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中对机器理论作了系统的批判性阐释。针对蒲鲁东将机器视为分工的反题，把机器与使用机器的方式混同起来，用“注意”“建议”等观念颠倒了分工和机器之间的真实关系，通过竞争这个经济范畴而非诉诸现实的运动来消除机器的后果等错误观点，马克思详尽考察了现代工厂的原貌和机器的发展史，确立起从分工和工场手工业到机器和大工业的论证思路，并一直沿用到《资本论》及其手稿中。在此基础上，他深刻地揭示出大工业中使用机器（而非机器本身）的后果是包含着个人解放从而实现自由个性的征兆。相形之下，蒲鲁东则陷入词源学意义上的自由观念中无法自拔，根本无助于破除使用机器对自由个性的束缚。

关键词：分工;工厂;使用机器;后果;自由个性

中图分类号：B0-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099（2020）04-0013-10

How to Break the Fetter of Free Personality Held by Using Machinery：

a Comparative Study on Machinery Theory in The Poverty of Philosophy

YANG Hongyuan

（Institute of Philosophy of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 Beijing， China， 100732）

Abstract：

It is generally known that Karl Marx made a systematic critical interpretation of machinery theory in  The Poverty of Philosophy. As the prime target of Marx， Proudhon confused machinery and its operation method. In his opinion，machinery is the antithesis of division of labor; besides， he reversed the real relationship between machinery and division of labor through the concept of “notification” and “advice”. On this basis， Proudhon tried to eliminate the consequences of machinery by the way of competition which is an economic activity rather than a realistic one. In order to criticize Proudhons erroneous views， Marx inspected the original appearance of modern factory and the development history of machinery， establishing his logic form the division of labor， the manual manufacture of factory to the machinery in industry， and was extended to The Capital and its manuscripts. On this basis， he revealed the most profound point that the consequences of using machinery （not machinery itself） in the industry is the sign of including the possibility of personal liberation so as to realize free personality. Instead， immersed in the concept of freedom in the sense of etymology， Proudhons seemed effortless in breaking the fetter of free personality held by using machinery.

Key words：

division of labor;factory; using machinery; consequence; free personality

广泛的分工和机器大生产是现代大工业的重要标志。自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确立以降，如何破除使用机器对人的自由个性之束缚，就成为各种社会思潮中间的一个普遍话题。马克思与作为其重要思想参照系的蒲鲁东（Proudhon）也不例外。遵循分工和使用机器之间所具有的内在关联的理论共识，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中通过批判蒲鲁东的机器观，诸如错误地将作为生产工具的机器归结为经济范畴，根本不了解机器发展史，脱离具体的社会形式而直接把机器看成一般分工的结果等论断，客观呈现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机器或工厂的原貌，并基于此指明个人摆脱使用机器的束缚从而复归其自由个性的合理路径。鉴于当前学界对《哲学的贫困》中的机器理论缺乏系统论述，特别是忽视蒲鲁东机器观之原貌的考察，本文采取比较研究的方式，力求作较为全面而客观的阐释。

一、机器的双刃作用及其破解办法

在蒲鲁东“悉心”构筑的经济进化系列中，新机器的出现是为了解决劳动者和分工规律之间的“纠纷”。他认为，作为分工的反公式，机器的作用在于把分工割裂的各部分劳动重新联结起来，从而使劳动者恢复应有的状态，减轻工人的劳动强度，降低产品的价格，活跃各种价值之间的交流，促进新发明和提高社会福利。与此同时，机器这一经济范畴也不可避免地受二律背反规律的影响，使工业不断趋向用机器操作代替人工劳动，将一部分劳动者从生产中排挤出去。生产中断、工资降低、生产过剩、商品滞销、货物变质、假冒伪劣、破产倒闭、工人失业、能力退化和疾病死亡等，皆为机器给社会经济生活带来的破坏性影响。机器的部分改进，使1名工人能够完成过去4名工人所负担的工作;机器造成的生产过剩，导致英国的一座工业城市仅一年冬季就有1 720名工人被解雇;与法国财政收入大幅提高相伴而生的是贫困人口剧增，僅巴黎就有36万生活困难者，……[1]180-181凡此种种，均证实了机器既在现存的经济制度下促进了公众福利的提升，又成为产生贫困的经常性原因之一。

为了彰显其机器观的“独到之处”，蒲鲁东再次拿出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来说事。他指出，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家总是满足于阐释机器的积极作用，忽视其破坏性的一面，直至在面对无法逃避的贫困问题时，才不得不搬出劳动者没有长远打算之类的说教。例如，萨伊（Say）将机器被普遍使用的条件，限定为代替一部分手工劳动并且不会降低产品的数量，以此证明机器始终是有益的。换句话说，产品因其数量丰足和成本低廉而降低了交换价值，所有的人都可以从中获利。又如，杜诺瓦耶（Dunoyer）既主张人口增长作为机器发展的产物，却又把贫困归因于工人过早地草率成家。除此之外，蒲鲁东还特意评述了机器带来的两种劳资对抗现象：其一，资本家普遍期许的机器使资本摆脱了劳动的束缚等于自取灭亡，工人本身兼具生产者和消费者的功能，若机器完全取代工人就无人消费，生产亦随之迅速停滞;其二，英国近期的工人同盟和罢工的停止，并非如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所言是秩序恢复的标志，而是工人的本能反应：不能在机器带来的贫困处境上“火上浇油”，饱尝罢工带来的贫困。

