绝采用符合当下审美标准及偏好的材质对乡村的基础设施进行更新换代，这也是我们在基础设施建设过程中反復看到拆与建的原因所在。然而，正如赵旭东所言，我们“最好是把传统与现代性之间的关系看作是一种相互切换的关系，即前景与背景之间的切换关系。”[18]如果一味地将传统与现代对立，而忽视了两者之间的转换关系，那么我们就很难理解为何有些基础设施会出现“复古”的场景。伴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持续推进，我们应当对乡村基础设施的建设有一种警醒的意识，切不可一味否定村庄既有的传统资源而简单挪用外来的发展模式，当然也不能完全拒绝吸纳与借鉴外来资源而理所当然地认为乡村就应该保持原状。

乡村振兴过程当中，国家利用“项目进村”的方式对于乡村社会里的基础设施进行更换与替代，无疑满足了人们享受便利的现代化基础设施的愿望。实际上，无论是城市地区还是乡村社会，国家对于道路、网络设施等基础设施的修建都投入了大量的资金，这不仅极大地改变了中国社会的交通、通信等诸多方面的状况，同时也为中国经济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在此背景下，我们更应当积极参与到当下中国范围广阔的基础设施建设的现场中去，描绘、记录乃至反思这样的“发展”行径。更主要的是，尝试着从多个角度去观察与理解当地人如何利用这些基础设施来展演自己的生活与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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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赵旭东.拆北京：记忆与遗忘[J].社会科学，2006（1）：116-126.

（责任编辑：杨 洋，王勤美）

收稿日期：2020-04-03

基金项目：中国人民大学亚洲研究中心资助项目 “从‘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对社会科学本土化的再思考”（18YYA01）;第七届中国人类学研究生田野调查奖助金“道亦有道——太行山区一村落的道路民族志”。

作者简介：

罗士泂，男，江西泰和人，博士，北京体育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研究方向：乡村社会研究、物的人类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