在经济矛盾体系中的机器阶段，“雇佣劳动”（salariat）是突出的特点，“工场”（atelier）则为首要的、最简单的和最显著的产物。按照蒲鲁东的解释，作为出现于分工和交换之后的降低成本的观念，雇佣劳动是机器这种把资本视为生产动因的经济范畴的直接结果。分工将劳动的不同部分隔开，力求使每个人都能从事最惬意的专业。与之相反，工场依据整体与部分的关系对被分割开来的劳动者进行重新组合，是实现价值均衡的最初形式。在此，需要指出的是，法语“atelier”泛指工作场所，根据它在不同社会形式中的组织方式，可被分别译作“作坊”（封建城市中手工业生产的基本单位）、“工场”（以手工劳动为主的并带有资本主义性质的生产组织形式）、“工厂”（泛指资本主义机器大生产，即使用机械劳动代替手工劳动的资本主义工业组织形式）。然而，蒲鲁东在使用这一概念时却没有看到它在不同社会形式中的实质差别，用以泛指全部社会形式中的工作场所。他把工场和机器并列起来，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的工廠及其制度为范本，使之成为永恒范畴并推广到一切社会形式中。

言归正传，出于直观呈现分工、机器或工场、雇佣劳动之间关系的需要，蒲鲁东构建出一个有趣的系谱图：假定某个人曾经“注意”（remarque）到分工能够提高劳动效率、增加产品数量。于是，他抓住这一线索作进一步思考，发现从同一行业中选拔一批劳动者组成一个固定集团，以便在减少费用和提高产量的基础上持续生产。这个集团即为工场，它自身不要求其全体成员集中起来同劳同得，只需有统一的观念来协调各部门劳动之间保持一定的比例关系。与此同时，这个人还向有合作意愿的人“建议”（proposer）说，只要接受他成为购买者或中间人就能使其产品销售不滞，就可以实现“双赢”——既让建议者本人获取较为丰厚的利润，又使合作者得到较为稳定的工作从而获得生活的保障，尽管工场的成立不可避免地要剥夺一部分劳动者工作的权利。诚然，在工业的萌芽时期，这个后来变成工场主的人和他的合作者（后来的雇佣工人）处于平等关系中。但是，这种最初的平等势必由于工场主的有利处境和雇佣工人的从属地位而消失殆尽。工场作为联合的一种形式，其结果必然为消灭独立的劳动。用法律赋予个人以企业经营权、单独劳动权和产品销售权等，对此皆于事无补。

更为严重的是，“机器或工场通过使劳动者从属于一位主人而贬低其地位以后，最终还把他们排除于手艺人的行列之外，使他们下降为小工。”[1]194蒲鲁东继续阐释，随着机器或工场在工业中的普遍应用，劳动者遭受的奴役日剧加重。除了工人的生活贫困与地位卑微之外，机器或工场带来的最严重后果是，让神圣法权（权威原则）进入政治经济学领域。相应之下，一系列的经济学术语，诸如资本、特权、垄断、信贷、私人所有、工长制度和股份公司等，就变成了权力、主权、成文法、启示、宗教之类的代名词。为了规避劳动者失去工作抑或遭受压迫之不利局面，蒲鲁东煞有介事地分析了所谓解决机器二律背反问题的主要方式，试图通过辨别得失来找寻一种可行路径，使机器与工场及其等级组织，从专门为少数不付出任何劳动的富有阶级服务转向为大众福利服务。

第一，取消分工、机器和工厂，复归原始的家庭不分工状态。这种“返璞归真”的自给自足状态，除了意味着社会退步之外，别无他用。

第二，实行劳资联合，让全体劳动者共享集体经营中的利润。可是，资本家和机器发明者断然不会放弃独占利润的优越地位，协调他们与工人之间利益的重新分配无异于火中取栗，并且极容易倒向共产主义的乌托邦。机器的使用注定趋于利己主义，绝不可能促使人与人之间产生博爱原则和共有观念。以共有为进步目标并将机器收归国有的做法得不偿失。一方面，机器正常运转的保障离不开庞大的服务设施，由此增加的劳务数量远比机器所减轻的数量多得多;另一方面，机器的日常运行造成的劳动输入和产品销售所耗费的社会财富，比分享产品的利润要大许多。

第三，发挥教育的作用，从思想上革除机器带来的弊端。这一想法是自相矛盾的，教育起良好作用的前提在于受众获得自由，可人们却由于机器的出现而普遍退化为奴隶、工具乃至物品。早在工人地位卑微的事实形成以前，语言和词汇这种理性的自发表现已经判定他们蒙受屈辱的命运。具体来说，“奴役”（servitude）一词意指人从属于物的状态，“奴隶”（survus）一词则表示受人掌控的有用之物。封建法律中关于农奴附属于土地的规定，无非是对奴隶一词的婉转表达。正是深刻认识到劳动作为塑造自由的教育活动，古代人才把奴隶工艺和自由工艺划分开来。被奴役者的一切习惯、偏好、倾向和情感等，均具有堕落的特点从而导致普遍的破坏性。此时，教育贫困阶级的行为纯属在这些堕落的灵魂里制造最残酷的对立，将他们根本无法接受的观念、不相协调的情感和不能感受的欢乐强加其身。

第四，推行定额工资，让它固定在资本家与工人都能接受的范围。然则，机器使用方法与工业管理制度等的不断变化，使定额工资诉诸实行时必遭违反。新发明的每次出现都有产品价格降低相伴随，尽管人们于特定时期内达成某项工资的定额。矛盾相应地也产生：在能够独立发明某种机器，在工资不变的情况下制造出比竞争对手更廉价的产品，唯有停工、辞退工人或降低工资方为资本家的出路。

第五，完善过渡状态，通过政府赔偿来维护公共利益所造成的损失。此方法的实质是组织劳动。可是，组织劳动的关键并不在于完善历次革新中的过渡状态，而在于找到可适用于一切可能出现的过渡状态的自发的原则或规律。主张完善过渡状态的人没有提出这样的规律，其立论的全部要点无非是让一个“慷慨大方”的政府提供赔偿。按照他们的理解，任何文明国度的政府如果事先无法给予个人以合理的赔偿，就不能用维护公共利益的名义来调整劳动、打乱工业进程、侵占私有财产。但是，政府实际上拥有的只是税收，即从纳税人手中取得的时间和金钱。依靠税收来补偿被淘汰的工业部门等同于排斥机器和各种新发明，要么倒退为工业专制政治，要么蜕变成一种济贫税。

第六，促进劳动转移，由没有私营的公共事业吸纳被解雇工人。审视这一办法的依据：绿化山坡、疏浚河道、开垦荒地等公共事业的需要。不难发现，山坡荒芜、河道阻塞以及土地废弃等现象之所以存在，就在于对他们加以改造非但无法带来任何利润，反而有可能连投入的成本都收不回来，否则逐利的资本早就涉足这些公共事业。以开垦荒地为例，就像“普罗米修斯”的第二次“创世记”所做的那般，“社会天才”会“聪明”地首先开垦最易于耕作、最有把握、最必需和最不费力的土地，再逐渐利用投入生产力相对较低的土地，最后进一步增加资本、机器和新发明，不断完善分工，使垦荒成为现实。矛盾亦由此产生，原本为了转移因机器而被解雇的工人所进行的公共事业，却不得不诉诸机器与新发明。

综上所述，蒲鲁东总结说，与其偏执于上述不着边际的幻想与自相矛盾的办法，倒不如听从命运的安排，走向经济矛盾体系中的竞争时期，从根本上解决机器的二律背反问题。正如他本人所描写的这般“危言耸听”：“在百喙怪蛇般的分工和桀骜飞龙般的机器之间，人类将变成什么样呢？两千多年前，有一位先知曾经说过：当撒旦看着他的牺牲者时，战火已经燃起，万民受劫，散逸四方。为了使我们在饥荒和瘟疫的双重灾难中幸存，上帝便给我们送来竞争。”[1]208

二、工厂或机器的历史分析与经济考察

针对蒲鲁东把机器变成工厂的“蹩脚”辩证法，马克思直指这种做法的实质——循环论证與自相矛盾。具体而言，蒲鲁东将工作日视作现代工厂制度的特有产物，以工作日的延长及价格降低作为从分工中推导贫困的依据，实质上已经预设了工厂的存在。但与此同时，他又将工厂视为对分工所造成的贫困的否定：“工业是在与分工规律相对立的过程中采用机器的，目的就像为了重建被分工规律严重破坏了的平衡，……社会上新机器的不断出现，是分工的反题，即分工的反公式;这是工业天才对分工和杀人劳动的抗议。”[1]164，167要言之，工厂既是促使分工产生贫困的先决条件，又是解决这一问题的方法，如此前后不一，表明了蒲鲁东辩证法的“绝妙”！

更有甚者，蒲鲁东居然无视经济范畴的历史性和暂时性，把劳动者所遭受的精神屈辱，从手艺人贬低为小工乃至工具，直接归结于分工、机器或工厂的结果。马克思认为，作为对劳动的组织与分类，不同时代的分工由于生产工具的差别而形态迥异，手推磨所决定的分工和蒸汽磨所决定的分工之间有着实质的区别。因此，忽略分工的历史性及其拥有的生产工具的异质性，反而从一般的分工出发得出机器这个特殊的生产工具，无疑是对历史的虚化与否定。蒲鲁东凭借“卓越”的想象力，视分工为人类社会发轫之时的现象，认为彼时即已将劳动分成不同的部分从而使个人各司其职。然则，这一现象直至由竞争统摄的现代工业时期才开始出现。就其性质来说，机器和机器的使用有着本质的差别。正如拖犁的牛一样，机器只是一种生产力，而非社会生产关系及作为其理论表现的经济范畴，以使用机器为基础的工厂才属于社会生产关系的范围。

对于蒲鲁东构建的从分工到工厂再到雇佣劳动的“有趣”系谱及其实质，马克思有着鞭辟入里的理解[2]623，他明确指出这是“历史的叙述的方法的又一标本”，就像用“建议”来“描绘”使用价值向交换价值的转化过程那般。作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特有的形式之一，雇佣劳动的产生虽同分工、机器、工厂之间存在必然的联系，却不是从“建议”之类的观念引申出来的偶然事件，也不是超越一定社会形式的所谓“机器”时期的显著特点，而是取决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工人对资本家的绝对从属地位。在资本家全部占有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境况下，一无所有的工人除了出卖自己的劳动力之外，别无他法。雇佣劳动的产生意味着，劳动对于工人是异己的东西，是牺牲自己的生活从而不再是自身生活的目的。异于批判蒲鲁东分工理论时的做法，马克思不再只从好、坏两个方面着手，转而诉诸工厂或机器的历史分析与经济考察，呈现其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的原貌，进而审视他们是否使权威原则进入社会、是否作为被分割劳动的重新合成抑或对立于劳动的分析的合题而存在。

分工是作为整体的社会与工厂的共同特点，但工厂制度中的分工方式绝不可推广到全部的社会形式中。因此，工厂或机器并非在分工之后将权威原则加诸社会之上。马克思指出，工厂主占有全部生产资料而取得的权威，对于工厂制度中的分工是缺一不可的：由工厂主根据预先制定的规则将工作分配给每个工人，从而组织起完善的工厂以保证物质生产。然而，工厂绝非资产阶级社会的全部决定力量，工厂主个人权威的总和不可能直接成为整个社会的支配原则。实际上，除了自由竞争之外，没有什么别的权威可言。现代意义上的工厂产生以前，不论处于宗法制度或种姓制度下，还是处于封建制度或行会制度下，整个社会的分工及工场所依循的规则也不是个别立法者的权威，而是取决于当时的物质生活条件，并且经过很长时期才上升为法律。不仅如此，社会中的分工越不受权威原则所支配，工场内部的分工越依赖于个人的权威。

那么，工厂究竟是如何产生的？在创作《德意志意识形态》时，马克思已经详细梳理了工厂与现代大工业垄断从世界历史形成的前提条件——真正的工场手工业——之间的关联。所谓真正的工场手工业，是指中世纪手工业和使用机器的现代工业之间的工业状态。随着各民族国家间交往的日益扩大、人口的进一步集中、资本的不断积累、市场的逐步扩展到国外，一些超越行会制度的生产部门纷纷建立。尔后，更大规模的人口跨国度迁徙时期正式开启，现代意义上的国家与国际秩序的“雏形”产生，出现了商业和工场手工业集中于一个国家的现象。这种现象不仅创造出更为广阔的世界市场和更大的产品需求，而且极大地超过了原有生产力的范围。再加之诉诸革命手段获得的国内自由竞争、自然科学，尤其是理论力学的创立和发展等因素的共同作用，“把自然力用于工业目的，采用机器生产以及实行最广泛的分工”[2]565的大工业最终形成。

秉承上述思路，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中进一步论述了真正的工场手工业的必要历史条件，批驳了蒲鲁东依靠抽象公式“创造”历史的荒谬做法。一是资本的迅速积累。此处特指美洲新大陆的发现和贵金属输入促成的资本积累。二是阶级的地位改变。交换方式的普遍扩大，势必带来地租和工资的降低、工业利润的提高。相应之下的土地所有者，即封建主、劳动阶级的地位逐渐衰落，资本家阶级的地位不断提升。三是市场的普遍扩大。好望角与东印度之间航道的开通极大地增加了商品流通的数量，殖民地制度和海上贸易的发展亦“功不可没”。四是人口的规模迁徙。被剥夺收入来源的大批人口之所以出现，一方面在于封建主的地位衰落使其无力供养大量的侍从，这些中下层人员未进入工场前即已成为流浪者;另一方面在于耕地变为牧场和农业的进步势必造成耕作所需人手的减少，使得大批农民不断被赶出乡村，流入城市的工场中。这种人口迁徙现象不是蒲鲁东所描绘的平等者之间“建议”的结果，而是流浪者出于生存不得已而为之的行为，是他们同商人及行会师傅进行激烈斗争的结果。

事实上，在工场手工業所处的16—17世纪，拥有相同技艺的不同部门之间并未分离到蒲鲁东所说的程度，以至于只要将他们集中到固定的场所就可以形成工场。相反，只要劳动的主体及工具在一定的地点被集合起来，过去以行会形式存在的分工就会再度出现，并且反映到工场内部。换言之，工场手工业的进步性不在于各部门劳动的重新分割，致使专业化的工业降低到适应简单的手工操作的程度，而在于将众多劳动者和诸种手艺集中到一定的场所并受资本的支配，继而进行较大规模化生产，减少不必要的生产费用，等等。马克思据此总结到，蒲鲁东颠倒了工场及其内部分工之间的关系，他在这方面犯了和斯密一样的错误。

颠倒分工和工场手工业的关系的做法，由于无视历史事实而漏洞百出;将机器视为分工的反题和使被分割的劳动复归统一的合题的观点，更是荒谬至极。众所周知，真正的机器直到18世纪末方才出现，其实质为劳动工具的集合，绝非工人本身的各种劳动的组合。对于机器发展的历史，马克思有着清晰的认识：简单的工具、工具的积累、合成的工具、以人为动力的合成工具、由自然力推动的合成工具、单一的机器、具有单一发动机的机器体系、自动发动机带动的机器体系，这些依次构成机器发展的进程。与蒲鲁东把机器当作对分工的否定刚好相反，生产工具的集聚与分工的发展始终彼此依存、相互促进。以当时工业最为发达的英国为例，早在土地这种农业劳动工具集聚之际，就存在农业分工甚至使用机器开发土地。新机器的发明进一步加快了工场劳动与农业劳动的分离，把过去结合在一起的织布工人和纺纱工人分开：前者可以住在东印度，后者却能居于英国。尔后，机器的应用促进了分工规模的扩大，使大工业完全脱离了英国本土，并且依赖于世界市场、国际交换和国际分工。最后，机器对分工的影响发展到这样的地步：只要任何物品的某一部分有可能用机器制造出来，它的生产就可分为彼此独立的不同部门。总的来说，蒲鲁东的机器观非但没有超过斯密的水平，反而一直“东施效颦”，在未能认识不同时代的分工之间差别的前提下，贸然将机器和一般分工联系起来。

正如马克思摘录尤尔（Ure）《工厂哲学》一书中的观点：“当亚当·斯密写他那本关于政治经济学原理的不朽著作的时候，自动工业体系还几乎不为人所熟悉……自动体系的原理就在于用机械技艺取代手工劳动，以及操作分解为各个组成部分以代替手工业者间的分工。在手工操作制度下，手工劳动通常是任何一件产品中花费最大的因素;而在自动体系下，手工业者的技艺就日益为看管机器的简单动作所代替。”[2]628-629更为重要的是自动工厂中还蕴含着唯一的革命的一面。它在导致劳动者丧失专业性、陷入“职业痴呆”的同时，产生了消灭这些弊病的力量——专业化的工业一旦全部停止，个人对普遍性的追求以及全面发展的趋势就开始显露。蒲鲁东不懂得自动工厂中的革命性，却又误导工人学会依次做完“别针的十二个部分”（斯密语）来获得这样的全面发展。此类观点显然意味着社会的退步，让工人退回到中世纪的手工作坊里，因而远未摆脱小资产阶级的幻想。

三、相对剩余价值生产中的分工与机器

马克思批判蒲鲁东机器观时正面阐述的微言大义，特别是从分工和工场手工业到机器和大工业的论证思路，被一直沿用到《资本论》及其手稿中，其内容得到了进一步丰富和发展。正是在此意义上，马克思将《哲学的贫困》称作《资本论》的思想萌芽。借鉴斯卡尔培克（Skarbek）把现代社会的分工划分为一般的分工、特殊的分工和真正的分工[3]，马克思写作《哲学的贫困》时业已注意到不同时代的分工之间的差异性，开始有意识地区分整个社会内部的分工和工场手工业中的分工。延续这一做法，马克思在《资本论》及其手稿中进一步探究了这两种分工的区别与联系。其中，整个社会内部的分工（一般意义上的分工）可以适用于资产阶级社会及其之前的一切社会形式中。一方面，商品生产中的每一种商品皆为其他商品的代表，每一个商品所有者或生产者相应地成为一定的特殊生产部门的代表。这些特殊生产部门的总和，即他们作为社会生产总体的存在，是以商品的交换或流通为中介的。在没有工场手工业分工情况下，整个社会内部的分工也能够达到相当大的规模。另一方面，一定的特殊生产部门制造的特殊商品，与其他一切特殊生产部门制造的异类特殊商品相对立。

与之相反，工场手工业分工则主要表现为，在不依赖于商品交换时（产品尚未被当作商品来生产的情况下）也可能发生。各种不同的劳动在一个统一资本的支配下，通过直接的协作来生产同一种商品。资本家作为全部商品的所有者，同没有独立性的工人相对立。当然，工场手工业分工只是具有相对的独立性。马克思指出，只有在商品交换中发展起来的整个社会的劳动分化，不同的生产部门才会相互分离并从事专门的特殊劳动。易言之，工场手工业分工必须以整个社会内部的分工为前提。与此同时，工场手工业分工又反作用于整个社会内部的分工，从而扩大后者的规模。作为资本的一种特殊生产力形式，工场手工业分工不仅能够缩短某个商品生产所耗费的劳动量，为新的生产部门腾出劳动创造条件;而且可以使同一个使用价值的各个组成部分成为彼此独立的不同产品来生产，也就是从属于同一个生产部门衍生出不同的生产部门。以斯密为代表的古典政治经济学家，将工场手工业分工和整个社会内部的分工混为一谈[4]305，未能把工场手工业分工理解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特有事物，因而无从认识分工与机器的联系已改变了劳动的性质及形式。从斯密的分工理论中引申其主要观点的蒲鲁东，自然无法幸免于犯类似的错误。

劳动工具本身的生产，尤其是已经使用当时较为复杂的机械装置的工场的建立，是工场手工业分工最完善的产物之一。这一产物自身又制造出机器，使得手工业活动不再成为整个社会生产的支配力量。在此基础上，按照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使用机器的目的、机器发展的进程、机器的价值向产品中转移的方式、机器生产的直接后果及其对工人的直接影响，对机器体系构成的工厂的总体考察、工人与机器之间的斗争、工人从机器中获得解放的条件和方法等顺序，马克思详尽论述了资本主义使用机器的前提、过程与后果。

具体而言，缩短工人的劳动能力再生产（或者工资）所耗费的劳动时间，而非缩短工人的工作日，即他们从事商品生产的劳动时间，这是资本主义使用机器的主要目的。马克思认为，工人劳动时间中的有偿部分和无偿部分此消彼长，他们的工作日中为自己劳动的部分一旦缩短，为资本劳动的部分就会相应地延长。机器缩短了商品生产的必要劳动时间，使机器自身包含的劳动时间少于它所代替的劳动时间，创造出資本家延长工人工作日的新的条件，即大批的生产和极小的损耗。机器的效用能够增强到这样的程度，以致单一工人就能完成过去多个工人协作的工作。不仅如此，因机器的使用而加入单个商品的成本中的价值部分，要小于同一商品的成本中劳动和原材料的价值部分。相形之下，蒲鲁东尽管看到了资本主义生产中工人工作日延长的现象，但无从正确地解释它，只得将其归结为分工的后果，并用构成价值、普遍良知之类的虚无缥缈之物加以说明。

马克思继续分析说，随着使用机器的条件的满足，并逐渐在生产部门中占据主导地位，就不可避免地带来如下主要后果：

第一，延长了仍受旧的生产方式支配的工人的必要劳动时间。不论是代替了诸如纺纱之类的手工业生产，或者在只以分工为基础的工场手工业内部发生革命，还是用更完善的机器排挤旧的机器，抑或是将机器应用于工厂中的局部操作上，都会导致这样的结果。上述情形出现于机器发展的“幼年”时期，他们彼时只是由独立的工人及其家庭来使用生产效率相对较高的工具。

第二，延长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工人的绝对必要劳动时间，即总工作日。资本主义对机器的普遍使用，创造出工人自身和资本家可能强制的延长劳动时间的新条件。起初，体力劳动的减轻使工人不会轻易抵抗劳动时间的延长。随着工人技能的熟练性被机器的简单操作所彻底取代，加之天性上较为顺从于资本专制的女工和童工的出现，工人更无法奋起反抗了。一方面，“一旦工作日由于习惯被强制延长，那就会像在英国一样，要经历几代人的时间，工人才能重新把工作日恢复到正常界限”[4]376;另一方面，工作日的延长既能够节约机器的追加成本，又可以尽可能地增加绝对剩余劳动，从而使机器成为获取最大限度的无偿劳动量的手段。

第三，通过浓缩劳动时间来增加绝对劳动时间，从而获得绝对剩余价值。机器的使用不仅提高了劳动生产率和劳动质量，而且加大了劳动强度，增加了一定时间内消耗的劳动量。相对于商品生产量和机器使用量的同时增加来说，工人的人数由于机器改良而大为减少。此时，唯有迫使工人加倍且争分夺秒地劳动，方可让他完成以前多人所完成的工作。在所谓的劳动紧凑缩小劳动时间的间隙的情况下，甚至不延长工人的工作日，也可以增加资本家的利润。英国十小时工作日法案的颁布没有减少资本家的利润，即为很好的例证。

第四，消灭或改变了简单协作甚至发展为分工的协作。使用许多工人的播种或收割等作业被播种机或收割机所取代，压榨机代替脚来榨取葡萄汁，用蒸汽机将建筑材料提升到建筑物所需的高度，……这样的事例比比皆是，在此无须赘言。

第五，消解了工人为其合理诉求而进行的罢工。正常的工作日、提高工资或阻止工资降低，工人罢工的大部分目的始终关系到限制剩余劳动时间量的问题。为了镇压罢工，资本家使用机器作为缩短必要劳动时间的直接手段。换句话说，机器就其使命而言成了与劳动相敌对的资本形式，即资本驾驭劳动的权力以及资本镇压劳动追求独立之一切合理行为的手段。不言而喻，英国棉纺业中的走锭纺纱机、精梳机、搓条机等，均是为了镇压罢工而发明的。

第六，改变了工资的性质。鉴于机器的使用提高了工人的劳动生产率，工人享有以此带来的部分利润，即为合理的要求。这样一来，工资要么“吞没”利润，要么成为利润税。然而，资本家绝不可能接受工人的这种要求，由之进一步加剧了和工人之间的对立。

第七，迫使工人沦为全日工。工人过去时常苦于原材料的缺乏或者手工无从操作，不得不长期停工并陷入持续的贫困中。机器的使用固然有助于加工手工操作效果很差的原料，增加了原材料的供应量，提高了工业废料的利用率，以致他们本身轻而易举地成为农业及其他生产部门的交易品。但是，它导致了劳动的更大持续性，使得工人达到劳动时间的最高限度，也就失去了全面发展的任何可能。

第八，代替了劳动从而极大地减少了工人数量。从根本上说，使用“更少的人”和“更短的时间”，对于制造一种产品是同一回事。机器既然能够缩短单个工人的必要劳动时间，那么，同时也使生产同样成果所需的工人数量减少。除了工人数量减少的程度差别之外，使用机器的不同方式之间没有任何其他的特殊之处。

以上内容是对《哲学的贫困》中机器观的极大丰富与补充。相较而言，蒲鲁东只从取代劳动、加剧奴役等方面论述机器的“坏的方面”，就显得过于片面和无所适从了。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才具有了“立即对蒲鲁东的全部废话一并加以考察”[4]394的充分准备。

四、使用机器与实现自由之间的关联

任何工具的使用都必然与实现人的自由发展发生关系。不容置辩，马克思和蒲鲁东在机器问题上有着相同的理论归旨，即通过消除使用机器的后果来复归人的自由个性。这一共同目标的形成，一脉相承于自启蒙运动以降的构建理想社会形式的核心问题——解决自由个性与劳动者不断沦为机器的附庸之间的矛盾。但是，对使用机器与实现自由之间关联的理解的差异，决定着马克思和蒲鲁东各自的机器观的高下之分。

在讨论使用机器的目的是解决分工的二律背反问题之前，蒲鲁东就作了一些哲学上的“一般性思考”，用以“正确”评判机器的作用。蒲鲁东认为，哲学史与历史哲学看似区别很大，实则属性相同，因为全部的哲学就是形而上学，数学、经济学、政治学和自然史等每个分支学科中也都包含着形而上学，即使把全部的历史划分为最细小的科目亦然。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诸象，不论大小如何、性质为何，本质上无不蕴含着整个哲学。这就是说，任何自然产品、政治制度、经济制度和宗教制度等，皆为哲学的一种自然的实现或实际的应用。自然规律与理性规律的同一性、物质规律与观念规律的同一性，也可以随之得到证实。“总之，人类的事实是人类观念的化身;所以，研究社会经济的规律就是创立有关理性规律的理论，就是创立哲学。”[1]167

从上述观点出发，蒲鲁东得出了以下结论：政治经济学中作为分工的反题或反公式出现的机器，表征着人类思想中与分析相对立的综合。犹如分析和综合可以构成全部的逻辑与哲学，政治经济学在有了分工和机器之后便完全形成了。在他看来，劳动能够将分析和综合集合到一种持续不断的行动中，也就是作为逻辑的外在形式而对现实与观念加以概括，因而具有普遍的教化作用：“劳动在把才能加以区分并且通过行业分工为才能的均衡化作好准备以后，便依靠机器来把智能彻底武装起来。”[1]171人的智能生而等同，只是由于专业知识、使用方式与教化途径等的不同，出现才思迥异、各有所长的芸芸众生。随着社会的日益进步和工具的不断完善，个人的才能终将归于等同。如若不然，劳动就不再是一种普遍的教化方式，它对于不同的个人分别成了特权和惩罚。

然而，才能的等同或均衡状态并非使用机器的最终目的。按照蒲鲁东的解释，人类的机能主要有两类：一为感觉、意志、热情、兴趣、本能、情感等;二为注意、理解、记忆、想象、比较、判断、推理等。人类机体的各个器官不是这两类机能的基础或根源，而是这些机能的实证的和综合的、生动的与和谐的表现形式。每个人也是这两类机能相结合的产物，自由与智慧的综合构成了完整的人。同理，机器作为人的自由的象征，是人类的能力属性、权利表现及人格标志。这里的“自由”（liberté）特指一种尚未确定的消极的能力，是对一切事物都不偏不倚的，接受一切发展可能的自发状态，并且有待于在外界的影响下形成自身的价值和特点。经由教化的作用，自由的能力逐渐摆脱不偏不倚的状态并确定为“意志”（volonté）。蒲鲁东认为，从词源上考察也会得出这样的结论。“Liberté”的拉丁词根是“libet”（喜欢），后者依次派生出“liberi”（父母对自己喜爱的子女的专属称谓）和“libertas”（贵族子女的身份、性格与意向，即自由）。在拉丁语中，“libertas”的反义词为“libido”（无法无天、不认祖国的奴隶式狂热，即放肆）。若自发性所作的决定是积极的、有益的、向善的，就是“libertas”;相反，若为消极的、有害的、向恶的，就是“libido”。

正如理性所作的决定可谓观念一样，自由所作的决定可称作是意志、情感、习惯、风俗，等等。蒲鲁东进一步分析说，上述两种决定可以结合到一个有理性的自由人身上。所以，他们应当彼此扶持、相互影响。个人只有使自己的理性与自由协调发展，才会获得达到幸福境界的可能。在这个过程中，理性一旦出现疏忽乃至谬误，致使带有自发性的自由成为不良的习惯，其自身就会受到影响并进一步导致墨守成规（偏见），不再创造符合事物的自然关系的正确观念。当这种偏见深入人的意识中无法被根除时，理性和自由对人的作用便降到极低的程度并导致不幸。这在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家和社会主义者身上表现得尤为明显：前者并不认可价值尺度的存在，把供求关系视为商业的规律，使其自由被野心、利己主义、投机所驱使，导致商业沦为某种规则保护下的赌博，进而在财富的源泉上产生贫困;后者本身就是陈规陋习的奴隶，只知对贫困的结果进行抗议而从不尝试消除贫困的根源。综上可见，“自由的决定愈是符合理性的规律，亦即符合事物的规律，自由就愈是完美;而且，既然理性是無穷尽的，那么，自由也是无穷尽的。换句话说，充分的自由存在于完美的理性之中。”[1]176-177既然机器是为了消解分工的矛盾的理性规律，那么它本身属于自由的决定，最终必然促进自由的实现。

通过对机器的历史分析与经济考察，马克思认为蒲鲁东将使用机器归结为天命的或慈善的目的不值一提。一方面，现实的需要，即市场扩大到手工劳动不再能满足其需要，促使人们运用18世纪即已充分发展的机械学来制造和使用机器;另一方面，在机器最初使用或者自动工厂刚刚建立时，就表现为残酷的阶级压迫而非自由的实现：儿童成为可以买卖的对象，并在工厂主的鞭笞下工作，工厂主不断地发明和使用新的机器来对抗工人的罢工，工人非但不会服从于所谓的权威反而持续地反抗和破坏机器。总而言之，机器的使用加剧了社会内部的分工，简化了工厂内部工人的技能，推动了资本的集中，使人进一步被分割。相比于分工作为社会历史发展的主要标志、根植于社会历史发展的每个阶段的重要范畴而言，机器这个纯粹的生产工具要简单得多。相应之下，使个人摆脱机器的束缚的难度要比从分工中复归人的自由个性小一些。马克思指出，使用机器的自动工厂在产生职业痴呆的同时也形成了消灭它的力量：“当一切专门发展一旦停止，个人对普遍性的要求以及全面发展的趋势就开始显露出来。自动工厂消除着专业和职业的痴呆。”[2]630

大工业中使用机器（而非机器本身）的后果中包含着个人解放征兆的观点，被一直沿用到《资本论》及其手稿中。诚如马克思所言：“一种历史生产形式的矛盾的发展，是这种形式瓦解和新形式形成的唯一的历史道路。”[5]562在大工业中，机器的使用这个生产方式的发展趋势即在于此。马克思指出，大工业的本性是从来不把一定的生产过程的现存形式看作最后的阶段，它通过机器等方法使工人的职能和劳动过程进行社会结合，不断地随着生产技术基础的变化而发生变革，从而产生两种相对立的结果：一是劳动变换和职能变动下的工人的全面流动;二是旧分工方式及其固化专业的再生产。这个“绝对的矛盾”既有破坏工人生活的一切安定及保障的一面，又通过消灭狭隘的专业劳动来实现工人尽可能多方面的发展，使得“把不同社会职能当作互相交替的活动方式的全面发展的个人”取代“只是承担一种社会局部职能的局部个人”[5]561成为可能。上述可能性意味着，劳动的变换不再只是不可克服的自然规律以及盲目地去破除阻碍这种自然规律的各种力量，而是社会生产的普遍规律。

参考文献：

[1]蒲鲁东.贫困的哲学：上卷[M].余叔通，王雪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

[2]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3]SKARBEK.Théorie des Richesses Sociales[M]. 2. d. T. 1. Paris： A. Sautelet et cie，1839：95.

[4]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2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

[5]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责任编辑：张 娅）

收稿日期：2020-05-20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以现实问题为导向的《资本论》哲学思想研究”（19CZX003）。

作者简介：

杨洪源，男，河北黄骅人，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副研究员。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哲学。